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法理——法哲学、法学方法论与人工智能》
“同案异判”问题研究
【作者】 冯文生平宏民
【作者单位】 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法学方法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分类】 法院【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1(总第001卷)【页码】 219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7538    
  同案不同判,时下已经成为社会公众和网络舆论讨论人民法院裁判不公的一个热点问题。道理似乎很明白。同案同判,异案异判,是法律平等适用原则的要求,也是制定法作为“准绳”衡量、评价社会行为的基本功能。案件相同或类似,但裁判结果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又不附具充分、具体、有说服力的裁判理由,这自然是当事人乃至社会公众难以容忍的,也是国家法制统一原则所不容许的。然而,如果我们仅仅把这个“同案异判”问题的成因归结为我国法律规定得太粗,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法官业务道德素质太低,甚至司法腐败,那么,这个看法未免就太简单化了。
  一、“案件异同”的语义含混性
  判断案件是否相同或类似,通常的观点认为,这取决于案件事实、法律关系、案件的争议点以及案件所争议的法律问题等各个因素是否相同或类似。[1]笼统地看,制定法提供了严格且同一的法律规则这个大前提,案件事实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只要按照三段论演绎推理,相同的案件事实就可得出相同的裁判结果。但是,这是一个十分理想化、理论化、模型化的看法。如果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如此简单,那么就不大需要到法院进行繁琐的诉讼活动了。在纷繁芜杂的诉讼实践中,究竟怎样才算是一个案件,这个案件由谁、以什么方法、在哪些给定的条件下来判定与其他案件是否相同或类似,“同案同判”这个语词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断定案件异同问题本身又会产生没完没了的争议。
  进入诉讼过程中的“案件”本身是一起语言化的具有特定性争执与化解的事件。这个特定事件在实践中是由诉讼法律制度严格规定的,在理论上是以“诉”这个概念为最小基本单位来界定的,而不是笼统的、非专业意义上的“案件”。“诉”由主体、内容、请求、系属等四个基本要素构成。[2]其中,只要有一个因素不同,就不属于同一个“诉”。人们通常谈论的“案件”往往不是由一个严格的“诉”构成的,有时是通过“诉”之合并、分解、变更而来的。[3]因而,离开“诉”这一专业概念来抽象地谈论“案件”,由于缺乏必要的具体标准,是难以确定“案件异同”的。当然,如果把“案件异同”严格局限于“诉”的概念之内,也会使案例指导丧失其应有的意义,因为正如“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事不再理”原则以及禁止“双重诉讼”原则都要求,现实中不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诉”,因而,也就没有绝对的“同案”。通常所谓的“同案同判”,实质上是指“同类”情形应当作出“类似”裁判。这与作为诉讼事件所必需的“诉”与“判”的要求有所不同。
  首先,判断“案件异同”涉及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的地位这一根本问题。在坚持诉讼民主理念的诉讼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国家中,当事人在确定案件事实、诉讼争点和诉讼请求中起主导性作用,法官的职责只是引导他们不断集中和明确争议问题,引导其展开有效攻防,直至让法官只能对争点作出非此即彼的决断,以最大限度地控制法官的自由裁量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判断案件异同,取决于当事人双方的意见和意志,在这个问题上不是由法官说了算。法官只是对当事人呈现于其面前的诉讼争点及其诉讼理据作出是非判断并附具理由。当然,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人民法院及其法官在诉辩双方争执问题之外,还负有全案审查的职责,其目的是充分保障人权。即使如此,法官也应当将其心中疑虑予以开示,并许可诉辩两造就此展开质证或辩论。相反,在职权主义主导的诉讼模式中,案件事实、争点甚至诉讼请求的塑造很大程度上是由法官完成的。也就是说,案件同与不同,由法官说了算,当事人居于附属地位。诉讼要解决的是法官思想认识中的疑点,而不一定是现实中当事人之间的争执点。因此,所谓“案件异同”是法官作为专家自己确定的案件事实和法律关系是否相同。诉讼争点是由法官“归纳”和“整理”出来的,当事人在确定案件是否相同的问题上所占据的决定性地位就不存在了。因为这只是法官归类的一个步骤。在职权主义的诉讼中,法官掌握着决定诉讼进程、范围和结果的权力。这项权力行使的效果取决于法官的人品、素质和能力。案件相同究竟是指当事人争议的问题相同,还是法官所认为的事理关系相同,根本取决于法官与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的相互位置与关系如何。现代民主诉讼体制要求,案件是否相同的决定权应当安排给诉讼当事人双方,而不是法官。法官只是起释明、监视并在当事人诉辩基础上作出最终定论的作用。其中,当事人双方以追求自身利益为目的和动力的理性攻防与较量,对案件是否相同或类似起着基础性的决定作用。
  其次,案件是否相同的问题,究竟属于思维认识范畴,还是实践活动范畴?“诉”“辩”与“判”是当事人与法院的诉讼实践活动。但是,已决案件与待决案件异同关系的判断属于主观认识范畴,这个主观认识作用于待决案件诉讼活动,表现为指导或参照,并构成解决待决案件诉讼活动的重要内容。然而,对已决案件的诉讼活动,特别是对其凝结为裁判文书这一客观文本的理解和认识具有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的特性。站在不同立场,使用不同解读方法的读者,对其理解和解释有着或多或少的差异,这些差异在待决案件中表现为具体的诉讼策略和诉讼主张。意图遵循在先裁判的一方会运用这个在先裁判来支持或强化自己的诉讼理由,对立的一方会从中作出区别,从而来反驳或否定对方的理由。在这种“诉”与“辩”直接冲突和对撞中,形成了诉讼的争执问题即诉讼争点,这是人民法院审判的对象。即使案件关键事实相同甚至类似,诉诸的法律关系相同,诉讼请求类型一致,但诉讼争点可能不同,进而诉讼结果也就不同。也就是说,判断案件是否相同取决于诉讼争点是否相同。在先生效裁判的诉讼争点、裁判结果及裁判理由在指导待决案件诉讼争点、裁判结果以及裁判理由的形成过程中,具有参照意义。因此,“同案同判”的本质是源于先“诉”、寓于后“诉”,并超越具体诉讼活动的问题、解答及其理由相同。在实践技术层面,所谓“案”的异同首先是诉讼争点特征具体比对的结果,所谓“判”的异同是通过对争点裁判结果的归类取舍来实现的。连接“案”与“判”即诉讼争点与裁判结果以及先案与后案的是对裁判理由根据的对比解析。[4]这就是说,从个案中抽取出来的诉讼争点、裁判结果及其裁判理由是判断“案件异同”的内在根据,进而形成处理待决案件的“个案规则”。这就抛弃了“诉”与“辩”作为实践活动的不可替换性、不可复验性,达成诉讼过程中知与理、思与行的合一。那种脱离诉讼具体运行程序、法院审级及管辖区域,特别是脱离作为上述诉讼状态而形成的诉讼争点,来抽象、笼统地谈论案件事实、法律关系的异同问题,因其缺乏诉讼制度、诉讼技术的保障而再次陷入“莫衷一是”的辩难境地。因此,区别案件“同与异”的关键因素只能是具有完整结构的“诉讼争点”,而不一定是全案的事实及其所适用的法律关系。换言之,所谓“案件异同”,其实质是“诉讼争点”之异同。
  第三,案件异同究竟是思维的哪个范畴?由什么方法加以确定?在思维认知的范畴,比较对象是否相同,取决于抽象的程度。抽象程度越高,结论相同或类似的可能性越大。但在诉讼个案中,当事人的诉讼活动属于实践范畴而不是思维范畴。案件是否相同,取决于诉讼争点与裁判结果的现实构成要素是否相同或具有轻重可比性,而不是取决于人们对这个诉讼活动的抽象认识结论是否相同。这就要求摒弃“诉”与“判”中那些不具有事理可比性的案件要素。有关案件异同认识的特殊之处在于对先后案件的诉讼争点各个现实因素进行直接比对,并作出异同或“类与不类”的判断,这是直觉比对的方法,而不是抽象思维的认识方法。由于“诉”是“判”的对象,“判”是“诉”的结果,“诉”与“判”之间存在着一个“问答结构”,在先生效裁判中的“问与答”构成待决案件的比照对象和归类依据。因此,“案件异同”比对是较类型思维和抽象思维更为基础的事件之间直接比对的直观思维,而不是“诉”与“判”实践活动本身,更不是“类”的思维或“理”的思维。这种直观思维具有区别于“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特征[5]。惟其如此,案例的指导作用及其参照技术不是归纳与演绎的逻辑推理方法,而是通过诉讼对话展现的问答逻辑方法。在诉讼参与人各方进行的问答逻辑展开过程中,运用的是“个案类比”方法。这样就增加了思维的直观性,降低了理解的难度,强化了裁判的可理解性和可接受性,有利于促进案结事了。

爱法律,有未来


  二、“同案异判”的法理可能性
  按一般道理来讲,法律规则制定得再完备,相对于具体案件来讲,总不可能“量身定做”,总有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过渡空间,这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人为适用的余地。制定法面对的是常态的社会矛盾纠纷。对于社会发展中新出现的矛盾纠纷,以及处于规则边缘的矛盾纠纷,制定法存在着漏洞、冲突和模糊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难以通过阅读法条找到解决自身问题的答案,需要到法院找个“说法”。另外,法律适用的宽与严也有个“审时度势”问题,如果不管世人脚板的长短宽窄肥瘦,一律按照同样的尺寸订制同样大小质地的鞋子,那么结果只能是,虽然方便了鞋匠,却苦了穿鞋的天下人。总之,企图通过制定尽善尽美的法律,无一遗漏地解决一切社会问题,是不可能的。中外法制史上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和教训。从总体上看,制定法好比是为我们熟知的生活世界绘制的一幅“地图”,即使它的比例尺再大,就其本质和功能来讲,也不可能跟现实世界一模一样。因此,经常会发生因“地图”失准或不按“地图”划定线路行进而发生碰撞的情形。这就需要法院出面来“疏导”失序的交通。当然,我国社会主义法律还具有不同于以往法律制度的规则特征和应用方法,这可以从我们坚持的实践认识论和哲学方法论中找到理论根据。
  制定法既有“地图”的便利,也有其难以克服的固有缺憾。为了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就需要在生活世界的混乱区域设置“路标”。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11月出台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随后又发布了指导性案例,试图通过已决案例对类似案件的解决提供更加具体、直接和实在的“路标”。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同案同判”,以便使遇到同样问题的后来者合理遵循,顺利通行;但问题是,倘若作为被要求参照的案例对待决案件具有指导意义,那么就一定要与当时已经存在的案例至少在某个方面有所不同或者有独到之处,并且它的确解决了依照制定法规则推理难以解决的具体争议或矛盾,否则,就难以确立其指导地位,也不会有为后来未决案件所遵循的独特价值。从本质上看,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57538      关注法宝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