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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治与法律》
保护网络权优位于网络安全
【副标题】 以网络权利的构建为核心
【英文标题】 On the Priority of Cyber-Rights Protection over the Cyber Security
【英文副标题】 Centered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Cyber Rights
【作者】 何勤华王静【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
【分类】 外国宪法
【中文关键词】 网络权;上网权;网络言论自由;网络隐私权;网络社交权;网络安全
【英文关键词】 Cyber-Rights; Right to Internet Access; Right of Free Speech Online; Right of Privacy Online; Right to Social Networking Online; Cyber Security
【文章编码】 1005-9512-(2018)07-0002-19【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7
【页码】 2
【摘要】

网络权是人权在网络空间的延伸,其包含了上网权、网络言论自由权、网络隐私权和网络社交权。网络权是一个集合概念,其概念外延还在进一步拓展中。上述四种权利紧密相关,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网络言论自由权是核心;上网权是网络言论自由的保障和表现,网络社交权是网络言论自由的必要表达方式;网络隐私权既是网络言论自由的必要条件又是其权利边界。网络权关乎人权和民主,需要国内法的确认和保障。网络权优位于网络安全,打击网络犯罪应确保手段的精确度、合法性和正义性,以尽量少地侵犯公民的网络权为原则。平衡网络权利和国家利益的前提是给予网络权利更大的保护。

【英文摘要】

Cyber-Rights, as the extension of human rights in cyberspace, include the right to Internet access,the right of free speech online,the right of privacy online and the right to social networking online. The cyber-rights are a collective concept with expanding denotation. The above-mentioned four kinds of rights are closely linked and enjoy indivisible inner connections: the right of free speech online is core, the right to Internet access is the guaranty and embodiment of free speech online, the right to social networking online is a necessary expression mode of free speech online, and the right of privacy online is not only a prerequisite of free speech online but also the boundary of the right of free speech online. Cyber-rights are related to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requiring the confirmation and protection of domestic laws. Cyber-rights have priority over the cyber security. For combating cyber crimes, the approach shall be ensured to be precise, lawful and justice, so as to comply with the principle of trying the best not to infringe upon citizens' cyber-rights. The prerequisite for balancing cyber-rights and national interests is to provide more protection for cyber-right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0715    
  
  编者按:现代科学技术将人类带入了网络空间和信息化时代,人类社会关系也随之步入网络和信息社会的新常态。法律作为社会行为的规范,既要对这种社会关系变动的事实做出及时回应,也要加以适当引领。在网络和信息世界中,关于人们对网络空间享有什么权利、应遵守什么义务以及该等权利义务的法律性质是什么,网络空间中各种数字化信息、数据是否需要法律的保护以及用什么具体的制度、方法、路径加以保护等问题,各国已有初步的应对。为此,不但有必要对这些既有经验加以总结提炼,而且有必要在此基础上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探索和思考。本期主题研讨栏目所刊登的三篇论文均以此为目标而展开,希冀其能给我们带来启迪。
  早在1993年互联网诞生之初,就出现了“网络权”(cyber-rights)一词。现今网络权概念之内涵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立法实践、学术研究、思想观念等的不断发展越来越丰富。那么,究竟何为网络权?网络权和人权是什么关系?网络权与网络安全的关系如何处理?保障网络权的意义何在?当今网络权受到的威胁是什么?我国应如何保障公民与网络权相关的权利?笔者于本文中拟围绕上述问题,对网络权内涵做进一步的梳理和探究。
  一、网络权是人权理论和制度体系在网络空间的延伸
  网络权利是物理空间(physical space)中所构建的人权理论和制度体系在网络空间(cyberspace)里的延伸(extension),因此,要理解网络权就有必要先理解网络空间。
  与“网络”相对应的英文单词是cyber。[1]如今,cyber常常被用作前缀,表示“与计算机传播相关的”意思。例如,cyber forensics、cyberculture、cyberzine等等。事实上,任何与网络(Internet)相关的事物都可以归于cyber的范畴。[2]1961年数学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在其著作《控制论》中率先使用了“cybernetics”一词。可见,网络空间起源于控制论。当时,前缀词cyber表示船舵或者控制者之意——事实上,维纳的控制理论正是研究反馈系统和人们如何构建这些系统模型的,其核心就是信息的反馈与控制。因而cyber蕴含着“互动”之意,单向媒介不能称之为网络空间,被动接收信息的媒介也不是网络空间。[3]信息多向、自由地流通标志着网络成为不同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的新媒体。
  1984年,科幻小说家吉卜森(William Gibson)在其著作《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中最先使用了“网络空间”(cyber space)一词,他把基于人脑建立的网络空间描绘为一个世界性的虚拟空间,[4]人们在其中不受主权国家干预而进行活动和交流。与当今所指相同的、现实意义上的网络空间则产生于1993年——该年4月,欧洲核子研究组织(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Nuclear Research)宣布将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开发的World Wide Web(WWW)源代码发布到公共领域,[5]此举当年就引发了网民数量的爆炸式增长。[6]超链接和超文本催生了万维网,从此万维网替代了阿帕网,普通民众可以通过电脑获取信息等资源,超文本和超链接标志着人类正式进入了网络时代。网络权利、网络产业也随着网络空间的扩大而蓬勃兴起了。
  作为当今研究网络空间的杰出专家,丹尼尔·库尔(Daniel Kuehl)认为网络空间不仅仅是计算机和数据信息,它还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网络空间是一个操作空间,个人和组织都利用网络行动进而达成目标;第二,网络空间是自然领域,它由电磁组成并使用电子技术进入;第三,网络空间是基于信息的空间,人们利用网络来创造、储存、修改和开发信息;第四,网络空间是相互联系的,它允许电磁网络携带信息的连接存在。总而言之,他认为网络空间是在信息环境下形成的,利用电子技术、电磁频谱技术、信息通信技术,通过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的网络,创建、存储、修改、交换和开发信息的覆盖全球的领域。[7]
  目前,学界对网络空间的定义是:基于具有独立功能的计算机,通过通信线路和通信设备在网络软件的支持下所构成的多元参与的、互动的网络化虚拟空间,此空间可实现数据通信和资源共享。网络空间不同于物理空间,因为它是数字化的、虚拟的;然而网络空间与物理空间又是相互联系的,所以网络空间也被称为准物理空间(quasi-physical)。网络空间的最大特点是由计算机所组建的网络形成的覆盖全球的即时通信工具;网络空间的最终指向是数据信息,其本质是信息的自由流通。信息流通又是民主社会的基本要素和标志。[8]因此网络空间与人权、民主密不可分。
  1993年5月,在Mosaic浏览器上第一次出现了“CyberRights”(网络权利)的简介,这也是该术语首次在网络上出现。[9]1994年,Reno v.ACLU(美国公民自由协会)案标志着这个彼时已经存续了近80年的该协会首次涉足于网络权利领域,也标识着它成为第一批致力于维护网络权利的组织。1996年7月,专门宣传网络言论自由和隐私的网页上线。1997年1月,致力于促进网络言论自由、隐私保护和提升公众对于网络权利认识的非政府组织“网络权利和网络自由”(Cyber-Rights & Cyber-Liberties)网站在英国成立。
  2015年,信息社会世界峰会+10(WSIS+10)在其公布的文件中写道:信息通信技术已经显示了其增强人权的潜力,包括信息获取权,自由表达权和集会自由。该文件说明上网权、网络言论自由和网络社交权已经得到了国际认可。计算机社会责任专家联盟(Computer Professional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则认为网络权包括公民的上网权、网络言论自由、网络隐私权和网络集会权。
  综上所述,笔者将网络权归纳为公民、运营商不受任何差别对待的,高速便捷地接入网络,并在网络上享有同物理世界一样的言论自由、隐私权和集会自由等其他与人权相关的权利。网络权是一个集合性概念,包括了多个独立的权利且其概念外延未定。目前,网络权的内涵仍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我们建议日后任何讨论都应该包括关于网络权利的范围,作为任何国际网络条约、决议或政策的一部分。”[10]
  二、保障网络权利依然是国际人权宪章保护的主要内容
  人权的概念由基督徒在中世纪晚期引入意大利,[11]并发展于17世纪至18世纪的欧洲。彼时人性的复兴使得人们逐渐抛弃神权,构建起了一套以理性为核心的,以自然权利为基础的权利学说。随着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自然权利转变成了现实的人权(les droits de l’homme),人权这个术语开始出现于文本之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际,罗斯福等人让人权理论再放光芒,人权学说由此广为流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权本质的概念内涵没有发生变化,[12]指的就是人生而为人所拥有的权利。人权根源于人的本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权的构成要素是利和义。[13]
  1948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全世界第一个关于人权的国际性文件《世界人权宣言》,该宣言肯定了人权为人类所共同享有。[14]在此基础上,1966年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三个国际性文件一脉相承,旨在保护人权并使其具体化,它们共同组成的国际人权宪章(United Nations Charter)是国际保护人权最为重要的法律依据。对可能存在的权利的确立和范围,一般国际法和国际人权法都会对其进行保护。例如,1990年,欧洲安全合作组织(OSCE)就提供了一系列保护网络时代基本权利的模型。国际人权宪章的一大特点是将人看成个体(individual),而非主权国家中的主体,并且对国家执政者强制施以特定的法律要求。进入网络时代,国际人权宪章依然是保障网络权利的主要依据。1997年11月12日,罗伯特·格尔曼(Robert B.Gelman)起草的世界第一份关于网络人权的草案即《网络空间人权草案》(Draft Proposal: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in Cyberspace),就是以《世界人权宣言》为基础的。该草案写道:“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并宣布了《世界人权宣言》。50年后我们重申这一原则,并承认这些原则扩展到了网络空间这一新的领地。在获取信息、技术和连通性是个人权利关键的世界里,这些权利和在物质世界中同样重要。在这里,我们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制定在网络空间里的人权宣言草案。”从《网络空间人权草案》中清晰可见,网络权是物理世界里的民权(civil rights)和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s)在网络空间里的延伸。正如目前就现行国际法如何适用于网络空间分析最全面的文件《塔林指南2.0》(Tallinn Manual 2.0)指出的,国际人权宪章同样适用于网络空间。[15]这样,物理世界中用于保障人权的国际人权宪章与各国宪法延伸到网络空间,成为了网络权的守护者。[16]
  (一)上网权的人权依据
  上网权(right to Internet access)也被称为自由连接权(freedom to connect)或宽带权(right to broadband)。它指的是接入网络的权利。[17]具体来说,上网权是指人们有权利接入网络以行使言论自由和其它人权,国家有责任确保广大人民都有权利和条件接入网络,个人有不受来自国家任何形式干预的权利。计算机社会责任专家联盟认为,使来自不同种族、阶级、信仰的人都能平等地接入网络、共享网络,是自由在网络时代所面临的最重要议题。
  上网权作为基本人权的法律依据主要是《世界人权宣言法小宝》第19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第2款。[18]
  联合国一直积极促进和落实对上网权的保护。2003年12月召开的受联合国资助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简称WSIS)通过了《基本原则宣言——建立信息社会:在新世纪全球所面临的挑战》(以下简称:《宣言》)。《宣言》重申了信息社会下保持和加强人权的重要性,明确了在信息时代要建立一个以人为本,人人都有创造、获取、利用、分享信息和知识的权利,包容和发展的信息社会。[19]其第4条指出:“我们重申,作为信息社会的重要基础,作为《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所规定的内容,……通讯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也是一切社会组织的基础,对于信息社会来说这是十分重要的。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应该有参与的机会,任何人都不应该被剥夺信息社会所带来的红利。”[20]
  《宣言》第7条、[21]第8条、[22]第9条充分说明了信息在新世纪的重要性——不只是关乎个人,[23]也关乎整个社会和国家。[24]《宣言》第21条明确指出,公民能够接入网络是建立信息社会的核心要素。国家应当建立普遍的、公平的和能够被公民负担得起的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宣言》B3部分设“获取信息和知识”一节,其第1条即全文第24条明确指出获取信息和知识是信息社会的核心。[25]
  2011年5月,联合国保护言论自由特别报告员弗兰克(Frank La Rue)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UN Human Rights Council)提交了一篇名为“探讨所有人通过网络查找、接收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想法的主要趋势和挑战”的报告。该报告第78条、[26]第79条、[27]第85条明确了人人都有上网的权利。[28]弗兰克认为上网权应被视为人权。[29]
  2016年7月1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32届会议通过了A/HRC/32/L.20草案,网络权利的保护和享有成为了其正式条文(32/13)。决议的第2条写明:“确认网络的全球性和开放性。”会议谴责了政府故意破坏网络接口的行为,重申了人们线下所享有的权利也必须同时在线上得到保护。[30]
  在国家立法方面,《希腊宪法》第5A条第2款明确了希腊公民人人有权参与信息社会,[31]国家有义务促进信息的创造、交换、传播和获取。[32]2009年10月,芬兰信息和交通部发布的行政命令规定:上网权是公民的权利,网络服务商提供给公民的网速不得少于1兆/秒。[33]2010年7月1日,芬兰正式以宪法的形式确认公民享有上网权。西班牙规定从2011年起,其电信单位Telefónica的宽带的价格必须是合理的,且速度不得小于1兆/秒。[34]2017年3月,西班牙媒体El País发表了一篇题为《西班牙宽带费用在欧洲第二高——西班牙的网络连接和数字能力仍低于欧盟平均水平》的报道,[35]针对西班牙网络接入情况在欧盟的排名中垫底的问题,该报道解释了宽带费用高的原因是其提供了包括电视和手机的服务套包,并称西班牙的数据开放性是欧洲第一。除芬兰、希腊和西班牙外,爱沙尼亚和法国也将公民的上网权纳入人权的范围。[36]
  就学术界的认识而言,虽然也有学者认为上网权并非人权,主要理由是上网权没有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只有几个国家将上网权写入了宪法,另外,将上网权纳入人权范围可能导致泛人权危机,[37]但是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上网权就是人权。他们认为人权的确立来自于对具体威胁或胁迫行为的回应,只要决策者认为某项被侵害的权利的重要程度达到写入宪法或缔结国际条约的程度,这个权利就是人权。还有学者认为基于人的自然属性,人有沟通的需要,而沟通是有价值的,并且网络在通信方面具有极大的价值,因为任何有本质性价值的权利都是人权,所以上网权是人权。[38]
  笔者认可上网权是人权的观点。网络并非局限于某国某地,信息通信技术会将所有人类都带入网络世界。即使现在看来没有被网络覆盖的人们,其本身也有享受网络的权利,只是这种权利暂时没有获取而已。如果未能获得这种权利,其自身发展就会受到限制,并且在日益信息化的社会,这种限制会越来越明显,所以对他们而言,上网权是潜在的人权。虽然现在只有少数国家在宪法中明确肯定其为人权,但是许多国家通过条约或者国内立法保障公民顺利接入网络。更重要的是,目前获得普遍认同的权利,大多也经历了从只有少数国家认同到再被大多数国家认同的过程,发展权即是一例。还有某些权利至今仍只获得了部分国家的认同(如宗教信仰自由),但不能说其就不是普遍性的人权。另外对于人权泛化的问题,笔者认为,不能因为需要限制权利的个数就否定新的人权,随着技术的发展,新人权的出现是必然的。并且,人权保障是否到位与人权数量多少没有直接的关系,数量少未必就能保证“质量”。
  2012年7月,互联网团体(Internet Society)也做了一项访谈,他们调查了来自20个国家(包括亚洲、非洲、美洲、欧洲)的10789个网民。当被问到“上网权是不是应该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时,50%的网民选择了强烈同意,33%选择了某种程度上同意,10%选择了某种程度上不同意,4%选择了强烈不同意,3%选择了不知道或者没有作答。[39]
  (图略)
  图1 各国网民强烈支持上网权是基本人权的百分比
  上述调查数据显示,全球上网权现状总体良好。[40]绝大多数网民(共计83%)支持上网权应当作为基本人权,且发展中国家的支持率明显比发达国家高。另外,全球绝大多数网民认为政府应保障上网权(共计80%),而美国支持这一观点的比例在所调查国家中最少(强烈支持者为33%,某种程度上支持者为30%,两者共计63%)。笔者认为,这与美国一直以来奉行尽量少地干预网络、提倡网络自治的政策和信息传播自由的文化有关。尤其是美国在互联网发展的初期给予了网络空间广泛的自治权。
  上网权是言论自由的前提。两者是网络权利内部最为密切相关、相互依存的权利。例如,《世界人权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谈及上网权时总是将其和言论自由放在同一条款中。另外,上网权和其它网络人权的平衡问题亦很重要。史蒂芬·塔利(Stephen Tully)在《上网权是人权?问题和前景》一文中写道:“上网权必须和其它权利以及同它相抵抗的利益(包括隐私权、知识产权和公共秩序)相互平衡。在符合程序的条件下,允许对特定用户上网权的限制(limitation and restriction)以及断开连接。”[41]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还有在网络空间私有化(cyberspace privatization)的背景下对上网权的争议。历史上,具有排他属性的物权是私人财产制度的核心。然而,网络从诞生之初就是开放的、共享的。虽然在现实生活中网络排斥(exclusion)也在逐渐增加,这与网络中立、现实社会中的网络歧视密切相关。网民应该为所获取的内容、商品、服务或者根据所用的设备而被分级吗?例如,因为某人是盲人,所以他就没有上网权,或者某人若想要浏览某供应商提供的新闻服务就必须同意服务商的要求先提供他的收入信息,或者填写需要透露个人隐私的调查问卷吗?有学者认为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应该是清晰地界定出网络的公共性(public accommodation)。有学者认为上网权需要被确认并且需要建立公共设施法(law of public accommodation)。[42]也有学者认为传统理论其实是支持网络的开放和可以不受限制地获取信息的,且其可以从现行法中寻求救济途径。[43]
  (二)网络言论自由权的人权根据
  网络言论自由权(right of free speech online)指的是公民可以在网上与人交流并发表自己主张、意见、知识等信息的权利。网络言论自由权同时包括了交流权内容。这表征着网络言论自由是双向的,既包括获取信息也包括传输信息、表达观点。网络言论自由是网络权的核心,其它网络权或是它的前提或是它的保障,旨在确认和保障其自由行使。
  网络言论自由权作为人权的法律依据主要是《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第2款,另外还有其它国际条约、国际习惯法等。[44]《世界人权宣言》更是在序言中指出:“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于恐惧和匮乏的世界,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各国宪法和法律也是保护网络言论自由的重要力量。
  将在传统媒体(包括报纸、广播、电视)上的言论自由扩展至网络空间的讨论开始于2011年哈佛大学教授威廉·费舍尔(William Fisher)所撰写的一篇名为《网络言论自由》的论文。[45]同年弗兰克(Frank Orgenson)在他的硕士学位论文中主张网络作为一个公共领域,应该受到同物质世界一样的保护。[46]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在网络空间里享有同样的言论自由。在此前的2003年,世界新闻自由协会(WPFC)就指出:“已经受到世界各国公认了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也必须扩展到网络空间。”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对网络言论自由的保护,实践意义上第一次进入网络空间是在1997年的Reno v.ACLU案中。[47]在该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明确宣布1996年美国《通讯规范法》(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中的反猥亵条款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裁定政府不得再限制公民的上网权,网络空间里的言论自由同等地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48]审理此案的约翰·史蒂文森大法官(Justice John Paul Stevens)在该案的判决书中写道:“当《通讯规范法》限制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时,这种限制缺乏精确度(accuracy)。因为该法案为了不让未成年人接触到潜在的有害言论而将大量成人的言论自由也一并限制了,并且该法案为了达到目的的办法并不是对公民言论自由限制性最少的。我们的政府一再显示出对保护儿童利益的兴趣,然而这种兴趣如果是以广泛地限制所有成年人的言论自由为代价,那么其所颁布的条例就是非正义的。”[49]
  目前,网络言论自由已是世界公认的人权。美国公民自由协会认为,网络言论自由还包括网络中立和网络匿名权。网络中立是指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必须平等地对待在线数据,而不能基于用户或内容进行区分。该协会认为这对于网络的自由和开放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平等的上网权,用户将丧失表达和听取他人观点的权利。匿名权则来源于1995年美国最高法院审理的McIntyre v. Ohio Elections Commission案,[50]该案上诉人麦金尔泰(McIntyre)认为俄亥俄州法典(Ohio Code)第3599.09(A)违背宪法第一修正案。[51]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支持了上诉人的意见,在判决书中写道:“根据宪法……匿名是抵挡多数人暴政的盾牌……匿名权也许会在掩护欺诈行为时遭到滥用,但是政治言论的内在属性决定其有时候会产生不可思议的后果,并且一般来说,相对于言论自由可能被滥用的风险,言论自由的价值更加重要。”[52]
  布兰代斯(Brandeis)大法官曾说,属于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所言的自由范围内的所有基本权利都受到联邦宪法的保护,免受各州侵犯。[53]美国公民自由协会强调,在网络空间里的匿名权确保了公民免受政治清洗或社会舆论的挤压,使其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从而促进整个网络世界的活力和文明的提升。
  根据前面所提及的互联网团体于2012年所做调查的数据,就“网络言论自由应当受保护”这个问题,全球网民选择强烈同意的有53%,选择某种程度上同意的有33%,选择某种程度上不同意的有9%,选择强烈不同意的有2%(详见图2),选择不知道或没有回答的有2%。从调研数据上来看,全球绝大部分(86%)的公民认为网络言论自由应当受到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支持率总体高于发达国家,俄罗斯、智利网民的支持率更是明显高于其他各国。[54]
  (图略)
  图2 各国网民强烈支持政府应保障网络言论自由的百分比
  (三)网络隐私权的人权根据
  网络隐私权(data protection and privacy)是指个人隐私除了法律规定的合法目的、透明、合乎比例等例外情形,不受非法的审查、监视的权利。网络隐私权是国际公认的一项基本权利,是与互联网服务供应商联系最紧密的一项权利。对其提供法律保护的依据主要是《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及各国国内关于隐私和数据保护的立法。[55]
  198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通过了《关于个人数据保护隐私和跨界流动准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关于数据跨国界流动的声明也1985年作出。1981年欧洲理事会通过了《保护个人自由处理公约》。该公约既赋予了各成员国一定的权力也给各成员国设定了限制。在公约的序言里,欧洲理事会将保护信息自由作为各国首要承诺,即各国不论国界和收入,都被明确禁止以保护个人隐私为借口建立国家信息流通的壁垒。[56]
  1986年,欧洲委员会议会(Parliamentary Assembly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发布了《数据保护和信息自由》,指示数据保护专家委员会确定根据何种标准和原则可以对数据进行保护和查阅官方资料。欧盟通讯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 Communication)倡导各国执行83/189/EEC指令,它明确了欧盟成员国之间以及与委员会信息交换的程序,也涉及技术标准和条例应扩大到调控信息社会服务等规则。1995年欧盟采用了数据保护指令(正式的指令名称为95/46/EC),旨在促进数据保护和与此有关的自由运动。数据保护指令是欧盟隐私法和人权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12年1月,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EC)宣布尝试通过制定“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的方式统一欧盟各国的数据保护立法。2016年4月通过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将取代数据保护指令,并于2018年5月25日实施。
  国内立法方面,对于隐私保护的立法,各国有非常明显的区别。世界上第一部关于网络的立法1970年诞生于德国的黑塞州,名为《数据保护法令》。这部法令的出台很大程度上是缘于民众在纳粹政权下饱尝了档案被滥用的苦果,旨在缓和公众对滥用计算机储存和处理大量个人资料的忧虑。瑞典1973年制定的《数据保护法》则是世界上第一部数据保护方面的国家立法。该法的立法理由和逻辑与德国黑塞州的法令截然不同。其首要目的是保护个人隐私和管制个人信息数据库的滥用。该法规定要使用公民个人的信息必须事先得到瑞典数据检查委员会(Swedish Data Inspection Board)的授权。
  英国的数据保护立法可以追溯到肯尼斯·贝克(Kenneth Baker)议员1969年提出的《数据监管法案》(Data Surveillance Bill),然而这个议案并没有获得议会的通过。1972年由肯尼斯·扬格(Kenneth Younger)主持的根据布莱恩(Brian Wrlden)议员提议的力图建立关于隐私的法定权利的《成员隐私法案》(Private Member’s Bill)而建立的委员会所撰写的关于隐私的委员会报告出版,其结论是:不能根据眼前的证据就认定目前私人用计算机是对隐私的侵犯。然而,该委员会认为计算机由于可以大量储存和传送个人信息而容易导致犯罪,所以应该制定相关的法律,并且向网络用户推荐了十个以自愿遵守的数据保护原则。1975年12月名为《计算机和隐私》的白皮书刊发,主张是否使用计算机处理个人信息已经不再是判断系统是否受到充分保障的唯一要素。[57]白皮书宣告了个人信息保护是最首要的目的,信息保护委员会由此建立,由诺尔曼-林多普(Norman Lindop)任主席。1978年6月林多普发布的报告提出应建立一个多元数据保护机构。1998年英国数据保护法令(The Data Protection Act)出台,该法令旨在保护储存在计算机或者有组织文件系统内的个人数据。它所遵循的正是前述的欧盟1995年数据保护指令。
  俄罗斯的《数据保护法》是在俄罗斯2005年至2006年立法大潮的背景下制定出来的,此法于2006年7月27日正式实施,目前已经成为俄罗斯隐私保护的核心法律。其规定数据运营商必须采用所有必要的技术和组织办法确保个人信息不受非法或意外的获取。
  除了专门的数据保护法,宪法也是保护网络隐私权的重要法律部门。有的国家在宪法中明确肯定了隐私权。如希腊宪法第9条第1款、[58]第2款,[59]第9A条,[60]第19条第1款等。[61]有的国家宪法中虽然没有明确肯定隐私权,但又通过司法判决或专门立法肯定了隐私权是人权。如对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62]有相关的司法解释。[63]目前美国已经从放任网络自由发展阶段转变为监管阶段,美国安全部门已经创立了“国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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