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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南社会科学》
当代中国司法正义的文化基础
【作者】 冉富强【作者单位】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法学博士}
【分类】 司法
【中文关键词】 司法正义;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法权”意识;文化基础
【文章编码】 1007-905X(2016)12-0053-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12
【页码】 53
【摘要】

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司法正义的哲学理念,人民主体地位、社会有机体理论及实事求是思想都深刻地影响和制约我国司法权配置、司法制度构建及司法机制运行。人民主权政治文化决定了国家审判权要接受执政党的领导,国家审判权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决定了国家审判权的职权范围和界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当代中国司法正义的经济文化,市场经济文化生成了权利的非道德正当性,社会主义则要求司法裁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协调一致。权利意识兴起与权力制约文化勃兴彻底改变了传统中国的“厌讼”及“公权力”优位文化,不但推动了司法的公平正义,也遏制了包括司法腐败在内的权力腐化。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7944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指出,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笔者认为,深化司法体制机制改革应当建立在对当代中国文化意识形态的深刻认识和系统把握之上。要努力使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首先应当研究当代司法正义的文化基础。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当代中国司法正义的文化意识包括主流意识形态、政治文化、经济文化、社会文化等几个方面。
  一、当代中国司法正义的哲学理念—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中国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在“82宪法”序言中有明确表述。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是土生土长的传统文化思想,而是在20世纪初由西方社会传入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是赵必振,他在1903年翻译出版了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该书是我国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译著[1]。然而,从1895年到1914年这20年,中国思想的主线主要围绕儒学的现代转化与西方英美自由主义思想的互动,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被广泛关注和接受。但是随着逆反价值对法国启蒙思想、科学一元论和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吸收与创造性重构,中国则实现了意识形态的更替[2]。“在中国,只要逆反价值由隐变显,成为知识分子接受西方观念的主导结构,权利道德化和一元论对二元论的取代就可以自动实现。”[3]从1919年开始,科学一元论对逆反价值的整合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知识分子认同马克思主义,且使其逐渐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伟大理论。更为重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治国兴邦的指导思想,它引领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点燃我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明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中国哲学的主流思想,其主要观点有人民主体地位、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科学主义、尊重历史规律等核心要义。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深刻地决定并影响我国司法权配置、司法组织构建、司法制度设计及司法机制运行。
  (一)人民主体地位的司法理念
  人民主体地位的司法理念坚持人民司法原则,以区别于古代皇权与命官司法、族长或乡绅贵族司法,司法不再是权贵的特权,而是以人民为主体地位。人民司法原则在当代中国司法体制机制中有如下体现:
  一是人民法院行使的国家审判权是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不是为了维护贵族的特权,它平等地保护社会各个阶层的合法利益诉求。新中国成立后最高人民法院第一任院长董必武认为,人民司法是新中国司法的主导思想理念。人民司法是当代中国司法的基本宗旨,也是司法权配置、司法体制改革及司法机制完善的根本指针。近年,诸如立案登记制、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公益诉讼制度等司法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完善都紧密围绕这一宗旨。
  二是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人民主体地位在国家审判权领域的直接体现。由非职业法官参加案件的审理,并实质性行使国家裁判权,是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基本特征。这也是“常识理性”成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带来的必然结果,任何价值系统只有从“常识”和“人之常情”推出,才能获得稳定性[4]。人民陪审员制度体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现代政治本质。“陪审制度首先是一种政治制度,应当把它看成是人民主权的一种形式。当人民的主权被推翻时,就要把陪审制度丢到九霄云外;而当人民主权存在时,就使得陪审制度与建立这个主权的各项法律协调一致。”[5]马克思、恩格斯等认为人民陪审制度在确保司法公正、制约司法权力、保障人民自由、发展法律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为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2015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决定在2015年选择全国10个省份50个法院,确定为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单位,进行如下试点改革:完善人民陪审员选任程序;扩大人民陪审员参审范围;完善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机制;探索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职权改革;完善人民陪审员的退出和惩戒机制;完善人民陪审员履职保障制度。为执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发布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施办法》,在试点地区全面推进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司法的主体地位。
  (二)马克思主义有机体理论
  马克思主义属于现代性批判理论,它反对以个人主义为基点的现代社会契约理论,强调以社会有机体理论和意识形态优势完成社会的整合。社会有机体理论认为,现代社会建立在物质生产基础之上,由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自下而上建构而成;社会发展变化是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协调发展变化的结果,或者说经济、政治、文化的变迁必然带来整个社会的发展变迁。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体理论对中国司法制度的构建和运行有如下影响:爬数据可耻
  一是中国典型意义的司法权是隶属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下的国家审判权,不是西方“三权分立”制度的司法权,由此决定了中国的司法机关始终要为社会大局服务。《宪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后,特别是2016年6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25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此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在坚持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宪法原则的基础上,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二是社会有机体理论决定了中国的国家审判权往往承担了国外司法机关通常负荷以外的责任。比如,维护地方大局稳定、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党的意志与人民意志的统一、生效裁判文书的严格执行(生效裁判文书的执行属于典型意义上的行政权,不是司法判断权的固有领地)。
  三是社会有机体理论决定了行使审判权的是“各级人民法院”,而不是个体法官;司法独立是国家审判权和各级人民法院的依法独立,不是西方国家的法官个人独立。因此中国法院对外签发的法律文书是以各级人民法院的名义,而不是以法官个人的名义。
  四是各级人民法院设立的审判委员会专门研究和讨论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并通过决议集体行使国家审判权。早在十多年以前就有人提出,审判委员会制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一定问题,其最大弊端在于其享有的审判权违反诉讼的基本原则和制度,是造成审判效率低下、质量不高、执法不公甚至司法腐败的重要原因,应当废除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制度[6]。然而,国内实务界和理论界的绝大多数人仍然对审判委员会持保留态度。2015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法发[2015]3号)《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指出,“合理定位审判委员会职能,强化审判委员会总结审判经验、讨论决定审判工作重大事项的宏观指导职能”。国内也有学者撰文附和上述看法。
  五是社会有机体理论决定中国的司法机关要处理好与执政党的机关部门、行政机关、各级人大甚至官方媒体及公共舆论等部门和单位的关系。在我国曾经有几个著名的案例体现了社会舆论的大众道德审判,如2006年发生在南京的“彭宇案”、2009年发生在云南的“李昌奎案”、2011年发生在西安的“药家鑫案”等。以“药家鑫案”为例,这本是一起普通交通肇事刑事案件,根据《刑法》被告人应当罪不至死。从专家的“激情杀人论”,到五教授联名上书“刀下留人”;从西安音乐学院学生集体为药家鑫请愿,到院方拥护法院判决;从高晓松发微博称“音乐界将不接受西安音乐学院学生”,到药家鑫之父开微博替儿子赎罪,事关本案的每一次或大或小的动作,都牵动着社会公众的神经。逝者已死,但我们反思这一案件,不得不警惕网络舆论给司法带来的消极影响。
  司法本身属于理性的判断,而社会大众的“道德审判”往往是非理性的道德裁断。“立法权基于民主原则,因多数人支持而获得权威;而司法权则应坚持独立原则,因客观、中立、公正而获得权威。没有独立司法的权威,我们就无法把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从多数派专制的危险和混浊中拯救出来。”[7]司法审判属于理性的过程及结果,但公共舆论往往是非理性的产物,常常以复仇本位和漂浮不定为表征。加之,传统中国的情理法并立的多元伦理结构,作为情理表现形态和评价尺度的社会舆论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干预司法过程和审理结果,甚至还会出现类似古代社会“经义断狱”“以理杀人”及“比法律更强有力的群众意见”的赞美[8]。笔者认为,屡屡出现上述事件的背后潜伏着如下事实:中国司法仍然处于社会有机体理论的文化环境之中。
  当然,司法对公共舆论进行适度的互动和回应也是哈贝马斯主张的司法审判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民意与司法的互动只能限于理性的范围之内,而且要限于所谓的“公法审判”—司法性立法的环节和场域。“公法模式”是指司法由对已经发生的事实之争议进行裁决转向对将来可能发生的事实创立规则。由此司法进入“司法立法”阶段和模式。“公法模式”的最大特点是法官更加积极,法官不能满足对当事人诉求的回应,更多是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众多社会利益群体的权利义务作出公平合理的界定和评判。为此,“公法模式”审判亟待更多的社会公众参与。公益诉讼就是典型的例子。正如美国大法官卡多佐所说:“通过对法律原则的不断重述并赋予它们不间断的、新的内容来使它们与道德习俗保持同步。这就是司法性的立法,并且,是由法官自己承担风险的立法。”[9]但是在我国绝大多数案件的审判过程中,似乎不需要启动司法性立法,司法性立法只能适用于法律规则缺失、法律规则冲突、法律规则滞后及法律规则带来明显不公的疑难案件。总之,我们必须始终警惕公共舆论左右司法的倾向,司法与公共舆论保持一定的距离既是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前提,更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
  (三)“实事求是”的司法理念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之一,它对司法理念影响如下:
  一是中国的司法审判注重证据的收集、质证、认证,强调实质正义。比如,《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相印证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及对其处以刑罚。注重实体正义其实不仅是当代中国的司法理念,也是传统中国的司法理念。“传统中国秩序原理的特色是只问结果、不计手段,人们更强调的是实质性价值判断,而并非程序公正。在这样的背景下,权威的立足点往往是特定的‘善’(good)而非普遍的‘正’(right),是高标准的美德而非中立的正义,是一定共同体内部的伦理共识而非普遍合理主义的论证过程。”[10]因此,实质正义与道德审判具有紧密联系,或者说道德审判是实质正义追求的必然结果或合理延伸。
  二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理念注重科学规律的探索和把握,这是司法审判设置正当法律程序、探索和尊重审判规律、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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