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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中国妇女儿童的法律地位
【英文标题】 The Legal Status of Women and Children in China
【作者】 王德意巫昌祯【分类】 民政和社会保障事业管理法
【期刊年份】 1984年【期号】 1
【页码】 48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3    
  从世界范围看,妇女儿童占人口的三分之二,他们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在我国,妇女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可缺少的伟大力量,儿童是我们事业发达、民族兴旺的希望和保证。正确认识和对待妇女儿童,是一个关系重大、意义深远的问题。
  一
  人类初期,实行的是母权制,妇女不仅是社会的主人,也是家庭的主人,后人称这个时期为“女性王国”。当时的男女两性是一种朴素的平等关系。私有制的形成,阶级的出现,一夫一妻的个体婚制也随之产生,个体婚制在历史上绝不是作为男女两性的和好而出现的,恰恰相反,“它是作为女性被男性所奴役,作为整个史前时代所未有的两性冲突的宣告而出现的”。[1]它标志着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2]可见,男女不平等,男性奴役女性,乃是私有制和剥削制度的产物。多少世纪以来,不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所谓文明的资本主义社会,女子都处于男子之下,一无权利,二无地位。历代剥削阶级,不仅有系统的歧视妇女的理论,而且有完备的压迫妇女的法律。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斗争中,虽然提出了“天赋人权”的口号,欧洲的卢梭、福禄特尔等人也倡导女权,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妇女的地位。在我国,妇女儿童受歧视、受奴役的历史更是漫长、残酷的。封建时代,宗法盛行,敬君尊祖的观念十分浓厚,封建等级制度极为森严。这种制度从社会一直延伸到家庭。在国家,实行王权独裁,百姓没有任何权利;在家庭,实行家长专制,妻子、儿女没有任何自由。家庭以年岁最长、辈份最高的男子为家长,家长对家属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种家长制是父权、夫权的集中表现。这种父权、夫权是绝对的,不仅得到道德上的支持,而且得到法律上的确认。
  儒家学者对妇女有一整套反动主张,“男尊女卑”是一个最基本的指导思想。他们认为男子是乾,是阳,是天;女子是坤,是阴,是地。这种乾坤、阴阳,天地的观念,就给男女间地位的差别涂上了一层浓厚的宿命论的色彩。从男尊女卑这个指导思想出发,封建统治阶级又引伸出种种歧视妇女、奴役妇女的观点,提出了“女教”和“妇道”的要求。这是封建的女子教育的标准和女子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
  一方面,宣扬“男女有别”、“男外女内”,使妇女在社会上处于无权的地位,按照这个要求,妇女只能充当男子的玩物和家庭的奴隶。不能过问和参与家庭以外的事情,完全剥夺了妇女的参政权、劳动权和受教育权,另一方面,鼓吹“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使妻和子的一切权利如人身权、财产权、居住权等等,统统由家长掌握。子女如果违背家长意志,家长可以行使法律赋予的“惩戒权”,打骂、虐待乃至剥夺生命。夫妻之间地位也极不平等,不但表现在家庭的政治、经济地位上,在法律上,也公开不平等·如剥夺妻子诉讼权,夫妻同罪不同罚,夫有休妻的特权,而妻无离婚的自由等等。
  总之,在封建剥削制度和暗无天日的旧中国,妇女儿童倍受歧视,毫无权利,或打、或杀、或遗弃,无一不可,他们的人身、财产等权利,得不到法律保障,妇女要求得解放,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妇女儿童问题,他们对这个问题作过全面的论述,其基本点有三:
  (一)妇女是伟大的革命力量,儿童是革命建设的后备队
  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真理,把压在社会最低层的妇女看成伟大的革命力量。马克思在《致路德维西·库格曼》一文中指出:“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3]列宁也指出:“从一切解放运动的经验来看,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妇女参加解放运动的程度。”[4]十月革命胜利后,斯大林谈到妇女的作用时说:“妇女占我国人口的半数,她们是一支劳动大军,并且她们负有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后代,即我们的将来的使命。”[5]毛泽东同志也对妇女的地位和作用作过高度评价,在革命战争的年代里,毛泽东同志指出:“妇女占人口的半数,劳动妇女在经济上的地位和她们特别受压迫的状况,不但证明妇女对革命的迫切需要,而且是决定革命胜负的一个力量。”[6]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又指出:“中国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7]毛泽东同志还形象地作了比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充分发动妇女,这好比一个人的两只手,缺少一只不行,缺少了妇女的力量是不行的,两只手都要运用起来,妇女不仅是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力量,而且是家庭生活中的组织者、建设者,又是哺育孩子、培养后代的伟大母亲。在认识妇女的地位和作用的同时,还必须重视儿童的问题。儿童、青少年是我们民族的希望,阶级的未来。建设事业的接班人。马克思多次指出,“儿童和少年的权利应当得到保护。他们自己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因此社会有责任保护他们。”[8]他们是社会的新一代人,他们所将要完成的是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任务。列宁指出:“老一代人的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而新一代人的任务则是“应当在这个基础上建设共产主义”。[9]早在1927年,毛泽东同志就教导我们说,儿童是接我们班的,只要一代一代坚持下去,革命就一定能胜利。1981年中共中央在对妇联工作指示中指出:“目前,全国十四岁以下的儿童和少年有三亿以上,到本世纪末,下世纪初,他们将陆续成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主力军。”抚育、培养、教育好这三亿多儿童和少年是“关系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成果和共产主义事业代代相传的大事”,它“符合千家万户、亿万父母的迫切心愿。我们必须大力加强这方面的工作。”[10]
  (二)社会主义是解放妇女的必由之路
  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指出,哪里存在私有制,哪里的男子就有特权,哪里就不可能实现男女平等。列宁同志也说过:“妇女的真正自由,只有通过共产主义才有可能”。[11]自由有两种含义,一是精神上的自由,一是物质上的自由。妇女过去所以受男子奴役,因为在精神上没有自由,而精神上没有自由又是因为物质上没有自由的原故。所以,妇女只有争得了物质上的自由,才有可能获得精神上的自由。社会主义制度不仅赋予妇女精神上的自由,而且还创造条件使妇女得到物质上的自由。可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彻底解放妇女。当前,实现四化、振兴中华是一个伟大的壮举,它将最后地铲除产生剥削的物质基础并把家务劳动变成社会公共事业,这是建成社会主义,通向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也是彻底实现妇女解放的必由之路。
  (三)妇女解放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解放妇女的斗争就是反对剥削、反对压迫的斗争,它必然成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有一句名言:“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是衡量社会普遍解放的一个天然标准。”[12]马克思、恩格斯非常赞赏这句名言,认为这是一个精辟的论断。马克思指出:“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13]列宁也指出:“无产阶级如果不争得妇女的完全自由,就不能得到完全的自由。”[14]早在延安时代,毛泽东同志也有一句名言:“中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革命胜利之时。”[15]可见,妇女解放和整个人类解放运动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妇女解放只有在无产阶级解放运动胜利后才能实现。反过来,无产阶级也只有解放了全人类(其中包括妇女),也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今天,我们重温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这些教导,对于指导当前的妇女解放运动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一定意义上讲,“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是妇女解放运动的继续。我们要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旗帜,为开创妇女运动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二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时起,就把解放妇女、实现男女平等看作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在二十年代,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就庄严宣告:“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权利”,“保护女工和童工”。随着人民革命政权的建立,党的保护妇女、儿童的一贯主张,逐步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妇女、儿童的法律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三十年代,我国革命根据地第一部宪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曾明确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彻底的实行妇女解放为目的,承认婚姻自由,实行各种保护妇女的办法,使妇女能够从事实上逐渐得到脱离家务的物质基础,而参加全社会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施政纲领中,以及解放后建国前夕的共同纲领和建国后的历届宪法中,也都重申了男女平等的原则。特别是1982年的新宪法,在这方面规定得更加具体、更加明确、更加完善。根据宪法制定的各种法律,如刑法刑事诉讼法婚姻法等,也都具体体现了这一思想。宪法和法律彻底否定了歧视妇女、压迫妇女的旧制度、旧思想,鲜明的表现了我国立法的社会主义本质。与此同时,国家还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创造一切条件,逐步消除旧社会造成的妇女和男子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差别;消除残存在人们头脑中的男尊女卑的偏见。经过几十年的斗争,中国妇女终于摆脱了几千年的封建枷锁,取得了与男子一样的法律地位,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妇女、儿童的法律地位,也就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男女共同享有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如选举、被选举的政治权利,劳动和受教育的权利,人身、财产的权利等等;另一方面,针对妇女、儿童的特殊性而规定的权利,如在劳动权利方面对女工和未成年工的特殊规定,母亲和儿童受国家法律的特殊保护等等。这两个方面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前者是一般的原则,是基础,后者是重要的补充。我国宪法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就是这两个方面内容的体现。
  下面,从政治民主权利、劳动权利、财产经济权利、婚姻家庭权利,人身权利以及文化教育权利等方面来加以具体说明。
  (一)政治民主权利方面。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始,一九三一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细则》,一九三三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委员会工作细则》,一九三三年的《苏维埃暂行选举法》等法令,以及后来的各革命根据地的有关民主选举的法令,都体现了男女平等的精神。如《苏维埃暂行选举法》规定:“凡居住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土的劳动者、红军及其家属,在选举时年满十六岁的,无男女、宗教、民族的区别,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说明当时的选举制,是真正的男女平等的民主选举制,它具有普遍选举的实质。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在我国历届宪法中,都明确地规定了妇女、儿童的法律地位,规定了男女平等原则,规定了妇女、儿童受特殊保护的原则。新宪法规定,妇女和男子一样,有参加管理国家的政治权利和自由。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特别是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又作了专门规定,第四十八条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第四十九条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
  法律赋予我国妇女广泛的政治民主权利,进一步提高了她们的政治地位。在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六年两届基层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活动中,参加选举的妇女达到有公民权妇女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各级人民代表中均有一定数量的女代表。一九五三年全国第一次基层选举时,当选的基层代表中,妇女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七;一九五六年全国第二次基层选举时,当选的基层代表中,妇女占百分之二十。
  妇女参加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情况是,一九五四年全国人大女代表一百四十七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一点九,女常委四人,占百分之五;一九七八年全国人大女代表七百四十人,占代表数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二,女常委三十三人,占百分之二十一,在全国各级党政机关中,也都有一些年富力强、德才兼备、为群众所拥护的女干部参加领导工作。
  (二)劳动权利方面。党和国家一向鼓励妇女参加生产建设。在劳动保护方面,对女工和未成年工作了特殊规定。早在中华苏维埃时期,就在劳动法中明确规定了“凡工作特别劳苦笨重或有害工人身体健康以及需要在平地下层工作的地方,均不得雇佣妇女及未满18岁的人从事工作”;此外,还作了男女同工同酬,从劳动条件、劳动时间上对未成年工加以特殊保护等规定。
  新中国成立后,历届宪法对妇女的劳动权、休息权都作了明确规定。根据宪法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妇女和男子一样,享有劳动权和休息权,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女职工人数逐年增加。全国解放初期,女职工只有六十多万,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七点五;一九七九年女职工二千二百八十九万,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九点五;一九八二年女职工增加到四千零九十三万,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二,在轻纺、财贸等系统第一线劳动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女职工,女职工和男职工一起,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提高经济效益和工作效率,为改善和丰富我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在实行男女同工同酬政策的同时,我国政府还特别强调对女工和未成年工的劳动保护。根据宪法规定的精神,国家又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劳动保护的法律、法令和条例,其中,对女工和未成年工做了特殊的规定。一九五一年二月政务院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条例一方面规定了男女职工同等享受的劳保待遇,另一方面又针对女工,女职员的生理特点,规定了对女工、女职员的专门的劳动保险待遇,如实行经期,孕期 产期,哺乳期和更年期的保护等。
  在我国,十六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主要在学校学习,《劳动保护条例》,《农村发展纲要’》、《人民公社条例》等规定,十六岁以上的人开始具有劳动的权利。国家禁止雇佣十四岁以下的儿童。在特殊情况下,经劳动检查机关的许可,十四岁至十六岁的未成年人,可以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工作日为四小时,国家对已满十六岁的未成年工参加劳动实行六小时工作制,不做夜班,也不许加班,并规定未成年工不从事笨重的、有损健康或特别困难和危险的劳动。
  (三)财产经济权利方面。早在一九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按人口统一分配土地,男女老少均有份,并在土地证书上写明了全家的名字。妇女和儿童都有了自己的土地。这为进一步实现男女平等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一九八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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