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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青少年犯罪问题》
西班牙儿童保护新政策:儿童受到善待的权利
【作者】 [西班牙]亚当·杜宾克莱拉·马丁内斯(著)刘沁佳(译)
【作者单位】 西班牙卡米亚斯大主教大学{国际公法助理教授}西班牙卡米亚斯大主教大学{法学教授}华东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
【分类】 外国宪法
【中文关键词】 儿童福利系统;儿童保护政策;抚养费;虐待儿童;创伤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5
【页码】 112
【摘要】

儿童受到善待的权利是一项新的儿童保护政策趋势。一般而言,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政策往往是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决定的。但是,这种政策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限制了其确保儿童得到最大保护和积极发展。本文通过西班牙阿拉贡地区一项确定儿童得到善待的,论证儿童的需求,儿童受到善待的权利法典化,促使国家在发展贯穿覆盖儿童整个童年的相关保护政策问题上承担更大的责任。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2833    
  
  

一、引言

由于历史原因,被害人学的研究中鲜见儿童保护政策的身影。虽然被害人学是一门学科,关于儿童保护和儿童福利的科学研究却历史悠久。当下,支持被害人权利获得了立法者的支持。也包括儿童的权利。在被害人学研究的早期阶段,塞帕洛维奇(Separovic)提出,被害人学理论的核心是犯罪是对基本人权的侵犯,尤其是对在安全环境中生活的权利的侵犯。巴西奥尼(Bassiouni)也提出了类似的定义,即“被害人是被侵犯了基本人权者”。本文将被害人学和人权保护结合在一起并适用于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领域之中,以论证儿童具有被善待的权利。笔者研究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下文简称《公约》),认为《公约》虽规定成员国改善儿童保护并预防儿童受到侵害的法律义务,然而,被害人学的立场并未在这些领域中得到贯彻。这种状况与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方面的法律义务的承担者普遍为监护人、法定代理人、政府、家事法院等有着紧密的关系。法律考虑的重点往往是如何预防家庭功能的失调,而被害人学中关于受害人受到的侵害之痛苦却只能在这些讨论中以调解的形式出现。儿童保护和儿童福利领域研究的传统思维往往认为它们是一些必须干预的问题。因此,这一领域的核心观点认为国家对此有干预的义务,并将探讨的内容集中在针对儿童的性侵犯、人身攻击、儿童贩卖、儿童卖淫以及儿童失学等话题上。在这种语境下,受害人经历的痛苦往往用类似“儿童应有的福祉”这样的词汇来描述,却没有详细说明“不好的”标准应是怎样的。本文对儿童“受到善待的权利”的论述,旨在促进形成一种能够承认儿童权利的文化,并由此引发社会从被害人学的视角来审视儿童经历的痛苦。

二、儿童权利公约

1989年通过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是各个国家保护未成年人的主要国际法律文件和标准。该公约的前身是国际联盟1924年的《儿童权利宣言》。由于联合国宣言文件对成员国没有拘束力,在发展中国家和饱受战争蹂躏的地区,未成年人依旧蒙受着精神上、身体上以及其他形式的痛苦,[1]因此,联合国工作组起草了草案并最终成为了《儿童权利公约》,对所有缔约国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公约》通过确定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督促各国采取行动,成为了促使世界各国有效减少儿童受侵害问题、保护儿童免受身体和精神上的虐待以及儿童免受歧视。

《儿童权利公约》通过二十余年后,世界各国儿童依旧难以避免成为各种形式的虐待、暴力和剥削的被害人。全球范围内有将近1亿名2-14岁之间儿童受到来自于应当照顾他们的人实施的体罚。[2]然而,颇为讽刺的是,尽管在身体和精神上虐待未成年人的现象普遍存在,但在《公约》的54个条款中只有一次明确提到“暴力”一词,而且是直到第19条才明确要求成员国必须要“采取一切适当的立法、行政、社会和教育措施,保护儿童不受任何形式的身心暴力、伤害或虐待……”从该条的逻辑上就可看出,仅仅设定这一项规定儿童免于暴力侵害的权利并不能够必然得出儿童具有“受到善待的权利”。这种权利意在加强未成年人的保护,它应当是《公约》主要目标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因为它能确保成员国会始终考虑到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采取的政策方针则与儿童受到善待的权利十分契合——承认这项权利的存在,集中关注遏制暴力的预防性措施,并且开始在儿童待遇的问题上“改变社会的固定观念”。[3]政策不仅仅需要关注早期干预措施,还必须认识到,儿童作为一个极其脆弱和具有依赖性的人群,有权利得到一个公认标准的对待。而且,承认这一权利,还意味着必须要有一种思维上的转变:当下对“儿童最大利益”的理解可能仅仅意味着儿童免受暴力的权利,至多也就是“充分和有效地享受所有的权利”。[4]然而,它在逻辑上并没有对儿童的待遇设立标准,也不会必然能确保儿童不受侵害。

儿童被善待的权利应当得到公认。这种权力要求国家能够在儿童受到侵害之前就进行合理的干预。国家不仅应当防止儿童遭受暴力或者虐待,他们还必须以公认的良善的标准来对待未成年人。本文介绍了最近在西班牙阿拉贡地区通过的一部名为“被善待的权利”的地方法律。这部法律承认了儿童有“被善待的权利”,被认为是减少未成年人受到身心伤害的重要一步。虽然《儿童权利公约》为儿童保护提供了框架,但具有局限性。儿童保护工作不能止步于防止虐待儿童,国家需要通过承认儿童有受善待的权利,并且把注意力集中到预防儿童受侵害的政策制定之上。

三、全球视野下对未成年人的暴力行为爱法律,有未来

世界卫生组织将暴力定义为“故意使用武力或者力量,威胁或实际地针对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或者社区,造成伤害、死亡、心理上的伤害、畸形或者剥夺”。尽管各方旨在消除暴力的努力已经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暴力产生的根源,但全球各地的儿童依旧遭受着极其严重的暴力。这种局面的背后有着多种不同的原因,包括文化、社会经济状况和糟糕的法律。

联合国大会秘书处特别代表在2015年提交联合国大会的报告中令人震惊的数据,表明各国尚未能够采取有良好的应对措施极为严重的家庭暴力的发生。大约有8400万名女性受到丈夫或伴侣实施的情感上、身体上或者性暴力。同时,世界范围内的儿童贩运人数也在增加,而全球有8%的杀人案件涉及15岁以下的儿童。[5]

根据联合国的另一份报告,大约有1.5亿名18岁以下女孩和7200万名18岁以下的男孩经历过强迫性接触,或者其他形式的性暴力(包括身体接触)。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北非的部分地区,每年大约有300万名女孩和妇女遭受了割礼。

2004年国际劳工组织关于童工的报告中也指出,全世界有将近2.18亿名儿童是童工的受害者。其中大约有1.26亿名儿童正在从事危险工作。将近有570万人是被迫劳动或者是抵债性劳动。另外有180万名儿童从事卖淫或者色情活动,其中有120万名儿童是人口贩运的受害者。[6]

各国对体罚问题的态度不尽相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指出,仅尼日利亚、利比亚、斯威士兰以及瓦努阿图这四个国家的成年人认为体罚是“儿童纪律的必要组成部分”。[7]事实上,在大多数国家的调查中,只有四分之一的父母认为体罚是必要的。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调查结果也显示,在现实中,更多的父母会选择对孩子采取某种形式的体罚。这个结果表明,即便父母不认为体罚是必须的,但他们依旧会这样做。其一种可能性是,父母们并不将打孩子或打屁股的行为等同于体罚;而另一种可能性则是父母在回答调查的时候并不诚实。

成年人对儿童体罚原因各不相同,但对于实施暴力的倾向确有一些可预测因素。2011年,伊朗的一项研究表明,父母的受教育水平是对孩子采取暴力的倾向的主要预测因素。[8]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项涉及多国的大型研究也指出了同样的问题。这项研究发现,受教育少或者是没有受过教育的父母,比受过教育的父母更有可能认可体罚的必要性。[9]

针对儿童的暴力行为的发生并不限于任何一个地点,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暴力行为的确更高发。联合国认定了五个最常发生此类暴力的场合:住所和家庭、学校、司法机构、工作场所以及社区。[10]每一种场合都是对打击暴力行为的。即便可以采取措施减少或消除每一种场合发生的暴力行为,也不一定就能够遏制其他形式的侵害,更不意味着儿童就能够得到善待。两者在概念上是不同的。

最常见的暴力行为发生场合就是住所和家庭。而且往往就是家庭成员和家庭中的其他孩子实施了侵害。这些暴力行为的类型各不相同,从对儿童心理上的羞辱到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身体暴力。家庭暴力因其环境特殊、涉及隐私和亲密行为而难以预防。此外,其他因素也使得在家庭环境中防止暴力面临更为复杂的情况,其中包括可能导致对儿童实施暴力的文化或是社会经济条件等因素;第二大易发生暴力的场合是学校。在这里,暴力行为体现为来自学校方面(管理者或老师)的体罚、基于性别的暴力以及校园欺凌;第三大容易发生针对儿童暴力行为的场合是工作场所。儿童往往会遭受雇主的体罚,或必须忍受长而乏味的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在许多国家,贫穷、法治水平低和公共机构能力不足的问题常常造成童工和儿童生存的危险条件;社区是第四大容易发生针对儿童暴力的场合,而且有证据显示这种暴力行为在青少年15岁左右达到了顶峰。[11]社区中的暴力类型主要以身体伤害以及性暴力为主。暴力不仅发生在这个年龄段的男孩和女孩之间,也同样会发生在儿童和其他加害人之间,例如警察、陌生人和其他权威人士。肢体暴力尤为普遍地存在于青春期的男孩之间,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在这一时期常常“以充满攻击性为男子气概、掌握武器的技能、忠诚、报复和冒险为自己的准则”[12]的身心特点所致。这一年龄段的女性时常会成为暴力的受害者,特别是在青少年的约会和亲密伴侣之间。暴力的形式则包括肢体暴力以及更具有胁迫性的精神暴力。也有数据表明类似暴力的侵害对象有时不限于女性。一项有关13-15岁儿童伴侣暴力行为研究发现,在约旦,有15%的女孩和29%的男孩曾经被伴侣殴打或扇耳光。在纳米比亚,9%的女孩和16%的男孩同样报告了遭遇到类似的暴力;[13]最后一个容易发生暴力的场合就是在看护机构和司法机构中。全世界范围约有800万名儿童正置身于类似机构之中。一些儿童经常遭受到来自未经培训和不受监督的工作人员的体罚、羞辱和有辱人格的纪律处分。即便暴力行为没有发生,孩子们也常会面临教育机会的缺失、营养食物的缺乏和恶劣的生活条件。例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地区,有智力障碍的儿童居住由政府提供的、但破旧肮脏的环境中。他们时常被锁在狭小的房间里,并且只能获得有限的食物和水,与外界也几乎没有任何联系。[14]

智利的一项关于虐待儿童的研究则指出了儿童遭受的暴力行为的三种类型。[15]第一种是心理暴力,包括直接的暴力行为,例如大声喊叫、锁进房间或是凌辱第二种类型是肢体暴力,并且根据暴力的严重程度,可以分为轻微暴力和严重暴力。轻微程度的肢体暴力可能包括被扇耳光或者推搡,而严重的肢体暴力则包括了击打、殴打或者烧灼等行为。第三种暴力的形式是性暴力,包括身体的某些部位被接触或性爱抚,抑或是被强迫去触摸别人的性暴力行为。[16]

暴力行为不仅对儿童造成了身心创伤,它也让受害儿童和社区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研究表明,在学校发生的暴力行为对于儿童的影响更加严重。据统计,受到暴力侵害的儿童辍学率更高,其上大学的可能性也更低。此外,暴力受害者在智力测试中的得分也往往偏低,而且更可能会被送去接受特殊教育项目。学习能力障碍等原因则使他们更容易由于行为问题而被辍学。美国的一项研究显示,受过暴力侵害的儿童辍学的可能性是没有受过侵害的儿童的两倍。[17]美国疾病控制中心(the U. S.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的一项研究显示,在童年时期遭受过虐待的年轻人中,有80%的受害者在其21岁的时候就至少符合了一项精神障碍的诊断标准,并且还会表现出许多问题,例如精神抑郁饮食失调自杀倾向和焦虑问题。不仅如此,这些人罹患某种慢性疾病的风险也会更高(如癌症、心脏病、肥胖症、高血压和胆固醇问题等)。[18]

除了给儿童带来肢体和精神伤害以外,暴力行为的经济代价也是惨重的。儿童时期受到暴力侵害的成年人被雇用的可能性要比那些没有受过侵害者低14%。而且,曾经受过侵害的人也更不易拥有房屋、车辆或者股票。[19]儿童基金联盟(Child Fund Alliance)的一份报告则分析了全球社区层面中发生的针对儿童的身体、性和心理暴力导致的经济代价。该研究是基于各类直接支出进行的测算,如司法经费、医院费用以及社会服务等,发现全球范围内这些暴力导致的花费达到了2万亿到7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2%-8%。这些高达数百万美元的成本支出对于低收入国家的影响尤为严重。[20]而早在1999年公布的一项研究指出,由于需要提供与儿童福利服务有关的咨询费用,在当时的美国,处理儿童虐待受害者的直接成本就已经达到140亿美元。[21]另一项新的研究则援引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在2010年,美国的医疗成本为1240亿美元,其中包括了刑事司法、教育、儿童和成年人医疗需求成本以及生产力的损失。[22]

暴力侵害还为公共和私人医疗服务带来负担,并已经成为那些需要给其孩子支付治疗的费用的家庭的主要负担。2002年的一项研究评估了巴西伯南布哥州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暴力行为的经济成本,当时,因住院产生的平均费用大约是184美元。在伯南布哥州的主要城市累西腓,针对儿童的暴力行为导致的医疗需求占据了医院资源的65.1%,以及医疗支出的77.9%。[23]

尽管大量的暴力事件带来了高昂的损失,但很少有国家采取实质性的步骤将这些针对儿童的暴力行为定罪量刑。当下全球却只有51个国家在法律上禁止体罚。1983年,瑞典成为第一个禁止体罚的国家,芬兰紧随其后。根据瑞典有关法律的规定,儿童“应当受到尊重,尊重他们的人格和个性,并且不应当受到体罚或者其他任何形式的羞辱待遇”。[24]

针对儿童的暴力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并不存在简单的或单一的解决办法。针对儿童的暴力行为在很多种场合都会出现,而父母时常是在儿童伤害事件中最常见的怀疑对象。同时,侵害人也可能是那些经常参与社会保护服务者,或是那些在儿童的父母或监护人无力作为的时候,承担着在维护儿童利益责任的人。这种暴力行为的普遍存在不由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或许虐待儿童的人并不一定认为对儿童实施暴力就是虐待儿童的一种方式。而事实上,也只有极端的暴力行为才会被视为虐待,心理上或者某种形式的肢体暴力仅仅只被认为是一种对孩子有利的惩戒方式。由此应当考虑,是否需要设立这样一个新的待遇标准:在这个标准中,必须认识到儿童是十分脆弱和容易受到伤害的,并对成年人的法定义务进行明确和标准化。

四、国际法与儿童得到善待的权利

(一)《儿童权利公约》中的国际共识

虽然在相关法律条款中并没有明确承认儿童有受到善待的权利,但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诸多条款中都可以找到相关概念。首先,《儿童权利公约》向来被认为是对侵犯儿童权利问题的官方态度。其中既包含了对造成伤害的肇事者或者侵害者的应受惩罚性的内容,也包括了对于受害儿童的救助赔偿方面的事宜。不过,这一概念已经被一种全面和预防保护的观念覆盖,以便在对儿童有害的行为或者伤害出现之前将其扼杀在摇篮中。尤其是当论及暴力的时候,预防即成为了全面保护的核心思想。当下,有大量的法律是预防暴力的,进一步说,生存和发展是每个儿童的固有权利,因此,各国都有义务最大可能地防止一切形式针对儿童的暴力。而且,国家的责任不仅仅是在暴力发生时采取相应的行动,更多是需要在暴力发生之前就采取行动。

为避免儿童受到暴力侵害,许多国家在诸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协助下,已经在确定家庭危险因素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国际性或者区域性的儿童权利文件和其他报告都一致认为,各国有义务将预防暴力作为其维护儿童权利和确保充分保护儿童的工作的核心部分。因此,当讨论国家的预防义务的时候,就需要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对暴力和其他伤害的防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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