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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检察指导案例与共识性裁判的生成
【英文标题】 The Procuratorial Guiding Cases System and Consensus
【作者】 李亚凝【作者单位】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
【分类】 检察院
【中文关键词】 检察指导案例;共识性裁判;案例结构;裁判要旨;法律监督
【英文关键词】 the Procuratorial Guiding Cases of Procuratorates;Consensus;the Structure of Guiding Cases;Keystone of the Judgment;Legal Supervision
【文章编码】 1004-9428(2015)04-0055-19【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4
【页码】 55
【摘要】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部分指导性案例引用了法院裁判结果,其结构表现为“叙述性诉讼过程+定罪标准和处罚原则要旨”。这种结构在体现检察监督职能得以运用的同时,表明了对法院裁判的认可,保障了司法裁判的稳定性,进而有效地整合了检察院、法院和当事人通过诉讼过程形成的共识,并形成规范效力,从而在提高司法裁判合法性的同时,增强了裁判的可接受性。
【英文摘要】 Some guiding cases that the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sued have quoted parts of courts decisions,in which the structuregoes as follows:narrative litigant content,standard of conviction and principle of punishment.This structure shows the operation of procuratorial supervision,illustrates the acception of courts decisions,ensure the stability of courts decisions,all of which leading to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consensus between procuratorates,courts and litigants formed in litigation.By this way,the norm effect is generated,the validity and acceptability of courts decisions is improved.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5357    
  一、问题之提出
  指导性案例是由司法机关发布的,采用具体案例的方式对司法活动进行规范的制度。由于制定主体的多元化以及权限划分,不同机关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的规范范围应当是存在区别的,这使得指导性案例制度成为一个具有本土特色的概念。既有研究主要针对指导性案例的性质、[1]内容、[2]应用方法[3]等方面展开,对于指导性案例在共识促进方面的作用研究较少。笔者将以最高人民检察院所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为样本,研究其对于共识达成的特有作用。
  近几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最高检”)、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院”)相继发布了关于指导性案例的规范性文件。[4]按照以上三机关的权限,检察院行使立案职能、侦查职能、公诉职能和法律监督职能;公安机关行使立案职能、侦查职能和执行职能;法院行使审判职能以及其他职能。这就意味着最高检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只能在立案、侦查、公诉和法律监督领域发挥作用。但是笔者注意到最高检目前发布的共计三批指导性案例中,有些案例在结构与内容方面不同于其他案例,表现为检例第6、8、9、10、11号都列明了法院的裁判结果。例如,检例第11号袁某编造虚假恐怖信息案,其“诉讼过程”分为:(1)检察活动部分:“2005年1月28日,袁某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刑事拘留。2005年2月案件移交袁某的主要犯罪地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区分局管辖,3月4日袁某被逮捕,4月5日侦查终结移送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05年4月14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将案件指定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管辖,4月18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被告人袁某涉嫌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法院裁判结果部分:“2005年6月24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被告人袁某为勒索钱财故意编造爆炸威胁等虚假恐怖信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其行为已构成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且造成严重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二百九十一条之一、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被告人袁某犯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一审判决后,被告人袁某提出上诉。2005年8月25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值得注意的是,该指导性案例不仅列明了检察院如何审查起诉、以何种罪名提起公诉,还表明了法院的裁判结果,而且其“要旨”更是直言不讳地对事实认定和罪名认定做出阐明:“对于编造虚假恐怖信息造成有关部门实施人员疏散,引起公众极度恐慌的,或者致使相关单位无法正常营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应当认定为‘造成严重后果’;以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的方式,实施敲诈勒索等其他犯罪的,应当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情况,择一重罪处断。”
  直观而言,最高检发布指导性案例的目的在于“充分发挥指导性案例的作用,规范检察机关案例指导工作”和“为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案件提供指导和参考,促进法律的统一公正实施”,但在案例中写明法院裁判结果似乎已超出检察院的职权范围。虽然《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以下简称《最高检规定》)第18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开展案例指导工作中,应当加强与有关机关的沟通。必要时,可以征求有关机关的意见或者与有关机关共同发布指导性案例”。但是,最高检显然并没有与最高院共同发布包含法院裁判结果的指导性案例,而是独自发布包含法院裁判结果的指导性案例。那么存在于检察指导案例中的法院裁判结果是否具有司法约束力?如果具有约束力,是否意味着检察指导案例存在权力越界的可能?[5]检察指导案例中的法院裁判结果对于司法活动又有何影响呢?下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分析。
  二、由论证性到叙述性:“诉讼过程”的转变
  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需要从包含法院裁判结果的检察指导案例所表明的“诉讼过程”部分入手。根据《最高检规定》第10条规定:“撰写案例材料的体例包括标题(主标题和副标题)、要旨、基本案情、主要争议问题、处理理由五个部分,并符合下列制作要求:(一)标题,主标题为案件核心内容的提炼,副标题为案件当事人和案由;(二)要旨,简要概述案件具有指导意义的要点提示;(三)基本案情,准确精炼、层次清晰地概括反映案件的基本情况,包括办案经过、有关方面意见以及最终处理结果;(四)主要争议问题,全面介绍案件的争议焦点或者分歧意见;(五)处理理由,在对案件进行分析评议的基础上,充分阐明案件的指导价值。”笔者以此为标准,对不同批次的检察指导案例进行了对比。
  图一不同批次检察指导案例结构对比

┌──────────┬──────────┬──────────┬────────┐
│第一批指导性案例(以 │第二、三批指导性案例│《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包含关系    │
│检例第1号为例)   │(以检例第10号为例) │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        │
│          │          │第10条       │        │
├──┬───────┼──┬───────┼──┬───────┼────────┤
│标题│施某等17人聚众│标题│卫某编造虚假恐│标题│主标题为案件核│符合      │
│  │斗殴案    │  │怖信息案   │  │心内容的提炼,│        │
│  │检例第1号   │  │检例第10号  │  │副标题为案件当│        │
│  │       │  │       │  │事人和案由  │        │
├──┼───────┼──┼───────┼──┼───────┼────────┤
│  │       │关键│编造虚假恐怖信│  │       │《最高人民检察院│
│  │       │词 │息罪、严重扰乱│  │       │关于案例指导工作│
│  │       │  │社会秩序   │  │       │的规定》第10条无│
│  │       │  │       │  │       │规定      │
├──┼───────┼──┼───────┼──┼───────┼────────┤
│要旨│检察机关办理群│要旨│关于编造虚假恐│要旨│简要概述案件具│符合;并有“主要│
│  │体性事件引发的│  │怖信息造成“严│  │有指导意义的要│争议问题”(全面│
│  │犯罪案件,要从│  │重扰乱社会秩序│  │点提示    │介绍案件的争议焦│
│  │促进社会矛盾化│  │”的认定,应当│  │       │点或者分歧意见)│
│  │解的角度,深入│  │结合行为对正常│  │       │和“处理理由”( │
│  │了解案件背后的│  │的工作、生产、│  │       │在对案件进行分析│
│  │各种复杂因素,│  │生活、经营、教│  │       │评议的基础上,充│
│  │依法慎重处理,│  │学、科研等秩序│  │       │分阐明案件的指导│
│  │积极参与调处矛│  │的影响程度、对│  │       │价值)     │
│  │盾纠纷,以促进│  │公众造成的恐慌│  │       │        │
│  │社会和谐,实现│  │程度以及处置情│  │       │        │
│  │法律效果与社会│  │况等因素进行综│  │       │        │
│  │效果的有机统一│  │合分析判断。对│  │       │        │
│  │。      │  │于编造、故意传│  │       │        │
│  │       │  │播虚假恐怖信息│  │       │        │
│  │       │  │威胁民航安全,│  │       │        │
│  │       │  │引起公众恐慌,│  │       │        │
│  │       │  │或者致使航班无│  │       │        │
│  │       │  │法正常起降的,│  │       │        │
│  │       │  │应当认定为“严│  │       │        │
│  │       │  │重扰乱社会秩序│  │       │        │
│  │       │  │”。     │  │       │        │
└──┴───────┴──┴───────┴──┴───────┴────────┘

  续表

┌──────────┬──────────┬──────────┬────────┐
│第一批指导性案例(以 │第二、三批指导性案例│《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包含关系    │
│检例第1号为例)   │(以检例第10号为例) │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        │
│          │          │第10条       │        │
├──┬───────┼──┬───────┼──┬───────┼────────┤
│  │       │相关│《刑法》第291 │  │       │《最高人民检察院│
│  │       │立法│条之一    │  │       │关于案例指导工作│
│  │       │  │       │  │       │的规定》第10条无│
│  │       │  │       │  │       │规定      │
├──┼───────┼──┼───────┼──┼───────┼────────┤
│基本│犯罪嫌疑人施某│基本│被告人卫某,男│基本│准确精炼、层次│实际发布的指导性│
│案情│等9人系福建省 │案情│,辽宁省人,19│案情│清晰地概括反映│案例“基本案情”│
│  │石狮市永宁镇西│  │87年出生,原系│  │案件的基本情况│部分并不包括案件│
│  │岑村人。犯罪嫌│  │大连金色假期旅│  │,包括办案经过│经过、有关方面意│
│  │疑人李某等8人 │  │行社导游。2010│  │、有关方面意见│见以及最终处理结│
│  │系福建省石狮市│  │年6月13日14时4│  │以及最终处理结│果       │
│  │永宁镇子英村人│  │6分,被告人卫 │  │果      │        │
│  │       │  │某带领四川来大│  │       │        │
│  │       │  │连的旅游团用完│  │       │        │
│  │       │  │午餐后,…… │  │       │        │
├──┼───────┼──┼───────┼──┼───────┼────────┤
│诉讼│案发后,石狮市│诉讼│2010年6月13日 │  │       │实际发布的指导性│
│过程│公安局对积极参│过程│,卫某因涉嫌编│  │       │案例“诉讼过程”│
│  │与斗殴的西岑村│  │造虚假恐怖信息│  │       │部分包含办案经过│
│  │施某等9人和子 │  │罪被大连市公安│  │       │、有关方面意见以│
│  │英村李某等8人 │  │局机场分局刑事│  │       │及最终处理结果;│
│  │以涉嫌聚众斗殴│  │拘留,6月25日 │  │       │第1、2号指导性案│
│  │罪向石狮市人民│  │被逮捕,8月12 │  │       │例包括“主要争议│
│  │检察院提请批准│  │日侦查终结移送│  │       │问题”和“处理理│
│  │逮捕。为避免事│  │大连市甘井子区│  │       │由”,但是其他指│
│  │态进一步扩大,│  │人民检察院审查│  │       │导性案例不存在这│
│  │也为矛盾化解创│  │起诉。……  │  │       │一结构     │
│  │造有利条件……│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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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比,我们不难发现最高检所发布的第一批指导案例仅仅包括“标题”、“要旨”、“基本案情”、“诉讼过程”等内容,并不像第二批指导案例和第三批指导案例那样包含“关键词”和“相关立法”等内容。
  在我国既有的立法经验中,虚词被大量地用来设定义务性规范或针对某种事实的、含有一定价值期待的限定语。[6]《最高检规定》第10条规定,“撰写案例材料的体例包括标题(主标题和副标题)、要旨、基本案情,主要争议问题、处理理由五个部分,并符合下列制作要求……”,此处“包括”虽然没有虚词“应当”或者“可以”进行限定,但是其后“并符合下列制作要求”这一表述中的“符合”一词则表明指导性案例制定机关对规定要素没有选择权,因此第10条所列事项为必要记载事项,且此种记载事项是作为有效性规则存在的,即记载事项对于司法具有效力。
  (一)论证性“诉讼过程”
  我们注意到,较之于其他指导性案例,第1、2号指导性案例虽然在形式上缺乏“关键词”和“相关立法”,但其“诉讼过程”部分却记载了“主要争议问题”和“处理理由”。以检例第1号为例,其“诉讼过程”记载为:“案发后,石狮市公安局对积极参与斗殴的西岑村施某等9人和子英村李某等8人以涉嫌聚众斗殴罪向石狮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也为矛盾化解创造有利条件,石狮市人民检察院在依法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的同时,建议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联合两村村委会做好矛盾化解工作,促成双方和解。2010年3月16日,石狮市公安局将本案移送石狮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石狮市人民检察院在办案中,抓住化解积怨这一关键,专门成立了化解矛盾工作小组,努力促成两村之间矛盾的化解。在取得地方党委、人大、政府支持后,工作小组多次走访两村所在的永宁镇党委、政府,深入两村争议地点现场查看,并与村委会沟通,制订工作方案。随后协调镇政府牵头征求专家意见并依照镇排水、排污规划对争议地点进行施工,从交通安全与保护环境的角度出发,在争议的排水沟渠所在地周围修建起护栏和人行道,并纳入镇政府的统一规划。这一举措得到了两村村民的普遍认同。化解矛盾工作期间,工作小组还耐心、细致地进行释法说理、政策教育、情绪疏导和思想感化等工作,两村相关当事人及其家属均对用聚众斗殴这种违法行为解决矛盾纠纷的做法进行反省并表示后悔,都表现出明确的和解意愿。2010年4月23日,西岑村、子英村两村村委会签订了两村和解协议,涉案人员也分别出具承诺书,表示今后不再就此滋生事端,并保证遵纪守法。至此,两村纠纷得到妥善解决,矛盾根源得以消除。”
  其中,“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也为矛盾化解创造有利条件”以及“抓住化解积怨这一关键”等语句,表明了石狮市人民检察院对于此案争议点的把握和案例价值的凝结。通过对“诉讼过程”的论证,我们可以得出此案“要旨”中有关“检察机关办理群体性事件引发的犯罪案件,要从促进社会矛盾化解的角度,深入了解案件背后的各种复杂因素,依法慎重处理,积极参与调处矛盾纠纷,以促进社会和谐,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的内容,即存在“诉讼过程—要旨”的逻辑推论过程。
  (二)叙述性“诉讼过程”
  但是,从检例第3号开始,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以检例第3号为例,该案例对案件“诉讼过程”的描述为:“2008年10月28日,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检察院对林某涉嫌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一案立案侦查。2009年8月4日,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检察院以林某涉嫌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罪向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09年10月20日,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09)宽刑初字第22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某犯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较之检例第1号对案件事实结构的详尽分析,检例第3号的“诉讼过程”部分仅仅是对司法流程的描述。以“2009年10月20日,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09)宽刑初字第22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某犯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一句为例,其中并没有价值判断的词句,其所表达的并非是一种过程性的论证,而是结果式的记叙。这种记述似乎将“诉讼过程”变成了“基本案情”。但是与此同时,检察指导案例“诉讼过程”部分也开始增加有关法院裁判结果的内容,打断了“诉讼过程—要旨”的逻辑推论过程。那么,这种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三、从单一到互动:“要旨”的扩展
  笔者对最高检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对应的刑事司法阶段进行了比较,发现有关“诉讼过程”的记载在经历从论证性到叙述性转变的同时,“要旨”也开始从检控职能扩展到定罪标准和处罚原则。
  图二指导性案例中最终结果在司法阶段中的分布[7]

┌────┬───────────────┬────────────────┐
│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          │备注              │
│阶段  │               │                │
├────┼───────────────┼────────────────┤
│审查起诉│检例第1号施某等17人聚众斗殴案 │检例第1号“要旨”为原则性指示, │
│程序(共1│(不起诉)          │其表述为“检察机关办理群体性事件│
│例)  │               │引发的犯罪案件,要从促进社会矛盾│
│    │               │化解的角度,深入了解案件背后的各│
│    │               │种复杂因素,依法慎重处理,积极参│
│    │               │与调处矛盾纠纷,以促进社会和谐,│
│    │               │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    │               │。”              │
├────┼───────────────┼────────────────┤
│第一审程│检例第3号林某徇私舞弊暂予监外 │检例第3号“要旨”表明了检察院的 │
│序(共6例│执行案;检例第6号罗甲、罗乙、 │追诉职能,其表述为“司法工作人员│
│)   │朱某、罗丙滥用职权案;检例第7 │收受贿赂,对不符合减刑、假释、暂│
│    │号胡某、郑某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予以减刑、│
│    │案件案;检例第8号杨某玩忽职守 │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应根据案│
│    │、徇私枉法、受贿案;检例第9号 │件的具体情况,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李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               │
│    │案;检例第10号卫某编造虚假恐怖│检例第7号“要旨”表明了需要追诉 │
│    │信息案            │的罪名。            │
├────┼───────────────┼────────────────┤
│第二审程│检例第4号崔某环境监管失职案( │检例第4、5号“要旨”表明了需要追│
│序(共3例│二审维持原判);检例第5号陈某 │诉的罪名。           │
│)   │、林某、李甲滥用职权案(二审维│                │
│    │持原判);检例第11号袁某编造虚│                │
│    │假恐怖信息案(二审维持原判) │                │
├────┼───────────────┼────────────────┤
│死刑复核│检例第2号忻某绑架案      │检例第2号“要旨”明确了检察院的 │
│程序(共1│               │法律监督职能,其表述为“对于死刑│
│例)  │               │案件的抗诉,要正确把握适用死刑的│
│    │               │条件,严格证明标准,依法履行刑事│
│    │               │审判法律监督职责。”      │
└────┴───────────────┴────────────────┘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仅有1例指导性案例处于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其他指导性案例的记载均包括法院裁判过程。具体而言,分为三个种类。
  (一)检察院办案原则指示
  具体表现为检例第1号施某等17人聚众斗殴案,虽然其“诉讼过程”表述为检察院不起诉,但“要旨”却写明“检察机关办理群体性事件引发的犯罪案件,要从促进社会矛盾化解的角度,深入了解案件背后的各种复杂因素,依法慎重处理,积极参与调处矛盾纠纷,以促进社会和谐,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这是一种原则性要求。
  (二)检察院需要追诉的具体案件
  具体表现为检例第2、3、4、5、7号对于“依法履行刑事审判法律监督职责”和“应当依照刑法关于渎职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仍然处于检察院的职能范围。例如,检例第4号崔某环境监管失职案“要旨”写道,“实践中,一些国有公司、企业和事业单位经合法授权从事具体的管理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工作,拥有一定管理公共事务和社会事务的职权,这些实际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公司、企业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符合渎职罪主体要求;对其实施渎职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关于渎职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三)涉及法院裁判
  具体表现为检例第6、8、9、10、11号,其“要旨”明确定罪标准和处罚原则。例如,检例第8号“要旨”指出,“本案要旨有两点:一是渎职犯罪因果关系的认定。如果负有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没有认真履行其监管职责,从而未能有效防止危害结果发生,那么,这些对危害结果具有‘原因力’的渎职行为,应认定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二是渎职犯罪同时受贿的处罚原则。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渎职犯罪并收受贿赂,同时构成受贿罪的,除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有特别规定的外,以渎职犯罪和受贿罪数罪并罚。”
  最终形成于第一审程序和第二审程序的9个指导性案例以及其“要旨”所包括内容的扩展,表明检察指导案例经历了从“论证性诉讼过程+检控性要旨”的结构到“叙述性诉讼过程+定罪标准和处罚原则要旨”的结构的转变。
  四、形态转变中关于论证结构的疑问
  这种与“诉讼过程”表述方式转变相呼应的“要旨”所包括内容的变化,或许意味着检察指导案例中的法院裁判部分承担起了某种“论证功能”。在“论证性诉讼过程+检控性要旨”这一结构的指导性案例中,我们很容易发现由“诉讼过程”所包含的“主要争议问题”和“处理理由”推导出“要旨”的逻辑结构。例如,检例第1号施某等17人聚众斗殴案对于“主要争议问题”和“处理理由”的表述为:“……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也为矛盾化解创造有利条件,石狮市人民检察院在依法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的同时,建议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联合两村村委会做好矛盾化解工作,促成双方和解。2010年3月16日,石狮市公安局将本案移送石狮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石狮市人民检察院在办案中,抓住化解积怨这一关键,专门成立了化解矛盾工作小组,努力促成两村之间矛盾的化解。……两村相关当事人及其家属均对用聚众斗殴这种违法行为解决矛盾纠纷的做法进行反省并表示后悔,都表现出明确的和解意愿。2010年4月23日,西岑村、子英村两村村委会签订了两村和解协议,涉案人员也分别出具承诺书,表示今后不再就此滋生事端,并保证遵纪守法。”进而,我们可以得出其“要旨”为:“检察机关办理群体性事件引发的犯罪案件,要从促进社会矛盾化解的角度,深入了解案件背后的各种复杂因素,依法慎重处理,积极参与调处矛盾纠纷,以促进社会和谐,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但是这种推论结构在“叙述性诉讼过程+定罪标准和处罚原则要旨”这一类型的指导性案例中是不存在的。以检例第9号李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案的“诉讼过程”为例,其表述为:“2010年8月7日,李某因涉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被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9月7日被逮捕,11月9日侦查终结移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0年12月3日,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李某犯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0年12月14日,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被告人李某法制观念淡薄,为泄私愤,编造虚假恐怖信息并故意向他人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已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鉴于被告人李某自愿认罪,可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二百九十一条之一、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人李某犯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审判决后,被告人李某在法定期限内未上诉,检察机关也未提出抗诉,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其中并未包含有关“主要争议问题”和“处理理由”的表述,因此也就无从推论出“要旨”:“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是选择性罪名。编造恐怖信息以后向特定对象散布,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构成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编造恐怖信息以后向不特定对象散布,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对于实施数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行为的,不实行数罪并罚,但应当将其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这就导致有关“叙述性诉讼过程+定罪标准和处罚原则要旨”型指导性案例逻辑结构的疑问。如果这一逻辑结构并非是推论形式的,那么仅有的解释就是从“要旨”推出“诉讼过程”。但是这样的解释将面临着“主要争议问题”和“处理理由”的存在问题,因为要旨仅仅是规则,而非论证过程,其本身的合理性需要论证来支撑。作为司法方法的指导性案例本身并不具有制定法所经历的相关利益主体讨论并达成共识的立法过程,其仅仅是某一机关所订立的对其他主体存在影响的规则的思维表露,所以论证过程是必要的。
  五、完备性学说的隔阂:对于当事人、
  检察院、法院的分析
  笔者认为,采取“叙述性诉讼过程+定罪标准和处罚原则要旨”这一形式的指导性案例具有特别的结构,正是籍由这种结构,其实现了“论证性诉讼过程+检控性要旨”这一形式的指导性案例的论证功能。但是既然“论证性诉讼过程+检控性要旨”型指导性案例存在比较完备的论证结构,那么为何还需要“叙述性诉讼过程+定罪标准和处罚原则要旨”型指导性案例呢?笔者认为,这与我国诉讼各方的实践地位以及实践关系有着重要的联系。
  (一)多元社会下诸多完备性学说的隔阂
  对于刑事诉讼而言,其要求裁判结果不仅具有合法性,还要具备可接受性以及社会规范作用。因此单纯依据条文作出的判断必须要进行有利于促进共识的论证,而这种论证就不得不触及多元社会中的诸多完备性学说。但各种完备性学说从原始的意义上都具备理性,这就为各种完备性学说之间产生隔阂提供了机会。
  从根本上而言,这与后现代主义所带来的社会价值多元化具有联系。后现代主义并非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种思维方式。现代性的兴起意味着人是自然的解释者,因此自我可以通过自证而达成,从而摆脱了权威的标准。而后现代性更进一步使得价值变得多元,当然这种多元并非是随意的,而是需要自行证明其正当性。因此,当事人、法院、检察院基于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都有可能自行证明自己所持的价值观,从而形成各自的完备性学说。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当事人、法院、检察院的权利义务作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但这仅仅是一种理想型的应然规定,并不能等同于实然状态。如果仅仅依靠机械地遵照条文规定,那么就会强化各方的完备性学说,加剧不同主体间的“对抗性”。
  (二)多元价值中的当事人、检察院、法院
  1.当事人的权利表达
  《刑事诉讼法》2条首次强调“尊重和保障人权”,凸显出《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权利保护的进步意义。在我国,当事人包括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和被告。我们可以根据所代表利益的不同,将其分成“被害人大类”和“被告人大类”,两者所代表的利益显然是存在冲突的,而且参与刑事诉讼的程度也不尽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在公诉案件中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于未生效的一审刑事判决没有上诉权,只能够请求检察院抗诉。如果是生效裁判,那么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和近亲属认为确有错误,都有权申请法院或者检察院进行审查处理。另外,法院对于申诉人在刑罚执行完毕两年后所提出的申诉,就不再受理,除非是可能对原审被告人宣告无罪、原审被告人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两年内向法院提出申诉法院未受理的以及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这种程序真实与实体真实相结合的立法规定,在保障生效裁判的稳定性的同时,也造成了当事人与法院、检察院如何达成“共识”的难题。
  当事人一旦无法接受判决结果,或者说其价值判断与法院、检察院产生严重“冲突”时,就会寻找其他救济途径。以当前涉诉信访问题为例,当事人一旦认为从法律程序中无法实现自身目标,就会进行涉诉信访。近年来,到最高人民法院上访的数量逐年上升,2003年,到最高人民法院上访的总量为20636件次,同比增长31.4%;2004年为39763件次,同比增长92.7%;2005年为40151件次,同比增长0.98%;2006年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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