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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治研究》
中国与国际法治的完善:历史分析与未来评估
【作者】 何志鹏孙璐
【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法学院公共外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分类】 国际法学【中文关键词】 中国;国际法治;完善;实践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3
【页码】 105
【摘要】

国家与国际两级法治具有密切的联系。法治化的国际关系有可能为中国提供更加有利的发展环境,能够有效地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和巧实力。从历史的发展上看,虽然中国长期处于国际法律体制的边缘,但仍为国际关系的法治化作出过积极的贡献。从未来发展的前景看,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还有可能为国际社会的进一步法治化作出更多的贡献。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5286    
  
  中国的法治道路既包括在国内积极建设和推进的部分,也包括积极参与和支持国际法治的部分。纵观历史,国际关系的发展路径,总体上可以被归结为一个从武力到外交、从外交到法治的进程。古代世界,无论是希腊、罗马,还是中国,都是战乱不断、征伐连年。波澜壮阔的战争激发着人们的荣誉感与梦想,也消耗了人民的生命、健康和大量的物质财富。所以,以政治谈判为主要形式的外交手段越来越多地被派上用场,作为解决争端的工具。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政治是战争基本落定后的进一步选择。武力斗争与政治谈判的结合,是国际政治长期的基本表现形态。但是,在这样的世界里,国家行为并没有可预期性,国家利益也很难得到有效的保障。唯有实力才是通行的货币,国家处心积虑地为权力而斗争,却对民生漠然置之,对正义不屑一顾。这样的格局不仅使世界人民陷于水火之中,国家自身的安全也很难维持。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恶性循环,甚至万劫不复,各国探索着放弃斗争、走向合作,避免无序、构建法治。国家法治与国际法治的有效契合,是世界发展的美好愿景,也是中国自身走向繁荣富强的大国之路的必然选择。
  一、国家与国际两级法治紧密联系、相互促动
  (一)法治化是全球治理的发展趋势
  新世纪以来,建设法治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越来越高度的重视。国际社会在整体上也形成了追求法治、倡导法治、践行法治的风气,联合国大会多次对于国家与国际两级法治的议题予以讨论,并且提出一系列的建议。2014年开始,中国官方话语也越来越多地支持国际法治的理念。习近平主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我们应该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推动各方在国际关系中遵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用统一适用的规则来明是非、促和平、谋发展。“法者,天下之准绳也。”在国际社会中,法律应该是共同的准绳,没有只适用他人、不适用自己的法律,也没有只适用自己、不适用他人的法律。适用法律不能有双重标准。我们应该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各国都应该依法行使权利,反对歪曲国际法,反对以“法治”之名行侵害他国正当权益、破坏和平稳定之实。[1]
  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谈到,“国际法治是人类的共同追求。当前,倡导国际法治是国际社会的重要议程”[2]。国际社会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冷战结束了,世界并未由此而自然地进入和平。西方国家曾经梦想着苏联的解体意味着意识形态的矛盾与斗争不复存在,“历史终结”,资本主义遍行天下、独步江湖。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判断仍然数度应验,从东南亚金融危机、到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萧条,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霸权大国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剥夺和打压也引起了一些民众和知识分子的不满。世界不仅没有稳步走向繁荣,而且还没有真正实现和平。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等去全球化运动则重新让人类看到了“自由化”的虚伪一面,看到了很多资本主义国家自私、贪婪的真实嘴脸。这说明,国际社会靠实力来确立秩序的方式只会让弱小国家越来越边缘化,国际秩序越来越不公正。所以必须通过国际社会民主协商确立规范,才能实现共同繁荣与发展的理想。当前,国际社会在环境、反恐等问题上已经展开了法律合作,但有更多的问题有待于通过明晰的规则有效地治理。国际社会只有协同努力,向着国际法治的目标迈进,才能够建设一个健康的、稳定的、持续发展的人类大家庭。
  (二)统筹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两个大局,实现两者良性衔接
  国际社会要想摆脱强权政治的误区,进入健康的发展轨道,就必须走法治之路。无论是国内社会,还是国际社会,法治都意味着良法与善治的有机结合。[3]法治社会意味着基于规则去设计秩序、改造秩序,通过规则去配置资源,确立权利义务,通过运行规则去构建理想的社会格局,实现公正。实践证明,内政和外交虽然是两条战线、两支队伍,但两者却不可能截然分开。当国家的政策比较理性和稳定的时候,内部事务一般会处于健康良性的轨道之上,外交关系也会处于和平友好的势态;反之,当国家的总体方向处于激进混乱的状态之时,国内局势会风起云涌、惊涛骇浪,国际事务也会草木皆兵、矛盾重重。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至“文革”结束的这段时期,曾经与很多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发生冲突,甚至有些国家与中国断绝了往来,就证明了这一点。法国大革命时期、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也都有这样的表现。中国的发展要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强国之路需要国际社会的法治化,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要在国际舞台上倡导法治、遵行法治、引领法治,而且要在国内不断提升法治的水平,形成日益完善的法治环境。
  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中国历经巧年的努力而加入WTO,[4]及此后所带来的双重促动。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从2001年12月11日加入WTO以来,中国认真履行了入世各项承诺,成为全球最开放的市场之一。中国入世的这些年积极参与全球经济体系的努力,标志着中国抓住了全球化的机遇,分享了全球化带来的积极成果,产业升级不断扩展延伸,逐步形成和稳定了在全球分工和产业链中的位置,实现了贸易投资互动的“双赢”结果,市场经济体系不断完善,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中国的人世既服务于中国自身,也造福于世界;作为WTO一员的中国所取得的法治发展既促进了国际社会的法治化,也促进了中国的法治化进程。
  从2001年到2005年,在物价基本维持稳定的前提下,中国人均GDP由1042美元增长到1732美元,人均储蓄余额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由5780元和6860元上升到10787元和10493元,电脑和家用汽车普及率则分别由13.3%和0.6%上升到41.5%和3.4%。在中国人世十周年的2011年,中国进行了一次系统回顾。根据当时的统计,十年之间的进口额相当于为贸易伙伴创造了1400多万个就业岗位,在华投资的外商企业累计汇出的利润达262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在深度融入世界的进程中推进了自身的经济发展,国民经济连续保持快速稳定增长,举世瞩目。至2013年,中国GDP总值增长5倍,进出口额增长了将近5倍。从2010年GDP达到58786亿美元开始,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服务贸易第三大进口国和第四大出口国,国家外汇储备持续增长(更为详尽的数据,参见下表)。
  中国入世以来经济增长(因国内国际数据存在差异,本表格系综合数据而得)请你喝茶

┌──┬──────┬────┬──────┬───┬─────┬────┬────────┐
  │年度│GDP(CNY亿)│汇率  │GDP(USD亿)│CPI  │GDP名义增 │GDP实增 │人均GDP (USD) │
  ├──┼──────┼────┼──────┼───┼─────┼────┼────────┤
  │2013│568845   │6.193:1 │94994.9919 │1.7% │9.5%   │7.7%  │6629      │
  ├──┼──────┼────┼──────┼───┼─────┼────┼────────┤
  │2012│519322   │6.286:1 │83492.283  │2.1% │9.8%   │7.7%  │6076      │
  ├──┼──────┼────┼──────┼───┼─────┼────┼────────┤
  │2011│471564   │6.29:1 │74970.42925 │9.3% │18.5%  │9.2%  │5434      │
  ├──┼──────┼────┼──────┼───┼─────┼────┼────────┤
  │2010│397983   │6.65:1 │59847.06767 │6.3% │16.7%  │10.4% │4434      │
  ├──┼──────┼────┼──────┼───┼─────┼────┼────────┤
  │2009│340903   │6.823:1 │49963.81266 │-0.5%│8.6%   │9.1%  │3749      │
  ├──┼──────┼────┼──────┼───┼─────┼────┼────────┤
  │2008│314045   │7.299:1 │43025.81261 │8.5% │18.1%  │9.6%  │3414      │
  ├──┼──────┼────┼──────┼───┼─────┼────┼────────┤
  │2007│265810   │7.813:1 │34021.54262 │11.5%│22.9%  │11.4% │2652      │
  ├──┼──────┼────┼──────┼───┼─────┼────┼────────┤
  │2006│216314   │8.071:1 │26801.43802 │6.3% │17%   │10.7% │2070      │
  ├──┼──────┼────┼──────┼───┼─────┼────┼────────┤
  │2005│184937   │8.277:1 │22343.53102 │5.3%│15.7%  │10.4% │1732      │
  ├──┼──────┼────┼──────┼───┼─────┼────┼────────┤
  │2004│159878   │8.277:1 │19315.97159 │7.6% │177%   │10.1% │1490      │
  ├──┼──────┼────┼──────┼───┼─────┼────┼────────┤
  │2003│135823   │8.277:1 │16409.66496 │2.9% │12.9%  │10%  │1274      │
  ├──┼──────┼────┼──────┼───┼─────┼────┼────────┤
  │2002│120333   │8.277:1 │14538.20262 │0.6% │9.7%   │9.1%  │1135      │
  ├──┼──────┼────┼──────┼───┼─────┼────┼────────┤
  │2001│109655   │8.277:1 │13248.18209 │7%  │10.5%  │8.3%  │1042      │
  └──┴──────┴────┴──────┴───┴─────┴────┴────────┘

  可见,入世与国内的经济政策一道为中国造就了就业基本稳定、收人持续增长、消费福利不断提高的状态,也使得人民的法制观念日益增强,社会生活更为有序。这不仅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更奠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坚实基础。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与此同时,中国成功借助WTO平台,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使发展中国家成员的谈判能力和参与水平明显提高,为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和贸易自由化进程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在政治经济等多领域与世界全面融合的同时,不断提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5]而且借助于WTO的平台,在自身经济实力提升的同时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多次参加G20全球金融峰会,获得了更大的国际回旋空间并打开了全新的国际经济合作局面。
  在WTO中按规则交往的过程同样促进着国内的法治。中国在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前提下,通过更为深入的国际交往和积极参与规则的制定执行,有力推动了国内改革进程。[6]目前,世贸组织的主要原则,特别是透明度、非歧视等原则在中国基本得到普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法律意识、规则意识建设效果显著,信息化透明程度较以往有了明显进步,遵守规则、按规则办事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各级政府在出台新政策、新规定时都高度注意程序的公开透明。这些制度性变化,不仅加快了整体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而且促进了开放透明的政府行政体系建设和完善,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7]
  (三)建设与遵行法治有利于增强中国软实力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一直是一个诚实守信的国家。其中既包括认真对待和履行国际法律义务,也包括在国际上积极地建设和推广法治。然而,由于我们长期处于主流的国际法律体制之外,很多国家和民众对中国形象存在误解。有些国外媒体则故意歪曲中国,愿意建立一个贫穷、落后、独裁、专断的中国形象,他们不相信,甚至不愿意相信我们在法治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不愿意认可中国真诚地履行了国际法义务。这意味着我们树立法治中国形象任重道远。[8]
  就国内法治形象的树立而言,我们一方面要踏实地建构法治,建设廉洁、高效、透明、负责的政府,取信于人民群众,另一方面要通过媒体生动而活泼地展示法治中国的进步。在内容上要体现进步性和积极性,在形式上要确保容易被接受者认同。20世纪80年代,我国曾派在国内具有广泛影响的典型“当代牧马人”曲啸到美国进行讲座,但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主要是在内容上没有很好分析、认真斟酌的结果。因而,将法治中国的积极形象传递到世界各地,是一个需要智慧和努力的重要工作。
  在国际法治的形象上,中国也仍然要注意表达积极的态度,通过多种渠道,把一个热爱法治、了解法治、支持法治、倡导法治的中国形象带给世界。这不仅包括在联合国大会、安理会等国际场合充分地、准确地、高效率地表达中国的立场,也包括在国际守法、国际执法、国际司法等环节显示出中国重视规则、以法律的方式和立场解决问题的意愿和信心。就2013年开始的菲律宾与中国之间的海域争端而言,在菲律宾采用法律的手段在国际社会寻求支持和同情,且国际法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通行的话语方式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迅速有效地跟进,就会陷于被动,就会影响国家形象。
  二、只有法治化的国际关系才能为中国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
  法治化的国际关系要求在国际交往中确立良好的规范,并且严格地按照规范来建立秩序。历史发展反复证明,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全球的范围内,都需要价值正确、方向明晰、内容清楚、便于操作的规范,由此来推动法治的实现。“非良法,无善治。”国际社会的法治化,有利于尊重国家权利、维护国家利益,避免霸权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
  (一)不公正的国际法只会加重国际不平等
  如同国内法治一样,国际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是良法的存在。[9]只有确立了良好的法律体系,才有可能形成公正的社会秩序。如果没有良好的法律,越是严格地遵守就越有可能造成剥削和掠夺加重的状况,最后损害国际关系,导致严酷的斗争。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国际法都仅仅是为强者服务的规范,弱小国家总处于被屈辱和损害的境地。[10]例如,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与近代国际法正式相遇的大门。[11]从这次战争所导致的《南京条约》开始,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这些条约都是当时国际法的一部分,却远远不是公平和正义的规则。[12]在那个时代,讨还债务、保护本国国民,都是国际法所认可的使用武力的理由,整个国际社会也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状态,所以国际法也不能建构和维护正义。同样,20世纪中叶以前的国际经济规则也同样存在着不够公正和合理的问题。不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存在着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剥夺了大多数地区的主权,因而无法进行有效的国际经济合作的问题,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依然接续着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原来的帝国主义殖民国家、后来的西方高度工业化国家,特别是超级大国凭借其军事、经济、科技实力垄断国际事务,侵略、压迫和掠夺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导致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在殖民地上新独立起来的国家也面临着不同的商品受到不同待遇的问题,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受到阻碍,国际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在这样的规则所设计的国际格局中,很难设想国际关系会公平合理地存续和发展。
  所以,国际法治的前提必须良法,也就是确立起尊重各国基本权利、着眼于公平和正义的国际法规范。在这一点上,当今的联合国体系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联合国宪章》总体上是比较公正合理的,所以被视为当代国际法治的基石。
  (二)大国强权的治理模式也会使公正流于幻想
  当然,仅有规则是不够的。即使在规则妥善确立的情况下,没有进一步的组织、运转机制,也无法形成良好运转的法治社会。就国际法治的建立而言,只有真诚地认可并履行规则所确立的义务,国际法所设定的理想才能真正实现。历史上,国际法经常任强国摆布,弱小国家在法律的运行过程中很难争取到真正的合法利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特别是顾维钧作了很大的努力、展现了高超的能力,却未能为中国讨回公正就是最好的例证。[13]
  1919年,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被邀请派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31岁的顾维钧作为代表团中最年轻的成员,为此进行了认真准备。[14]顾维钧还专门拜会了以威尔逊总统为首的美国代表团,向他们阐述了中国对和会的要求,获得了美国政府在和会上尽力支持中国的承诺。
  会上,日本政府公布了一战期间日本与英、法、意等国签订的关于山东问题的秘密协定,并提出要求,希望作为战胜国无条件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由于此事关乎中国利益,在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提议下,和会请中国代表团就此表明观点。顾维钧在和会最高机构“十人会”上代表中国发言,面对的是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雷孟梭等世界著名政治家。顾维钧首先承认,中国的确在1915、 1918年签订协议,许诺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交予日本,但中国当时处于被迫状态,因此许诺不应该履行。无论如何,任何有关德国权益的问题都应当由和会解决。依据威尔逊倡导、大会普遍接受的民族自决和领土主权完整等原则,中国有权要求收回山东相关权益。顾维钧的陈词理据充分,语言流畅,感染力强,爱国热忱和民族意识溢于言表,陈词里“中国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力,发言结束后,会场上掌声连连。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英国外相贝尔福等纷纷表示祝贺。顾维钧的发言扭转了舆论形势并博取了列强同情。顾维钧还迅即起草了关于山东问题的说帖,由中国代表团提交和会,获得美国代表团的支持。继而,中国代表团又向和会提出主张,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
  然而,虽然顾维钧的陈述受到热烈的称赞,山东问题并未因此在和会上得到公平合理地解决。4月中旬,美国提出新方案,将山东暂交英、法、日、意、美五国共管,表示中国问题与世界有关,美国原无单独处置之意,亦不能任他国独为处置。虽然该方案勉强通过,但由于意大利嗣后退出和会,日本态度强硬起来。英法美害怕日本也退出而导致和会破裂,威尔逊最终宣布,如果日本能放弃它在山东的军事权利,只保留经济权利,他可以同意由日本得到山东权利。1919年4月29日,美、英、法三国代表约见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把最高会议决定的方案通知中国,最终决定将日本的无理要求纳入对德和约,规定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均让与日本。由于中国代表团团长离开巴黎,在顾维钧的主持下,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中国在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上交涉失败的消息从巴黎传到北京后,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率先走上街头,抗议列强的强盗行径,引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
  这件开启了中国现代史的事件充分说明,在一个没有建立法治的国际社会之中,公正仅仅是一个漂亮的说辞,而远没有变成真实的状况。巴黎和会中的中国问题只是列强之间讨价还价的筹码,列强为了各自的利益而牺牲了中国。而在一个法治的社会中,法律就能够更好地保护弱小者不被强大者的力量欺凌。
  1984年,尼加拉瓜在国际法院起诉美国,认为其在尼加拉瓜的军事行动和准军事行动违背了国际法。1983年底至1984年初,美国政府派人在尼加拉瓜的布拉夫等港口布雷,并封锁了尼加拉瓜的内水和领海的水域。其布雷活动严重地威胁了尼加拉瓜的航行安全,而且导致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损失范围包括第三国人员、船舶等。美国虽然对于国际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反对,但国际法院认为,根据条约,美国的反对无效。法院最终认为美国对尼加拉瓜使用武力的行为属于非法,侵犯了尼加拉瓜的主权,违背了不干涉内政原则和人道主义原则,严重违反了国际法。[15]这个案件在一定意义上说明,国际社会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小国的权益在更大程度上得到了国际法的保护。
 

  ······快醒醒开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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