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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现行刑法体系下遗弃罪内涵的重新建构
【英文标题】 to Cognize Newly the Connotation of the Guilty of Abandonment under the Active Criminal Law System
【作者】 吴学斌【作者单位】 深圳大学法学院
【分类】 刑法分则
【中文关键词】 遗弃罪;行为对象;扶养义务;义务紧迫程度
【英文关键词】 the guilty of abandonment;victims;fostering duty;degree of the pressure of the duty
【文章编码】 1002—3933(2006)09—0039—0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9
【页码】 39
【摘要】

遗弃罪是传统型的犯罪,随着社会观念与人际关系的变迁,如果将遗弃罪的行为对象仅限定在家庭成员之间,并不利于对公民人身法益的保护。遗弃罪在刑法体系中位最的变化为重新建构遗弃罪的内涵提供了契机。正确理解刑法上的“扶养义务”是合理确定遗弃罪行为对象外延的关键。“紧密生活共同体”是认定遗弃罪中“扶养义务”的现实基础。“扶养义务”的来源受事实上扶养关系的制约。义务的扶养性、义务程度的紧迫性是遗弃罪与以遗弃方式实施的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的主要区别。

【英文摘要】

The guilty of abandonment is a traditional crime.If the victims of the crime are limited among family members,it is not favor for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s.The new criminal law setup it a different place.The changes of the social notions abandonment among the families,It is not the best choice to cognize the families as exclusive victims of the guilty of extension of the victims of the crime.The sources of fostering duty are restricted by the virtual fostering relation.The fostering and pressing duty differentiates the guilty of abandonment and the guilty of murder as the manner of abandonment.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224    
  
  

1996年至1998年8月间,被告人刘晋新、田玉莲、沙依丹,胡加基、于永枝,在乌鲁木齐市精神病福利院院长王益民的指派下,安排该院的工作人员将精神病福利院的28名“三无”(无家可归、元依无靠、无生活来源)公费病人遗弃在甘肃省和新疆昌吉附近。法院认为,被告人王益民等人身为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对依赖于福利院的“无家可归、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的公费病人负有特定的扶养义务,应当依据其各自的职责,积极履行监管、扶助的义务,但被告人却拒绝履行扶养的义务,且情节恶劣,因此,其行为构成遗弃罪。法院对被告人王益民等人分别判处了刑罚{1}。此判决一出,即遭到部分刑法学者的反对。反对的观点认为,遗弃罪只能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非家庭成员之间的遗弃行为,不可以按照遗弃罪来处理{2}。

在现实生活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自发组织去探险或旅游,在探险或旅游的过程中形成一种事实上的紧密生活共同体。如果其中有人受伤,而另外的“驴友”弃之不顾而造成被害人人身法益受到侵害的,司法人员是根据遗弃罪的传统观念而拒绝裁判,还是站在客观解释论的立场,将这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涵摄于现行遗弃罪的规定之下?这有赖于对遗弃罪内涵的重新建构是否成功。

一、行为对象的现实转变

1979年的刑法将遗弃罪规定在“妨害婚姻家庭罪”一章中,因此,通说认为,遗弃罪的本质在于侵害了“被害人在家中受扶养或者是平等的权利”{3},遗弃罪的行为对象当然也就仅限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家庭成员”{3}。在现代亲属关系和各种社会关系的发展变迁中,遗弃罪的行为对象如果仅限于家庭成员是否符合刑法保护法益的目的和实现法正义的要求,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1997年的刑法把旧刑法中的妨害婚姻家庭罪全部纳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这种体系上的变化为合理阐释遗弃罪的犯罪本质和构成要件带来了契机,也为重新建构遗弃罪的内涵提供了法律依据。

我国刑法是成文法,是法律范畴内存在的现实,所以刑法条文本身应该是确定刑法规范内涵与外延的唯一基础和前提。根据刑法261条的表述,遗弃罪具有如下两个特点:第一,遗弃罪设置在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与民主权利一章中;第二,必须是对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的行为人,实施了拒绝扶养义务并且情节恶劣的行为。这是遗弃罪的立法现实。对遗弃罪犯罪的本质和内涵的考察离不开这两个基本的法律事实。

在德国和日本的刑法里,遗弃罪都是作为对生命、身体侵害的犯罪而予以规定的,其行为对象不仅包括家庭成员,而且还包括受其教育、照料、有义务帮助和具有保护责任之人{4}。新刑法将妨害婚姻家庭的犯罪全部置于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之中,对于遗弃罪的犯罪本质刑法理论界因此就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还是坚持了以前的主张,认为遗弃罪的犯罪客体仍然是公民在家庭中接受扶养的权利,行为对象只能是家庭成员{5}。另一种观点站在客观解释论的立场认为,既然遗弃罪已经归属于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那么就不能像旧刑法时代那样,认为其法益是家庭成员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等,而应该据此认定其所保护的法益发生了实质的变化。遗弃罪的犯罪本质在新刑法体系中表现为对生命、身体安全的一种侵害,因而对遗弃罪的主体要件与对象要件的解释也必须随着法益的变化而变化,即遗弃罪的主体与行为对象不需要是同一家庭成员{6}。

卡在了奇怪的地方

根据社会基本伦理观念的发展对家庭关系带来的影响和新刑法对遗弃罪的立法现实,笔者认为,将遗弃罪的犯罪主体和行为对象限定在家庭成员之间并不合适。

首先,既然刑法将遗弃罪置于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之中,不管这样的调整是基于刑事立法技术的原因,还是有其实质的蕴意,只要遗弃罪现实地归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之下,将其同类客体归纳为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是有法律依据的。同类客体是以直接客体为基础归纳出来的,也就是说遗弃罪的直接客体蕴涵着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实质内容。而且,根据一般人的法观念,不论行为人采取不作为的遗弃方式,拒绝给予具有扶养义务的人以扶助,或者是采取作为的方式,将具有扶养义务的人移置于孤立无助的状态,首先,直接受到侵害的就是行为人的生命、身体健康的权利。所以,将侵害公民的生命、身体健康的权利作为遗弃罪的直接客体(或者是主要的直接客体)和犯罪本质事实上是刑法的明文规定。遗弃罪的本质主要表现在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而人身权利并非家庭成员专有的法益。

其次,从法律语言的角度来考察,法律用语的概念虽然是明确的,但其内涵和实质蕴意往往并不如文字表述那么简单、明了,因此在推敲法律用语含义时就存在“循名责实”之说。如果法律的适用范围仅仅在于其机械的表述形式,这样的法律肯定是没有生命力的,因而也是不可能完成其功能的。例如,民法中所谓的“扶养义务”,虽然主要适用于亲属之间,从其字面含义而言,也给人一种似乎只有亲属间才存在扶养的权利义务关系,但以社会现实为基础,民法同时也并不否认拟制血亲的存在以及基于特定事实而产生的扶养关系,这是从事实的角度来肯定扶养对象的外延。而且,刑法用语与民法用语相映成趣,关系十分微妙。法律术语之间既有本质上的相通性,也会表现出部门法之间不同的特征。同样的法律用语,因为在具体规范语境中的要求不同,其内涵与外延完全可能存在着差异,有时可能表现为内涵一致,而外延的表现形式不同,有时则可能正好相反。所以,我们在探究法律用语的含义时,应该打破“形式主义的恶魔的诱惑力”的垄断{7},在具体的规范语境中追求具有法律上等价值性的实质行为。民法上“扶养义务”尚且不限存在于家庭成员之间,刑法更是不应该受到民法用语形式的约束,而忽略形式之下的可能具有的等价值性的实质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最后,从刑法解释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将遗弃罪的行为对象限定在家庭成员之中也不符合刑法的价值取向。法律的终极目标是社会的福利,未达到其目标的规则不可能永久性地证明其存在就是合理的{7}。为达到这种目标的途径无非是立法和司法解释两种。如果法律用语能够在不破坏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正确的诠释使刑法条文在社会学方法中得以释放和表现出社会正义所需求的力量,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远比通过立法的手段来达到目标要高明得多。刑法261条既然没有明文将遗弃罪的行为主体和行为对象限定在家庭成员之中,在解释遗弃罪的构成要件时就不应该受到传统的或者是习惯的制约,无中生有而又不符合社会正义发展需要地对遗弃罪的行为对象加以限制。反过来,只有在诠释法律时坚守了罪刑法定原则这一根本的底线,在如何延伸或者是限制法律规范外延时以社会福利和正义为指导,我们才可能由传统的以分析性态度转向现代的以功能性态度对待法律{8}。

二、“扶养义务”的重新审视

根据刑法261条对遗弃罪的表述,首先应该肯定的是遗弃罪中的“扶养”与婚姻法上所谓的“扶养”是两个具有不同内涵的概念。根据婚姻法20条的规定,扶养义务仅存在于夫妻之间,父母对于子女的义务称为抚养,子女对于父母的义务称为赡养。刑法216条对于行为对象的规定为“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显然这一表述涵盖了抚养、赡养的内容。一个正常、理性的人不会否认父母对年幼子女的遗弃构成遗弃罪,或者是成年子女对于年老且失去独立生活能力的父母的遗弃构成遗弃罪。

扶养,从其固有的法律含义来讲,应该是属于亲属法调整的范畴。根据亲属法的有关理论,扶养主要是指一定亲属间有经济能力者,基于身份关系,对于无力生活者,应予以扶助维持{9}。可见,亲属法上的扶养具有如下两个实质性的特征:第一,扶养是以一定亲属间成立的私法上的法定义务,也就是说,扶养基于一定的身份关系而发生;第二,扶养的内容是给予受扶养人以扶助维持,当然并不限于生活上、经济上的维持,而且也应该包括对生命、身体健康上的扶助。亲属法上也承认在一定范围内非亲属间也可能发生实质的扶养权利与义务,但在亲属法上却不以扶养论,例如依遗嘱或者契约设定的扶养关系,或者依一定的侵权行为成立的扶养责任{9}。

遗弃罪中的“抚养义务”以亲属法中规定的“扶养”的基本内容为基础,以此来限定“负有扶养义务的人”的可能范围,否则,对遗弃罪的被害人具有道义上扶养义务的人也可能成为遗弃罪的犯罪主体,从而混淆了法定义务与道德义务的关系。例如,甲、乙二人为叔侄关系,甲长期孤寡生活,与乙住的地方虽距离很近,但双方来往并不多。后来甲因年老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乙虽然具有扶养的能力,但乙却拒绝扶养甲,致使甲病饿而死。在这个实例中,如果说乙对甲负有法律上扶养义务,乙的行为构成了遗弃罪,就明显缺乏法律支撑。正直、理性的一般人也只可能觉得乙不赡养长辈,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而不应该受到法律的责难。扶养解释为“指扶助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使其能够像人一样生存下去”,“因此,除了提供生存所必须的条件外,在其生命、身体处于危险状态的情况下,必须给予救助,更不能将其置于危险境地”的观点{6},虽然通过“举轻以明重”当然解释论的方法将对于陷入危险境地的生命、身体作为扶养的对象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但这种观点对于遗弃罪的犯罪主体与行为对象之间的实质身份关系仅以作为义务来源加以限制,可能就有无限扩大遗弃罪犯罪主体、模糊法定义务与道德义务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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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国家法官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03年刑事审判案例卷(Z).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18—222.

{2}陈兴良.罪刑法定司法化研究(J).法律科学,2005,(4):47.

{3}高铭暄.中国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593,593,99.

{4}徐久生.庄敬华译.德国刑法典(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165;张明楷译.日本刑法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68.

{5}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下(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882.

{6}张明楷.法益初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29,232.

{7}(美)本杰明·卡多佐.苏力译.司法过程的性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40,39.

{8} Pound,“Administrative Application of Legal Standards”.Proceedings American.Bar Association.1919.p449.

{9}史尚宽.亲属法论(M).台北:荣泰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64 676.677.

{10}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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