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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探析
【英文标题】 An Analytical Study of Rational Use System of Copyright
【作者】 范晓波【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分类】 著作权法【中文关键词】 著作权;合理使用;判断标准;自由裁量
【英文关键词】 copyright; rational use; verdict; discretion
【文章编码】 1008-6951(2004)05-0018-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4年【期号】 5
【页码】 18
【摘要】

合理使用是著作权法实现创作者、传播者和使用者权利平衡的一项重要制度。因此,在适用这项制度过程中,不能任意地,无原则地扩大或缩小合理使用的范围,过于强调或是轻易忽略任何一方利益,否则都将导致利益失衡,最终阻碍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英文摘要】

Fair use in copyright law is an important system which aims to balance the interests among the author,the transmitter and the user. After analyzing the meaning of the fair use and the value of fairness and efficiencythe system contains,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defects in the legislature and propose how to change and perfect theexisting rules. The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s of judging the fair use crucial in the judicialpractice. The analyzing and judging should be based on the facts and the specific situation of the case and the dis-cretion of the judge in this course is essential.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47972    
  著作权法被称为协调创作者、传播者和使用者权利的平衡法,而合理使用正是实现这种平衡的一项重要制度。它不仅关涉著作权人的利益,更因与我们每一个人都密切相关,而备受关注。与此同时它又被认为是著作权法中最难以理解和把握的制度。如何确定合理使用的范围,正确划分合理使用与侵权的界限?如何在利益平衡中真正实现公平和效率?这其中有着许多困惑、分歧和争执。本文尝试着对相关的一些立法和司法问题进行分析探讨,期望可以提供些许有助益的思路。
  一、合理使用制度的涵义及价值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著作权人以外的人在某些情况下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的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的姓名、作品名,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的其他权利。法律规定的这种情形在理论上称为合理使用。合理使用制度协调著作权人、传播者与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通过均衡保护的途径,促进作品的传播和使用,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最终实现著作权法促进整个社会科学文化事业繁荣的立法宗旨。该制度率先由英美法系国家确认,并已为现代各国著作权法普遍认可和采纳。
  合理使用制度设置的前提是对著作权的确认和保护,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利益是对合理使用的总的原则性的限制。文学、艺术、音乐等作品,丰富了人类的精神生活,是社会的财富。它是创作者的劳动成果,作者应该就其创作活动得到补偿。不尊重创作,不维护作者利益,就会窒息作者的创作激情,使文化事业成为无源之水,从而最终损害了公共利益。只有以著作权这种专有权利的形式维护作者对其智力成果的控制,使其享有合法权益,鼓励创作的积极性,才能促使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来丰富社会的文化科学领域和公众的精神生活。经验表明,一国的民族文化遗产丰富与否直接取决于它提供给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保护水平。保护水平越高,就越能鼓励作者创作;一国的智力创作物越多,它的声望就越高;文学和艺术产品越多,它们在图书、唱片和娱乐业内的副产品也就越多。总之,鼓励智力创作确实是所有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前提之一{1}。
  根据法律经济学的分析,专有权虽然有助于激励创作,却也有可能在另一方面在阻碍公众对信息的利用,专有权人对其作品的使用索取高价,会造成消费者因难以支付费用而不能充分使用信息。也就是“没有合法的垄断就不会有足够的信息生产出来,但是有了合法的垄断又不会有太多的信息被使用”{2}。
  著作权法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满足社会公众创造和分享社会精神财富的要求,促进整个社会的文化繁荣。保护作者权益并非著作权法的根本目的。1803年英国判例认为,“不经允许,不付报酬的使用之所以合理,在于后任作者具有创造新作品的目的,这有利于促进科学文化进步和有益于社会公众”。美国众议院在就美国1988年《伯尔尼公约》实施法令所作的报告中宣称:“著作权立法须做出如下考虑:除作品创作及专有权的保护期限外,国会尚需权衡公众因对个别权益的保护所付出的代价和取得的利益。宪法规定设立版权的目的在于促进思想的传播以推广知识。—版权的根本目的不在奖励作者,而在于保障公众从作者的创作中受益。”因此,著作权法规定合理使用制度,限制著作权,给公众一定范围的无偿、自由使用作品的空间。
  合理使用的一个重要价值内涵是公平。知识是累积的,文化的发展也是一代一代共同努力的结果。创作活动不可能离开对已有作品的借鉴和利用。任何人的作品中都包含他人的智慧。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讲,著作权人和使用人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其角色是相互转换的。一个人对于其创作的作品来说是著作权人,但他利用别人作品的时候,他是使用者。既然创作需要吸取他人的成果,那么也不应阻止他人利用自己的作品。著作权人对其作品不能享有无限制的独占权利,应在适当的范围内让渡自己的利益,允许他人使用。这样才能保证信息的获取和享有,为更多的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合理使用的另一价值所在即效率。社会精神财富的增长是以信息资源的充分流动与优化配置为条件的。科斯主张,在不相容使用的关系中,权利的安排或分配应以效益最大化为依据。合理使用即是权衡各方面得失,以求得总的效益最大化的制度安排。它对作者与使用者的权利区域做出划分,在保证作品的传播、使用和著作权人能够通过市场交易得到足够的收益以补偿其投入的成本,避免出现信息不足现象的前提下,对有著作权的作品划出一个合理的范围供使用者无偿使用,而又不会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利益。它以侵权抗辩为理由解决了合理范围内作对作品的使用问题,避免了每一次对作品的使用都要征得作者的许可,减少了额外的交易成本,从而带来信息资源优化配置的良好效益。它促使各方的利益在一种基本的平衡和协调关系中得到最大满足。
  合理使用作为著作权进行限制的制度,其核心和实质就是对利益的协调和平衡。如何把握著作权人与公众利益之间、著作权垄断与信息分享之间的平衡点,如何科学地划定合理使用的范围,最大限度的实现公平与效率呢?以下就对合理使用制度的设计和实践中的操作进行分析探讨。
  二、我国合理使用立法的缺陷及完善
  我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明确划定了合理使用的范围,即包含为个人学习研究、为介绍评论作品适当引用、为学校课堂教学或科学研究翻译和少量复制、国家机关执行公务、免费表演、图书馆等保存版本复制等而使用他人已发表的作品的12种具体情形。这样完全列举式的立法模式可谓明确具体,便于司法适用,有利于防止法官任意裁量。在肯定它的这些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又不得不对这一合理使用范围的科学性、合理性提出质疑。曾一度引起广泛争议的北影录音录像公司诉北京电影学院著作权侵权案为思考这个问题提供了素材和线索。该案基本案情如下:1992年,作家汪曾祺与原告北影公司签订合同,将其《受戒》等作品的影视改编权及拍摄权的专有使用权授予原告。电影学院学生吴琼为完成课堂作业将作品《受戒》改编为电影剧本。被告为电影学院教师和学生。1994年11月,电影学院经有关部门批准携《受戒》一片参加法国朗格鲁瓦学生电影节。电影节上,影片放映两次,观众主要为参加电影节的各国教师及学生,电影节组委会曾对外销售过少量门票,不排除有当地公民观看了此影片。原告诉被告侵犯著作权,被告以合理使用进行抗辩。
  对本案合理使用的分析应分阶段进行。从改编这一环节来讲,吴琼作为电影学院剧作专业在校学生,为完成改编课作业,自己选定小说,并将其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交学校进行专业考评,属于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的合理使用的情形,不构成侵权。对这一点原、被告双方无争议。电影学院将摄制的电影《受戒》送往法国参加作品展的行为,超出了在特定领域内使用作品的范围,不属于必不可少的课堂教学活动,因此不是合理使用。对此争议不大。谨防骗子
  电影学院拍摄《受戒》一片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是该案引起广泛争议的焦点问题。本文对这个问题做重点分析。原告主张拍摄是以教学为目的,属于合理使用。被告认为著作权法的以教学为目的的合理使用仅限于课堂教学,使用方式仅限于少量复制或翻译,被告行为不属于合理使用。一、二审法院都认为,电影学院将作品拍摄为电影的行为,属于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合理使用情形,即为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对此,有学者提出了质疑。该观点认为,从该法条的规定来看,显然立法者的本意就是要将“为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的合理使用方式限于翻译或少量复制。由于第二十二条采用的是列举方式,且没有一个兜底条款,所以单纯地对法律条文进行扩张性解释不可能实现将被告把小说拍摄成电影的行为纳入合理使用的目的。既然我国法律采用列举式来确定合理使用范畴,就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处理,如果认定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在立法技术上有问题,然后采用目的性的扩张来弥补法律漏洞,那么此时法院已经超出了法律解释的范畴,变成一种造法行为。根据大陆法一般原则和我国的现实,不应鼓励法院为造法行为{3}。
  以上的分析不是没有道理。对于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法官应当严格遵照执行。至于法律规定的不完善,法律的漏洞,这是立法层面的事,应由立法者去做。本案电影学院的摄制行为确实不属于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少量复制或翻译”。然而,电影学院作为一所培养电影专业人才的艺术院校,与普通高校不同,其教学方式具有特殊性。学院电影课程有两个系统设置,制作系统和理论系统,前者包括编剧、导演、表演、摄制、剪辑等。如果排除了拍摄影片这种主要教学方式,电影学院的教学活动将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教学目的也将无法实现。电影学院拍摄电影不同于电影厂拍摄电影。根据《电影管理条例》的规定,只有符合法律规定的设立条件,并经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行政部门批准的电影制片单位,持有《摄制电影许可证》和营业执照,才有权摄制、发行电影片。电影学院属于教学单位,不是电影制片单位,没有这种意义上的摄制权、出版发行权。另外,电影学院摄制的片长为30分钟的这一短片,仅在电影学院的观摩厅放映一次,观众也限于电影学院的师生。综合以上各方面,可以得出结论:电影学院组织应届毕业生摄制毕业电影作品,用于评定学生学习成果,其拍摄目的仅仅是为满足有限范围的教学要求,不会影响原告对作品的正常使用,也未影响原告的利益。属于以教学为目的的合理使用行为。
  就本案来说,如果法院不考虑实际情况,而简单遵从法律的明文规定,将正当的教学活动判定为侵权,无疑严重有违公平原则,也不符合著作权法的立法宗旨,会阻碍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但是,如果法官依据事实和法律的公平正义原则做出了裁判,又会受到违背法律规定而造法的责难。法官被置于两难的境地,无论做出哪种选择都是有缺陷的。
  笔者认为我国立法采用完全列举的方式确定合理使用的范围是不科学的。立法者不采用原则性、概括性的规定是担心法官随意解释法律条文,限制或架空权利人的权利,却因此直接造成了法律的不公正。现实中的合理使用的具体情况总是千变万化的,将合理使用局限于法律确定的12种情形中,不可避免地会遗漏应当作为合理使用处理的情况,不能适应司法实践的灵活性。正是立法的这一缺陷造成了本案司法的尴尬。当我们判断一些情况是否为合理使用时,如果理由只是因为符合或不符合法律规定的12种情形,而是或不是合理使用,这样的回答想必不会令人信服。法律是调整规范实践活动的,法律应适应实践不断发展变化的需要。随着现代信息传播技术、传播手段日新月异的发展,人们获取知识的手段更先进、更方便、更快捷。原本依法合理的使用作品方式,也会变得不合理。原本著作权人不必控制的使用方式,如果不控制则会使著作权人的利益损失殆尽,因而违背了合理使用对著作权人利益损害不大的原则{4}。因此著作权合理使用是可变的,利益的平衡是动态的,固守已有的规定,会导致不公正。而法律应当有稳定性,朝令夕改将损害法律的权威性。作为平衡作者、使用者和传播者利益的一项重要制度,合理使用制度的设置必须科学合理。这就要求立法改完全列举式为不完全列举式,确立一些判断合理使用的原则或标准。
  在立法史上,美国著作权法最先引入了合理使用的判断规则,这即是为世界上众多著作权学者所称道的四条标准。其第107条规定,在确定某一使用他人作品的活动是否为合理使用,应考虑以下因素:(1)有关使用的性质与目的,包括这种使用是否有商业性质或者是为了非营利的教育目的;(2)被使用的版权作品的性质;(3)与整个有版权作品相比所使用部分的数量及内容的实质性;(4)使用行为对被使用的版权作品的潜在市场或价值所产生的影响。合理使用构成要件的学说及规定,是对长期司法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也是界定合理使用还是侵权使用规则的系统阐述。从理论上说,以立法形式确认合理性的判断标准,使得各种使用作品情形的裁量有了统一的原则和明确的方法,这不能不说是合理使用制度的一大进步{5}。笔者认为可以借鉴美国的这种做法,将对合理使用的判断标准引入我国法律中,将概括性、原则性条件与列举的具体情形结合起来,构造我国的合理使用制度。
  为了保证著作权人的权利,保持著作权人、传播者和社会公众三者之间在知识、信息的创作和获取方面的利益平衡,伯尔尼公约、TRIPS协议以及世界版权公约等国际公约都对合理使用等权利限制制度做出了总的原则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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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刘波林译.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指南[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M].上海三联书店,1991.185.

{3}姚欢庆.知识产权新类型案例评析[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

{4}刘春田.知识产权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103.

{5}吴汉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195.

{6}吴汉东.美国著作权法中合理使用的“合理性”判断标准[J].外国法译评,1997,(3)

{7}陈进元.网络环境下作品的使用方式和著作权的集体管理[A].北大知识产权评论(第1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

{8}韦儒珍.网络环境下版权的扩张及其限制[A].张平.网络法律评论(第1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

{9}郭卫华等网络中的法律问题及其对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10}朱江.法官的逻辑一海淀法院典型案例判解[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51.

{11}吴汉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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