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法律科学》
作为先进典型的“枫桥经验”及其当代价值
【作者】 何柏生
【作者单位】 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中华法系与法治文明研究院
【分类】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中文关键词】 枫桥经验;先进典型;代表性;权威性;理想性
【英文关键词】 maple bridge experience; advanced model; representativeness; authority; ideality
【文章编码】 1674-5205(2018)06-0036-(011)【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6
【页码】 36
【摘要】

“枫桥经验”作为先进典型,具有代表性、时代性、真实性、示范性、权威性、规训性、理想性和形象性的特征和功能,对这些特征和功能进行深入的研究,将会提升“枫桥经验”的理论高度,便于各地学习推广。“枫桥经验”的当代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枫桥经验”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成功彰显了文化自信;“枫桥经验”是“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具体体现;“枫桥经验”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成功典范。

【英文摘要】

“Maple Bridge Experience”,a typical and advanced representative, has the characteristic and the function of representativeness times, authenticity, demonstration, authority, discipline, ideality and figurativeness. In a deep study of these features and functions, we will enhance the theoretical altitude of “Maple Bridge Experience” to facilitate learning and promoting it around the country.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Maple Bridge Experience” is embodied in three aspects: the success of “Maple Bridge Experience” in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reflects cultural confidence; “Maple Bridge Experience” is the concrete embodiment of the idea of “People - oriented”,and “Maple Bridge Experience” is a successful model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2260    
  “枫桥经验”是20世纪60年代树立起来的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面的先进典型,至今已有55年。20世纪五六十年代树立的典型,随着时代的变迁,大多已被新的典型替代,但“枫桥经验”历经55年而屹立不倒,值得深思。
  一、作为先进典型的“枫桥经验”
  “枫桥经验”作为先进典型,自然具有先进典型的一般特征和功能,所以,要分析“枫桥经验”,就必须从典型的特征、功能角度对之进行研究,分析其屹立不倒的原因,这将会提升“枫桥经验”研究的理论高度,便于各地学习推广。
  (一)“枫桥经验”的代表性
  “枫桥经验”是全国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面的先进典型,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按照美国学者艾尔·巴比的说法,代表性是指“样本具有跟其所从中挑选出来的总体相同的特征。通过对样本的分析所得出来的描述和解释也同样适用于总体。”{1}183这就是说,个案并不一定具有代表性,只有在研究中(或所树样板中)所选样本典型,与总体具有相同的特征,个案(或所树样板)才具有代表性。这样的具有代表性的个案才具有典型性。当然,由于选取的是个案,其特征不可能与总体的特征完全相同,只要大体相同,能反映总体的本质特征,这样的个案就具有代表性。如果个案不具有总体的本质特征,就不具有代表性,就不能作为典型。所以,典型性具有高度的代表性。
  文学艺术作品也在生活中寻求典型性,寻求高级的代表性,但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典型性很少原汁原味地照搬生活,而是浓缩生活,把生活中分散在各处的典型加以综合,塑造出丰满的人物形象,所谓“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但典型、榜样,具有纪实的品性,其典型性是自身具有的,不能把他人、他事上的先进事迹综合到某个先进人物(包括组织)、榜样人物(包括组织)身上,这样非但不会增加人物(组织)的典型性或代表性,反而使人们对这样的典型人物、典型事例产生怀疑,失去其榜样的激励作用。所以,在社会科学中,寻求典型性需要一套科学方法,否则,失去科学性的典型性是无意义的。
  “枫桥经验”无疑属于个案,个案有无代表性是学界争论的一个问题。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就是以个案形式来研究中国传统乡村的。该书出版后,在国际人类学界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但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Freedman)和利奇(Leach)分别于1963年、1982年提出质疑,认为江村这个微型社区不足以代表中国广大的农村,对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不能够认识幅员辽阔的整体中国,因为这种研究“忽略了农村之上的城市区域和文明社会的历史传统,即忽略了中国社会的异质性”。费孝通认为,人文世界中的“整体”与数学中一个个数相加而来的“总数”是不同的,同一整体中的个体如同同一模式复制出来的。个人的行为和思想感情方式是从他存在的人文世界模仿而来,社会用压力把个人行为和思想强制纳入规范之中。对整个人文世界的认识,通过对个案的细致研究就可做到。{2}
  费孝通还采用类型比较法,对两位学者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认为“将个案视作基于主要相同条件所形成的某种类型的代表,通过‘类型’比较可以从个别逐步接近整体”。{3}“枫桥经验”与江村社会都属个案,费孝通对英国学者质疑的回答,表明个案同样具有代表性。“枫桥经验”作为先进典型,在代表性上是不存在理论问题的。
  (二)“枫桥经验”的时代性
  每个时代都有先进典型,先进典型往往集中展现时代精神。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典型,不同时代的典型集中展现了不同时代精神。所以,先进典型不是超时空的,是一个历史过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不知树了多少典型,但能延续至今的寥寥无几,其原因就在于客观环境变了,需要的时代精神不同了,当年能反映时代精神的典型已不能反映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的精神面貌了。但“枫桥经验”却是例外,历经55年屹立不倒,且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变化,社会分层加剧,收入差距拉大,出现了新的社会矛盾,“枫桥经验”在新时代的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面仍然起引领作用。当然,“枫桥经验”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也具有了新的内涵。
  马克思认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枫桥经验”显然不是哲学问题,而属法学、社会管理领域的问题。那么,“枫桥经验”能展现时代精华吗?黑格尔说:“政治史、国家的法制、艺术、宗教对于哲学的关系,并不在于它们是哲学的原因,也不在于相反地哲学是它们存在的根据。毋宁应该这样说,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根源——时代精神。”{4}56这就是说,“枫桥经验”是在反映时代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不断发展的,因而也能反映时代精神,有着鲜明的时代性。
  我们知道,“枫桥经验”是1963年在浙江诸暨发现的,经毛泽东的批示,成为全国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面的先进典型。那么,“枫桥经验”为何能成为当时的先进典型呢?
  能成为一位优秀的社会管理者,一定要有问题意识,随时发现、解决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问题意识实质上是一种“眼光”,一种对社会生活深入的洞察。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该时代的问题,问题成为时代的声音。能否发现该时代的问题固然重要,但能否顺利、完满地解决该时代的问题更为重要。如果说在学术界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那么,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在社会治理中,能顺利、完满地解决问题则更为重要。老百姓是现实的,盼望过幸福生活,而幸福生活的到来端赖管理者解决大大小小的问题。发现问题不予以解决,甚至不及时解决,都是懒政,都是不称职的表现。“枫桥经验”就是成功解决问题的典型。那些问题当然是那个时代赋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当然也是那个时代提供的。所以,“枫桥经验”自然成为那个时代的先进典型,枫桥人自然成为解题高手。
  考察“枫桥经验”的形成和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枫桥经验”的内涵虽然不断变化,不断升华,但不同时期的“枫桥经验”始终与时代紧密联系,走在时代的前列,引领时代,成为各个时期的楷模。
  最初的“枫桥经验”是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形成的。1962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在实际工作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1963年,浙江省委为了贯彻中央有关会议精神,派人赴诸暨县枫桥区开展“社教”试点,工作队认为枫桥区七个公社163名地、富、反、坏分子没有改造好,有比较严重的违法破坏行为。一些基层干部和工作队人员,提出对这些“四类分子”“逮捕一批,武斗一遍,矛盾上交”。但省委工作队严把政策关,引导群众,采用说服教育的方式,不打不骂,甚至允许批斗对象申辩。枫桥人认为“武斗斗皮肉,外焦里不熟;文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倒敌人,擦亮社员眼睛。”枫桥的做法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1963年11月,在有关汇报中,毛泽东说:“这叫做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并要求把枫桥的做法发文件向全国推广,“要各地效仿”[1]。这是初级版的“枫桥经验”。
  我们从当年浙江公安厅副厅长吕剑光、研究科副科长徐贤辅等人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出,“枫桥经验”的形成主要是浙江省委工作队的功劳。其实,从我们的调研中,我认为枫桥的人文环境也非常重要。枫桥人与诸暨其他地方的人性格不完全一样。枫桥经济文化发达,枫桥人喜文斗不喜武斗,相互之间常常斗嘴,人们服理不服力。不像诸暨其他地方的人,民性好强,常聚众械斗。枫桥人非常爱面子,不喜家丑外扬,遇事多选择调解。枫桥人的权利意识非常强,经常把官员问得无话可说,成为最不容易做官的地方[2]。另外,枫桥经济发达,自然地主、富农就多,都关起来也不现实。所以,“枫桥经验”是官员与百姓共同创造的。离开了枫桥这样的人文环境,官员政策水平再高,恐怕也创造不出这样的经验[3]。
  如果说初始版的“枫桥经验”是官员与枫桥人共同创造的,那么,几十年来,各种升级版的“枫桥经验”则主要靠枫桥人的智慧创造。1975年,“枫桥经验”增加了“依靠群众,搞好防范,维护社会治安”的内容。改革开放后,枫桥人总结帮教新经验,预防和减少发案率;发动群众,制定治安公约,做好基层单位的安全防范工作。上世纪90年代,“枫桥经验”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作为重要内容,“立足预防,化解矛盾”。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了一条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新路子。尤其是近年,枫桥人利用互联网平台,实行网格管理,推进网上政务,开展网上民生服务,大大方便了群众,拓展了群众参与渠道,打造了“枫桥经验”升级版,使“枫桥经验”历久弥新。
  我们看到,“枫桥经验”的每次升级,都是对时代呼唤的回应。“枫桥经验”的每一次创造与发展,都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正因为如此,“枫桥经验”这一先进典型才没像它同时代成长起来的别的先进典型一样,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而被人忘却。
  (三)“枫桥经验”的真实性
  作为先进典型,倘若缺乏真实性,这样的典型就是虚假的,是不能持久的;即使有人精心“呵护”,迟早也会垮塌。大寨曾经是农业战线上闻名全国的先进典型,就因为作假,而被戳穿,最终遭到唾弃[4]。而某些树为先进典型的英雄、模范人物,甚至因为英雄事迹的虚假性而沦为罪犯,刘学宝就是典型事例。
  从哲学角度来说,真实性涉及到“有没有”“对不对”“好不好”三方面的问题。“有没有”属存在论问题,“对不对”属认识论问题,“好不好”属价值论问题。
  从新闻学角度来说,真实性具有三个层次,即具体真实、宏观真实、本质真实。{5}所谓具体真实,就是具体事实真实,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经过,等等,都要真实,不能有任何的虚构、想象。所谓宏观真实,就是能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整体情况,防止以偏概全。譬如,假如枫桥镇的某几个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工作做得不错,而别的村做得不够,那就不能够说枫桥镇基层社会综合治理工作做得好。仅几个村工作做得不错,只是符合具体真实,还谈不上宏观真实,不能说整个镇工作做得好。所谓本质真实,是更高层次的真实,是对事实,对时代,对社会总体本质的正确认识,是对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的正确认识。例如,“枫桥经验”经过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最近几年,枫桥人实行网格管理,推进网上政务,开展网上民生服务,社会效果确实好。但这样做,需要雄厚的资金,贫穷地方就做不到。好在浙江全省已经推广这种先进经验,而这种经验在全国许多发达地区都可推广,这说明“枫桥经验”最新升级版的适用面还是很广大的。从本质真实方面来说,“枫桥经验”是没问题的。
  面对“有没有”“对不对”“好不好”三个问题时,枫桥人不难回答。
  多年来,从中央到省市,从官方到民间,对“枫桥经验”进行过全方位的审视、研究。况且,现在是信息社会,资讯非常发达,而枫桥的流动人口又特别多,造假非常不易。“枫桥经验”早已经过了具体真实的检验,在宏观真实、本质真实方面也经得起检验。符合具体真实、宏观真实、本质真实的“枫桥经验”,在“有没有”问题上毋庸质疑。55年来,枫桥人打造了各种升级版的“枫桥经验”,在各个阶段都曾向全国推广,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果,以漂亮的数据,优异的成绩,回答了“对不对”“好不好”的问题。所以,“枫桥经验”的真实性,经得起来自方方面面的检验。
  (四)“枫桥经验”的示范性
  在研究“枫桥经验”时,人们都会注意到毛泽东的有关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效仿”二字,再明白不过地告诉人们“枫桥经验”具有示范性。
  示范,就是做出某种可供大家学习的典范,是最有效传授社会行为的方式。
  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对示范作用理论作过深入的研究。他把人类学习分为两种基本方式,即试误学习(或直接学习)和观察学习(或间接学习)。试误学习是人们对有关刺激进行直接反应而实现的学习。观察学习是人们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及其结果而发生的学习。传统心理学强调试误学习,而班杜拉强调观察学习。“观察学习通常又被称为通过对他人,即榜样的观察而习得。”[5]观察榜样进行学习就是一种示范作用。示范作用(modeling)“是指人类个体接受某一榜样(model)的影响并占有其特征的过程”。{6}86在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体系中,示范作用理论至关重要,构成其支柱性理论基础之一。人类的生存方式在相互之间是可以传递的,这种社会传递过程,就是示范作用过程。所以,榜样是可以通过示范作用而被他人学到的。示范的目的是让大家去效仿或模仿,而模仿是社会进步的关键。
  人的社会行为、价值观念、性格特征等等,都来源于模仿。有些学者认为模仿是人的本能之一,是人的生物特征之一,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模仿是人的一种自然倾向。但也有学者认为模仿行为是习得的。不管如何,模仿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榜样示范教育,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学习方法,古今中外皆重视这一方法。个人、群体、民族、国家各有自己的示范榜样。有的榜样在身边,有的榜样则在遥远的异国;有的榜样是本民族的,有的榜样则是异族的;有的榜样对象是人、群体、民族,有的榜样对象则可能是物、观念、制度、习俗,等等。文化交流、文化传播,就靠模仿,靠榜样示范教育方式进行。“……模仿过程对传播伟大的发现发挥了最重要的影响,这些发现增强了人们控制自然的能力,构成了文明发展中关键的每一步——比如,农业、动物的驯化、拱门和圆顶在建筑中的应用、弓和火药在战争中的使用、轮子在交通工具中的应用、印刷技术、玻璃制造技术、以蒸汽作为其他形式动力的替代品。这些东西中每一个都只是在一两个地方被发现的,最后通过模仿而在全世界扩散开来。”{7}258=259
  中国共产党是善于通过榜样开展教育的。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树立了许多英雄、模范、先进集体。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各个时期,各个领域,都树立了先进典型,使人们学有榜样,做有标尺,赶有目标,有力地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
  “枫桥经验”历经55年风风雨雨,内涵不断变化,而各个时期的中央领导也及时地倡导,向全国推广。1963年,“枫桥经验”刚一产生,毛泽东主席就做出批示,中央下发文件,号召全国各地结合实际进行学习。那时的“枫桥经验”主要内容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推广了“枫桥经验”后,1964年,全国社会治安特别好,建国以来捕人最少。1971年3月,第15次全国公安会议在北京召开,在随后转发的会议纪要中,“枫桥经验”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1975年11月,公安部领导再次要求推广落实“枫桥经验”。1977年,公安部又着手“恢复、巩固、提高、推广”“枫桥经验”,在12月召开的全国公安会议上,落实“枫桥经验”的衡量标准变成了“依靠群众,实现治安好、捕人少、产量高”。1978年,枫桥率先给改造好的“四类分子”摘帽,这成了日后全国给改造好的“四类分子”摘帽的榜样。1990年9月,中央政法委员会向全国推广新的“枫桥经验”,认为发展了的“枫桥经验”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范。2003年11月20日,在纪念毛泽东批示“枫桥经验”4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罗干认为“枫桥经验”为新形势下深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提供了新经验。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枫桥经验”予以肯定,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
  总之,55年来,“枫桥经验”不断得到中央高层的呵护,不遗余力地向全国推广,使其示范效用不断加强。
  在中央高层推广的同时,各地不断派人前往枫桥取经。据诸暨市政法委的同志介绍,他们准备办一个接待机构,专门接待各地前来取经的人士。这一方面说明诸暨市政法委对推广“枫桥经验”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枫桥经验”具有强大的典范引领作用,说明作为先进典型的“枫桥经验”的魅力确实大。
  (五)“枫桥经验”的权威性
  任何社会都离不开权威,没有权威的社会就会成为无政府主义,就会失去秩序,就会成为一盘散沙,许许多多的事情都无法做成。权威的含义广泛,按《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的解释,权威有两个意思,一是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二是在某种范围里最有威望、地位的人或事物。
  “枫桥经验”作为一个榜样,从1963年到现今,虽然内涵发生过多次变化,但它在各个历史阶段,始终是同时期的先进典型,起着引导作用。所以,“枫桥经验”的出名固然与中央尤其是领袖的肯定和推广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它建立的威望令人信服,人们学了它,就会在工作中不犯或少犯错误。在那个年代,在政治运动频繁的时代,这个先进典型,其权威性在大风大浪中自然会形成。崇尚权威是人的天性。社会现象复杂多样,生活节奏又非常快,人们渴望寻求捷径,而捷径就是他人摸索到的生活经验和公式。“……我们只有凭自己的经验把事情按照几个主要特征分门别类,而一旦辨识到某一类事物的启动特征,便可以不假思索地做出与这一类事物相应的反应。{8}10”既然我们在生活中要走捷径,要依靠他人摸索到的生活经验和公式,所以,崇尚权威就不可避免。权威通常都是专家,专家的话往往是对的,这就是人们摸索到的一条捷径。人们顺着这条捷径行走,必然会崇尚权威。年幼时,父母、老师是权威;长大时,雇主、法官、政府成为权威,“因为他们所处的有利位置,他们可以接触更多信息,拥有更多权力,因此按照他们的意志行事大体上是错不了的”。{8}255
  有时,并不需要权威人物的出动,只需带点权威的暗示,就足以让人们服从,这就是权威象征在起作用。最典型的权威象征是头衔、衣着和外部标志。如果说“枫桥经验”是全国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权威人物”,那么,“先进典型”就是“枫桥经验”这个“权威人物”的头衔。“枫桥经验”有了这个头衔,就会增加影响力,因为“有时候头衔反而比这个头衔的主人有更强的影响力”。{8}260当人们知道这个先进典型是毛泽东亲自树立的,是几代中央领导人多次首肯的,“枫桥经验”的权威性就会日益加强,各地在社会治理时自然会把它作为权威,学习并仿效。
  权威离不开合法性。权威是对权力的自愿服从与支持,它与合法性联系在一起。如果说在人类的早期,依靠强制可以维持秩序,那么,现代社会,仅靠强制是无法维持秩序的。所以,必须从依靠强制转向依靠权威,把统治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之上。
  学者薛广洲认为,所谓权威特征的合法性,“是指在特定的权威辐射范围内,权威作为一种影响力的形式,来自于人们自发的授予,即它是从自愿服从、为民认可中得到力量。因而,它的合法性乃是权威关系中服从方对于支配方意志力量的一种认可。”{9}所以,权威的合法性并不排除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但更重要的是价值认同和自愿服从。“枫桥经验”很难说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没有任何法规法条规定各地必须学。当然,在改革开放前,有中央文件,有毛泽东的批示,在政策比法大的年代,像大寨经验一样,各地不学是不行的,但在当今,“枫桥经验”权威的合法性主要体现在价值认同和自愿服从上。各地对“枫桥经验”的学习是自愿的,而且学习也不会像当年学大寨经验那样教条,不走样的学。现在的学习,首先要结合各地实际,不生搬硬套。
  影响力是权威发挥作用的途径。再大的权威,如果没有发挥影响力,权威就体现不出来。权威影响力有其辐射范围,超出辐射范围,权威的影响力就不会发挥作用。权威之所以能发挥影响力,是因为权威的意志施加者和意志的服从者双方要形成共同的意志,接受统一的价值标准,并有共同遵循的行为模式。这是“枫桥经验”发挥权威功能的前提。
  权威有不同的类型。社会学家韦伯认为,统治是建立在传统、感召力和法理三种合法性依据之上。传统型统治是建立在遗传下来的制度和统治权力的神圣基础之上。传统权威分为家长制和世袭制。感召力型统治“建立在非凡的献身于一个人以及由他所默示和创立的制度的神圣性,或者英雄气概,或者楷模样板之上”。法理型统治“建立在相信统治者的章程所规定的制度和指令权利的合法性之上,他们是合法授权进行统治的”。{10}241权威的类型也分为传统权威、感召力权威和法理权威。“枫桥经验”应该属于感召力权威。人们借鉴“枫桥经验”,是因为“枫桥经验”是一种楷模样板,具有极大的魅力,人们受到这种魅力的影响,甘愿效仿。
  (六)“枫桥经验”的规训性
  榜样示范或榜样教育采取的是一种灌输方法。“枫桥经验”作为先进典型,作为全国基层社会的赶学榜样,它几十年来向基层传送了一种基层社会治理的先进理念,而各地在接受这种理念时,往往是被动接受的,是“填鸭式”的接受,也就是灌输。最早推广“枫桥经验”靠的是中央的红头文件,以后,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枫桥经验”也是依靠中央开大会宣传、下达文件“要各地效仿”等方式,让各地学习这种经验。这种灌输方法带有一定程度的强制意味,各地都要认真贯彻执行,不能走样[6]。
  “填鸭式”的灌输方法作为一种教育方法受到普遍的抨击,因为影响学生主体性的发挥。但灌输方法在宣传教育活动中却是马列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灌输的方法就是说服的方法。在马恩著作中“使用了大量关于‘宣传’‘宣传教育’‘政治宣传工作’‘鼓动’‘宣传鼓动工作’‘政治教育’和‘理论教育’等提法,这些都是与政治思想灌输密切相关的基本概念……”{11}当然,对灌输论论述最全面、最深刻的要数列宁。列宁多次强调要把马克思理论通俗化,然后灌输进工人中去。在灌输的必然性、主体、客体、方法等方面,列宁都有系统论述。中国共产党人一向重视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参考文献】

{1}〔美〕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第10版)〔M〕.邱泽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2}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4): 4-18.

{3}王富伟.个案研究的意义和限度——基于知识的增长〔J〕.社会学研究,2012,(5): 161-183+244.

{4}〔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5}冯兴华.新闻真实的三个层次〔J〕.青年记者,2015,(29): 10.

{6}高申春.人性辉煌之路——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M〕.武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7}〔英〕威廉·麦独孤.社会心理学导论〔M〕.俞国良,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8}〔美〕罗伯特·B·西奥迪尼.影响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9}薛广洲.权威特征和功能的哲学论证〔J〕.浙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3): 24-30.

{10}〔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1}范大明,等.试析马克思主义灌输论〔J〕.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3,(10): 44-49.

{12}〔美〕布莱恩·雷诺.福柯十讲〔M〕.韩泰伦,编译.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

{13}〔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14}张之沧.论福柯的“规训与惩罚”〔J〕.江苏社会科学,2004,(4): 25-30.

{15}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

{16}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7/01/c_1119150660.htm..

{1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N〕.人民日报,2017-10-28(2).

{18}董青梅.“枫桥经验”中的多元法治图景〔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 30-40.

{19}郑言,李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2): 5-12+171.

{20}江必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J〕.光明日报,2013-11-15(1).

{21}卢芳霞.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浙江“枫桥经验”十年回顾与展望〔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5,(6): 64-69.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52260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