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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公文碑与古代行政程序探析
【英文标题】 The Tablet of Official Document and Ancient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作者】 李雪梅
【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分类】 中国法制史【中文关键词】 公文碑;行政程序;行政权;“碑本”
【英文关键词】 Tablet of Official Document;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dministrative Power; Beiben
【期刊年份】 2020年【期号】 1
【页码】 120
【摘要】

中华法系“重实体、轻程序”的特色,几成为人们的共识,但中国古代公文碑所呈现的繁复行政过程及“程序化”特色,对这一共识形成挑战。历时长久、适用广泛、形式多样、存量可观的公文碑是研究中国古代行政权、行政程序、行政监管等法律制度的珍贵史料。碑石上的“行政授权”“行政许可”以及“反向行政”等内容,揭示了中国古代行政权在制度建构、秩序维护和社会运行中的关键机制。对包括碑刻在内的传统史料的系统整理和重新发现,对于构建中国传统法律话语体系,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英文摘要】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mphasizing entity and neglecting procedure” in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almost become a consensus. However, the complicated administrative process and “procedural” characteristics presented by the tablet of official document in ancient China challenge this consensus. The tablet of official document, which has a long history, wide application, various forms and considerable amounts, is a precious historical material for researching the legal system of ancient China, such as administrative power,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 etc. The inscriptions of “administrative authorization”, “administrative permission” and “resist administrative intrusion” reveal the key mechanism of ancient Chinese administrative power in system construction, order maintenance and social operation. The systematization and rediscovery of the traditional historical material, including the stone material,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legal discourse system.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6346    
  

古代行政、行政权在传统中国政治建构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已得到法学界和历史学界的共同认可。艾永明认为至迟从唐代开始,中国古代法律已经不再“以刑为主”,而是行政法律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以行政法律为主是中国古代成熟时期法律形态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古代行政法律之所以异常发达,除了行政管理必然要求法制化(文明化)的一般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的行政权力异常强大和重要。{1}喻中认为按照传统中国固有的逻辑,以听讼为标志的“司法”,其实就是需要处理的“政务”或“行政”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把“行政”理解为“对政治意志的执行”,那么,传统中国的“司法”其实就是“行政”。在地方州县,“司法”甚至构成了“行政”的核心内容。{2}杨一凡将古代成案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行政公务类成案,一类是以刑案为主的司法成案。行政公务类成案是在具体的行政过程中产生的,通常采用公文的形式。{3}阎步克认为中华法系是“行政化”的法律体系。{4}李伯重认为“近代以前的国家权力主要是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则是行政权的附庸。行政权又可分为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帝制中国的国家权力也主要是行政权”。{5}上述代表性的观点,均揭示了“行政”在中国传统法律制度乃至在中华法系中的特殊意义,同时也表明了行政、行政权在本土法律话语体系重构中,需作进一步的阐释。中国原生史料法律碑刻所呈现的“程序不可或缺”特色,尤其值得重视。

一、公文碑之“碑本”观察

(一)公文碑之“公政”特色

中国古代行政活动的基础是公文,而中国法制“镂之金石”传统的核心特色是布行“公政”。{6}( P.311-315)“公政”中的“公”指“公权”,“政”指“政事”,这一特色在公文碑中表现突出。由于公文与行政权在制度建构和实施中的融洽,公文碑成为再现中国古代法制“公政”特色的重要资料体系。

公文碑是中国古代法律碑刻的重要类别。古代法律碑刻发展的一个鲜明特色是公文与私约并行。这一特色在汉代碑石上已经呈现。东汉建初二年(77)《侍廷里父老僤约束石券》为早期私约刻石的代表,永兴元年(153)《乙瑛碑》为早期公文碑样式的经典。由纪功碑时期(汉代)转入律令制时代(唐代),公凭、私据均得到进一步发展。历经宋金时期公文碑的程式化普及,蒙元时期公文碑的功能突显,至明清进入公文、私契的常态化阶段{7}(P.1-16),法律与行政的互动也得以充分体现。

综观法律碑刻的发展历程,尽管自汉代已呈现出公文和私约并进的态势,但两者在法律碑刻中的地位和作用尚有不同,主要表现为“公”强“私”弱,具体而言有以下四点:

第一,公文碑在数量、种类及社会影响方面均明显强于私约碑。另公文碑在汉代显现出一定程式化的特征,《乙瑛碑》《张景碑》等均表现出公文的连贯性和行政运作程序。但私约碑体式不明,字数繁简不一,简略者如《大吉买山地记》不足十字,详实者如《侍廷里父老僤约束石券》有数百字之多。

第二,公文碑在唐宋金元时期得到充分发展,形成“碑以载政”的时代特征。此阶段不仅公文碑在法律碑刻中的比重占绝对优势,而且公文的层级丰富,既有君命文种,如诏书、诫敕,也有中央和地方公文,表现形式多样,或牒、记并存,或数种公文并刻、累刻于石。且碑石所载行政事项之报批、传达程序完整,以碑石为媒介的行政管理方式渐得到社会的认同。而私约刻石发展较平缓,除在某些特定区域和年代有快速增长外,总体看,私约碑在法律碑刻中所占的比重并不突出。

第三,公文碑的独立性强于私约碑。在复合文体的碑石中,公文多表现为主体,私约多处于附属,且私约受公文影响的痕迹较为明显。私约内容以契约和规约为主,其发展可概括为两个特点。一是制约方式遵奉先祖神灵崇拜和盟誓的传统,如汉代《真道冢地碑》,有不得违犯先人之戒约;北朝延昌十五年(569)《麹斌施入记》所载誓书内容延续了先秦的盟誓惯习。另一是文本内容受法律、公文的影响。如西晋太康五年(284)《杨绍买地瓦券》尾刻“民有私约如律令”,宋绍兴十一年(1141)《刘三解元买地券》中有“永为公据者”之语,宋景定元年(1260)《有宋王公百四秀才葬地符券》中有“诏书律令”之言,明成化十四年(1478)《李善买地券》文体也宛若公文格式,等等。

第四,公文的效力持久,约束力强。明显的例证是异朝刊刻公文碑现象,如宋代刻隋唐公文,金元刻宋代公文。同时,一些守产置业的私约、私契内容,多依附于公文、圣旨,刻载于碑阴。明正德四年(1509)《大觉寺地产碑》刻于弘治十七年(1504)《大觉寺皇帝敕谕碑》之阴,首行题“今将大觉寺原钦旨庄田并置买地土数目开坐”,也是借皇帝敕谕效力之余荫。

(二)“碑本”与“文本”比较

将公文铭刻于碑石之上形成的公文碑,与文本公文是两个概念。即每一通公文碑都包含两个文本:一是被摹刻的“文本”,它们或是公文原件,或是公文副本,是公文碑的基础。明清时期的文本性公文存世尚多,宋元及以前的文本公文原件目前难得一见。如宋代敕牒文书原件,目前所知者仅有山西发现的北宋崇宁二年(1103)七月的《赐庙额牒文》和大观四年(1110)十二月的《封顺民候牒文》。{8}近年较重要的发现是浙江金华武义县出土的徐谓礼文书(包括录白告身、录白敕黄、录白印纸三部分)。{9}然而唐宋金元时期依公文原式摹刻的公文碑却多达数百件,即公文碑的“碑本”形态,是尚未引起学界充分重视的珍贵一手史料。[1]

作为实物存在的公文碑或碑拓,是一手的“碑本”史料。公文的“文本”和“碑本”形态关系紧密但又有明显不同,主要表现在:一是公文文本的形成时间和公文碑的刻立时间存在时间差。有的公文碑刻立时间距公文下发时间甚远,甚至有跨朝代刊刻现象。如浙江杭州嘉靖十八年(1539)立石的《三茅宁寿观牒》系重刻宋绍兴二十年(1150)牒文{10}(P.349),金元时期重刻前代敕牒公文的现象更为普遍,现所知金代重刻宋代公文碑不下10种,以寺观敕牒为主,重刻时间距发文时间最短者18年,长者217年;元代重刻宋代敕牒5种,重刻金代敕牒2种。分析重刻公文碑的题记内容,适足以检验前朝公文的法律效力。与此相关的是,公文讲求时效性,法令对公文审批、运行时间有严格规定,而公文碑除一些特殊种类如御制碑、榜谕碑及个别明确要求立碑时间、缴碑本(此处指碑拓)存档外,大部分不受时效制约。二是存在方式和功能迥异。“文本”原件往往由官府保存,下发时以副本传递,总体以秘藏为主。将公文刊刻于石则强调公示、传承。三是公文碑呈现的诏令、敕牒等公文,不仅主体文字,而且敬空、提行、署衔、印押等公文合法性要素,均按原格式摹刻,甚有将公文外封也依式刻石的情况,如山东泰安岱庙金大安元年(1209)《谷山寺敕牒碑》,首行“尚书礼部封”为牒文的封皮。从第2行“尚书礼部”至最末行“寺额付僧智崇”为牒文。除原样再现公文文本之外,碑石上尚有新增内容,如以“碑额”明确立碑者对碑石的定性,以“记”交待立碑的原因,以“题名”表示立碑的责任者等,形成较平面“文本”内容丰富、形式丰满的立体“碑本”史料。

一手“碑本”史料信息完整,文献、文物和制度三重属性紧密结合,不可分割。将“碑本”资料汇集为碑文辑录等二手史料时,文献属性依旧突出,但碑石的文物、制度属性往往被忽略。纵观古今文集、史书对公文以及公文碑的载录,多关注实质性内容,格式的完整性似无关紧要,故省略公文词头、落款、印文信息等的现象较为普遍。形式雷同的敕牒公文和白话圣旨,仅备录二三,且辑录时的通行作法是按文本形成时间而非刻碑时间排列。这些均造成“碑本”信息严重缺失。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公文与文书的概念不尽一致。公文是行政文书的简称,具有内容和程序合法、形式规范等特色。近年兴起的古文书学研究对象包括官私文书,但官文书一般不包括君言文书。本文所称“公文”“公文碑”,涵盖君言文书如诏敕、圣旨等,以及各种形式的官文书。

二、公文碑功能类举

公文的“碑本”和“文本”之异显而易见,但立碑者期以达到的目的却复杂多样。纵观自汉代以来公文在碑石上的样貌,大体表现为从保留局部、关键公文体式,到摹刻完整公文体式;从一事一刻,到数文累刻的发展趋势。古代公文碑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累刻、复刻、续刻、改刻、异朝刊刻等现象,其实也隐含着立碑者摹刻公文的意图。解释这些样态背后的本质,是碑石功能性研究的切入点。就目前所见千余种古代公文碑,可据其功能大致分为八种类别(见表1)。

表1公文碑功能类举表

┌────┬─────┬──────────────┬────────┬─────┐
│主要功能│形式、文种│代表性碑刻         │主要特色    │流行时段 │
├────┼─────┼──────────────┼────────┼─────┤
│铭功性 │记+诏书赞+│秦《琅琊刻石并二世诏》汉《乙│公文内容完整公文│秦汉至明清│
│    │诏书奏表+ │瑛碑》唐《汾阳王置寺表》  │格式微调    │     │
│    │记    │              │        │     │
├────┼─────┼──────────────┼────────┼─────┤
│名分性 │告身敕牒册│唐《苑大智告身刻石》金《谷山│程序规范原式摹刻│唐至清  │
│    │封、诰封 │寺敕牒碑》清《索尼诰封碑》 │形式雷同    │     │
├────┼─────┼──────────────┼────────┼─────┤
│诫谕性 │圣旨榜谕、│唐《令长新诫》宋《御制八行八│御书、御制标志显│唐至清  │
│    │敕谕规条 │刑条制》明《敕旨榜文卧碑》 │著条款式呈现  │     │
├────┼─────┼──────────────┼────────┼─────┤
│护持性 │圣旨懿旨令│蒙古《阔端太子令旨碑》元《灵│编类公文一石多旨│元明   │
│    │旨    │岩寺圣旨碑》元《玉泉寺圣旨碑│的累刻碑身多截排│     │
│    │     │》             │列       │     │
├────┼─────┼──────────────┼────────┼─────┤
│证明性 │公据执照 │蒙古《普救寺公据碑》元《府学│单独公文原式摹刻│宋至清  │
│    │     │公据碑》元《静明宫土地四至执│财产权益    │     │
│    │     │照碑》           │        │     │
└────┴─────┴──────────────┴────────┴─────┘

续表

┌────┬─────┬──────────────┬────────┬─────┐
│主要功能│形式、文种│代表性碑刻         │主要特色    │流行时段 │
├────┼─────┼──────────────┼────────┼─────┤
│确权性 │圣旨札子牒│宋《敕赐十方灵岩寺碑》宋《给│长文内容复杂讼案│宋至清  │
│    │判    │复学田公牒》宋《给复学田省札│内容原式摹刻  │     │
│    │     │》元《大都大延洪寺栗园碑》 │        │     │
├────┼─────┼──────────────┼────────┼─────┤
│授权性 │规章、规约│宋《千仓渠水利奏立科条碑》宋│特殊程序、特例示│宋明清  │
│    │中书札子 │《范文正公义庄规矩碑》   │范条款式呈现  │     │
├────┼─────┼──────────────┼────────┼─────┤
│执行性 │帖札付牌 │宋《天庆观尚书省札并都符使帖│标识明显时效性讼│宋至清  │
│    │     │》明《吏部札付碑》明《烈石渠│案内容     │     │
│    │     │记信牌》          │        │     │
└────┴─────┴──────────────┴────────┴─────┘

表1所列公文碑的铭功性、名分性、诫谕性、护持性以及证明、确权、授权、执行等功能,有的表现为时代的贯通性,如铭功性公文碑延续时间较长,贯穿古代公文碑发展的始终;有的在某一时段表现突出,如护持性圣旨、敕谕碑在蒙元和明代较流行。对于功能的划分,既考虑到碑石自身的属性,也顾及到人们的法律需求在碑石上的呈现。下面仅以铭功性和授权性两类公文碑为例略加说明。

(一)铭功性公文碑

铭功纪事是“镂之金石”的基本特性。今人施蛰存曾说:“金石刻的最初作用,本是铭记功勋。”{11}(?P.33)在刻石初兴的秦汉,“歌功颂德”“树碑立传”盛行,包括公文在内的法律内容多作为陪衬记载于碑石中,著名的秦刻石便以“铭功”兼及“纪法”;在东汉《乙瑛碑》中,促使公文生效的官员及公文本身,均是被铭赞的对象,故为孔庙奏请增设百石卒史的鲁相乙瑛连同“壬寅诏书”一并流传后世。唐大中十二年(858)郭子仪曾孙郭珙刻《汾阳王置寺表》与汉《乙瑛碑》有异曲同工之效。尽管碑文的主体内容是“中书门下牒”和代宗赐谥号并御题塔额之事,但寺塔的合法性因郭子仪奏表而起,故碑额特题为“汾阳王置寺表”,以期传颂郭子仪之功绩。碑文共26行,纵向连刻两组公文和一组记文。兹按原碑格式改横排录文如下:

01故尚父汾阳[王]奏达摩祖师谥号寺额塔额度僧表并中书门下牒及牒寺牒

02河南府永宁县界熊耳山达摩禅师塔院,征事郎守永宁县令柱国桂次武,大中十二年九月日到任,方始建。

03右臣伏以达摩禅师自西方传法至中国,为禅门第一祖师。阐化梁朝,后至河南府□□寺灭度,葬于熊耳山下,遗

04塔见在。其所着履化为神泉,其所持杖变生一树。空中钟梵,往往得闻。三百余年,灵验不绝,为远近所知。自经老婆觉得我剪头发浪费钱

05圣代,未蒙旌异。臣往年曾到塔院,亲礼圣迹。及收东京日,身虽不往,心发至愿:倘禅师福祐,俾袚氛殄灭,国步再安,

06必当上闻,特加崇饰。今若缄默,有负曩诚。臣子之情,伏希圣察。特望天恩,加达摩师谥号,并赐寺额,□

07度柒僧,庶上资景福,下遂愚衷,谨录奏闻,伏听敕旨。

08大历七年十一月廿五日关内河东副元帅、司徒兼中书令、汾阳郡[王]臣郭子仪奏

09中书门下牒关内河东副元帅

10牒奉敕:达摩禅师宜赐谥号圆觉禅师,寺额为空相之寺,塔额为空观之塔,余依。牒至准敕,故牒。

11大历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牒 中书侍郎平章事元载门下侍郎平章事

[王]缙

12兵部侍郎平章事(李使) 司徒兼中书令(在使院)

13敕关内河东副元帅牒空相寺 牒奉中书门下敕牒如右,请录白施行者。各帖所由准敕,故牒。

14大历八年正月四日牒关内河东副元帅、司徒兼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子仪

15谢赐谥号御题塔额表并批答

16河南府永宁县熊耳山第一祖达摩大师塔院敕:宜赐达摩大师谥号圆觉禅师,寺为空相寺,塔为空观之塔。

17右件寺伏蒙御题塔、寺两额,中使张如津送到者。伏以达摩大师心入佛地,振锡东土,阐关遂开。塔额寺名实

18在崇饰。今圣慈鸿信,御札亲题。金榜流日月之光,香台写龙凤之状。掩凌烟于千古,降垂露于九重。非独法

19门之荣,实为天下之宝。将以永福皇祢,传乎不朽。谨附表陈谢以闻,谨言。

20大历八年四月三日关内河东副元帅、司徒兼中书令、汾阳郡[王]臣郭子仪奏

21敕:达摩禅师,迹自五天,化流三界。广津梁于东夏,弘清净之因缘。遵敬遗陈,旌题塔寺,因照正教,永播玄猷。所谢知。

22祖师塔院

23显祖忠武公大历中特奏闻崇饰。珙九年夏敕授此邑宰,至止月余,亟造塔下,而上奏旧章,

24帝锡批答,悉录白藏于塔室内。跽获稽首,捧阅再周。伏赌弘道尚教之旨,而忧国之诚,形于至愿,虽盼响

25内,不忘竭尽之恳。焕乎懿烈,扇赫今古。珙谬宰兹地,获睹遗芳,敢不发挥盛德,期乎不朽?谨用

26勒诸贞珉,以垂永永。冢孙朝议郎、行河南府永宁县令珙记。大中十二年九月日建。刻字杨绍。[2]

按碑文顺序,两组公文居前。第一组公文(2-14行)包括大历七年(772)十一月廿五日郭子仪奏表(2-8行),同年十二月十二日敕牒(9-12行),及大历八年(773)正月四日“牒寺牒”公文(13-14行)。碑文第1行“故尚父汾阳王奏达摩祖师谥号寺额塔额度僧表??并中书门下牒及牒寺牒”适为这组公文的标题,也同时表达出此组公文的构成。牒文中可见标题所示谥号、寺额、塔额之名,唯不见度僧的内容,当以“余依”(10行)表示认可。此组公文中,13-14行的内容较为特殊。“牒寺牒”是上位公文—中书门下牒的运行环节,表明关内河东副元帅郭子仪奉敕,将敕赐谥号等事的敕牒,再牒空相寺。[3]

第二组公文(16-21行)由大历八年四月三日郭子仪谢表(16-20行)和代宗批答(21行)组成,第15行“谢赐谥号??御题塔额表并??批答”为此组公文的标题。

碑记由第23-26行构成。据第22行内容,可定记文标题为“祖师塔院记”。记文交待达摩禅师塔院建院时间及郭子仪奏表、敕牒和皇帝批答等公文发现与刻石缘由。据记文可知,摹刻于石的两组公文并非原件,而是藏于塔室内的公文录白副件(24行)。当然刻石时也将公文格式作了变通。撰文者为郭子仪重孙郭珙,立碑时间为大中十二年(858)九月,相距公文形成的大历八年(773),已过去了85年。

《汾阳王置寺表》属于较典型的公文碑,文中的“表”“奏闻”“牒奉敕”“牒至准敕”等,可揭示出碑石上的主导文体。按时间落款所形成的五个纵向段落,与原公文横向铺展的形式差别较大。碑文敬空多至20余处,有空一格至四格不等。空格数较多处,在原公文中多为提行。总结体式变通呈现出的规律性特点,有助于原文书格式的复原。

(二)授权性公文碑

行政管辖、行政授权、行政许可等都是当代行政法中的概念,而这些概念所指涉的行政行为,在中国古代的行政活动中同样存在。“行政授权”在碑石上表现得较全面。相关碑石,既有反映从上而下推行政令的《御制八行八刑条制》[4],也有自下而上申请实施的《千仓渠水利奏立科条碑》《范文正公义庄规矩碑》等,“授权”的行政流程严谨规范。

以宋熙宁三年(1070)《千仓渠水利奏立科条碑》为例。该碑分为两部分,一是科条“奏立”过程,以五个套叠往来的公文记述水利规章形成和获批生效的经过;一是千仓渠水利管理十条规则。在奏立程序中涉及的公文种类有奏札、状、中书札子、圣旨、牒五种,每一个公文环节都必不可少。故“奏立”公文放在首要位置,尤其是其中的两份中书札子,是科条形成的前提和效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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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艾永明:“中华法系并非‘以刑为主’”,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1期。

{2}喻中:“从‘行政兼理司法’到‘司法兼理行政’——我国‘司法-行政’关系模式的变迁”,载《清华法学》2012年第5期。

{3}杨一凡:“质疑成说,重述法史——四种法史成说修正及法史理论创新之我见”,载《西北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

{4}阎步克:“古代政治制度研究的一个可选项:揭示‘技术原理’”,载《河北学刊》2019年第1期。

{5}李伯重:“明代后期国家决策机制研究”,载《中华文史论丛》2019年第1期。

{6}李雪梅:《法制“镂之金石”传统与明清碑禁体系》,中华书局2015年版。

{7}李雪梅:“法律碑刻研究趋势:学科交融与‘法律’话语”,载《古代法律碑刻专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8}杨绍舜:“吕梁县发现宋代牒文”,载《文物》1959年第12期。

{9}包伟民、郑嘉励?编:《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中华书局2012年版。

{10}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瑛?校补:《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11}施蛰存:《金石丛话》,中华书局1984年版。

{12}李雪梅:“公文中的动态司法:南宋《给复学田公牒》和《给复学田省札》碑文考释”,载《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十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13}李雪梅:“行政授权:宋代法规之公文样态——基于碑刻史料的研究”,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7年第1期。

{14}郭成伟?主编:《中华法系精神》,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5}侯欣一:“中国传统社会轻视程序法原因再探”,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16}(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中华书局1983年版。

{17}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18}蔡美彪?编著:《元代白话碑集录》,科学出版社1955年初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修订版。

{19}谢佐?等辑:《青海金石录》,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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