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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武大国际法评论》
论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构建
【英文标题】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作者】 何其生课题组【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
【分类】 国际私法
【中文关键词】 国际商事法庭;“一带一路”倡议;管辖权;法官的选任;司法竞争
【英文关键词】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jurisdiction; selection of the judges; judicial competition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3
【页码】 1
【摘要】 在当代国际社会,国际商事法院的建设日渐受到重视。新兴的国际商事法院呈现出组织架构专业化、机制灵活化、审判和管理信息化以及声誉国际化的特点。在中国,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筹建国际商事法庭,为当事人提供专业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建设中国国际商事法庭不仅需要有创新的制度设计,更要秉持先进的司法理念作为指引。从微观角度,中国建设国际商事法庭在法官的选任、审判语言、律师代理、协议管辖、集中管辖以及证据规则等方面存在不少困境和障碍。因此,需要在组织结构、律师代理、法官组成、管辖权、诉讼程序、判决承认与执行等相关制度领域,结合中国国情进行突破和创新,进而构建国际化、专业化、灵活化和信息化的国际商事法庭制度。从宏观而言,建设中国国际商事法庭,需要积极参与国际司法竞争,需要凸显司法服务的理念,需要合理拓展创新相关法律制度,也需要树立国际声誉和话语权。
【英文摘要】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 The newly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s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specialized framework and structure, flexible procedural mechanism, information-based trial and management system, as well as international fame. In China,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f China is preparing to establish a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to provide business parties with a specialized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not only requires innovative legal systems, but also needs advanced judicial ideas as guidance. From the micro perspective, to establish th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China faces many challenges and obstacles, such as the selection of judges, language in the trial, the system of the lawyer as agent,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 centralized jurisdiction and rules of evidence. Therefore, based on current circumstances and future developments, China should bring forth some new ideas and break through the above challenges and obstacles. From the macro perspective, to found the Chines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the court itself shoul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judicial competition, highlight the idea of access to justice, appropriately innovate legal systems and build up its international fam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9938    
  
  在对外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各国经济、文化及司法制度等方面的差异,因贸易或投资衍生出的纠纷不可避免,这不仅包括国家之间的贸易与投资纠纷、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纠纷,还包括平等商事主体之间的商事纠纷。对于平等商事主体之间的商事纠纷,解决的方式包括诉讼、商事仲裁、调解等。从世界范围来看,除了传统的诉讼,有些国家也通过设置专门的国际商事法院或国际商事法庭来高效地解决商事纠纷案件,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晚近,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建立或者准备建立本国的商事法院(法庭),试图通过这一举措增强其在国际商事争议解决市场上的竞争力,打造区域性甚至世界性争议解决中心,从而提高本国的司法竞争力。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未来必将在该倡议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多边经贸往来、民间贸易与投资的增长,可能会导致跨国商事案件的持续增长,这对中国法院专业高效地处理这些跨国民商事案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建设中国国际商事法庭不仅能推动中国国际商事审判专业化的发展,更能有效促进跨国民商事交往,保持区域内的经济与商业活力。本文主要探索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建设的困境、思路与突破。[1]
  一、建设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必要性
  (一)中国涉外商事审判发展的客观需求[2]
  当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贸易国。[3]贸易与投资的繁荣发展以及人口跨境流动的激增,潜在地会产生更多的跨国商事争议,中国有可能成为民商事争议解决的集结地之一。因此,中国具备建设国际商事法庭的前提与基础。中国也应适时抓住机遇,推进建设专业化的国际商事法庭。
  在中国商事法庭的建设上,中国海事审判的发展是很好的参照。航运贸易的发展产生了大量的海商事纠纷,中国适时抓住机遇,推进建设了专门的海事法院,建成亚太地区海事司法中心。而健全的海事审判制度不仅促进了我国航运贸易的持续增长,而且推进了海商事相关行业的蓬勃发展。从下表(表1)可以看出,我国涉外商事案件的数量尚不足海事海商案件的一半,每年的案件增长量也较少。
  表12013—2016 年各级法院审结的第一审涉外商事、海事海商案件情况[4]

┌──────┬──────────────┬───────────────┐
│      │第一审涉外商事案件(件)   │海事海商案件(件)       │
├──────┼──────────────┼───────────────┤
│2013年   │5364            │1.1万             │
├──────┼──────────────┼───────────────┤
│2014年   │5804            │1.2万             │
├──────┼──────────────┼───────────────┤
│2015年   │6079            │1.6万             │
├──────┼──────────────┼───────────────┤
│2016年   │6899            │1.6万             │
└──────┴──────────────┴───────────────┘

  一般而言,海事海商案件由于涉及领域不及普通商事案件广而且专业性较强,涉案总量理应少于涉外商事案件的数目,以英国为例,英国海事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远少于英国商事法院,以2014年和2015年的数据为例,2014年,英国海事法院受理案件197件,而英国商事法院的受案量为1174件;2015年,英国海事法院受理的案件数为205件,而英国商事法院受理的案件数为1087件。[5]但中国的实践正好相反。未来,随着中国对外贸易与投资的持续增长,涉外商事案件的数量将会有所增加,因此,中国在国际商事法庭建设方面尚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涉外商事审判对于经济发展具有能动作用。从英国商事法院的实践来看,其专业而卓越的审判服务,加上其本国完备的司法体系,对巩固伦敦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促进本国经济与商事活动稳健发展起着重要作用。[6]而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的建设以及海湾国家(如阿联酋、卡塔尔)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而新建的国际商事法院,也取得了很好的预期效果。从长远发展的角度,中国建设专业化的国际商事法庭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与商事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将带动中国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二)服务“一带一路”发展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联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密。[7]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贸易与投资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在“一带一路”深入推进的大背景下,涉外商事也呈现出三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争议数量明显增多。以上海法院为例,根据《2012—2016上海法院涉外、涉港澳台商事审判白皮书》,近5年来,上海法院涉外、涉港澳台商事案件呈现“三多”特征,其中一个特征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案件逐年增多。2012—2016年,涉及外国当事人的案件共计3138件,占比66%。当事人涉及美国、英国、日本、巴基斯坦、以色列、英属维尔京群岛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分布于东南亚及东欧地区。[8]未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继续深入推进,涉及沿线国家的涉外商事案件也可能会持续增长。
  二是争议具有国际性。国际性的特点体现在法律制度的复杂与适用语言的多样化上。由于“一带一路”涉及国家地理跨度大,覆盖范围广,沿线各国法律制度纷繁多样,还有一些国家适用十分复杂的混合法律制度,这给中国当事人了解沿线国家的法律制度带来了较大的困难。[9]在语言适用上,英语在国际商事领域以及国际商事法律中占据主导地位,[10]大部分货物销售、服务提供以及企业并购合同都采用英语撰写合同。[11]
  三是争议类型更加复杂。“一带一路”合作的领域涵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开发、物流交通、投资、产能合作以及人文交流等各个领域,不同领域的争议有着不同特点,这些专业性较强的案件加入了国际性因素后变得更加复杂。以上海法院为例,除传统国际商事合同、金融合同以外,其他如演出、居间、建筑设计、安保、海上护航等新兴涉外服务合同也逐年增多。[12]
  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涉外商事争议案件不断增长,争议日趋复杂与国际化,沿线国家复杂的法律制度可能会给审判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而建设专业化的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其所具备的专业司法服务能力,无疑有助于复杂的国际商事纠纷得以公正而高效的解决。
  (三)提供专业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一带一路司法保障意见》)中强调“支持发展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依法及时化解涉‘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争议争端”。[13]尽管国际商事仲裁、传统的国际民事诉讼以及国际商事调解在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前两种争议解决各有利弊。
  首先,仲裁的基础是意思自治,仲裁协议通常只约束双方当事人,但现代商业实践常常涉及其他主体,合同可能由多方共同订立,[14]此时,仲裁庭在没有经过第三方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很难合并当事人以集中处理争议,因为他们不受仲裁协议的约束,[15]由此还可能出现仲裁与诉讼平行进行,导致争议的复杂化。[16]相比仲裁程序,法院可以在程序规范的指引下,加入必要的当事人,将争议一并处理。[17]但是传统的国际民事诉讼往往未必能提供专业、高效而便捷的法律服务,这也导致当事人通常更愿意选择国际商事仲裁作为争议解决方式。
  其次,仲裁裁决一裁终局,裁决很少被公开,且缺少一定的上诉机制,使得仲裁裁决缺乏一定的一致性,不利于国际商事法律的统一发展。有调查显示,在处理金融领域的争议时,82%的律师更倾向于选择法院诉讼,而选择仲裁的律师只有23%。[18]其原因在于金融领域的纠纷专业性极强,常常涉及专业名词的解释,这些专业名词的界定需要遵循有指导意义的判例,而仲裁往往很难提供。[19]
  最后,高昂的仲裁费用与拖延的仲裁程序也是现代仲裁的明显缺陷。通常情况下,高昂的费用是由于仲裁程序的拖延而导致的。[20]此外,由于仲裁没有上诉机制,当事人必须全力以赴以获得有利的裁决。由于现代商事争议标的额越来越高,高标的额促使当事人为了获得有利的裁决而愿意付出过高的代价。[21]
  国际商事法院是介于传统诉讼与国际商事仲裁之间的一种争议解决方式。它能有效地弥补传统国际民事诉讼和国际商事仲裁的固有缺陷,为当事人提供公正、专业、经济及便利的纠纷解决方式。因此,从这一角度出发,建设中国国际商事法庭能有效地为当事人提供专业的司法服务,丰富涉外民商事争议解决的方式,满足包括中资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维护自身利益的强烈需求。
  二、建设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困境
  前述已经讨论,从服务国家经济发展、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司法保障及为当事人提供专业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的角度出发,中国建设国际商事法庭具有客观必要性。然而,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构建中国国际商事法庭需要对法官的选任、审判语言、律师代理、管辖权、法律选择、举证规则等问题进行回应。
  (一)法官的选任与管理
  相比于传统意义上的涉外审判法庭,国际商事法院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引入外籍法官参与案件审理。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和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就是这方面的典范。目前,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一共有15位国际法官,其中有2位来自日本和法国,其余的均来自普通法系国家或地区。[22]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由1位首席大法官(chief justice)、1位助理首席大法官(deputy chief justice)、8位法官(justice)及2位审判员(justice officer)组成。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的12位法官分别来自新加坡、英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及阿联酋。[23]通过对国际商事法院的研究可以看出,为拓宽自己国家法律服务的广度,提升法律服务的国际化程度,这些有国际影响力的商事法院在法官队伍的组成上体现出不拘一格的国际化特色。
  目前,我国建立国际商事法庭所面临的问题之一在于是否需要引进国际法官参与案件的审理。如果要引进国际法官,则可能对我国现行的法官选拔、管理制度产生冲击。
  首先,引进国际法官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对法官的国籍要求。我国《法官法》第9条第1款规定,法官必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公务员法》第11条第1款同样对公务员的国籍进行了限定。在建立国际商事法庭的过程中,如果要引进国际法官,则必须要考虑如何处理国际法官制度与现行法律之间的冲突问题;如果不引进国际法官,则需要明确如何在我国现有法官管理制度基础上,选拔高素质的国内法官来应对专业化、国际化的民商事争端,进而更好地发挥国际商事法庭的作用。
  其次,引进国际法官将打破我国现行的法官选拔体系。在我国,法官是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国家公务人员,法官的录用考核需要遵循《公务员法》、《法官法》的相关规定,这就给引进国际法官提出了两个方面的难题:一是国际法官政治素养的评定。《公务员法》第11条第3款、《法官法》第9条第3款均要求法官具有宪法意识,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但是,通过对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的研究可以发现,其任命的国际法官有相当数量来自于英美等国家。如果我国在建立国际商事法庭后决定引进国际法官,是否要对国际法官的政治素养提出与国内法官相同的要求,或者说如何解读《公务员法》、《法官法》等法律对法官政治素养的要求,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二是高水平国际法官的选拔、管理。在我国,除了《公务员法》、《法官法》对法官的国籍、政治素养等进行明确要求外,《人民法院组织法》还对法官的任免予以规定。该法第34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如果我国在建立国际商事法庭过程中需要引进国际法官,至少需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国际法官是否需要纳入公务员的管理体系?第二,国际法官的任命和罢免应该由谁提出、由谁决定?
  (二)审判语言
  在当今世界,无论是国际谈判还是国际民商事往来,英语作为一种国际性语言在其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世界一流商事法院或法庭,尤其是新成立的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和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不仅在世界范围内聘请专业的国际法官,还以英语作为主要的审判语言。根据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的规定,所有诉讼程序以英语进行。[24]此外,在近年来兴起的国际商事法院建设浪潮中,包括德国、法国、比利时在内的官方语言为非英语的国家,纷纷着手建立以英语为主要工作语言的国际商事法庭。[25]
  我国在建立国际商事法庭过程中将面临审判语言的问题。《民事诉讼法》第26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应当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的语言、文字。在建立我国的国际商事法庭时,是否需要在审判语言上进行突破同样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三)律师代理
  国际商事法庭的构建同样离不开高水准的律师参与,但各国对律师参与的程度和范围规定并不一致。有的国家,特别是法国、奥地利等大陆法系国家实行强制性的律师代理制度。但是,涉外民事诉讼中的律师代理有一个特点,即各国都要求聘请法院地国的律师。法院地国不允许委托外国律师代理诉讼主要有两个理由:第一,委托诉讼代理人的目的在于寻求法律上的帮助,而外国律师一般对法院地国的法律不熟悉;相反,法院地国的律师代理诉讼往往有利于案件的公正解决。第二,基于主权因素,外国律师是根据外国法律制度所赋予的身份,一般不为内国所承认。[26]
  为了符合国际商事纠纷解决需求,在吸收商事仲裁的优势后,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和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均突破了传统的外籍律师代理制度,允许注册的外国律师以律师身份参与案件审理。[27]外国律师可以通过注册获得在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和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的案件代理资格。其中,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设立了两种注册方式:一是完全注册(full registration);二是限制注册(restricted registration)。[28]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与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的情况有所不同,获得注册的外籍律师享有同等的代理权限。[29]
  但是,这样的做法与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解释》”)相冲突。《民事诉讼法》第263条规定:“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人民法院起诉、应诉,需要委托律师代理诉讼的,必须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律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解释》第528条规定:“涉外民事诉讼中的外籍当事人,可以委托本国人为诉讼代理人,也可以委托本国律师以非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外国驻华使领馆官员,受本国公民的委托,可以以个人名义担任诉讼代理人,但在诉讼中不享有外交或者领事特权和豁免。”我国建立国际商事法庭是否需要同新加坡、迪拜一样对现行的律师代理制度进行突破,同样值得深入研究。
  (四)协议管辖与实际联系原则
  在国际商事领域,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越来越受到重视和保护,而协议管辖制度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国际民事诉讼程序中的具体表现。在协议管辖制度下,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议约定的方式,将已经发生或者将要发生的争议提交某国法院进行审理。在协议管辖制度下,审理案件的法院是双方当事人合意选择的,双方当事人很少会对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而且,在纠纷发生后,为了高效、便捷地解决纠纷,可能会减少对所选择法院作出的判决进行上诉。因此,协议管辖对减少诉讼环节和缩短诉讼周期,减少当事人的诉讼费用和国际平行诉讼,促进国际纠纷的有效解决具有积极作用。[30]出于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以及扩大案源的考虑,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在管辖权制度上通常会尊重当事人的管辖协议。[31]这也使得该法院能够审理与本国并无实质联系的案件,无形中扩大了法院的案源、提升了法院的国际影响力。
  但是,根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34条[32]的规定,当事人只能在财产或合同纠纷案件中选择与案件争议有实际联系的法院。而且我国现行立法关于涉外协议管辖的规定仅列举了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少数几个选项,当事人可以选择的管辖法院范围较为有限。在我国建立起国际商事法庭后,难免会出现双方当事人协议选择我国法院作为管辖法院而我国法院与案件争议没有任何实质联系的情形,此时如何处理协议管辖与实质联系原则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五)集中管辖
  为了融入世界经济主流,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地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通过了《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涉外案件的集中管辖进行了专门规定。集中管辖改变了原来的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
  集中管辖与国际商事法庭管辖权之间的关系是国际商事法庭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之一。实行集中管辖后,涉外民商事案件的管辖权集中由少数受理案件较多、审判力量较强、审判经验较丰富的中级人民法院行使。可以说,对于涉外商事案件管辖权作出分配以后,国际商事法庭的管辖权是否属于集中管辖的法院范围需要进一步明确。若属于,国际商事法庭应如何进行集中管辖也需要深思。这不仅涉及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级别以及内部构成等问题,还涉及国际商事法庭与其他普通法院针对涉外商事案件管辖权的分享问题。若所有涉外商事案件由中国国际商事法庭集中管辖,则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大量优势资源将被用于处理案情简单的小额案件;但若涉外商事案件管辖权由国际商事法庭与其他普通法院分享,由于国际商事法庭的审判制度的特珠性,会导致中国涉外商事案件审判制度的双轨制,可能会引起司法不公。
  (六)证据规则
  提出并落实构建国际商事法庭的设想,其中一个目的便在于将中国打造为全球争议解决中心,提升我国的司法公信力和影响力。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当事人来自不同法系,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势必会面临不同法律观念的冲突和碰撞,这一点在取证方面尤其明显。以美国为例,审判要求所有相关证据必须提交法庭,审判前予以披露,以防止对方在庭审阶段的证据突袭。[33]
  在我国,诉讼程序中并没有与美国证据开示规则相对应的制度设计。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49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有权委托代理人,提出回避申请,收集、提供证据,进行辩论,请求调解,提起上诉,申请执行。”该法第61条规定:“代理诉讼的律师和其他诉讼代理人有权调查收集证据,可以查阅本案有关材料。查阅本案有关材料的范围和办法由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由上述立法可以看出,我国法律并未赋予一方当事人要求对方当事人出示证据的权利,普通法系国家的证据开示规则与我国的证据规则存在较大的差异。这就给我国商事法庭的构建提出了难题:如果坚持我国现行立法所规定的证据规则,由于法律观念和制度设计上的差异,外国当事人并不会将我国法院作为争议解决的第一选择;如果为吸引外国当事人而吸纳普通法系的法律制度,则会与我国现行法律产生冲突。
  三、建设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思路与突破
  比较国际知名的商事法院,例如,英国商事法院、法国商事法院、美国纽约南区法院、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以及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的相关制度,具有如下特征:[34]
  一是专业化,即从通过建立精英化法官队伍、对审判和诉讼进行专业化改革,以满足商事案件审判注重专业与效率的要求,从而通过审判专业化这一核心要素提升法院的竞争力,突显法院的特色。这些商事法院主要负责审理一审商事案件,作出的判决质量较高、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商事法院的法官在商事纠纷领域深耕多年,深谙商事纠纷的解决之道,符合商事审判专业化的特点。
  二是国际化,即从受案范围到司法人员的构成、从案件审理到司法合作交流,再到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都不再把视野局限在本国,而是放眼全球,均以世界一流法院为建设目标。例如,在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上,各商事法院均努力推动其判决在全球范围内的承认与执行。这些努力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合作;二是自发的、无法律约束力的合作。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合作指商事法院所在国积极参与双边或多边判决承认与执行条约的签订,从而有效地解决判决的流转问题。自发的、无法律约束力的合作主要是指商事法院自发的与其他国家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法院签订合作协议、合作备忘录,促进相互认可,加强判决流转。[35]再如,越来越多的国家注重树立商事法院的国际声誉。除了自身在组织结构、审判制度、诉讼机制等方面的突破创新引起世界范围的关注外,各商事法院还通过更加直接的方式宣传自己,形成了以重大国际案件为核心、组织和积极参加国际交流与合作为辅助的一系列宣传措施。[36]
  三是灵活化,即建立灵活、富有弹性的诉讼程序制度。首先,对于“国际”和“商事”的概念,各国都趋向于扩大解释。各法院通常会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基于当事人的管辖协议行使管辖权,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及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基于此而具有排他性管辖权。其次,各法院重视对案件的繁简分流,以提高案件纠纷的解决效率,并减轻当事人的成本。各法院主要通过运用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实现争议的迅速解决,减少案件进入庭审程序的数量,从而减轻诉累。此外,法院通过设置专门法庭、配置相当数量的法官及司法辅助人员等方式,保证进入庭审程序的案件得到有效解决。再次,各法院对于诉讼效率的改革内容覆盖了诉讼程序的整个进程,其中集中体现在诉前程序的改革以及诉讼程序与其他争议解决方式的兼容上。诉前程序主要通过法官主导案件管理会议、诉前证书等方式,将正式庭审中会涉及的程序与实体问题固定下来,从而可以使诉讼程序快速有序地进行,有效克服了传统诉讼程序效率低下的缺陷。[37]在与其他争议解决方式的兼容上,法院主动吸收其他诉讼程序的优势,引入意思自治,在保密、上诉等问题上进行革新,赋予当事人选择自由。[38]
  四是信息化,即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诉讼效率、优化便民服务、提升司法透明度,从而增强其吸引力。信息化是法院现代发展的趋势,各商事法院重视信息技术在法院工作中的运用,以提高其工作效率。信息技术主要运用于三个方面:文书提交、诉讼文件的送达与公开以及审判工作。在文书提交方面,各商事法院建立独立的电子系统,要求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以电子文件的形式提交;在诉讼文件的送达与公开上,各商事法院利用电子送达,同时也运用电子系统公开裁判文书,提高司法透明度;在审判工作上,法院配以先进的电子设备与系统,利用信息技术提高审判工作效率。
  “专业化”、“国际化”、“灵活化”及“信息化”这四个特征集中体现了当今世界一流国际商事法院的发展特征和趋势。未来,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建设,也应以此特征作为建设发展的标杆。
  (一)构建专业化的中国国际商事法庭
  建立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目的在于为当事人提供专业的解决国际商事纠纷的服务,这要求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具有专业的组织架构,法官具备商事审判的专业能力。因此,在国际商事法庭的组织架构、法官人选、律师制度上应该考虑是否在一定范围内突破现有的制度。
  1.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审级与架构
  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应集中审理第一审重大、复杂的涉外商事案件,其审级应至少与中级人民法院相当,这样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判决的权威性,提高法院的吸引力,同时也能促进其作出的判决在域外得到承认与执行。对于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组织结构,存在以下几种可能的建设方案:
  方案一:设立多个区域性国际商事法院,借鉴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及海事法院、知识产权法院的发展经验。最高人民法院已在多个城市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实现重大行政案件和跨区域民商事案件就地审理,方便当事人开展诉讼活动。海事法院和知识产权法院级别相当于中级人民法院,皆采用“三级两审终审”的审级制度(10个海事法院/3个知识产权法院→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因此,借鉴前述发展经验,中国可在多个城市建立国际商事法院,管辖多个省级行政区内的涉外商事案件,实现涉外商事案件就地审理,法院级别与中级人民法院相当,采用“三级两审终审制”,即多个国际商事法院→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39]
  方案二:在多个中级人民法院内设立中国国际商事法庭。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隶属于新加坡最高法院内设的高等法庭,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可借鉴这一做法,在受理涉外商事案件数量较多的城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内,设立国际商事法庭,由具有涉外审判和商事审判经验的法官专门负责审理重大复杂的涉外商事案件。[40]该方案亦采用“三级两审终审制”,由相应的高级人民法院负责审理上诉案件。
  方案三:借鉴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的组织结构,建立组织体系相对独立而完备的商事法院。迪拜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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