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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坚决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项必要保证
【副标题】 学习《邓小平文选》的体会
【英文标题】 Striking at the Crime in Economic Sphere Is the Necessary Guarantee for the Fulfilment of Four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作者】 刘白笔【分类】 司法
【期刊年份】 1984年【期号】 1
【页码】 80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    
  当前正在开展的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里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犯罪活动的斗争,是我们党和国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也是贯穿在《邓小平文选》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邓小平同志近几年来在这方面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包括坚决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保证的科学论断,不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关于法制建设理论的新发展,而且为我们全党、全国首先是政法机关指出了保卫四化建设的一项长期的经常性的重要任务。
  坚决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是根据一切从实际出发、形势决定任务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提出来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米,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各条战线都出现了令人可喜的新气象,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一年比一年好。但是,不容讳言,由于国内和国际的因素,经济领域里还存在各种严重犯罪活动。为了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集中精力抓好经济建设这个核心,邓小平同志及时地指出:“走私漏税、投机倒把、行贿受贿、贪赃枉法等犯罪活动的滋长泛滥,……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1]并且将坚决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里的严重犯罪活动明确列为搞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四个重要保证之一,这是完全符合我国的客观实际情况和形势发展的需要的。
  让我们回顾一下近几年来经济领域里犯罪活动曾经猖獗一时的表现:
  (一)重大经济犯罪案件增多,具有严重的破坏性。以某省各级人民检察机关办理的经济犯罪案件为例,一九八二年犯罪所得万元以上的大案比一九八一年增长三倍多,比一九八。年增长更大。至于各省、市、自治区检察机关办理的贪污五万元以上、受贿二万元以上和走私、投机倒把、诈骗非法牟利十万元以上的特大案件,一九八二年和一九八三年上半年即达一百四十件。其中有贪污公款分别为三十余万元和六十余万元的广东省基层农业银行会计罗铭恩和李竞芳,有索贿受贿五万余元大量破坏国家木材计划供应的伊春市副科长张继伟,有诈骗我国营企业资金七十五万五千余元的不法港商李展云,有贪污粮食四十九万三千多斤的吉林省舒兰县粮库检斤组长马涛成,有盗卖粮票五十多万斤的吉林市基层粮店职员范桂琴和徐文芬,有贪污布票三十七万多尺的甘肃省宁县百货公司物价员石有忠,有盗窃国库券八十万元的甘肃省天水县社员周登龙,还有偷运进口收录机、手表等价值七百六十九万元的沿海走私船“惠丰满”号主犯陈文玉等。这些惊人的特大案件都是罕见的。
  (二)团伙作案、集团犯罪突出,具有很大的危害性。不少案件是企业、事业、机关、团体内部和外部相勾结,城乡串联,甚至内地与海岛或国外相勾结。他们互相利用,同流合污,合谋犯罪。据一个中等城市的统计,一九八二年属于内外勾结、团伙作案、集团犯罪的约占百分之三十。某省对二十八件万元以上大案的分析,其中有十一件是国营、集体单位与外商勾结作案,犯罪总金额达五千五百余万元,仅其中一项活动由于外商压价、支付不合理佣金等,即使国家损失二百四十余万元。港澳走私犯苏伦、伺林发以“港澳客商”和“港澳游客”的身分为掩护,多次流窜到洛阳、郑州、西安、咸阳等文化古城与广西的畏罪潜逃犯黄桂章等人结成同伙,在郑州、洛阳等地建立了三个联络点和五个窝赃点,大肆非法收购盗运珍贵文物。案发后,仅追缴回的即有西周以来历代珍贵文物一千七百多件、珍珠玉器一千余件、古币六百多枚,其中许多是稀世珍品,至于某些走私集团则多半拥有专营的交通工具和专用的通讯联络设备,用暗号、密码进行联络,雇用多名“马仔”(“马仔”是香港、广东等地对专跑走私、贩毒等犯罪活动的人的通称。)进行猖狂的犯罪活动。
  (三)作案手段狡猾,具有极大的欺骗性。许多罪犯打着社会主义企业、事业、机关、团体的旗号,盗用它们的公章、介绍信、帐户,票据等,以“合法”身分掩盖非法活动,骗取大量钱财,使国家和集体遭受重大损害,有的单位甚至濒临破产、倒闭的险境。河北省故城县无业人员柴中山冒充“故城县建筑公司业务员”、“故城县综合厂业务员”身分,通过天津市第二纺织机械厂业务员焦某介绍,在天津市生产资料服务公司代办服务部非法设立了“故城县小屯信用社”帐户。然后大量盗用该公司的空白合同纸、介绍信和其他单位的证明信件,冒充该公司和其他单位的业务人员,以“供货”、“代购”化肥、汽油、建筑材料等物资为名,先后骗款三十二万余元,使山东、河北、天津等地十多个国营和集体单位深受其害。类似这样的诈骗案件,在全国约占全部经济犯罪案件的四分之一。
  (四)多种犯罪交织,案中套案,具有很大的复杂性。一些重大经济犯罪案件,往往是贪污受贿、走私、诈骗、投机倒把等犯罪活动交织在一起。查办一个案子,有时一揪就是一串串,案里面还有案,一案多罪或者一罪多人。河南省潢川县人民检察院,在侦查刘忠信、李月、苏国贤等诈骗活动的过程中,挖出了一个:二十四人组成的诈骗集团,并牵出了三十一起经济犯罪案件,其中万元以上大案即有六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案件的证人,知情人多半是既得利益者,或者同案犯,因而死抱一团,互相掩饰和包庇。河南省安阳市查处的陈希海、曹振山投机倒卖汽车七百五十八辆、牟取暴利一百三十余万元一案,受贿的国家干部达九十五名,案情涉及十五个省、市、自治区的一百三十多个机关、工厂,先后参加查办这宗案子的共数百人,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结案。
  (五)一些罪犯多有前科劣迹和作案经验,具有相当的狡猾性。不少严重经济犯罪案件的首犯或主犯往往是多次作过案的或者几进几出监狱的人。据某省对三十四件重大经济犯罪案件的八十五名犯罪分子统计,有前科劣迹的达七十六人,占百分之八十五。这种人善于钻营,贪得无厌,犯罪的胆子越搞越大,手段越来越多,花招越耍越新。有的冒“贤”充“能”,掌握实权,弄虚作假,投机牟利;有的订立攻守同盟,销毁罪证,矢口抵赖;有的装疯卖傻,拒不交代;有的各处流窜,跨地区、跨省市作案,多方设法逃避打击。
  (六)“四人帮”的残余分子趁机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具有相当的猖獗性。一些反对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林彪、“四人帮”残余分子,在经济领域里投机钻营,牟私捞钱的现象不断发生。这些人直言不讳:“政治上垮了台,经济上富起来”;“有了钱,再夺权。”有一个省会城市一九八二年即查办了十一件这种案子,使国家避免了数万元的损失。广东省湛江市“造反起家”的对外经济协作办公室副主任周业茂,不仅工资级别由二十四级升到二十一级,而且索贿受贿、投机倒把获利达三万多元。他住的是花一万三千多元盖的高级楼房,摆的是高级家具,过的是花天酒地的生活,连守门的狼犬也每天喂肉一斤多。群众反映说:“周业茂比解放前的资本家还阔气。”山东省有一个县里的“十年一贯制的造反派头头”被开除党籍后说:“我以前是闯政治的,现在闯钱。”他长期流窜天津、河北、济南等地,大肆倒卖汽车、汽油等物资,牟利一万余元。被捕后拒不认罪,写条子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还有一个在“文革”中迫害老干部、作恶多端的“造反政委”,三中全会后“专与领导对着干”,当他因诈骗二万三千余元被捕后,公然威胁说:“谁搞我谁倒霉。”气焰十分嚣张。
  (七)国家工作人员中少数犯罪分子严重破坏经济,败坏政风,具有较大的危险性。一些省、市查处的经济犯罪案件中,国家工作人员直接作案或者参与作案的不仅财经系统和工交系统有,而且某些文教卫生部门、科学技术单位甚至个别政法部门也有。过去被一些人看做“三铁(铁门、铁柜、铁算盘)单位没问题”的少数基层银行,既是贪污数十万元特大罪犯的活动地盘,又是社会上一些不法分子盗用国家资金以进行走私贩私和投机倒把等犯罪活动的目标。他们大挖社会主义的墙角,严重地破坏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和人民政府的威信。
  以上情况和特点表明,经济领域里的各种犯罪活动,不仅严重侵犯社会主义公共财产和公民的合法财产,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而且危害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腐蚀干部和群众的思想,破坏党风和社会风气。其危害之烈,危险之大,范围之广,为前所未有。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那个时候,贪污一千元以上的是‘小老虎’,一万元以上的是‘大老虎’,现在一抓就往往是很大的‘老虎’。”还说:“现在的大案子很多,性质都很恶劣,贪污的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的,都不止是什么。万字号’。有些是个人犯罪,有些是集体犯罪。……这股风来得很猛。”[2]邓小平同志正确地分析了我国近年来的形势,明确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是根据一切从实际出发,形势决定任务这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提出来的,是完全符合客观实际情况和形势发展的需要的。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认真贯彻执行。坚决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是整党的有效措施之一。
  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决定,从一九八三年下半年开始,用三年时间对党的作风和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这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保证,也是邓小平同志早就提出的正确主张。近几年来,邓小平同志在反复强调了整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之后,并提出了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也联系到党风问题”[3]的号召。这是完全正确的。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要击严重经济犯罪的斗争两年来,开始刹住了曾经猖獗一时的公开的走私贩私活动,打击了一批贪污、受贿、诈骗、投机倒把等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保卫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同时,斗争的实践表明,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奉公守法,不牟私利,积极为四化建设出力和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党是一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久经考验的、有强大战斗力的革命队伍,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全国和全世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确有极少数意志薄弱的党员和干部受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侵袭,积极支持或直接参与了各种经济违法犯罪活动,走上了腐化变质的道路。仅据开展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斗争以来前十六个月的统计,在各类经济犯罪案件中直接参与或者涉及的中共党员即达七万一千多人。这个数字虽然在全国四千万党员中古极少数,但他们对党的事业的危害性和危险性却是不容忽视的,必须提起高度的重视。大量的经济犯罪案例表明,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是党内的危险因素和腐败因素,是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和组织不纯的严重表现。
  (一)坚决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有助于改善党内思想不纯的状况,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事实证明,走私、套汇、诈骗、贪污、受贿、投机倒把将大量国家和集体财产窃为己有等严重犯罪活动,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里的重要表现。从思想根源来说,各种经济违法犯罪活动都是在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支配下泛滥起来的。个别党员追求吃喝玩乐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一心谋求“家庭电气化”,经营“安乐窝”。无锡市某厂党员副厂长吴跃坤用贪污索贿的钱和非法占用的土地建了一幢一百四十平方米的“厂长别墅”,当党组织责令他把房子交出时,竟说什么“厂长可以不当,党员可以不做,房子就是要住。”而各种经济犯罪活动的猖獗,又进一步助长“一切向钱看”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有的党员犯罪后说自己犯罪的原因是:“看见人家都捞钱,我也捞几个。”个别党员捞钱不择手段,湛江市殡仪馆党支部书记练大友,亲自掌握业务公章,独揽骨灰盒销售权,并在拾尸时索要高价,从中贪污五千六百多元,还长期挪用三千多元,坠落成为贪污犯。象这样的党员干部,一心只想着个人发财和小家庭的享受,什么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党的事业,已经全部抛诸脑后,难道不是在资本主义思想的腐蚀下垮掉了吗?邓小平同志严肃指出:“甚至有些干部本人,为了出国,为了搞钱,违法乱纪,走私受贿,投机倒把,不惜丧失人格,丧失国格,丧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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