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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理——法哲学、法学方法论与人工智能》
编者后记
【分类】 法理学【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1(总第001卷)【页码】 273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7551    
  法律人的技艺,就是论证(Ingeborg Puppe语)。而所谓论证,其实就是为结论提供理由的过程。说理是所有法律领域之法律人进行作业时的根本特征。法律人要为公众提供一个站得住脚的法律观点(无论这种观点具体表现为判决、裁定还是建议、意见),就必须提供两个方面的理由,即法律上的理由与事实上的理由。进而他必须将规范与事实以合乎逻辑方式对接起来,使得其结论“必然地”或至少“合理地”基于前述理由之上。说理有好坏之分,而区分说理好坏的依据在于现实的说理过程是否合乎一定的方法与程序性标准(以及特定社会中的实体标准)。研究这些方法与程序性标准并通过反思使其系统化的学问即为法学方法论。法学方法论首要要致力于回答的是“正当的个案结论如何可能”这个微观问题。
  但方法论又并非仅仅是个微观技术问题,而且也与特定的法治价值相联系。方法问题本身就是宪法问题(魏德士语)。方法论并非诸种法律适用方法的简单堆砌,而是一个强调自我反思、形成有序结构的动态体系。各个方法如何理解,它们在运用上的优先次序如何,它们背后的现实取向与政治目标为何,直接关涉到宪法上公民基本权利实现的方式、限度,以及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国家机关诸权力之间的界分,因而与“宪政”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方法论又是与特定的制度前提结合在一起的。这些特定的制度包括自由、平等、民主。不允许法官和当事人拥有对法律(尤其是用语模糊的法律)进行解释和漏洞填补的自由权,方法论就无用武之地;不容许各方当事人提出对于同一个法律概念的不同理解,不允许他们在一个民主程序中平等、不受强力地就相关问题展开论辩,方法的多样性及其优先问题就是没有意义的。因而,方法论研究同样具有促进制度性反思,弘扬法治的意蕴。
  当今之中国依然处于法律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之中,这样一种进程的目标终端在于法治。而法治不仅在于宏观的体制建构与文本移植,更需要微观层面的技艺来实现。自晚清修律以降,中国政府在国家层面对泰西之法大规模的移植活动从未止息;中国法学界所经受的“欧风美雨”之思想洗礼亦未有片刻稍歇。直至今日,国家框架性法律基本齐备,法律体系几近成形;而“民主”“人权”“宪政”等大词至少在学界的话语层面上不容置疑地成为了合法性论证的终极依据。然而,对于建立真正之法治国家而言,相比于从宏观上设计制度框架和方案,从话语上宣扬法治的理念与精髓,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将这套移植而来的制度与理念转化为中国普通民众的行为依据,以便从“书本上的法”转变为“行动中的法”。而在转型中国的背景下,话语与实践的背离,法律规范与生活事实的疏离,已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这使得继受自西方的法律体系与价值理念成为游离于本土表层的“浮萍”,成为政府政绩工程与学术时髦话语的组成部分,而没有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法律实践领域,最为典型的是司法。法律文本如何有效与个案事实进行对接,进而具体化为当事人双方所能接受的正当裁判的依据;法律正义如何以“看得见的方式”转化为个案正义,都有赖于一套成熟与规范化的技艺与方法。这同样也是法律人安身立命之根本。只有通过这样一套技艺与方法,借助千千万万法律共同体的成员们来“实践”法律的活动,法治才能真正成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西方的法治大厦也正是立基于这套精细的技术以及相应的教义学体系之根基之上。
  正因为认识到了方法论研究的上述意义,中国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对于方法论的研究正在不断趋热。在学界,从德国留学归来或有相关访学经历的一批学者最早在中国开始了对方法论的学理研究。2006年6月,中国政法大学、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五所高校法学院发起设立“全国法学方法论论坛”,迄今为止已经举办了七次全国性会议。此后,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各类“法学方法论研究中心”或“法学方法论研究基地”乃至省级“法学方法论协会”纷纷成立;一些期刊开辟了“方法论研究”专栏,也涌现出了数种方法论研究的专门刊物。方法论领域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高校学者与学生投身其间,方法论研究的专著与论文正呈几何级数增长。在实务界,越来越多的法官、检察官开始关注司法实务中方法的自觉运用,并力图从审判与检察实务中提炼与抽取出经验规则,进行理论反思。从目前市面上公开流通的专著来看,从最高法院到地方基层法院,从以法院、审判庭的名义到法官个人,近五年来司法实务界已出版方法论研究专著几十种。可以说,方法论研究的重要性已在学界与实务界达成了共识。然而,中国的法学方法论研究尚在起步阶段。从第一本中文方法论专著—梁慧星教授的《民法解释学》算起,至今不过十数年时间。对于基本属于舶来品的方法论,我们依然处于观摩、学习的阶段,基本概念不清,理论发展脉络不明,误解与疑虑丛生,数量上涨高于质量提升,是当下方法论研究中存在的较为普遍的现象。
  中国政法大学法理学团队以德国法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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