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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学术交流》
司法腐败的文化根源及相应治理机制
【副标题】 一个以法官为例的实证分析
【英文标题】 Judicial Corruption: Its Cultural Root and Governance Mechanism
【英文副标题】 A case study of judges【作者】 李可
【作者单位】 东南大学法学院【分类】 法院
【中文关键词】 司法腐败;法官;集体腐败;文化根源;治理机制
【英文关键词】 judicial corruption; judge; collective corruption; cultural origins; governance system
【文章编码】 1000-8284(2017)06-0142-09【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6
【页码】 142
【摘要】 对于当下中国法院而言,最令人震惊的司法腐败是法官集体腐败。目前大多数研究仅触及法官集体腐败的浅层根源,而未及其深层根源。法官集体腐败的深层根源在于流传至今的一些传统负面文化的潜在影响。如欲根治此种腐败,必须在依法独立审判理念的指导下,着眼于法官个体之精神、意志、制度和规范重塑,以生成有独立自主之理性人格、专业判断、思考空间和内部地位的裁判主体,从而最终实现对法官个体的文化重塑。与此同时,要重点对“带长”法官进行职责重塑,以形成权责均衡之局面。在此基础上,强化和改进案件处理的内部分工及集体负责制,最终夯实防控法官集体腐败的制度“长城”。
【英文摘要】 For the Chinese courts, the most appalling phenomenon at present is the collective corruption of judges. Currently, most of studies merely revealed the superficial causes and failed to reach its root that lies in the potential effects of some negative-spread traditional cultures to this day. To eliminate such corruptions, the judges should reshape their spirits, wills, system and regulations as an individual under the guidance of independent adjudication concepts, so as to form the referees who have acquired independence and self-reliance in reasonable personality, professional judgment, thinking space and inner status, eternally realizing their culture reshaping as a judgment individual. At the same time, the key is to remodel some “chief”judges and form the balance between their power and duty. On such bases, we should enhance and improve the internal division and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and finally consolidate the system “great wall”against collective corruption among judge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1752    
  
  司法腐败是现代社会的毒瘤和痼疾,如果其竟然发展成一种有着内部明确分工的集体协作模式(例如法官集体腐败),那么其病灶则应不仅仅驻留在经济、政治、法律和伦理等层面,可能已深入到其它诸如民族文化、国民性格等层面。法官集体腐败在现代民主国家中实属罕见现象,{1}从经济、政治、法律、伦理等方面探讨成因的研究颇多,从文化人类学方面发掘根源的较少,{2}且仅有的文化根源探讨缺乏系统性、体系性和历史深度。本文试图透过文化视角解释当下中国一再发生的法官集体腐败,发掘其深层文化根源,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和系统的治理机制。
  一、法官集体腐败的类型及特征
  从行为的性质看,当前中国法官集体腐败可分为索贿受贿、枉法裁判、滥用职权牟利3大类;从发动者的身份看,则可分为“上级带动下级腐败”“下级带动上级腐败”“律师带动法官集体腐败”等5大类。从发动者的身份对中国法官集体腐败进行分类研究比从行为的性质进行分类研究更能体现此类腐败的“关系”性质,故为本文所采。
  (一)上级带动下级腐败
  该大类案例有7件,依双方主体身份的不同,又可分为如下3小类:
  第一小类:上级“带长”法官带动下级“带长”法官腐败。此类案例有5件,它们的基本特征是:首先,院内党政“一把手”腐败致使自上而下的内部腐败控制及监督机制失灵,司法腐败在院内处于自发生长的失控状态;其次,院内党政“一把手”腐败对下级“带长”法官腐败乃至全院性腐败产生了负面示范效应,腐败从从个别领导走向领导班子并迅速扩散至全院法官;最后,院内党政“一把手”腐败还在特定情况下“倒逼”下级“带长”法官,司法腐败生成自上而下的非法利益传送链。{3}
  第二小类:上级“带长”法官带动下级普通法官腐败。此类案例有1件,其形成的基本路径或机制是:首先,院内业务部门的“一把手”腐败使该部门内的腐败控制及监督机制失灵;其次,业务“一把手”腐败使下属普通法官在从众心理支配下“跟从腐败”,从而导致司法的“局部塌方”;最后,业务“一把手”腐败也有可能“倒逼”下属普通法官,使后者“不得不腐”。{4}
  第三小类:上级法院带动下级法院腐败。此类案例有1件,其形成的基本路径或机制是:首先,腐败行为的完成需要由下至上两级甚或三级法院之间的配合与联动;其次,上级法院“带长”法官或“一把手”腐败成为多级法院系统性腐败的“溃口”,并使腐败的审级监督机制直接失灵;最后,多级法院系统性腐败呈现“单孔渗透”(例如上下级执行庭之间)的样态,司法腐败由上级法院向下级法院蔓延。{5}
  (二)下级带动上级腐败
  该大类案例有3件,按双方主体身份的不同,又可分为如下3小类:
  第一小类:下级“带长”法官带动上级“带长”法官腐败。此类案例有1件,其形成的基本路径或机制是:第一,下级“带长”法官非法的利益诉求需要得到上级“带长”法官、尤其是院内党政“一把手”的配合才能得以完成或获得一种关系性保障;第二,院内上级“带长”甚或党政“一把手”法官自信能够提供前述非法行为的关系性保障,并进而使司法腐败的院内控制及监督机制失灵;第三,院内“带长”法官之间有着强烈的身份认同感,有着非法利益诉求的“带长”法官占据了院内领导班子的核心岗位。{6}
  第二小类:下级“带长”法官带动上级普通法官腐败。此类案例有1件,其形成的基本路径机制是:第一,下级法院“带长”法官的非法利益诉求需要得到上级普通法官的配合才能得以最终完成;第二,上级法院普通法官基于一种身份认同和人情考量,姑息或促成该非法行为的存在或发展,并进而使腐败的审级监督机制直接失灵;第三,腐败的小范围协作行为能够暂时绕开或躲避院内裁判监督机制。{7}
  第三小类:下级法院带动上级法院腐败。此类案例有1件,其形成的基本路径或机制是:第一,下级法院的党政“一把手”的权力寻租行为需要得到上级法院、尤其是业务主管法官的配合才能得以最终完成或获得一种关系性保障;第二,上级法院的腐败响应行为使自上而下的腐败审级监督机制失灵;第三,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带长”法官有着强烈的身份认同感和权力交换欲。{8}
  (三)律师带动法官集体腐败
  该大类案例有6件,根据腐蚀对象有无行政职务,又可分为如下2小类:
  第一小类:律师带动“带长”法官集体腐败。此类案例有3件,它们的基本特征是:其一,律师单独或集体“围猎”“带长”法官,使自身的非法利益诉求能够获得司法权力的非制度性支持或关系性保障,其二,非简单案件裁判的集体负责及分工的制度设置使律师必须“俘获”复数“带长”法官,才能达成其非法目的;其三,院内业务部门的“带长”法官就其主管或承办案件进行利益寻租,由于信息传播范围小,所以预估风险也就小,故而此类腐败能够长期大面积存在和发生。{9}
  第二小类:律师带动普通法官集体腐败。此类案例有3件,它们的基本特征是:其一,司法裁判的横向分工(即集体负责制)和纵向监督(即审级监督)机制使律师“不得不”腐蚀普通法官群体,这决定所发生的通常不是法官个体腐败;其二,关系密切群体内部的分工与协作式腐败更易于躲避院内的腐败控制及监督机制,并使此种机制暂时或长期失灵;其三,律师腐蚀承办案件的普通法官,比拉拢非承办案件的“带长法官”,更易于减少信息传播的范围及躲避腐败监督机制。{10}
  (四)当事人带动法官集体腐败
  该大类案例有15件,当事人与案件有着直接利害关系,许多法官集体腐败是由当事人行贿引起的。
  根据腐蚀对象有无行政职务,又可分为如下2小类:
  第一小类:当事人带动“带长”法官集体腐败。此类案例有10件,它们的基本特征是:首先,当事人的合法或非法利益诉求在通过司法孔道时受阻,而“带长”法官自身又有权力寻租的诉求,两者有产生制度外之应答的动机;其次,两者的利益诉求因诸如非简单案件的内部分工及集体负责等制度设置形成的法律障碍需要复数的“带长”法官“合谋”才能予以克服;最后,“带长”法官之间基于利益驱动和身份认同,协力使内部控制及审级监督机制失灵。{11}
  第二小类:当事人带动普通法官集体腐败。此类案例有5件,它们的基本特征是:首先,当事人的非法利益诉求需要得到法官司法权力的制度外认可;其次,承审法官也有权力寻租的欲望,并得到复数的普通法官的回应;最后,当事人和普通法官的非法“合谋”暂时躲避了院内的腐败监督及控制机制。{12}
  (五)院外党政干部带动法官集体腐败
  该大类案例有2件,其中又可分为2小类:
  第一小类:院外党政干部带动“带长”法官集体腐败。此类案例有1件,其形成的基本路径或机制是:第一,当事人的非法利益诉求需要得到法官裁判权的制度外认可;第二,基于身份认同和人情考量,党政权力与司法权力达成了非制度性“合谋”;最后,非简单案件裁判的集体负责和审级监督制使党政权力“不得不”“俘获”复数的“带长”法官。{13}
  第二小类:院外党政干部带动普通法官集体腐败。此类案例有1件,其形成的基本路径或机制是:第一,与前一类型相同,当事人的非法利益诉求需要得到法官裁判权的制度外认可;第二,不同权力系统之间的非封闭性为党政权力与司法权力达成私下权力交易提供了可能;最后,非简单案件的集体分工与负责制使司法权力的“单兵作战”无法实现其目的,故而党政权力必须腐蚀复数的普通法官。{14}
  通过对上述法官集体腐败的5个大类、16个小类和24件案例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或生成路径及机制的归纳,我们可以大致得出如下4点初步结论:1.从数量上看,“上级带动下级”比“下级带动上级”而言,更易于导致司法腐败;律师和当事人相比,后者有更强的动机促动司法腐败;院内党政干部与院外党政干部相比,前者有更多资源促成司法腐败;在所有促动司法腐败的主体中,当事人最有动机。2.无论是自上而下带动的还是自下而上促动的司法腐败,作为上级法院或法官及“带长”法官都起着决定内部控制及监督机制是否失灵的关键作用,千里长堤往往溃于“上级”。3.案件处理的内部分工及集体负责制是司法腐败的最大制度“障碍”,也是法官抵制来自上级、同级、律师、当事人、院内外党政干部及其它致腐主体“威逼利诱”的制度“长城”。4.某一特定业务领域内长期协作的关系密切群体(例如执行庭、一线法官与律师)比较容易生成集体腐败,而且也难以被发现和查处。
  二、法官集体腐败的文化根源
  按说,法官及律师接受了长期的法学教育和职业道德培训,应当有很强的职业自律能力和自律精神;“带长”法官和院内党政干部不仅接受了长期的法律职业道德教育,而且还自觉接受了党的纪律约束,应该比普通法官及当事人更有自制能力和守法精神;同时,法院内部又有极其周密的职业纪律规范约束法官的一言一行,但是法官集体腐败还是发生了,而且并不鲜见,其原因何在?学界已从经济、政治、法律、伦理等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究,但仍有意犹未尽之感。“作为一种对社会生活的构想,文化对生活于其中的个体的行为起到潜在的和实际的引导作用。”{15}本文欲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切入,为法官集体腐败把脉查因。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可以发现以下6种文化是造成法官集体腐败的重要原因。
  (一)家长主义文化
  该文化传统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至今仍力量强大。在传统中国,一向是“家国一体”,国是家的放大和复制,家是国的投射和缩微。在一家之内,家长是说一不二的君主,正如君主在一国之内的权威一样。位于家国两极之间的其他社会组织、团体乃至国家机关也被此种体制所同构。即便是远离家国的江湖社会,其组织结构也被此种体制所同化。
  在中国当下,法院内部的家长主义文化仍十分盛行。不仅为数不少的院长俨然以一家之长自居,而且干警也往往甘愿放弃自主意志,认院长为家长,将一些本应由自己独立判断的重要事项交由院长决定。由于家长主义文化盛行,在一院之内,院长个人的腐败也极易演变成下属甚或全院的集体腐败;由于家长主义文化盛行,某个法官的腐败也可能因院长“家父式的保护”而长期得不到处理而越积越深,最后因社会学的“仿效效应”而扩散成法院的集体腐败;由于家长主义文化盛行,院长“大包大揽式的作风”极易导致法院的集体决策制度和法官自由意志的丧失,从而也就使法官独立这一重要司法审判原则落空。这些都可以从前述案例分析中得出的“‘带长’法官是内部控制及监督机制失灵的关键主体”这一结论中体现出来。
  (二)官本位文化
  在传统中国,官本位文化极其强大,民本思想极其微弱。{16}知识分子一心梦想的是“升官”然后“发财”,{17}以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商人和手工业者发财后也要花钱捐个官,以求财运久长,家业兴旺。传统中国人一生的奋斗目标最终都落在“官”字上,如果不能有个一官半职,还乡之后必然遭到人们鄙视。在社会中,民众唯官是从,“官”主思想发达,民主精神衰微;民众服从意识牢固,反思精神不足。在衙门之内,吏唯官是从,下级官员唯上级官员是从,所有的官员唯皇帝是从。在长官或皇帝面前,所有的官员似乎都丧失了自主意志和独立人格。唯上主义是官本位文化发展演变的极致,也是全体官民丧失个人判断的明证。
  在中国当前法院内部,官本位文化也十分强大。几乎所有干警努力的目标都是升职,非行政编制的法官也要往行政编制上靠,因为法院内部资源原本就是按照行政级别的高低予以分配的。官本位文化带来的后果是,“内行法官”要讨好“外行长官”,就不得不在很多时候牺牲个人的专业判断力;外行当事人盲从“带官字”、尤其是“带长”的法官,也丧失了自己基于常识的个人判断力;院外党政干部能够借助其官位串通普通法官甚或“带长”法官,并与之达成私下的权力交易。这些也从前述案件分析中得出的“上级比下级更能促成司法腐败”这一结论中得到印证。
  (三)“面子”文化
  传统中国人“爱面子”,既爱自己的“面子”,也爱护交往对象的“面子”。{18}在“面子”文化之下,党纪国法、伦理道德被弹性处理甚或掏空架空。在“面子”文化下,许多显见的错误被遮掩,被放任自流,错误校正机制长期得不到进化。正是由于“面子”文化的作用,社会制度运作中的许多错误、陋习得以留存、流传和放大,最后累积质变为制度顽症;正是由于“面子”文化的作用,个体的一些违法行为得不到及时、彻底地纠正,有时反而被模仿、放大,从而累积成大面积的集体违法行为。一句话,很多时候“正式制度因为面子的因素而变形或者根本就不发生作用”。{19}
  在中国当前的法院中,“面子”文化也十分盛行。{20}法官不愿驳亲友、熟人和领导等的“面子”,因而尽力挠曲党纪国法。{21}法官不愿、不敢揭露同行的腐败,只要此种腐败不损害自己的根本利益;院长也不愿揭露下级和普通法官的腐败,而往往是一味地“捂盖子”。{6}因而,在一院之内,腐败现象越积越多,最后蔓延成集体腐败也就不难想象。在前述由法官及院外党政干部促成的12件集体腐败中,“面子”文化在绝大多数案件中起了重要作用。
  (四)关系文化
  中国人最喜欢拉关系、讲关系,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深驻在人们的身体之内,难以拔除。不论是在社会还是在官场,人们都力图为自己编织一张尽可能大而严密的关系网。在关系面前,法律、纪律、伦理、道德可以被扭曲甚或抛弃。{22}人们遇到棘手的问题,首先想到的是动用关系,通过关系予以疏通、处理。此种关系文化在民国司法中表现得淋漓尽致,{23}在当下司法领域仍大行其道,例如坊间戏称“打官司就是打关系”,官司能否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事双方谁的关系硬。
  在当前法院内部,关系文化同样根深蒂固。干警从踏入法院门坎的第一天直至退休,前前后后都体会到关系的份量和作用。即便是符合入职条件的法官,要进入法院工作,首先想到的也是“找关系”和“疏通关系”,以为入职和以后的工作铺平道路。在法院的日常工作中,办案子得看关系,对于关系硬的当事人或律师得“看着点”,“留点面子”;异地送达、调查取证和执行等,也得找找当地的关系,以减少工作阻力; 年终考核时,得跟领导“打声招呼”,甚或“意思意思”,以免领导“使绊子”,“找碴子”。
  由于关系文化的作用,很多案件难以甚或不能依法处理,“关系案”“人情案”和“金钱案”成为法院内部治理的重点。{24}由于关系文化的作用,有腐败迹象或问题的干警得不到处理,问题越滚越大,最后发展成集体腐败。由于关系文化的作用,一院之内派系林立,关系错综复杂,看似周密的内部管理规章形同虚设,起不到防控腐败的作用。由于关系文化的作用,被处理的干警大部分是关系没处理好,或问题实在太大被“丢卒保车”的那一部分。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前述多数司法腐败案件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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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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