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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武大国际法评论》
国际人权法中的紧急状态研究
【作者】 郭春明【作者单位】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分类】 国际公法【期刊年份】 2004年
【期号】 1【页码】 135
【摘要】

在国家遭遇到突发的、威胁其生存的紧急情况时,一般都要通过行使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紧急权力来摆脱危机,恢复正常的宪政秩序,这就是紧急状态制度。由于紧急状态对公民正常权利行使的极大限制,各国宪法与法律都对实施紧急状态的前提、程序、实现等问题有明确规定。同时,随着人权保障国际化的发展,国际人权法对国家紧急状态也有明确的规定,其目的在于强化国内法关于紧急状态的规定与国际监督机制,以实现普遍的人权保障。

【英文摘要】

The state of emergency is an important subject of modern democracyconstitutionalism,and the most useful measure that each country of the world dealt with the urgent dangerous situation in the 20 centuries. In the world scope, implementationof state of emergency is a universal phenomenon in national life and the internationalcommunity,particularly in third world nation, when dealing with various internal con-flict and turmoil,generally take it as the final means in order to recover normality.With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human rights guarante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law regulates definitely the state of emergency in order to realize universal human rightsguarante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37709    
  
  “作为一种具有正当性的可以对人权保障标准予以克减的紧急状态法律制度是在所有的法律体系中得到广泛承认的”。[1]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宪法和法律都有关于紧急状态的规定,同时,三大国际人权公约中也有关于紧急状态的规定。如果说,世界各国宪法对紧急状态的规定更多地是从维护社会秩序、国家主权与民族独立的角度出发的话,那么国际人权法上关于紧急状态的规定则主要是从如何更有效地保障紧急状态下的人权的立场出发的。三大国际人权公约中的紧急状态条款,明确指出了国家在实施紧急状态时所应承担的人权保障义务,“体现了在公共危机情况下捍卫国家利益与保护个人权利之间的一种妥协”。[2]
  一、国际人权法中的紧急状态概念
  三大世界性与区域性的国际人权公约都规定有紧急状态条款:
  1.《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4条第1款规定:“在公共紧急状态威胁到国家的生存并经正式宣布时,本公约缔约国得采取措施克减其在本公约下所承担的义务,但克减的程度以形势的严格需要为限,这些措施并不得与它根据国际法所负有的其他义务相矛盾,且不得包含纯粹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或社会出身的理由的歧视。”
  2.《欧洲人权公约》是第一部对紧急状态下的人权克减予以规范的国际人权法,[3]其第1章第15条规定:“在发生战争或者其他威胁国家生存的公共紧急状态时,任何缔约国可以在公共紧急情况所严格要求的范围之内采取有损于其根据本公约所承担的义务的措施,但上述措施不得与其根据国际法所承担的其他义务有所抵触。”
  3.《美洲人权公约》第3章第27条第1款规定:“在发生战争、公共危险或威胁到一个缔约国的独立和安全的其他公共紧急状态时,该缔约国可以采取措施,在公共紧急情况所严格需要的范围和期间内,克减其根据本公约所承担的义务,但是这些措施不得同该国依据国际法所承担的其他义务相抵触,并且不含有以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或社会出身为理由的歧视。”
  这三大国际人权公约中规定的紧急状态条款其目的在于强调人权保障,因此没有明确的关于紧急状态的概念。紧急状态首先是一个国内法上的概念,随着人权保障国际化的发展而演变成为一个国际法上的概念。从国内法上来看,一般认为紧急状态是“国家在全国或部分地区的安全和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威胁破坏时(如战争、内乱以及严重自然灾害等)宣告的危机状态”。[4]同时,紧急状态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方式有戒严、军事管制、宵禁等,学术上一般使用非常状态、围困状态、人权克减状态等术语来指称。Joan Fitzpatrick专门比较了国内法和国际人权法上的一些相关用语,认为在国际人权法学研究中统一使用紧急状态一词比较合适。她认为,非常状态(state of exception)概念强调了与正常的法律制度相比较的例外性,强调了该现象的法律特征以及此前存在的对基本权利保护的较高阶段,但是其缺陷在于该概念只适用于大陆法系国家,而不适用于普通法系国家或者“事实上”的危机情况。人权克减状态(state of derogation)是指人权协议的缔约国暂时中止某些条约的条款的情况,但是由于普遍性的主要国际协议并不存在,该概念也具有局限性。紧急状态(state of emergency)作为一种比围困状态稍轻的状态,其缺陷在于不适用于大陆法系国家,而围困状态(state of siege)的缺陷在于不具有普遍性。但是,紧急状态一词的优点在于它可以用来描述现实情况的广泛性,并不强调特定的法律形式的变化,而且强调了紧急情况的危机性以及一定程度的危险性。因此,国际人权法学研究应该统一使用紧急状态概念。[5]
  Jaime Oraa指出,国际人权法上的紧急状态事实上指的就是人权的克减状态,因此,对紧急状态的理解必须从国际人权法上的人权克减条款和国际人权机构在相关案例中对该条款的解释两方面着手。[6]郑勇也认为对国际人权法上的紧急状态概念应该从国际人权法的有关规定和国际人权机构的判例两方面进行理解,认为紧急状态是指“在公共危机情况下,为克服危机,缔约国所采取的克减其在人权公约下所承担的义务的特别措施以及措施所造成的影响”。[7]克劳迪奥·格罗斯曼在《紧急状态:拉丁美洲与美国》一文中也是从人权克减的角度来使用紧急状态一词的,认为紧急状态一词应当被宽泛地解释为这样一些情况:“由于发生了某种(事实上的或声称的)对国家构成威胁的非同寻常的事由(如战争或内乱),政府中止人民的某些权利。”[8]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国际法学界,还有一种从国家责任的角度来理解的紧急状态。这种紧急状态(state of necessity)是指“一个国家在本身遭遇严重危及本国的国家生存和根本利益的紧急情况下,为了应付或消除这种严重情况而采取的必要行为”。[9]这种情况排除了国家行为的不法性,因此不构成国际不法行为,也就不产生国家责任。这种紧急状态相当于国内法中免除刑事责任原因之一的“紧急避险”或“正当防卫”,与本文研究的紧急状态并不是一个概念:首先,这种紧急状态是指在国际生活中国家由于突发的紧急情况而采取的危害他国利益的国家行为,而本文所研究的紧急状态则是指国家在紧急情况下所采取的对公民权利予以克减的国内法上的行为;其次,国际不法行为所侵害的是另一国的合法权益,而本文研究的紧急状态则是指国家对本国公民所采取的人权克减状态,一般不涉及他国的利益;再次,国家在紧急状态下实施人权克减措施所应承担的国际责任主要是程序性的通知、报告等,而不是补偿、道歉等。
  二、国际人权法上的紧急状态构成
  三大国际人权公约对紧急状态的构成只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其具体要件主要是由相应的国际人权机构在解释和判决案件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因此,对国际人权法上的紧急状态构成将主要用案例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
  1.实体要件
  (1)只有在公共紧急情况下才可以宣布紧急状态
  三大国际人权公约都规定了只有在出现公共紧急情况时国家才可以宣布紧急状态,但是其具体表述方式有所不同。《欧洲人权公约》和《美洲人权公约》都专门提到了战争,规定在战争和公共紧急情况下国家可以宣布紧急状态,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则未提及战争一词,仅规定在公共紧急情况下缔约国可以实施紧急状态。事实上,战争是一种最严重的影响国家生存的公共危机,在世界各国的宪法中都有关于战争状态的规定。《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所以没有将战争列为可以实施紧急状态的公共危机,是因为当时的公约起草者认为联合国创立的目的在于防止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因此排除了再次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此外,起草者的另外一个考虑就是为了使公约有效地执行,故意使用范围广泛的措词,而不具体列举各种危机情况。但是,《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生效后的历史表明,区域性的战争与冲突已经成为国家实施紧急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国际人权法学界认为应对公约中的紧急情况作扩大解释。[10]另外,《欧洲人权公约》所规定的“威胁国家生存的其他公共紧急情况”是比较模糊的,在“劳力士案”中,欧洲人权法院对此作了解释:“影响到所有居民并对国家据以构成的共同体的有组织的生活形成威胁的例外的危险或危机情况。”[11]此外,《美洲人权公约》中还加入了公共危险一词。之所以加入了公共危险主要是考虑到一些自然灾害,例如水灾或地震并不对国家的内部或外部安全构成威胁、但是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也有可能宣布紧急状态。[12]三大人权公约所使用的公共紧急情况一词是与个别紧急情况相对应的,它强调了紧急情况对国家政权和人民的整体利益的影响,而排除了那些只影响公民个人和某些组织或团体利益的紧急情况。这一点也是同各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相一致的。
  由于公共紧急情况一词含义的广泛性,要对其做出详细的列举是不可能的,国际人权公约一般都采取概括与示例相结合的方法加以规定。根据国际劳工组织1930年通过的《关于强迫劳动的公约》第2条第2款的规定,应予禁止的强迫劳动不包括“因紧急情况而强征者。所谓紧急情况系指战争或灾害或灾害威胁,例如火灾、水灾、饥荒、地震、强烈流行病或动物瘟疫、动物、昆虫或植物害虫的侵害以及一般说来可能危害全部或部分居民的生存或福利的任何情况”[13]。国际法协会在1984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要抽象地指出哪些特殊的情形构成公共紧急情况是既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的。每一个具体事件都必须在首先考虑民主社会的维系的基础上按照其本来的性质进行判断。”[14]国际人权法学界一般认为下面这三种情况可能导致实施紧急状态:①政治危机:战争(包括国际战争、国内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内部反叛、暴乱;②人为灾害或自然灾害;③经济危机。[15]
  (2)紧急情况必须是现实的或者是迫在眉睫的都拉黑名单了,还接个P
  在“希腊案”中,欧洲人权委员会第一次确认了这一原则。1967年,希腊军人发动政变推翻现政府,建立军人政权,并宣布紧急状态,中止了多项宪法条款的效力。希腊军政府认为,宣布紧急状态主要是由于存在着共产党通过武力推翻政府的危险。但是,欧洲人权委员会在该案中否定了希腊军政府的主张,认为“被告政府所提供的证据并没有表明在1967年4月21日共产党及其军队使用暴力推翻合法政府是迫在眉睫的”,[16]尽管当时确实存在着由希腊共产党所发动的社会骚乱。可见,在“希腊案”中,欧洲人权委员会强调了这种紧急情况的紧迫性或现实性,其性质必须达到“公约所允许的为了公共安全、公共健康和秩序的维持所采取的正常措施或限制显然是不够的”[17]这样的程度。在另外一个较早的案件“劳力士案”中,欧洲人权法院则认为爱尔兰政府宣布紧急状态是符合《欧洲人权公约》第1章第1条的。1957年7月8日,爱尔兰政府认为爱尔兰共和军的活动威胁到国家的生存,因而宣布进人紧急状态。7月11日,爱尔兰人劳力士(Lawless)因被怀疑是爱尔兰共和军的成员而被逮捕,直到12月8日才被释放。在寻求国内司法救济无果的情况下,劳力士向欧洲人权委员会提出了请求,指控爱尔兰政府宣布紧急状态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欧洲人权法院认为,有证据表明“爱尔兰共和军和其他组织的持续非法活动构成了对国家迫在眉睫的威胁”,[18]因此,爱尔兰政府宣布紧急状态并没有违反《欧洲人权公约》。这一原则表明,在国际人权法中,所谓的“预防性”的紧急状态是非法的。换言之,不允许为了预防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而采取人权克减措施,只有在紧急情况已经发生或者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就一定要发生时才可以宣布紧急状态。
  (3)紧急情况必须威胁到国家的生存
  对于紧急情况性质的严重性,《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欧洲人权公约》所用的措词都是威胁到“国家的生存”,而《美洲人权公约》用的则是威胁到“国家独立和安全”。应该说,威胁国家“独立和安全”的用词并不十分严格,因为在某些情况下,一些由少数人所从事的非法犯罪活动同样可能构成对国家安全与独立的威胁,对此,各国刑法都有相关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通过追究相关人的刑事责任即可达到消除威胁的目的,而没有必要宣布紧急状态。美洲人权委员会在1983年的《尼加拉瓜报告》中对此进行了解释:“紧急状态应当具有一种严重性,由于一种少有的情况而发生,并真正对国家的组织生命构成威胁。”[19]
  因此,只有在发生威胁到国家的生存的紧急情况时,国家才可以宣布紧急状态。但是,由于国家的生存是非常抽象的,这里就存在着对“国家生存”的理解。对此,在国际人权法学研究中有三种主要观点:①如果一种紧急情况波及整个国家,便可认定这种危机已经威胁到“国家生存”。②如果一些国家构成的基本要素诸如立法、行政、司法职能以及保障国民生活所必需的物资供应受到紧急情况的严重影响,就意味着“国家生存”受到威胁。③以下任何一种情况均可以构成对“国家生存”的威胁:国家的整个人口以及领土受到影响;国家的人口、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受到威胁;国家赖以保护人权公约所承认的权利机构的职能受到影响。[20]
  在宪法学上,一般认为一个完整的国家应该包括人口、领土和国家主权三部分,对这三个部分中的任何一个的威胁都构成了对国家生存的威胁。这里就存在着一个范围与程度的问题,可以假设三种不同程度的紧急情况:(1)危机波及全国因而影响到了国家的这三个构成要素;(2)危机虽然发生在国家的某一地区,但却影响到了全国;(3)危机只发生在国家的某一地区,而且只影响该地区。毫无疑问,前两种假设确实构成了对国家生存的威胁,但是对第三种假设则存在着争议。对此,欧洲人权委员会和欧洲人权法院在“爱尔兰诉英国案”中对“国家生存”一词采取了广义解释,认为这种影响国家某一地区以及部分人口的紧急情况也构成了对“国家生存”的威胁。[21]同样,在国际法协会的一份报告中,也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宣布紧急状态是合法的。[22]事实上,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即使是幅员非常辽阔的国家其各个地区之间的联系也是越来越紧密的,某一地区所发生的紧急情况势必要影响到全国,因此,对“国家生存”作广义解释是必要的。
  (4)紧急状态的宣布必须是最终的救济措施
  根据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新近通过的国家责任法案的一读草案,紧急状态只有在成为“维护公共秩序和避免严峻而急迫之危险的惟一手段”[23]时方可为一国政府所采用。这就要求紧急情况必须构成对国家生存的严重威胁,国家除了宣布紧急状态之外没有其他办法维护国家的生存。根据国际人权机构的解释,作为最终救济措施的紧急状态包含两层涵义:首先,从国际人权法的角度来讲,意味着紧急情况如此严重以至于人权公约所允许的缔约国为保证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和国家安全而采取的正常措施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其次,从国内法的角度来讲,意味着紧急情况已经严重威胁国家生存,正常的法律、行政手段已不能消除危机,必须把实施紧急状态作为维护国家生存的最终手段。[24]
  (5)紧急状态必须是临时性的
  紧急状态就其本质而言,它是国家为了应对紧急情况而采取的一种临时性的应急措施,危机一旦结束,紧急状态也必须结束,宪法和法律的效力恢复正常,被克减的人权恢复行使。但是,在世界各国的紧急状态实践中,许多国家出现了所谓的“永久性”紧急状态。国际法协会在1983年的一份报告中就指出了“这样一种令人不安的趋势,即在许多国家中,紧急状态的长期性对正常的法律秩序所产生的深远的独裁性的影响”。[25]美洲人权委员会在1978年的《巴拉圭报告》中也曾指出巴拉圭永久紧急状态的非法性。[26]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就此指出,紧急状态应该被设计成一种过渡性措施。[27]因此,紧急状态必须是临时性的,对此,国内法应该有明确的宣布、延长、终止以及时限方面的规定。
  2.程序要件
  (1)正式宣布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4条第1款规定了缔约国实施紧急状态必须正式宣布。虽然《欧洲人权公约》和《美洲人权公约》并没有相应的规定,但是,这两个地区人权机构的实践表明缔约国在实施紧急状态时仍然应该正式宣布。例如,欧洲人权委员会在“塞浦路斯案”中就指出:“在任何情况下,公约第1条都要求实施戒严或者紧急状态对人权进行克减时必须正式和公开宣布,没有进行宣布的活动不符合第1条的要求。”[28]
  从宪法学的角度来看,正式宣布是主权国家行使主权的内部行为,对此,各国宪法和相关法律都有明确的规定,因为“未依法正式宣布为紧急状态的社会紧急情势,只是一种事实状态,经过国家宣布,才构成法律状态。国家正式宣布紧急状态的行为,具有从法律上正式确认紧急状态和把国家的正常法制转变为紧急法制的效力”。[29]此外,依法正式宣布紧急状态,还有防止国家滥用紧急权力的作用,对此,各国宪法也有明确规定。在国际人权法中对正式宣布仍然做出明确的规范主要是考虑到防止一些国家曾经出现过的“事实上”的紧急状态,即未经正式宣布,但却事实上剥夺了一些基本人权的紧急状态。因此,为了监督和约束缔约国严格遵守国内法上关于正式宣布的程序规范,国际人权法上将正式宣布列为紧急状态的程序要件之一,要求缔约国必须严格遵守。
  (2)通知缔约国与有关机构
  三大国际人权公约都规定了实施紧急状态的缔约国应当将其实施紧急状态的原因、措施、被克减的人权公约条款以及实施紧急状态的期限和终止的时间通知其他缔约国或有关机构。国际人权法上对通知程序做出规定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第一,防止缔约国滥用紧急权力。虽然在紧急状态下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措施是主权国家行使主权的行为,但是有些措施却有可能与紧急情况无关而构成对人权的威胁,因此,如果要求缔约国将其实施紧急状态的具体情况通知缔约国或有关机构的话,那么国家在实施紧急状态时就不得不认真考虑其国际责任,避免采取一些与应对紧急情况无关的人权克减措施。
  第二,加强对紧急状态的国际监督。当紧急情况符合宪法的规定时,缔约国可以宣布紧急状态,因此,紧急状态属于缔约国自由裁量的范围。但是,鉴于在历史上一些国家曾经实施过的“事实上”的紧急状态,因此,国际人权法将通知作为缔约国实施紧急状态的程序要件之一,以对缔约国实施紧急状态的原因进行国际监督,从而促使缔约国认真考虑其实施紧急状态的国际责任。
  第三,有利于国家间指控制度的实施。三大国际人权法都规定有国家间指控制度,而国家间指控的一个前提就是其他缔约国需要知道实施紧急状态的缔约国的具体情况,因此,作为实施紧急状态的程序要件之一,缔约国必须向其他缔约国通知其实施紧急状态的具体情况。
  根据国际人权机构的有关解释和有关原则,缔约国在实施紧急状态的通知中应主要包括以下内容:被克减的人权公约条款、国家关于实施紧急状态的公告副本以及有关紧急状态的国内立法、实施紧急状态的起止时间与具体范围、实施紧急状态的原因以及关于紧急情况的简要说明等。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美洲人权公约》所规定的通知是“立即”通知,有学者认为,“立即”意味着实施紧急状态的国家应该在宣布紧急状态的同时即通知其他缔约国和有关机构。[30]但在实践中几乎没有一个缔约国能够按照这一标准来履行通知义务,因此,对“立即”通知应理解为实施紧急状态的缔约国在合理的时间内通知其他缔约国。在《欧洲人权公约》中则没有规定“立即”通知,但是欧洲人权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也认为不加拖延地通知是《欧洲人权公约》第1条所规定的一个要求。[31]这里就存在着一个通知的合理时间问题,因为实施紧急状态的缔约国需要一定的时间对紧急状态措施的影响作出评估,也需要时间准备所要求的有关文件,因此合理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人权机构的决定。例如,在“劳力士案”中,欧洲人权法院认为爱尔兰在实施紧急状态后12天通知欧洲理事会秘书长符合《欧洲人权公约》的要求。[32]在“爱尔兰诉英国案”中,欧洲人权法院也认为英国在议会通过《反恐怖主义法令》43天后进行通知符合《欧洲人权公约》的规定。[32]而在“危地马拉案”中,由于危地马拉在宣布紧急状态9个月后才通知《美洲人权公约》各缔约国,因此,美洲人权委员会判定其行为违背了《美洲人权公约》第27条第3款的规定。[34]
  公约要求行使克减权的缔约国履行上述程序要件,旨在设置一种国际监督制度,因为没有国际监督的克减权会成为对实现人权公约的目的和宗旨的极大破坏。在联合国大会第43届会议通过的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40周年的决议中,特别强调了各国政府在宣布紧急状态而终止公民的某些权利时,必须严格遵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4条所规定的条件和程序。[35]
  可以看到,国际人权法上所规定的紧急状态的实体要件与各国国内法上的规定是基本相同的,因此,国际人权法上的紧急状态构成的意义在于强化国内法上对紧急状态的实体要件的规定,将实施紧急状态这一国家行为置于国际社会的监督之下,希望引起各国政府在实施紧急状态时所应有的注意与履行相应的国际义务。在“爱尔兰诉英国”一案中,欧洲人权法院就认为:“由于国家当局与事件发生时的紧急需要有着直接和持续的联系,从原则上讲它们比国际司法机构能够更好地就这类紧急事件的发生和避免其发生所需的免除公约义务的本质和范围作出判断”。[36]安东尼奥·A·坎萨杜·特林达德指出:“今天,国际的人权保障进程主要取决于国家的执行措施”,“运用人权保障的国际标准,目的在于改进国内标准,而不是向国内标准挑战。”[37]
  三、国际人权法上的紧急状态人权保障
  紧急状态下的人权保障是国际人权法特别关注的一个领域,国际法协会在1986年的一份报告中曾经指出,当时大约有70个国家都存在某种形式的对人权有影响的紧急状态,应当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38]一般来说,人权的国际保护是指“国家按照国际法,通过条约,承担国际义务,对实现基本人权的某些方面进行合作与保证,并对侵犯这种权利的行为加以防止与惩罚”,[39]因此,紧急状态下的人权国际保障就是指国家对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紧急状态下的人权保障义务的承担与履行,并接受必要的国际监督。
  三大国际人权公约都规定了国家应承担的紧急状态下的人权保障义务。具体来说,国际人权法上对紧急状态下的人权保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则和程序规定:
  1.比例原则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要求缔约国对公约的“克减的程度以紧急情势所严格需要者为限”。这就是说,超出应对紧急情况所需要的人权克减措施是不合法的,只有符合克服紧急情况所严格需要的人权克减措施才可以因紧急状态而排除不法性。这一原则一般被称为比例原则,是对紧急状态权力最重要的实质限制之一。该原则要求一个国家在实施紧急状态时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必须符合应对紧急情况的现实需要。比例原则的理论基础在于,对人权的普遍保护是国家的基本任务,只有在基于社会整体利益考量而需要的情况下才能够对人权予以克减。因此,人权公约授权国家在某些情况下采取人权克减措施并不等于允许国家无限制地行使这项权力,国家必须按照应对紧急情况的现实需要来采取必要的措施。玻利维亚在1980年实施的紧急状态就因为违反了比例原则而受到美洲人权委员会的谴责。该委员会在1981年的《玻利维亚报告》中指出:“玻利维亚当局在事态的严重性与所用措施存续期两方面无视美洲人权公约对采取这种(紧急状态)措施所施加的限制,超越了国家活动的权限。”[40]
  1984年在意大利希拉库萨召开的“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限制和克减条款研讨会”上通过的“希拉库萨原则”曾对如何掌握比例原则提出了一些有参考价值的建议。[41]“希拉库萨原则”第51条指出,克减措施的严重性、时间和地域范围应是消除危及国家生存的威胁所必需的,并且与这种威胁的性质和程度是相适应的。这一观点表明了衡量紧急状态措施是否合乎比例原
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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