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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审判中心”的观念史
【作者】 高一飞【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审判中心;观念史;东亚地区;诉讼方式;司法改革
【文章编码】 1004-9428(2018)04-0123-33【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4
【页码】 123
【摘要】

“审判中心”一词是日本借鉴欧美刑事司法理念的概念发明,之后传播到东亚其他地区。日本从1927年正式使用该词,共历经了词语形成、概念定型、原则确立和实践深化四个阶段。韩国与台湾地区主要历经了理念引入、艰难推进、全面深化三个重要战略期。中国大陆则历经了话语引入、本土转化、回炉再造及全面推进等四个关键期。从各地的改革路径来看,基本确立了以一审为中心,以庭审实质化为目标,通过各项配套措施全力推动“审判中心”的实现。就未来发展的方向来说,需从外部破除“侦查中心”、从内部打造“庭审中心”上寻找新的突破口。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0704    
  一、一个只存在于东亚地区的概念
  “审判中心”是现代刑事司法的重要理念,也是各国孜孜追求的法治目标。这种理念源于何处,它历经怎样的神秘过程,这是探索法治发展的重要议题。我国学者早就看到:“德日韩等现代法治国家都历经了‘审判中心’的确立过程,特别是审判中心主义这一术语就源于日本的诉讼理论。”[1]更有学者直接指出:“中国现在使用的审判中心主义一词就来源于日本刑事诉讼。”[2]由此可知,学术界已经意识到该词发源于日本,并传入我国。
  同时,还有学者进一步认识到:“在欧美的诉讼法论著和法律文本中搜罗不到审判中心这一术语,但欧美特别强调法官及法庭的重心功能。”[3]陈光中教授也指出:“审判中心这一概念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法规中无处可寻,英文表述中也没有审判中心的专门术语。”[4]这说明在学术考察范围内,欧美法律术语中并没有“Trial-centered”或者“Trial-centralism”一词。如德国只有主程序(Hauptverfahren),美国只有程序化审判(Procedureduring Trial)等强调审判程序中心地位的类似术语。
  那么,欧美法国家为何有此理念却没有此术语呢?欧美刑事诉讼的发展历程、法典文本设计、相关制度安排以及司法实践表明,“审判中心”的理念在他们的诉讼过程中是理所当然之事。松尾浩也教授在论及起诉状一本主义时也提出:“起诉状一本主义是日本法中产生的概念,很难找到相对应的外语。如果把起诉状一本主义的基本原理译成英文,可为“the principle of unitary information”(乔治教授),美国法之所以没有该用语,是因为起诉一本主义在美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5]同理,我们也可以得出相似的结论,在欧美刑事诉讼法中,“审判中心”是理所当然的事,根本不需要再造一个类似“审判中心”的宏观术语。相反,恰恰是侦查主导审判、庭审流于形式的东亚地区急切渴望审判能够成为中心。因此,在法律移植和学术交流的过程中,为了让这一欧美国家看来“理所当然的事情”被本国国民与政治家所理解,需要结合本国文化和文字进行概念制造,“审判中心”便是如此。当然,其表述的形式可以是“公判中心”“一审中心”“庭审中心”“以审判为中心”“审判中心主义”“公判集中主义”。在东亚地区,对欧美国家诉讼制度移植的事件最初发生在日本,因而体现其本质特征的“审判中心”的词语也最初由日本学者发明。
  这里依然有必要说明为什么“审判中心”在欧美国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首先需要我们回顾欧美刑事诉讼的发展历程。众所周知,欧洲的刑事诉讼模式大约历经了弹劾诉讼(罗马帝国灭亡到13世纪)、纠问诉讼与对抗式诉讼(13世纪到19世纪)、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19世纪以后)的发展历程。[6]大约在12世纪,欧陆法国家在刑事诉讼中就产生了不告不理,法官居中裁判的弹劾诉讼模式(procédure accusatoire)。这可以说是“审判中心”理念的最初样态。13世纪左右,欧洲进入封建时代,传统弹劾诉讼模式在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发生了新变化。集中表现为以法国为代表的纠问式诉讼(procédure inquisitoire)和以英国为代表的对抗式诉讼(Adversary system)。1776年美国建国,众所周知,在法律传统上,美国法律来源于英国普通法系,刑事诉讼虽有自己的特色,但整体上属于英美法系的对抗式诉讼模式。在对抗式诉讼模式下,控辩双方可以平等收集证据,案件的事实认定及证据调查需在法庭上进行,审判仍处中心地位。而在纠问诉讼模式下,法院既是控诉主体也是裁判主体,预审成为刑事诉讼的中心,庭审已经被虚置。正因如此,我国学者将纠问式诉讼模式和对抗式诉讼模式分别称为“以侦查为中心的模式”和“以审判为中心的模式”。[7]因此,在这段时期(13世纪—19世纪),两大法系的刑事诉讼理念形成了巨大反差,“审判中心”的理念在欧陆法国家已经被架空,但在英美法国家得到了渐进发展。
  19世纪后,欧洲国家相继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对刑事诉讼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大陆法系的刑事诉讼理念开始从“侦查中心”走向“审判中心”。如法国最先建立了弹劾审判与预审制度相结合的混合程序(procédure mixte),形成了侦、控、审相对分立的诉讼体制。以上变化的原因:一是“审判中心”的理念开始与分权制衡理论及审判独立原则融合;二是两大诉讼模式在“审判中心”的思想源流上形成了交汇。正如日本学者所言:“作为与职权主义相对的概念,当事人主义是法国大革命在近代刑事诉讼中产生的理想化目标。虽说该经验来自于英国刑事诉讼法,但是思想来源于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义和民权主义。”[8]林钰雄教授更为有力地指出:“审判中心的理念是19世纪时融合欧陆法并参酌英国普通法而改革的时代产物。”[9]当时的“审判中心”理念,体现在基本确立了以直接、言词、公开审理为原则,强调法庭调查及出示的证据是判决的唯一基础,并在不同诉讼模式下采用了陪审员参审制或陪审团制。因此,近代欧美国家进入资本主义后,其刑事诉讼在本质上理所当然是以审判为中心的。
  日本于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进入了全面学习西方近代法律制度的新时代。1871年至1873年,日本岩仓具视使团(100人)对欧美12个先进国家进行了长达22个月的访问。[10]1880年日本效仿法国制定了《治罪法》,1890年参照德国制定了《明治刑事诉讼法》,1922年以德国法为主、英美法系为辅制定了《大正刑事诉讼法》。日本考察并学习西方刑事诉讼制度的这段历史,刚好也是欧美法治国家“审判中心”理念形成的关键时期。特别是《大正刑事诉讼法》,深受西方“当事人主义”、“直接审理主义”、“弹劾主义”等近代刑事诉讼理论的影响。[11]因此,当亚洲绝大部分地区还处在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时,日本法学界已经意识到“审判中心”是近代西方刑事诉讼的基本特征,并在20世纪20年代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理论总结,产生了审判中心主义一词。
  概言之,在欧美实质上已经形成“审判中心”诉讼模式之时,亚洲国家仍然是以侦、控、审合一的行政与司法不分的审判模式。对于新引进的欧美刑事诉讼的本质差别需要概括性、原则性的名词来进行区分。日本学者起初引进该理念也只是对西方近代刑事诉讼的抽象化概括。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审判中心”一词,只是对具备控审分离、审判独立、直接言词原则、庭审实质化等特征的近代刑事诉讼本来样态的描述,并没有在这种刑事诉讼模式上增加新的内容。
  二、“审判中心”在日本的产生和发展
  “审判中心”作为一种诉讼理念,是高度概括的学术表达,在日本等地以“公判中心”或者“公判中心主义”相称。但是,在研究这一名词术语的演变过程时,先要研究直接言词原则、起诉状一本主义、传闻规则等属于“审判中心”的当然内含和规则。在此基础上,下文从四个时段来探究“审判中心”一词在日本的产生与发展。
  (一)词语形成:审判中心在新闻报道中的出现(1927—1945)
  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脱离中华法系,不断移植法国、德国等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走向了西方近代法治文明的原野。日本在1880年制定的《治罪法》中,就确立了公开审理原则、口头辩论原则。同时,检察官国家追诉制度的设立和拷问制度的废除也标志着控审已经分离,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得到确立。
  但是,当时的日本还未规定被告人沉默权以及建立现代律师制度,刑事诉讼仍是预审法官和公审法官主导,因此日本学者称之为“纠问主义的预审判事司法”。[12]1922年,在大正民主主义[13]的熏陶下,日本制定了新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被告人预审阶段的辩护权。同时,不告不理原则得到彻底确立,表面上构建了现代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但是,检察官强制侦查权和追诉裁量权的扩大,实质上确立了检察官控制预审、主导公审的新模式。日本学者也称其为“纠问主义的检察官司法”。[14]由此可知,从明治时期到大正时期,日本的刑事诉讼理念发生了一定变化,诉讼程序开始体现审判的重要地位,但是最初引进西方近代刑事诉讼模式时,并没有摆脱封建社会行政化审判的影响,实质上是侦查中心主义前提下,形式上审判具有最终裁决权的诉讼。
  尽管如此,学术界在构建“审判中心”的实质性要求上也做出了相应努力并得到立法确认。在修订《明治刑事诉讼法》时,日本法学界就是否采纳直接审理原则(Unmittelbarkeitsgrundastz)产生了争论。1901年(明治34年),针对司法警察任意侦查活动的强化以及无限制使用供述笔录等问题,《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规定:“可以成为审判资料的证据,只能由法官或者法院直接调查”。[15]而且,日本学者进一步吸收了德国学说的思想,将直接审理原则的概念二分化,即分为形式的直接审理(die for-melle Unmittelbarkeit)和实质的直接审理(die materi-elle Unmittelbarkeit)。[16]此外,1923年日本参照英国制定了《陪审法》,直接审理原则再次得到了立法的肯定。
  从上述学术主张及立法表现来看,直接审理原则已经渗入到日本刑事诉讼之中,以强调法官调查证据的亲历性,并且要求法官尽可能地接触原始证据。这是大陆法系国家刑事审判的重要原则,也是保证庭审实质化的重要支柱。我国通说[17]也认为,“审判中心”的确立与实现,必须全面贯彻直接审理原则,只有这样才能让法官形成正确的心证,并发现实体真实。由此可得出两个基本结论:一是,日本在大正时期虽然没有出现“审判中心”一词,但已经存在“审判中心”的理念,只是基于当时诉讼体制等多方因素的影响,并没有取得良好的司法效果,以至于1943年4月《陪审法》被废止。二是,“审判中心”的理念并非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所独有,只能说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本来就暗含了“审判中心”的思想与内核。[18]现代意义上的职权主义已是改造过的诉讼模式,与“审判中心”的理念不是对立而是互融。如大陆法系国家的直接审理原则就很好地体现了“审判中心”的思想,德国还被称之为“审判中心的制度样板”[19]。
  从“审判中心”一词的产生来看,1927年11月20日,韩国《东亚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声明书全文——十九日辩护士团发表》的声明。[20]同年12月11日,再次发表了《不受理理由(四)——朝鲜共产党事件审判长回避》一文。[21]两篇文章都提及了审判中心主义一词,其中前文说到:“纠明事实的真相,就不能忽视公判中心主义、直接心证主义的精神,使被告人处于不利地位。”这是目前可寻史料中最先言及“审判中心”一词的文献。此处的审判中心主义主要是针对庭审活动而言,意在要求法官在公开、公正的法庭上进行事实认定与证据调查,是直接审理原则的体现。不过,这种司法能动性反应,在理念架构和传播力度上都是有限的。但是,破天荒地创造了“公判中心主义”一词则值得我们注意。特别是,日本学者于1936年直接延用该词发表了第一篇学术性论文《有关公判中心主义若干考察》。[22]这说明,日本学者对“审判中心”的研究开始步入到学术领域。遗憾的是,二战的炮火彻底遏制了学术的发展,这一研究只是昙花一现。
  那么,对首次使用“公判中心主义”的事件,一个必须回应的话题就是:为何该词出于日本法律界却又发表在韩国报纸《东亚日报》上?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法律移植促成法律用语的本国化。在移植西方法律制度和翻译西方法律文本时,不仅是我国,日本也历经了极其艰难的再创造过程。西方法律术语的特定性与东方法律术语并非一一对应。正如日本学者所言:“在继受英美法诉讼制度时,有些规定在本国法中无处可寻,也没有对应的法律术语……很多情况都是在理解相关制度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符合本国语言的表达。”[23]由此可知,日本法上的许多概念并不是直接翻译英文或者德文的结果,而是借鉴西方诉讼理念的重新表达。所以说,“审判中心”一词在西方法律术语中无处可寻,但是出现在日本法律语言中,这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用语习惯与制度借鉴促成术语创新。从明治到大正时期,日本学者考察并学习了大量的西方法律制度,造就了各种法律“原则”或者“主义”。[24]这在用语习惯上确立了一个大前提,那就是热衷于用“原则”或者“主义”来表达某种新的西方法律制度或者观点。这样的传统,在当下的日本,乃至中国的部门法也随处可见。因而,日本学者在考察并借鉴西方“审判中心”理念以及该理念主导下的诉讼制度时,对其进行了学术加工,最终提炼为“审判中心主义”一词。这是客观存在的法律传统和现实需要的双重结果,也是日本法学界对该理念的形象化、概括化表达。
  第三,韩国报纸《东亚日报》是日本殖民化的产物。《东亚日报》作为日本殖民时期的政治宣扬平台,是日本对殖民地韩国进行语言同化、制度同化的工具。文章内容充分说明了该词是日文表达,是日本法律界的主张。如,两篇报道[25]都是日本本土律师和法官执笔,第一篇报道署名由古屋贞雄律师领衔,并标有日本年号昭和2年12月3日。第二篇报道是京城地方法院刑事部的不受理理由,落款是根李成道(审判长),益山贞之(审判员)和池田良之助(审判员)。
  (二)概念定型:审判中心在学术界和刑事政策中的出现(1945—1970)
  20世纪30年代后,日本走向法西斯道路,自由民主荡然无存,政治上的军国主义、诉讼上的纠问主义再次抬头。但是,二战后,这种思想得到立法上的有力纠正,民主、平等、人权等现代宪政思想得以重新确立。这种新理念也对日本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产生了直接影响。1948年7月10日,日本国会通过现行《刑事诉讼法》,并于1949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日本刑事诉讼法在原有德国法的基础上进行了一次革命性变动,当事人主义的诉讼理念得到充分贯彻,推行或者修订了许多有助于实现审判中心主义的制度。如,废除预审制度,配套运行起诉状一本主义;引进令状主义,加强对侦查机关强制处分的司法审查;新增传闻法则,原则上排除庭外陈述;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辩护权等。
  对于上述规定,田口守一教授认为:“日本刑事诉讼法大幅走向当事人主义,诉讼思想和诉讼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充分贯彻了审判中心主义的思想。”[26]毋庸置疑,刑事诉讼法的制定使“审判中心”的诸多制度在立法上得到落实,为之后的学术探讨和细则出台做好了制度准备。但是,也应该看到,新刑事诉讼法并不是完全采用英美式的当事人主义,仍是包含了职权主义内容的混合式诉讼模式。“审判中心”的许多当然化制度并不是有准备、有计划的实施结果,更像是被动接受美国法的妥协产物。日本当局以及学术界都未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带着这样的使命与不解,学术界开始了“审判中心”理念的进一步探索。
  1953年,团藤重光教授率先在学术著作中使用了“公判中心主义”一词。[27]但是,他针对的是庭审准备程序的强化,侧重的是庭审程序,还没有过渡到现代意义上的“审判中心”,即针对整个诉讼程序而言。1954年,小野清一郎教授对起诉状一本主义如此评价,“这是实现公判集中主义的重要规定”。[28]此处的公判集中主义意在防止法官预断,运用口头、言词等原则进行集中、公开审理,基本接近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审判中心主义。1960年与1963年,日本法务省颁布的《犯罪白皮书》都不同程度地提及审判中心主义一词。1963年《犯罪白皮书》指出:“现行刑事诉讼法,采取公判中心主义、辩论主义,限制书面证据能力,直接听取证人的证言,公判审理与旧法相比更加慎重。但是,这也导致了传唤证人的次数增多和诉讼延期。为了充实庭审,对策之一就是法官、检察官、律师三方要强化第一审程序。”[29]这是政策性文件对审判中心主义的最初概括,在强调一审程序中心地位的同时,也辩证认识到“审判中心”的贯彻也会导致诉讼的“拖拉”或者“延期”。
  综上,“审判中心”的理念先后被学术界和法务省所接受,并在不同场合直接使用了该词。“审判中心”的理念已从战前的懵懂状态上升到学术主张并体现在政策性文件。特别是诸多体现“审判中心”的制度已经规定在刑事诉讼法当中。可以说,日本“审判中心”的模型已经建立,即,学术上已经完成了审判中心主义的概念定型,实务上已经承认“现行刑事诉讼法,采取公判中心主义”,并确立了庭审实质化的目标。
  (三)原则确立:审判中心作为原则的提出和确立(1970—2001)好饿但是不想动
  审判中心作为原则,是针对“侦查中心”的现实提出的。1971年,三井诚教授针对侦查程序提出:“要建立公判中心主义及短期弹劾的侦查构造”。[30]对于侦查构造与审判中心主义的问题,田口守一教授更为深刻地指出,侦查机关侵犯当事人人权的原因在于权限过于集中,并不是措施的终局性。因此,需要建立一种侦查协同关系(das cooperative Ermit-tkungsverfahren),让侦查机关以外的人来参与或者监督侦查活动,这种侦查关系又称之为当事人主义的侦查观。[31]无论是弹劾侦查观还是当事人主义侦查观,其共同指向就是犯罪嫌疑人在侦查中具有一定主体性,有拒绝自证其罪的特权,侦查机关的一切强制处分都是为法院将来审判而做的准备活动。换言之,审前活动不是确定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有罪无罪的阶段,最终的事实认定与定罪量刑都要形成于法庭,发挥庭审的决定性作用,充分贯彻无罪推定的原则。
  其实,除学者孤声主张外,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长时间内,日本司法改革一直处于“停滞期”[32],“审判中心”的理念及制度并没有在司法改革和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中得到有效落实。从司法改革而言,1960年到1990年,日本司法改革的动向是提高诉讼效率,以解决案多人少的矛盾。1962年日本设立了临时司法制度调查会,重点研讨了法官制度、司法考试制度等司法行政管理的问题。从刑事诉讼法而言,虽对值班律师制度、保障犯罪嫌疑人会见权等方面做了修订,但效果不明显。如果说与“审判中心”理念有直接关系的话,当属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坚持以庭审为中心、实现集中审理的目标上,对《刑事诉讼规则》进行了相当活跃的修改。[33]如为了保护辩护方的防御权,细化了证据开示的范围。二是,1985年日本最高法院院长矢口洪一进行了陪审制的相关准备活动。
  1992年,田宫裕教授正式将审判中心主义定义为“公判的原则”。[34]之后,他又提出:“起诉之际要求有充足证据,将对犯罪嫌疑人的侦查长期化、纠问化,与现行刑诉法公判中心的精神不符。”[35]其还进一步提出:“将公判中心主义作为公判原则,这是近代刑事诉讼法中的最大原则。”[36]此时,田宫教授直面“侦查中心”,重新定位“审判中心”,就是要破除侦查或者检察决定审判的不合理格局。这是多年学术主张不断累积、不断深化的一次思想跳跃,完成了“概念型审判中心”到“原则型审判中心”的过渡,审判中心主义最终成为学术上公认的一项刑事诉讼原则。
  2001年6月,日本颁布《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意见书》,其中以刑事裁判的实质化、迅速化作为大前提,规定了集中审理原则、证据开示原则、直接主义与口头主义,完善了开庭前准备程序以及辩护制度。[37]这是“审判中心”理念成为诉讼原则之后在改革文本中的集中体现。针对这次世纪改革,田口守一教授也指出:“要在审判中确认犯罪事实是否存在,就必须要有公平的法院和公开的法庭,要对证据进行直接调查,当事人要进行口头辩论。”[38]陈运财教授也曾言:“至于日本如何落实公判中心,则是落实直接主义、传闻法则以及言词审理的原则。”[39]无疑,这次改革是“审判中心”理念得以体系性确立的重要标志,并已经上升为司法改革的目标在指导着21世纪日本刑事司法的走向。为何日本的“审判中心”理念到21世纪才落实到改革文本,主要是因为“停滞期”的改革不力以及准备时间较长。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开始了战后第三次司法改革,但是前期改革主要致力于遗留问题的解决,日本最高法院也称其为“填空期”。直到1996年自民党成立了司法改革特别调查会,充分讨论了21世纪日本司法改革的走向,提出建立国民信赖、国民理解的司法。在此基础上,1999年成立的司法改革审议会,全面收集并研讨了有关具体制度的建构,“审判中心”的理念也在此时才深入到改革文本。
  (四)实践深化:在立法上确立审判中心的机制(2001—)
  2004年,以庭审实质化为重点,日本再次修订了刑事诉讼法。具体内容包括:一是,强化审前程序的争点整理与证据开示。其目的在于强化庭前筛选机制,将争议焦点明确化,以提高了庭审的质量与效率。二是,针对轻微案件新增即决裁判程序。这是对司法改革文件中简易程序和略式裁判程序的进一步细化,也是保证疑难复杂、争议性大的案件能够实现“审判中心”的理性做法。三是,将法律援助扩大到侦查程序。其实,这是对值班律师制度的立法化,以保障犯罪嫌疑人不受违法侦查,从而将违法侦查的证据阻断在庭审之外,以提高办案质量。这些规定从“审判中心”理念的内核出发,在立法上推动了“审判中心”的理念转化为“审判中心”的实践。
  2004年,除上述修法活动外,贯彻“审判中心”理念最有意义的措施就是裁判员制度。建立该制度的目的有二:一是让民众参与司法,理解司法。二是解决日本长期存在且悬而未决的程序性问题(精密司法)。该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裁判员与法官共同决定案件的事实认定与定罪量刑,赋予了裁判员一定的实体性权利。详言之,为了该制度的有效实施,规定了严格且完善的审前准备程序,开庭前必须进行争点整理,检察官必须进行证据开示。在举证质证过程中,必须采取裁判员能够听清、看清、明白的方式,控辩双方可以交叉询问。这不仅在外观上塑造了审判的中心地位,在实现方式上也确保庭审能够发挥一锤定音的实质性作用。日本学者也认为:“这样的刑事裁判状态,在围绕检察官的主张(诉因)进行争点和证据整理的基础上,通过证据开示给予对方准备的机会,在公开的法庭上(法官的面前)以人证为中心,展开有效的攻防(主张、证明、反证),是迅速充实审理程序,贯彻口头主义、直接主义的内容,体现了第一审公判中心主义,有利于刑事裁判彻底实现当事人主义。”[40]由此可知,裁判员制度的建立是直接贯彻“审判中心”理念的有力措施,这也是西方法治国家普遍采用的方式。可以说,日本在实现“审判中心”的道路上又找到了新的突破口。
  2016年6月3日,日本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法律第54号)正式颁布。此次修法的目的有二:一是证据收集的合法化和多样化,以摆脱对侦讯和供述笔录的过度依赖。二是庭审程序的实质化,以防止误判,让国民更容易理解司法。为此,重点推行了录音录像制度,扩大了证据开示的范围,加大了被害人、证人的保护力度、新增了合意制度。[41]从改革内容来看,2016年修法延续了2004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基本精神(庭审实质化),我国学者也将其称为“审判中心的改革”。[42]此外,2016年修法还有两个新的动向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审判中心”的理念渗入到合意程序。作为协商性调控机制,合意制度旨在提高诉讼效率,是恢复性司法理念的体现。在复杂多样的刑事案件中,如果司法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则会导致两个极端:一是简单案件毫无必要地进入复杂程序,二是复杂案件司法资源投入不足,难以达到“审判中心”的要求。[43]因此,日本的合意制度只适用于一定的财政经济犯罪以及毒品、枪支犯罪。对于不认罪、有争议的重大复杂案件则会启动庭审程序,发挥审判的决定性作用。合意制度的推行有利于复杂案件得到客观评价,与“审判中心”的理念相辅相成。
  第二,“审判中心”的理念深入到侦查程序。具体而言,自2009年“木村厚子事件”[44]以来,日本法务省开始对近几年刑事司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从“检察状况研讨会议”(2010年11月)、“面向检察的重生”(2011年3月)、“法务大臣的咨询”(2011年5月)等系列政策性文件的精神可知,规范侦查、讯问程序,防止冤假错案发生是近期日本刑事诉讼的重要议题。2013年1月,日本新时代刑事司法改革特别部会,在历经19次会议之后公布了“符合新时代刑事司法制度的基本构想”。[45]该基本构想是对前述系列政策性文件的总结,也是2016年修法的重要指导依据。特别是录音录像制度的出台和法律援助[46]的全覆盖,对抑制违法侦查,排除非法证据,实现庭审实质化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说,2016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已经从之前学术主张(弹劾侦查观)上升到立法规定,“审判中心”的保障机制已实质性地延伸到侦查程序。
  综上,从审判中心主义一词在报道中被提及,到转化为学术概念,再到确立为重要原则,这个演变过程是曲折的。但是,在学术理论与立法政策的双重推动下,“审判中心”的理念自上而下得到了有效贯彻。新时期日本“审判中心”的路径主要是通过侦查程序的规范化和庭审程序的实质化,来共同推动“审判中心”的升级。这是之前侦查程序理论和司法改革文本内容的组合,在理念上和内容上为“审判中心”的实现迈进了一大步。
  三、被引进到韩国
  从日本殖民时期《东亚日报》的早期提及到大韩民国的正式建立再到新时期的刑事诉讼改革,韩国也在试图探寻一条“审判中心”的道路。在道路选择的过程中,韩国最终效仿了日本,选择了一条不断吸收英美法当事人主义精神和改造本国诉讼制度的中间道路。但是,韩国建国之初长期军人执政,加之反美情绪高涨,制度落实并不理想。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政治民主化为契机,韩国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司法改革路程。在考察西方制度以及日本经验的基础上,韩国法学界深深体会到了本国与日本法治转型过程的相似性,大胆地借鉴了日本刑事诉讼中的许多制度,并保持用语的一贯性。“审判中心”的理念及其用语就是在这个借鉴的过程中产生的。下文试从三个时段来研究韩国“审判中心”理念的演变过程。
  (一)理念引入:政治压迫与文化融合的产物(1976—1993)
  韩国自1954年颁布刑事诉讼法以来,虽然在制度上吸收了英美法当事人主义的精神,并且实行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但是从李承晚政府到朴正熙政府的30余年间都是军人执政,刑事诉讼高度纠问化,司法权并非三权分立之下的一种独立权力,而是沦为行政权的附庸。尽管如此,学术界也积极作为,在政治专权的夹缝中,于1961年和1963年分别对传闻证据和交叉询问制度进行了修订。当时有学者也提出:“未来韩国刑事诉讼发展的方向是强化当事人主义,贯彻公开、直接、言词等原则。”[47]虽然以上改革的力度和效果极为有限,但是这为后来的学术创新提供了思想源泉。可以说,韩国“审判中心”的理念就是在政治压迫的过程中,不断挣扎、不断探索、不断伸张的产物。
  1976年,廉政哲教授率先提出:“公判中心主义要求审理案件能在法庭上进行。”[48]此时,“公判中心主义”一词被学界原封不动地援用,是吸收当事人主义思想以及参照日本经验的体现。学者的观点旨在强调事实认定与证据调查能在法庭上进行,相当于直接审理原则。这是针对当时侦查主导一切,庭审沦为形式而提出的学术呐喊,也是韩国“审判中心”思想的初始状态。
  1980年5月,韩国历史上发生了令人瞠目的“光州事件”。[49]以该事件为标志,推动了韩国刑事诉讼的发展,民主、人权的理念重新得到重视。1982年,韩国引进了日本的起诉状一本主义。1987年,在基本完成政治民主化后,韩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强化了令状主义和正当程序原则。在此背景下,韩国学者做出了诸多有关“审判中心”的理论回应。
  姜求真教授提出:“公判中心主义要以公诉事实进行审理、判断,在审判时能进行充分的辩论与批判。”[50]金箕斗教授提出:“在公判中心的诉讼构造下,刑事诉讼程序应当以庭审程序为中心。”[51]此外,韩元圭[52]、白亨球、申一秀[53]三位学者也重点介绍了审判中心主义的意义、作用、内容以及实现原则。白亨球教授还提出:“公判中心主义就是对被告事件能在公判期间进行集中调查和审理。”[54]
  从以上论述来看,学者多次使用了“公判中心主义”一词,并介绍了该词的基本内容、原则以及意义。综合来看,学者的观点主要是:庭审必须实现对抗、平等,充分发挥被告人的辩护权,以实现集中审理。这与通说意义上的“审判中心”理念一脉相承。而且,从学者的观点以及对该词的使用情况来看,“审判中心”的理念已经成为学术共识,并为之后的改革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学术指引。
  (二)艰难演进:理论升华与官方定调(1993—2003)
  “审判中心”的推进是改革创新与既得利益者的博弈。在纠问式诉讼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推行新的诉讼理念可谓举步维艰。虽然学术界已经形成了基本共识,介绍了该理念的优点,但是否能上升为改革目标,这不仅需要改革者有壮士断腕之勇,敢于突破陈规,更需要理念自身得以升华,担负起指导改革的重任。这就要求学者必须对“审判中心”的理论进行提炼与升华,并实现学术理论与司法实践的有效衔接。
  1993年,车镛硕教授指出:“无论是公判中心主义还是当事人主义,都要坚持公开主义的原则,在三审制的模式下,强调一审的中心地位,上诉审是事后审。”[55]之后,他在论著中还介绍了令状主义及弹劾的侦查观,在审判章节重点介绍了审判中心主义的意义及其必须贯彻的五个原则,即公开、口头、辩论、直接以及集中审理原则。[56]此外,裴锺大[57]和陈癸镐[58]两位学者不但介绍了审判中心主义的基本内涵,而且还认识到充实审前准备程序,改革侦查程序是实现“审判中心”的先决条件。
  从上述学者的论述来看,学者对“审判中心”的认识更加系统、具体、多元,已经走出了术语本来意义的研究,重点关注司法实践中亟需解决的问题。学者直击要害地提出,要在审前准备程序和侦查程序上为“审判中心”的有效贯彻寻找突破口。可以说,学术上已经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之后的改革也印证了学者的判断,有针对性地出台了相应规定。出现如此变化的原因是,1996年韩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大规模修订,确立了当事人对等主义原则(武装平等原则),在法律上保障了被告人与检察官在法庭上的平等地位。[59]在此背景下,立法推动与学术主张形成共鸣,“审判中心”的理论化过程也基本完成,学术界已经认为它是一项重要的刑事诉讼原则。
  2003年10月,韩国成立了由21人组成的司法改革委员会。该委员会向国会呈交的报告中提出:“之所以需要确立公判中心主义,不仅因为审判程序没有透明性,还因为存在司法信赖低下的问题。”[60]该报告中,韩国法院认为:“为了实现公判中心主义,在法庭上争辩案件,不只是以传闻证据为中心,应当将被告人、证人的陈述及实物证据作为主要证据来使用。”[61]韩国检察院认为:“虽然公判中心主义在审判活动中具有必要性,但是从检察工作的效率来说,如何实现公判中心主义还需从长计议。”[62]从报告内容可知,各方主体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审判中心主义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对策。但是,韩国检察院的态度较为暧昧,在检察工作与“审判中心”的协调上,没有积极、明确的观点。当然,这次改革使“审判中心”完成了从学术理念到刑事政策的跳跃,为之后改革及刑事诉讼法修订做好了框架性工程。
  (三)全面确立:制度反思与司法改革对审判中心的深化(2003—)
  在“审判中心”理念成为韩国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之后,该词的使用变得频繁且当然。学术界和实务界对“审判中心”未能贯彻的原因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多维思考。
  2004年,在司法改革委员会第22次会议中,第2分科专门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有关公判中心主义法庭审理程序确立的报告”。[63]他们认为,“审判中心”难以执行的一大要因是法官自身未能树立此理念,要让“审判中心”得到真正贯彻就必须让它根植于法官内心,成为裁判的习惯。
  2005年,李完揆教授也对审判中心主义存在的话语误解以及相关问题进行了学术澄清。他认为,当前学术界与实务界对“审判中心”的认识不一,存在两种倾向,相关制度落实不到位的主要原因是认识不足以及力度不够,因此可以考察日本之经验。[64]他还认为:“公判中心主义的含义是全部证据向法庭提出,在法庭上进行充分辩论,法官的判断要接受一般国民的监督。”[65]此外,有学者也从传闻证据的角度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他认为:“传闻法则基本否定了书面证据,审理时以证人证言以及被告人的反询问为中心,有利于公判中心主义的实现。”[66]从以上观点来看,“审判中心”的研究重点已经从学术理念开始向司法实务转移。学者关注的重点主要在“审判中心”的问题及其解决。无论是从法官的角度,还是从相关配套机制运行的角度,无论是认识基准上的调整,还是吸收他国有效经验,都为“审判中心”的实现给予了可操作、可预期的建议。
  2007年,韩国刑事诉讼法再次进行了大规模修订。本次修法主要是落实司法改革的内容,其主要特征是制度大幅“当事人主义化”。具体而言,引进了审前证据开示制度、完善审前准备程序、强化开庭审理时被告人的辩护权、实施录音录像制度、导入检察官证言制度。可以说,为强化“以审判为中心”的庭审程序做好了充分准备。我国学者也将其称为“公判中心主义的确立”。[67]从以上内容来看,此次修法主要集中在庭审程序,其目的是实现庭审实质化。从此次修法的效果来说,日本学者认为:“2008年施行的韩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口头辩论主义、集中审理原则,公判中心主义得到了立法者的重视。[68]韩国刑事政策研究院和刑事法学会也辩证看到:“尽管2007年修正案的目的是强化公判中心主义,但是还未达到期待之效果。”[69]由此可知,“审判中心”的理念已经上升为韩国刑事诉讼的立法指导,虽然短期内效果不太明显,但为之后的改革留下了空间。
  与此同时,韩国于2007年6月1日通过了《关于国民参与刑事审判的法律》(法律第8495号),建立了咨询性陪审团制度(Con-sultative Jury System)。[70]这是学习英美法当事人主义思想的结果,为实现审判中心主义增添了新的制度准备。该制度的实施,进一步强化了审前程序,以实现迅速、集中审理。特别是,证据调查以及证人询问都必须在公开的法庭上以陪审员能够听懂弄通的方式展现,倒逼庭审不能再是走马观花、形式审理,有利于发挥审判的决定性作用。申东云教授指出:“职业法官正在透过国民参与审判直接体验公判中心主义、口头辩论主义、直接审理主义……即使没有诉讼记录(书面笔录),也可以在法庭内体验到法官(陪审员)以心证来进行宣判的事实。这样的变化与大法院欲通过确立公判中心主义、确立实质的直接审理主义,强化第一审程序的意志相同。[71]由此可知,韩国也认识到参审制对构建“审判中心”的重要意义,促进了该理念的再次深入发展。
  综上,韩国“审判中心”的理念从引进到不断深化,伴随刑事诉讼法的频繁修订,历经了跌宕起伏的转化过程。从吸收日本经验到学习美国制度,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学习,从学术话语到改革话语,为庭审程序的实质化作出了诸多努力。“审判中心”的理念在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基本实现了制度融合,并配套运行了人民陪审团制度,构建了一套职权主义模式下且颇具韩国特色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这种特色,既有英美法的身影,也有日本法的光环,是域外经验与本国司法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四、被传播到我国台湾地区
  宏观上,我国台湾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与韩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具体表现为,都历经了一段日占时期。日本曾对两地进行了全盘式、打包式的文化输出和法律输出。对此,韩国更多表现为反抗,台湾地区则呈现为接受。因此,日本法治对台湾地区的影响极其深远,至今也没有减弱。以至于台湾地区的法律用语和诉讼理念与日本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这种相似性还表现为,二战后,两地结束了日本的殖民统治,迎来了被美国扶植的新时代。因此,在法治发展上又开始美式化,吸收了许多当事人主义的诉讼制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台湾地区的“审判中心”理念在借鉴日本经验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对美国制度进行了相应的吸收。
  (一)观念引入:判例中最早出现公判集中主义一词(1987—1996)
  台湾地区的“审判中心”理念需要追及到二战后的历次修法经历。台湾地区现行刑事诉讼法于1935年参照日本《大正刑事诉讼法》而制定,直到1967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才对审判程序进行重要变革,增加了证据法专章,对证据调查的方式和程序做了详细规定,并吸收了英美法当事人主义的精神。[72]1982年,以“王迎先案”[73]为契机,确立了侦查中选任辩护人制度(也称之为王迎先条款)。可以说,立法上的不断更新和冤假错案的出现,深刻挑战了台湾地区既有的刑事诉讼模式,“侦查中心”的弊端逐步显现,这是台湾地区“审判中心”理念得以产生的背景原因。
  1987年,台湾地区最高法院第4654、5694号判决指出:“台湾地区现行制度认为法官或者受命法官于审判前,检察官或者司法警察在侦查过程中,均有收集证据之权,不采取公判集中主义。证据收集与调查,不限于在审判法院之前为之,而为裁判基础之证据方法,也不由法院直接收集所得为限,故证人不以在审判时陈述为必要。”[74]
  前述判决认为,台湾地区刑事诉讼采用的是职权主义与自由心证主义,对证据种类并无限制,以证人在警察局所做的笔录为认定犯罪事实的根据,并承认司法警察和检察官侦查中证据收集的任意性,实质上认可了侦查笔录的证据能力。换言之,侦查或者侦查结论仍旧制约甚至主导着审判。不过,从发展的角度来说,尽管台湾地区最高司法机关迫于现实考量,未能直接肯定公判集中主义,但是该理念已经客观存在于判例当中,为台湾地区“审判中心”的学术化探讨提供了话语引导。
  (二)多方博弈:以审判中心取代侦查中心(1996—1999)
  在公判集中主义的概念被提出后,朱朝亮教授进一步提出:“公判程序等于在核定检察官之有罪请求,不是在发现犯罪真实,致公判前之被告无罪推定成空言,公判中心主义形式化,此皆与公判中心主义相矛盾……就采当事人主义诉讼构造之法制而言,恰符合公判中心主义及弹劾式侦查构造原理。”[75]同时,针对检察官起诉裁量权的扩大化,他还提出:“凡此将刑事诉讼程序从公判中心更易成为侦查程序中心,如此将动摇当事人主义之基本构造理论。”[76]此处,学者指出了检察权对审判权的制约和阻碍,认为检察权的过度膨胀不宜发挥审判在诉讼程序中的引导和最后的定局作用。加之,日本检察官还可以指挥侦查或者直接侦查,这种担忧就显得必要和当然。
  此外,陈运财教授更为直接地提出:“建立公判中心的两个关键是采用起诉状一本主义和改善被告自白对审判的影响。”[77]这一观点,本质上就是要破除案件笔录对审判的影响,防止法官先入为主,产生预断。同时,减少对口供的依赖和适用,以防止侦查人员违法侦查甚至刑讯逼供,更加强调客观证据的收集和法庭陈述的重要性,以保证法官能够在法庭上作出合理的内心确证。
  1997年,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再次强化了审判程序。一是羁押决定权回归法官,二是讯问程序明文规定被告人具有沉默权。但是,李忠雄律师则提出:“侦查中羁押执行权应归检察官,故在台湾地区刑事诉讼之侦查构造,采职权进行主义且不采公判集中主义,应将法院之羁押决定解释为许可状,非命令状。”[78]这种观点是对法院强制处分权的扭曲,没有充分注意到检察权的非中立性,实质上是对“审判中心”理念的变相否定。
  1999年3月30日,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在司法改革中提出:“确立刑事诉讼中第一审采用当事人进行主义,以第一审为事实审审判中心,第二审采用事后审,第三审采严格法律审并采上诉许可制。”[79]这在改革文本中确立了“审判中心”的范围,即以一审为中心。但是,陈运财教授从审级角度也提出:“如此将使第一审集中审理,当事人进行之公判中心的重要性受到轻忽,同时造成滥行上诉。”[80]此外,陈运财教授针对以上修法以及司法改革的效果,再次对审判中心主义进行了冷静的学术思考。他提出:“原先修法改进诉讼制度兼采当事人进行之精神,试图建立公判中心的目标至今仍未竟全功,甚至与公平审判之理念渐行渐远……尽量遮断侦查卷宗对审判之影响,以公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作大幅变革,其可行性如何?应有何相关配套机制……这是需要考虑的。”[81]
  基于以上政策和学者论述,可以认识到,以一审程序为中心的事实审究竟如何,是否需要防止学者所提到的问题,这为之后的学理解释留下了空间,也为“审判中心”理念的立法落实或者司法规则的出台提供了指引。同时,还可以认识到,学者更加关注“审判中心”理念在司法实践中的可行性与可适性。这种学术反思,已经超出了“侦查中心”的束缚,更是对立法和司法的理性回应,为“审判中心”理念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三)全面深化:构造优化与人民观审制(1999—)
  1999年7月6日至8日,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召开了全国司法改革会议。这次会议重点研讨了六个方面的内容。即,确立当事人实质平等原则,推行严格证据法则,强化交互诘问制度,强调刑事审判集中审理,区分定罪事实与量刑程序,扩大简易程序。对于这次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学界也称之为“改良式当事人进行主义”。[82]以上改革,在2002年和2003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得以落实,是21世纪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的重大变革,充分贯彻了“审判中心”的理念。在此背景下,学者对“审判中心”的具体构建展开了多维论述。
  陈运财教授提出:“落实以交互诘问为主轴的公判中心原则……有必要将司法警察带入此波刑事诉讼落实第一审审判中心的改革进程中,陪同检察官全程到庭……基于采用当事人主义,公判中心的修法趋势以及避免角色扮演冲突等观点,检察官应尽可能退出侦查主宰者的角色,以起诉裁量的判断和审判的举证活动作为检察任务的重心。”[83]由此可知,学者提倡交叉询问对法庭审理的重要性,同时对司法警察及检察官的职责定位做了划分,其意在强调侦控审各司其职,审前程序要体现以审判为中心的原则。
  为了进一步贯彻“审判中心”的理念,2004年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以“微罪不举、明案速判、疑案慎判”为原则,引进了美国的认罪协商制度。学者指出,这是“贯彻第一审以当事人进行为中心的公判审理制度。”[84]其实,这是对之前改革内容的深入,旨在解决案多人少的矛盾,将争议性案件集中审理,以实现庭审实质化,是台湾地区“审判中心”理念的新发展。
  此外,对于传闻法则及直接审理原则与“审判中心”的关系,学者们也有了新的认识。陈运财教授指出:“直接审理与传闻法则并不是对立概念,就追求公判中心而言,其目的相同……就以人之陈述作为证据而言,两者的用语不同,只不过是不同诉讼构造模式下的不同描述。[85]林钰雄教授也提出:“2003年引进的传闻法则,可以说是台湾法痛改前非,改向‘审判中心’模式靠拢的宣誓……值得注意的是直接审理原则和传闻法则,基本上都是审判中心模式的产物。”[86]从学者的表述来看,传闻法则与直接审理原则不仅是贯彻“审判中心”理念的应有之义,也是“审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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