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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当代法学》
民法体系语境下民事客体理论的权利思维
【作者】 何松威李建华
【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研究生}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吉林大学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分类】 民法总则【中文关键词】 民法体系;民事客体;有体物;权利思维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1
【页码】 124
【摘要】 民事客体理论与民法体系的演变具有密切联系,从法学阶梯体系到学说汇纂体系,民事客体始终需要在民事权利的体系关系中理解。民法体系语境的回归意味着民事客体理论从物化思维转向权利思维,而在权利思维下民事客体的对应主体是具体民事权利,既非民事权利人也非抽象权利类型,所以民事客体应当回归具体民事权利的发生体系语境,具有衔接民事权利与现实世界之间关系、不同民事权利之间关系的作用,而以此为基础展开的民事客体理论可以为商事权利、知识产权等新型私权提供体系路径。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575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颁布实施意味着我国民法典编纂将采用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学说汇纂体系,而其中第五章延续了《民法通则》的立法传统,规定民事权利而非民事客体。在条文表述上,该章包含了对民事客体的规定,可谓是隐秘的民事客体制度。梁慧星教授针对民法典草案提出:“本章规定了各种民事权利,其权利客体也就包含在其中。例如,第104条规定了物权的客体物,包括动产和不动产;第108条列举规定了知识产权的各种客体。也就没有必要再设专章规定民事权利客体。”[1]虽然延续《民法通则》的传统做法存在争议,但是条文表述的纠缠令人不禁反思民事权利与民事客体之间的关系,尤其第115条中“法律规定权利作为物权客体的”表述,直接否定了以物、行为、利益、法律关系为基础的各种一元化客体理论。民事客体的权利化变脸引起对其理论语境问题的反思,而理论语境问题涉及民事客体的理论思维,即从物化思维到权利思维的转变。
  一、民事客体理论与民法体系语境的脱节
  民事客体理论通常存在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或是对抽象权利类型的客体界定,这常常出于体系演绎的需要,比如物权和债权的客体界定;或是对具体民事权利的客体界定念兹在兹,比如租赁权、股权、信托权的客体研究。虽然民事客体被公认为民事权利的基础,但基础的具体表现不甚清楚,甚至出现了民事客体理论的一元化现象,即采用还原方法把民事客体统一界定为物、行为、利益或者社会关系等等。一元化的民事客体理论在特定方面具有合理性,却缺乏整体的解释力,这不禁引起对民事客体理论语境的反思,有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虽然理论界也经常讨论客体的形式和种类,但一定程度上却忽视了客体在近代德国民法上述理论结构中的体系价值,亦即对客体、权利和主体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并没有系统地揭示和阐释,以及对这种体系价值的当代困境没有足够关注。”[2]从罗马法到现代民法,民事客体理论始终需要在民法体系的语境下理解,而物化思维自始至终没有占据民事客体理论的主导地位,寻找民事权利的现实基础从来不是民事客体理论的主要目的,更多的民事权利在民法体系中完成客体意义的发现,即其意义存在于它们与其他民事权利的体系关系之中。
  (一)民事客体与民法体系的历史关联
  罗马法没有明确采用权利概念,其思维方式基本是通过物理解民事权利。盖尤斯在《法学阶梯》中提到:“13.有形物(res corporals)是那些可以触摸的物品,例如:土地、人、衣服、金子、银子以及其他无数物品。14.无形物(res incorposales)是那些不能触摸的物品,它们体现为某种权利,比如遗产继承、用益权、以任何形式缔结的债。”[3]盖尤斯对无体物(无形物)概念的阐述耐人寻味:既然抽象的民事权利被视为物,那么物和民事权利发生了概念混同,这似乎表现为“所有”的物化思维,正如霍菲尔德所言:“除非权利存在于某有体物(corporealthing)中,否则人们便想不通权利何以能够让与。”“惟其是物,方可转让。”[4]然而,这种说法有些流于表面,因为自相矛盾的无体物概念同样不符合物化思维,毕竟债、用益和遗产继承等民事权利不同于有体物;更为明显的是,无体物与有体物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债、用益和遗产继承等无体物产生于有体物之上,而且当时的思维水平毫无疑问能够达到这种抽象程度。经过古希腊哲学的熏陶,尤其是柏拉图理念论和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对本体论哲学的发展,人们对逻辑推理的理性思维并不陌生。既然如此,盖尤斯为什么仍在抽象的债、用益和遗产继承等民事权利之上提出无体物概念?这似乎是思维方式从抽象到具体、从权利思维到物化思维的倒退,然而真正的原因是为了满足民法体系构建的需要。与具体的民法制度不同,民法体系旨在表现自身的整体结构,正如康德认为:“系统就是杂多知识在一个理念之下的统一性。”[5]因此,无体物概念的存在是为了完成民法的体系化构建,即处理民事权利之间的体系关系,所以无体物概念的客体意义不同于有体物所体现的现实基础。换而言之,无体物概念仅仅存在于民法体系语境之下,离开了民法体系语境,债、用益和遗产继承等民事权利不需要无体物概念,甚至对它们来说,无体物是思维方式的倒退和累赘。此种现象早已被学者意识到:“在盖尤斯的《法学阶梯》中,‘有体物’和‘无体物’的分类实际上只具有体系说明的价值,它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技术意义。我们甚至可以说‘有体物’和‘无体物’的分类只是为了‘人、物、讼’这个三分法而存在的。”[6]如果没有无体物作为债、用益和遗产继承等民事权利的上位概念,那么它们无法进入与人法对立的物法中,所以无体物概念的意义体现在民法体系之中。正如德霍斯所言:“查士丁尼明确的含义是,无形物都有其对应的有形物。换而言之,无形物与有形物具有密切联系。只有当各种知识财产形式被划归为权利上的动产,并需要与其他动产的财产权仔细区别时,无形权利与无形物或称抽象物之间的联系问题才开始出现在英国财产法之中。”[7]
  如果把有体物和无体物的区分视为现代民事客体理论的滥觞,那么民事客体理论与民法体系的关系跃然纸上。遗憾的是,随着权利思维的发展,民法体系逐渐通过民事权利表现出来,而作为民事权利要素的民事客体在民法体系中被逐渐地淡化了,但是民事客体理论在民法体系中的淡化过程,恰恰是在具体民事权利制度中的凸显过程。如果权利思维在有体物之上抽象出所有权,有体物成为所有权的客体,那么权利思维在无体物之上抽象出债权、用益物权、继承权等民事权利后,应该作为民事权利客体的无体物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民事客体理论摆脱语境困境的关键,却一直被人忽略,因为人与物对立的物化思维惯性地把民事客体牢牢锁定在有体物与所有权的关系模式之上,从而掩盖了在物化思维转向权利思维的过程中民事客体理论的语境问题。质言之,民事客体理论与民法体系语境严重脱节,民事客体的理论思维没有跟上民事权利思维转变的步伐。虽然《德国民法典》第90条对民法的权利思维具有重要意义,即通过有体物的概念确立了所有权在民法体系中的基础地位,遗憾的是,传统民法理论对所有权和有体物存在认识错误,没有完全摆脱物化思维的影响。
  (二)民事客体理论中有体物的体系作用反思
  所有权的客体只能是有体物,这是正确的,因为它是现代意义的所有权概念的必要前提,如果在民事权利之上存在所有权,那么权利思维会被物化思维的“所有”观念取代,民法体系无疑重新回到经验主义的路径。值得注意的是,所有权的客体只能是有体物,但这不意味着有体物之上必须现实地存在所有权。在各种财产法律关系中,人们常常不自觉地寻找传统定义中的所有权,否则便视其为民事权利中的异类。其实,在有体物上不存在所有权的现象很多,比如票据法律关系只存在票据权利;或者在有体物上不存在传统定义的所有权,比如公司和信托法律关系中的所有权。有意思的是,前者未受到太多的质疑,而后者的权利性质却被不断地讨论,甚至被认为不能融入民法体系之中。它们源于对所有权和有体物的认识错误,这恰恰说明以有体物为客体的所有权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民事权利现象,所有权的重要性体现为其在民法体系中的基础性,而不是在民法体系中的普遍性。过分强调所有权在民法体系中的普遍性,会潜移默化地输入因误解所有权概念而产生的物化思维,从而不适当地凸显有体物在法律关系中的作用,这会进一步加剧民事客体理论与民法体系语境的脱节,对于民事客体理论思维来说无疑是致命的。
  以民事客体作为标准区分民事权利,貌似同样以民法体系为理论语境,但是这种民事客体理论实际上仅仅通过现实世界完成客体界定,因此民法体系语境被破坏殆尽。以物和行为作为客体区分物权和债权,是传统民法理论构建物债二元体系的重要基础,而如今这个观点已经岌岌可危。诸如物权、债权、知识产权、人格权等抽象的权利类型在思维方式上面临被实体化的危险。抽象的权利类型只是在具体权利之上形成的概念标签,而非由具体民事主体所享有的具体权利,它们并不直接涉及具体的法律关系。这种权利实体化倾向无疑会加剧有体物在物权客体中的认识错误,严格地说,有体物不是所有物权的客体,而只是所有权的客体,否则便无法解释权利质权的客体问题。在所有权法律关系之中,作为民事权利的所有权和作为客体的有体物之间被清晰区分,但是在他物权法律关系中,有体物和所有权常常被混为一谈,有体物被直接视为他物权的客体。换而言之,盖尤斯的无体物概念在向权利思维转变的过程中,被取消或者被有体物概念取代,从而有体物成为他物权和所有权的共同客体,因此盖尤斯的无体物和有体物区分尚能体现的民法体系语境不见了,而寻找民事权利之现实基础的物化思维成为民事客体理论的主流。具体的物和行为是经验世界的实体,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语来表述:“实体,就其最真正的、第一性的、最确切的意义而言,乃是那既不可以用来述说一个主体又不存在于一个主体里面的东西,例如某一个个别的人或某匹马。”[8]个体的不同决定了它们的差异,所以,以物和行为区分物权和债权必然导致划分的绝对化,即物权和债权缺乏相互转化的路径。这显然不符合民事权利的逻辑结构,因为许多具体的物权和债权拥有相同的权利逻辑结构,然而它们要么存在不同的立法例,比如租赁权在不同立法中既可能是债权,又可能是物权,要么存在名不副实的现象,比如债权物权化现象和物权债权化现象。这些都根源于权利类型的实体化倾向,本质上是民事客体理论思维与民法体系语境脱节的表现。
  二、权利思维下民事客体的主体问题
  所谓民事客体的主体问题,旨在探究与民事客体相对的主体是什么。简而言之,在权利思维下民事客体的主体并非指向民事主体,而是民事客体所归属的民事权利,因为将民事客体与民事主体直接对应,是物化思维的体现。在盖尤斯的法学阶梯体系中,包含民事权利的物是与人相对立的,而权利思维把民事主体和民事客体内化为民事权利的要素,所以民事主体和民事客体丧失了直接对立的二元关系。民事主体和民事客体被打包进民事权利之中,民事权利被视为一个整体的思维对象,民事主体和民事客体不再直接对立,而是并列地成为民事权利的构成要素,它们分别与民事权利保持直接关系。由此可见,民事客体是指民事权利的客体,而非民事主体的客体,所以民事客体理论不仅需要界定“客体”,而且应该反思作为主体的“民事权利”。传统民法理论对民事客体的争议很大,学说五花八门,甚至名称的采用都未统一,比如标的、对象、客体等等,而对于作为主体性前提的民事权利概念,各种理论皆保持沉默,或者说忽略了对民事客体的主体问题反思,这是民事客体理论研究脱离民事体系语境的表现。
  (一)民事客体理论的两种路径:发生体系与演绎体系
  从物到权利、法学阶梯体系到学说汇纂体系的质变,绝不是一个突变的过程,现代民事权利和民法理论必然存在大量的历史遗痕和路径依赖,民事客体的物化思维和民事权利类型的实体化倾向是最好的例证。虽然历史法学派努力了近一个世纪,但是由于学派自身的复杂性、民族精神的神秘主义色彩以及概念法学对理性抽象能力的偏执,质变的彻底性定然大打折扣,尤其考虑到19世纪的时代背景——从康德发端到黑格尔达到巅峰的唯心主义古典哲学的统治地位,更有理由怀疑民事客体理论在开端已经存在思维错误。法国民法典采用权利思维,尽管仍然存在无形财产的概念,但是具有技术意义的现代所有权概念已经成为民法体系的核心,形成了“人、财产及所有权的各种限制、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的体系结构。在体系形式上,德国民法典固然体现了高超的立法技术,与法国民法典以人法和物法为核心的体系相比,权利概念从具体制度发展到体系形式层面,体系结构直接以民事权利的形式表现出来——民法典总则以民事权利的要素为体系线索,民法典分则以典型的民事权利为体系基础,尤其是侵权责任法的独立成编将权利与责任的关系引入民法典分则之中,“《民法通则》所包含的分则部分尽管条文数量较少,但却着眼于构建物权、债权、知识产权和人身权四大民事权利体系,并构建以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为基础区分的统一民事责任体系,体现出了对民法分则体系构建的宏观理念。”[9]遗憾的是,从体系发生层面上讲,五编制的体系形式恰恰成为民事客体理论脱节于体系语境的重要原因。虽然法国民法典以人与财产二元对立为基础,但是它采用了以所有权和有体物为起点、权利衍生的体系构建方法。康德认为:“可以作为我的意志选择的外在对象只有三种:(1)一种具有形体的外在于我的物;(2)别人去履行一种特殊行为的自由意志;(3)别人与我的关系中,他所处的状态。”[10]萨维尼正是以此为基础构建了物权和债权体系,为客体的物化思维和权利类型的实体化倾向埋下伏笔,成为民事权利理论与民法体系语境脱节的根源。以康德和萨维尼理论为基础的德国民法典体系,基本采用了从上到下的概念演绎方法,这符合概念法学的体系化方法。抽象概念的演绎方法极易忽视具体民事权利的分析,从而将物权、债权等抽象权利类型实体化,于是出现了物权、债权等抽象权利类型的客体界定现象,这会与对具体民事权利的客体界定出现龃龉,例如债权客体是行为的观点,对于租赁权而言多少有些水土不服,而这是由两种体系语境及思维方式的不同所造成的。
  体系化方法的差异造成关注点的不同。以所有权和有体物为出发点,从权利发生角度展开体系构建,自然以具体民事权利为构建基础,所以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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