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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青少年犯罪问题》
恢复性司法与校园欺凌
【作者】 [美]苏珊·汉利·邓肯(著)于波(译)杜晨博(译)
【作者单位】 美国布兰迪斯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华东政法大学{讲师,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
【中文关键词】 恢复性司法;校园欺凌;惩罚制度【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4【页码】 105
【摘要】 恢复性司法制度为解决校园欺凌案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途径和方法。与传统刑事司法制度不同,它要求受害者、罪犯、学校等各方的共同参与来认可被害人和罪犯的作用,承认受害者的权利和需求,鼓励罪犯承担责任,从而实现修复伤害、使罪犯重新融入社会、恢复社会关系的目的。这比惩罚制度更能符合学校教育学生增强社交技能、建立社区和保护学生的目标。虽然存有众多质疑,但恢复性司法制度所具有的特征和优势,对解决校园欺凌事件具有不可比拟的作用和价值。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4398    
  2010年1月14日,14岁的菲比·普林斯(Phoebe Prince)遭受高中同学欺凌后自杀身亡。之后,汉普郡大陪审团指控她的六名同学犯有跟踪、强奸、骚扰、妨碍公民权等罪行。[1]菲比的死亡,以及由此产生的刑事指控,再次引发有关如何解决欺凌问题的讨论。美国乃至世界各国都在争论刑事处罚、民事责任或者其他方法是否是最佳解决措施。对此,马萨诸塞州立法机关通过了一部最复杂的反欺凌法予以了回应。
  不幸的是,通过反欺凌法的各州(包括马萨诸塞州)都犯了同一个错误。[2]即,这些法规都没有纳入恢复性司法制度,因此留下了法律空白。本文的目的是提倡在反欺凌法案中包含恢复性原则,因为恢复性司法制度在有效解决欺凌问题方面,提供了比刑事指控或民事诉讼更好的长期解决方案。让受害者、罪犯和社区参与到治疗过程而非惩罚性程序当中,无论从民事角度还是从刑事角度来说,都可以增加修复伤害、减少风险以及改善社区关系的机会。
  一、反欺凌法案概述
  在2005年的文章中,我们还为“33个州没有制定反欺凌法案来解决欺凌事件”感到遗憾。[3]当时在这33个州当中,已经接近一半的州考虑此种立法。仅仅五年之后,反欺凌法案已经成为常态,而非例外。目前,已有45个州颁布了反欺凌法案。[4]在2010年末,纽约也终于制定了人们期待已久的反欺凌法案。
  这些反欺凌法案重点在于对欺凌事件发生后的调整、教育和惩罚。它们的共同部分要求或鼓励学校官方制定禁止欺凌的政策,实施欺凌预防项目,对教师在欺凌及欺凌预防上进行培训,将校园欺凌事件报告给政府,以及对进行欺凌的孩子进行纪律处分。
  马萨诸塞州新颁布法律是综合型的反欺凌法案的一个典型例子。该法案对欺凌界定得十分宽泛以至于能涵盖网络欺凌;然而,有趣的是,它没有提及包含在大多数欺凌定义中的权力失衡。它要求教师和其他学校职工在发现或意识到欺凌行为时,将该欺凌事件报告给校长或指定的行政管理人员。法律规定,每年要对教师和职工进行预防和调解的培训。法律还要求欺凌成为每一年级学生的课程一部分。[5]
  其他州法仍存在着我们在2005年发现的一些问题,因而不像马萨诸塞州的反欺凌法案那么有效。[6]例如,一些法规没有对欺凌进行界定而另一些法规过于听从学校的意见。然而,法律要求州教育部门制定可以被当时学校制度所使用的示范性反欺凌政策这一行为具有积极意义。
  但是包括马萨诸塞州在内的所有法规,都缺乏惩罚的可替代选择,或者至少是在惩罚之前的措施。换句话说,它们都没有包含任何类型的可恢复性司法制度的做法。在我们之前的文章中,只是在界定欺凌惩罚的范围时,建议将疏导纳入其中。[7]然而,疏导并不等同于恢复性司法实践,例如家庭会议。而且,使用与“惩罚”相关的疏导一词也表明了我们当时主要将惩罚作为唯一解决办法的心态。
  仅仅关注惩罚是错误的,因为研究证实了诸如留校察看和休学这样的“常规处分”是无效的,而且加剧了这个问题。学校应对欺凌事件的主要措施,如训诫、留校察看或根据学校规章制度予以开除学籍,这些后果往往会让那些恃强凌弱的孩子感觉自己像个受害者。欺凌者觉得有理由对学校和他们最初欺负的孩子进行报复,因而造成欺凌的不断循环。[8]而且这种惩罚模式依赖于权力的不平衡,就像最初的恃强凌弱一样。
  因此,当前的反欺凌法案可以通过增加恢复性司法原则来进一步完善,因为可以鼓励学校制定计划来帮助受欺凌事件影响的校园社会中的其他成员。现有的法律通常关注对欺凌的惩罚。[9]没有多少法律努力帮助受害者,并让学校社区参与讨论这一事件。仅仅惩罚欺凌者对缓解校园中其他成员的不健康心理毫无帮助。恢复性司法制度有利于改变行为,为社区中的所有成员创造一个更健康的环境。
  二、恢复性司法制度解析
  (一)恢复性司法制度的起源
  恢复性司法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世界各地的早期文化当中。比如,新西兰土著毛利人和加拿大的许多土著社区、北美的印第安纳瓦族印第安人也利用恢复性司法制度。在欧洲,早期的部落法就是对恢复性司法原则,以及汉谟拉比法典、肯特郡埃尔伯特的法律和罗马十二铜表法的反映。还有一些人将恢复性司法制度与许多宗教原则联系起来。然而,部分学者提醒道:虽然早期的文明中包含了恢复性司法原则,但它没有排除报复措施。[10]事实上,一些学者明确批评恢复性司法的支持者将历史浪漫化。[11]准确的说法很可能就像今天一样,它是存在于解决刑事司法问题的一系列广泛策略。
  1989年,新西兰议会采取了大胆的措施,他们通过了《儿童青少年的议会法案》。该法案极大地改变了青少年司法制度,它将家庭会议取代法庭作为处理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工具。在之后的二十年里,家庭集体会议(family group conferencing)很快扩张到全世界。
  (二)恢复性司法制度的首要目标
  恢复性司法是一个广义的术语,它用来描述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哲学或“以制度化和平方式解决伤害、问题和侵犯法律和人权的社会运动”。由于众多文章和书籍已经对恢复性司法制度进行了深入探讨,在此本文只对恢复性司法制度的含义以及运作进行简要地介绍。[12]在没有将其适用于特定的需求和社区背景以及所涉及的真实情况之时,恢复性司法制度不是一种可以复制的程序或既定的体系。恢复性司法制度与今天的刑事司法体系在目标和侧重点上所有差异,因此二者截然不同。在传统的刑事司法模式下,犯罪是违法行为,它是对国家的侵害;而从恢复性司法的角度来看,犯罪或者错误是人际关系的冲突和侵犯。因此,问题从破坏了什么规则转变成谁受到伤害。刑事司法制度旨在通过确定犯罪行为,然后实施惩罚以确保罪犯得到应有的处罚来确定罪行。[13]相反,恢复性司法制度的核心在于,通过鼓励受害者、罪犯和社区共同努力来确定谁应当为修复伤害负责,从而了解事件迈向正确方向的需求。
  恢复性司法制度可用于广泛的环境,包括刑事司法、教育、家庭暴力以及其他领域。模式也各不相同,包括以下几种:受害者—罪犯商谈(也称为受害者—罪犯调解,受害者—罪犯会议,以及恢复性司法对话);家庭集体会议;社区/学校会议;调解圈(有时称为量刑圈);赔偿委员会;真相/和解委员会;受害者影响小组。
  这些恢复性司法做法不应当视为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结合。每种做法都有其优势和弊端,因此有时结合起来能发挥最好的效果。[14]
  公认的恢复性司法制度的专家,艾伦·麦克雷(Allan MacRae)和霍华德·泽尔(Howard Zehr),确定了家庭集体会议的具体目标——新西兰青少年司法制度使用的恢复性司法实践。他们明确指出授权、治疗、合作和解决问题的价值观是恢复性司法做法的基础。这些原则包括:转处;承担责任;受害人的参与;加强罪犯家庭的参与;共识决策。
  1.转处。总体目标是使青少年不受刑事司法制度的影响。这一目标的基础是相信传统的惩罚会增加而不是减少不良行为,并且社区制裁将比法院命令更有效。此外,研究证实大多数儿童罪犯不具有病态性,也不会在以后的生活中继续实施犯罪。
  2.承担责任。恢复性司法的支持者希望罪犯承担责任,但并不必然会受到惩罚,特别是如果这样做会使个人无法重新融入社会的话。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正义的报复制度要求将责任与痛苦等同起来。惩罚将痛苦最大化。在恢复性司法制度和报复性司法模式之间另一种区别是,责任在于受害者而不是国家。对罪犯来说,面对受害者通常并非易事。恢复性司法制度的做法为罪犯提供了承担责任以及帮助形成解决措施的机会。作为该过程的一部分,它增加了让罪犯承担责任的几率。这也反映了一项基本原则,当人们一起共事(具有恢复性和参与性),而不是针对他们(具有惩罚性和专制性)或者为他们(属于宽容式或家长式)时,人们更容易感到快乐,并会做出更积极的改变。[15]
  3.受害人参与。允许与特定犯罪有利害关系的受害人和社区成员参与到决议之中有助于每一个人。在传统的刑事司法环境中,受害者除了影响陈述之外,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当主要的焦点是对罪犯进行惩罚时,受害者的需求永远不会得到满足,因此问题也无法彻底解决。
  而通过恢复性司法制度,能为受害者提供一个平台,以表达犯罪对其生活的影响,并向犯罪者提出问题。[16]犯罪者通常不会完全理解他或她的行为对受害者产生的影响。通过在此过程中将受害者置于核心地位,犯罪者能从受害者那里直接感受到犯罪行为所引起的痛苦和遭遇。
  传统的惩罚制度不能缓解对受害者造成的重大伤害,有如下原因。第一,尽管惩罚标志着社会对行为的否定,并企图剥夺罪犯的地位,但由于它错误地将受害者的价值与罪犯的惩罚相联系,因此该效果并不尽人意。受害者往往会认为司法制度具有不公正性,因为它关注简单地返还具体财产,而不是弥补受害者的情感创伤。[17]而这种问题在欺凌案件中愈发严重,因为尊严和自尊往往是受害者经历的主要创伤,而这无法通过惩罚欺凌者进行弥补。
  由于情感的私密性,通常在传统的司法体系中,受害者的情绪总是被忽略。然而,为充分尊重受害人,我们需要为他们付出更多的努力。[18]受害者的需求包括控制和命令,让事件产生意义,有机会与犯罪者会面以表达他们的愤怒,并让愤怒得到释放。参与恢复性司法实践的受害者获得了大量的好处;很多受害者宣称——这有助于他们继续生活。
  4.加强罪犯家庭的参与。恢复性司法制度的提倡者相信家庭,而非国家,应当在解决矛盾中发挥核心的作用,因为家庭能够更好地评估哪种解决方案最有效。此外,这些解决方案通常会涉及其他家庭成员,并且通过他们自己解决问题,可以改善和强化家庭关系,从而促进治愈过程。
  5.共识决策。恢复性司法制度中一个关键概念是通过共识而非多数或者武力达成决策。一项良好计划的最终组成部分需要包括可以监控的可衡量行动,并包括以下要素:首先关注于受害者(优先事项);回归社会;发现犯罪的潜在原因;确保儿童/青年得到所需的支持以履行义务。
  可以看出,这些要素不太可能被纳入传统的刑事司法惩罚当中。特别是,通过发现犯罪的潜在原因,并确保儿童拥有必要的支持,恢复性司法过程寻求预防未来的破坏性行为。虽然传统的惩罚可以起到威慑作用,但是如果无法发现犯罪的根本原因,儿童更有可能会重复此行为。
  (三)恢复性司法制度的优势
  恢复性司法制度的支持者概述了使用这些做法给受害者、罪犯、社区和司法制度带来的诸多好处。对于受害者来说,恢复性司法制度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告诉罪犯他们如何受到伤害并且能够得到回应。此外,他们还是在决定如何减少不法行为带来的影响这一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罪犯同样受益于这个过程。通过倾听受害者,罪犯可以直接了解他对受害者的影响,并使他有机会进行道歉和弥补。社会和制度方面的好处包括减少再犯,削减成本,提高受害者和公民的满意度,改善社区安全等。
  然而,简单罗列这些好处无法概述恢复性司法制度可以为其参与者带来的转化性力量。只有亲身体验才能感受到该制度的优越性。然而,直接参与者的言论使恢复性司法制度确实对谋杀这样严重的罪行具有可行性。最近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校友杂志上发布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了恢复性司法项目,这其中有一位受害者每年都要去看望在狱中的罪犯。虽然杰基·米勒(Jackie Millar)在遭受袭击后只有2%的存活几率,但是和罪犯克雷格·苏塞格(Craig Sussek)的见面,加速了她的治愈过程。米勒在一次会面中告诉苏塞格:“我能原谅你,但我不会忘记你。虽然我右腿瘫痪了,但是我心理创伤已经治愈。”十四年半的会面也改变了苏塞格。他吐露道:“总存在一些方法通过改变人的行为来进行弥补,并且,我希望能够帮助人们,让他们不要像我那样做一些蠢事情……整个过程就是其中一部分。我希望坐下来和杰基谈话……对我而言,我能从她身上学到东西,并且帮助她继续康复。”他们的关系从受害者和攻击者变为相互尊重的朋友关系。受害者也很好地经历了这种变化:“在这十四年半里,我们一起成长。我们的成长经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是我们做到了。现在可以说我们已经互为朋友。”
  (四)恢复性司法制度的实践
  这个故事,以及其他类似的故事,说明了使用恢复性司法制度为当前在欺凌情形下提供了一个更好的选择。但是,为体现这些好处,需要精心的培训、计划和严格的评估。新西兰司法部列出了恢复性司法实践取得成果所需的八大原则。第一,恢复性司法制度以自愿为基础。第二,应当鼓励犯罪受害人和罪犯的全面参与。第三,受害人应当具有代理人。第四,有效的参与要求参与者,特别是受害者和罪犯,充分了解情况。第五,恢复性司法程序必须追究罪犯的责任。第六,灵活性和应变性是恢复性司法程序的固有特征。第七,参与者的精神和身体安全居于首要位置,并且恢复性司法的主持人(和协调人)必须确保提供有效的程序。第八,恢复性司法程序只能在某些适当的案子中适用。
  三、恢复性司法制度适用于欺凌案件
  虽然有些人将恢复性司法与青少年司法制度紧密联系起来,但它实际上已经运用于包括学校在内的众多领域。将它适用于校园欺凌,具有大量益处和充分的理由。首先,对于学校而言,欺凌仍将是一个持续性的问题,并且可能随时出现。其次,“欺凌和恢复性司法制度具有偶然的适应性;因此,欺凌被定义为对权力的惯常滥用,而恢复性司法制度试图改变影响社会关系的权力失衡。”[19]此外,恢复性司法的几大基本原则与学校教育学生、建立强大社区和保护学生的做法相吻合。本章探究了立法机构应当将反欺凌法案涵盖恢复性司法制度,以及要求学校在适当的时候采用恢复性司法措施以至少取代现有惩罚制度的原因。
  (一)恢复性司法制度而非惩罚制度更接近于学校的教育目标
  学校的存在是为了“让学生为公民身份做好准备。它们必须灌输有助于幸福的文明习惯和礼仪作为价值观,而这对于社会和国家的自治实践也是不可或缺的。”[20]最高法院承认,学校不仅仅是教授教学课程,而且还必须通过实例灌输文明社会秩序的共同价值观。培养必要的社交和情感技能也是公共教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社交技能即使不比课程教学重要,也处于相当的地位。
  研究证实了教师们早已知道的事实:社交技能是在学术和以后生活中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此外,研究还表明了惩罚对改变行为举止几乎毫无帮助,至少对一些学生来说可能会强化不良行为。然而,教育工作者仍继续使用惩罚主要是因为“它易于管理,适用于许多没有严重行为的学生身上,而且它是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犹太—基督教历史的一部分”。而存在的部分问题是教育工作者无法区分纪律和惩罚这两个术语。纪律被定义为“旨在产生特定性格或行为模式的训练,特别是产生道德或精神改观的训练。”惩罚虽然能有效减少不良行为,但不必然能改善。而一种可替代性方法是帮助学生获取知识和技能以积极改变行为。
  恢复性司法制度允许儿童学习社会知识和技能,例如展示对他们的行为后果的共鸣和理解。惩罚机制否定了儿童通过第三方解决冲突来获得独立成长的机会。冲突本身需要被看作是一种价值,一种不应当被浪费的商品,而不是需要尽快处理的东西。对于学校来说,在处理欺凌事件时,最终的目标不仅仅是维持对不良行为的控制。它还应该包括帮助学生培养情感和社交技能等目标,这能增强学生的能力。约翰·马格斯(John W. Maags)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观点,即教师不会因为学生没有掌握除法这样的知识概念而惩罚学生。因此,教师和学校应该利用正确的程序和方法帮助儿童学习行为管理,就像帮助学生掌握数学或科学概念一样。由于人的大脑直到二十多岁才会发育完全,因此为儿童提供多种学习技能的机会变得尤为重要。发育心理学家证实,在整个青少年时期,大脑的控制部分仍处于发育阶段。了解大脑的复杂性让我们可以知道青少年可能无法理解其行为影响的原因。让他们直接参与解决问题的过程是在成长阶段帮助他们的一种选择策略。
  最后,为恢复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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