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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论经济犯罪的刑罚调整
【作者】 郭立新【作者单位】 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讲师}
【期刊年份】 1997年【期号】 1
【页码】 1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6298    
  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刑法典,已经走过了近17年的历程,时逢修改完善之机,笔者针对市场经济犯罪的新特点,主张应重点对经济犯罪的刑罚进行调整,从总体而论,管制刑应在经济犯罪中消除,扩大罚金刑的适用,同时减少死刑的适用增加资格刑的适用。本文拟就上述问题提出管见,以求教于同仁。
  一、经济犯罪中的管制刑应予消除
  管制是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的,对犯罪分子不予关押,在公安机关管束和群众监督下进行劳动改造的一种刑罚方法。管制刑最早雏形是抗日时期边区人民政府的“回村执行”,当时主要适用于地主阶级、日本汉奸等坏分子。解放初,公安部发布《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在195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关于反革命分子的管制一律由人民法院判决的决定》,此时才将管制的适用对象、方法等作了较系统的规定。1979年,我国刑法将管制作为主刑之一规定下来,并对管制的刑期、对象、是否剥夺政治权利等方面作了调整。这部刑法中有20个条文规定可以适用管制,包括属于经济犯罪的第一百五十一条(关于盗窃、诈骗、抢夺罪)。
  纵观管制刑的沿革,管制刑广泛适用的原因主要是:(一)解放区条件所限的权宜之计及翻身人民对恶霸和汉奸的极端仇恨心理。(二)建国初期,历史反革命人数太多及阶级斗争之迫切需要。(三)刑法刚颁布时,我国国情基本没变,如以大集体生产为主,人口流动性小,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经济犯罪现象很少等等。
  经济犯罪刑罚中不宜设管制刑,理由是:
  1、从经济犯罪的特点看,经济犯罪刑罚中不宜设管制刑。
  (1)经济犯罪的特点之一是,犯罪分子绝大多数是贪利性的。根据我国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我们应针对经济犯罪分子的心理特点进行处罚。管制刑都是适用于罪行较轻的罪犯,对这些罪犯用管制刑就不如用罚金刑有效。罚金刑给犯罪分子以经济上的制裁,同时,又不限制其自由,给他重新做人的机会和出路,能够充分体现我国“治病救人”的刑事政策。
  (2)经济犯罪的另一特点是,多数的经济犯罪属于与“暴力犯罪”相对应的一种“智力型犯罪”。绝大多数表现为采用狡猾、奸诈、欺骗、伪造等手段,乘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之机,追求不法的经济利益。这种“智力型”犯罪多数具有隐蔽性特征,使我们查找证据时遇到比“暴力型犯罪”多得多的困难。这样一来,犯罪嫌疑人往往被关押的时间较长。如果罪行较轻,又只判管制刑,就没有多大的意义。
  2、现实中,对经济犯罪分子判管制刑后,往往流于形式,起不到任何惩罚作用。其原因在于:
  首先,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各家各户分散劳动,原有的“集体生产”已不存在。在城镇、厂矿、企业实行承包、租赁、优化组合等改革后,厂矿(企业)负责人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往往将被管制的人,以违反规章制度等名义开除或“优化掉”,要使被管制的人“积极参加集体劳动”已不可能。
  其次,当前城乡大量存在个体劳动者,他们经常需要外出经商或采购原材料等,如果批准他们出去,那么又怎样让他们“向执行机关定期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呢?如不批准,又出现政策与法律相矛盾的现象,同时使他们谋生的手段受到限制,甚至影响其家人的生活来源,给社会造成新的不安定因素。此时尽管还有村民(居民)委员会、“治保会”等基层组织,但没有“集体生产”这一条件,又加上被管制的人流动性大,怎能有效地发挥监、管作用呢?
  另外,审判实践中,也确实很少判管制,尤其对经济犯罪分子。据近几年从全国范围看,判处管制刑的占全部刑事犯的比例不足1%。而经济犯罪中,此数据更是少至不足0.1%。尽管最高法院反复强调要重视管制刑的使用,但此现象仍无好转。如果将管制刑规定为我国经济犯罪刑罚体系中的主刑之一,就会显得极不相称,只是形同虚设。
  3、不设管制刑,有利于建立经济犯罪刑罚的科学体系。
  科学性要求,经济犯罪刑罚体系内部要成为轻重层次分明的、协调的有机整体。同时还要求经济犯罪刑罚体系与行政处罚等措施也处于协调位置。如果在经济犯罪刑罚体系中,存在管制刑,就不能满足上述要求。
  ①拘役刑与管制刑谁轻谁重?从刑罚理论上讲,当然是拘役刑比管制刑重。可是,现实并非如此。譬如,一罪犯在被宣判之前已被羁押了六个月,那么如果宣判该犯为拘役六个月,根据刑法第39条规定,此人即可被释放;而如果此时宣判管制二年(表面上比拘役轻),则根据刑法第36条规定,此犯还得被管制一年,此时,显然判管制比判拘役重得多了。
  另外,管制刑留有处理敌我矛盾的烙印。在刑法颁布前,除1952年公布的《惩治贪污条例》中,对情节轻微的贪污等人民内部的犯罪分子适用过管制外,其余都是适用于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加之文革中,滥用管制及“管制无期”的影响,尽管刑法已将管制刑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一些普通刑事犯,包括经济犯罪,但“凡管必敌”的观点在人们思想上已根深蒂固,很难消除,难免在实际中出现管制比拘役重的怪现象,从而使被管制的人产生敌对情绪,影响改造效果。土豪我们做朋友好不好
  ②管制刑会使经济犯罪刑罚的整体与行政处罚整体不协调。
  因为我国最低剥夺自由刑的期限是15日,这刚好与行政处罚中的拘留最高期限15日相衔接、相协调。如果在拘役刑后加一个管制刑,反而使这一衔接发生中断。在国外,也是很重视刑罚体系与非刑罚体系相衔接的。我国独创的管制刑,在当前惩治经济犯罪中无多大作用时,没有必要付出上述代价。
  ③管制刑使经济犯罪中的数罪并罚遇到困难。因为,如果某人所犯数罪中,有宣告有期徒刑的,又有宣告管制的时候,根据审判解释是先执行有期徒刑,后执行管制,但这实际上是并科原则,未免用刑太过严厉。也不利于服完徒刑后的人,树立重新做人的信心。
  总之,刑法修改,应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从经济犯罪的特点出发,对经济犯罪消除管制刑。
  二、经济犯罪中应扩大罚金刑的适用
  罚金刑作为我国一个刑种,在惩治经济犯罪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1979年的刑法典中,除总则外,在分则中有20个条文规定了罚金刑,除了适用于少数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以外,主要适用于贪财图利或与财产有关的经济犯罪,在近几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陆续颁布的单行刑法中立法机关更加注重对经济犯罪发挥罚金刑的作用。如《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关于惩治走私、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关于惩治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补充规定》、《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等10个单行刑法中,就有60余个条文规定了罚金刑。单行刑法中对经济犯罪的罚金适用对刑法典中的罚金制度作了重大发展。首先在罚金刑的适用范围上,对刑法典中未规定罚金刑的犯罪增设了罚金刑,如偷税、抗税犯罪;对适用罚金刑的主体由原来适用自然人,扩大到对法人,如单位走私、单位受贿、单位偷税、妨碍缴欠税款骗取国家出口退税等对犯罪单位均适用罚金刑。其次,罚金数额具体化,便于操作。单行刑法中对罚金具体数额规定采取三种形式,一是规定了罚金数额的上下限;二是规定倍数罚金制;三是规定了百分比罚金制。再次,对同种犯罪的不同情节均规定了并处罚金刑或不同情节规定了不同层次的罚金。如《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第条第一款规定:“生产、销售假药,足以危害人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致人死亡或者对人体健康造成其他特别严重危害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而在刑法典中,规定有罚金刑的条文一般是对情节较轻的适用罚金刑,而且仅仅是“可以”并处或单处罚金,也没有罚金数额及档次,可以说单行刑法中规定的对经济犯罪罚金刑的适用是刑法典中罚金制度的重大完善。
  罚金刑在惩治经济犯罪中适用范围的扩大及其具体化有其内在根据。
  应该看到经济犯罪的迅速增长是和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是分不开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过程中经济犯罪在主体、内容上发生一些变化。经济犯罪的主体由以自然人为主发展到以经济经营者,即从事商品经营或营利性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为主。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犯罪主要表现为个人在经济管理活动中非法图利的行为。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企分开,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实际经营者,成为市场主体,“经济运行的市场化和经济经营者的自主化决定了经济犯罪的主体应集中为经济经营者。”[1]这些从事商品经营或营利性服务的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为谋取非法经济利益,违背诚实信用、自由、公正原则,滥用经济运行所允许的经济活动方式,违反相应的法律法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对此种行为不可能采取向自然人那样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刑事处罚措施,罚金刑的扩大适用正是适应了对法人犯罪进行惩处这一需要。
  经济犯罪是一种贪利型犯罪,早在200多年前,刑法学之父贝卡利亚就说过:“对那些大发他人之财的人应该剥夺他们的部分财产。”[2]对此种犯罪仅处自由刑尚不足以遏制其犯罪,并科罚金剥夺其金钱,才能免其所欲。对经济犯罪处以罚金,剥夺犯罪分子的金钱,即剥夺其继续实施犯罪的资本,使它在经济上不仅无利可图,而且得不偿失,使其对自己的犯罪行为重新估价,抑制犯罪的动机和目的再现,从而起到特殊预防功能。同时也对社会上的不稳定分子尤其是企图通过犯罪途径谋取私利者予以警戒。因而,现行刑事法律正是从报应和功利的双重观点出发,对经济犯罪扩大罚金刑的适用。从罚金刑的历史发展来看,罚金刑有助于克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体现了刑罚发展轻缓化的趋势。但是,从晚近单行刑事立法中对经济犯罪的罚金刑的扩大适用中并未透视出这种趋势,相反罚金刑的扩大适用却反映了我国“重重”的刑事政策,

  ······谁敢欺负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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