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法律科学》
刑事合规理念的国内法表达
【副标题】 以“中兴通讯事件”为切入点【作者】 李本灿
【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法学院【分类】 刑法学
【中文关键词】 刑事合规;企业犯罪;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中兴通讯事件
【英文关键词】 criminal compliance; corporate crime; the Crime of Refusing to Fulfill Security Management Obligation; ZTE case
【文章编码】 1674-5205(2018)06-0096-(010)【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6
【页码】 96
【摘要】

中兴通讯事件促使我们反思,如何构建刑事合规制度,推动企业合规的普遍展开。刑事合规的实质是通过刑事法手段促进企业内部治理;从刑事手段和内部治理两个因素理解,刑事合规理念在我国刑法中亦有体现,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就是例证;合规管理的普遍展开需要刑事立法的进一步跟进,业务监督过失罪的设立是一个思路可供参考。刑罚激励机制亦是合规推动的政策工具,然而,基于自由保障的考虑,合规只能成为刑罚的减轻事由,内控机制缺失不能成为刑罚加重根据。

【英文摘要】

ZTE Case provides us a chance to rethink the problem of how to construct the legal system of criminal compliance. The essence of criminal compliance is to promote corporate internal management with criminal law. Understanding the system from criminal measures and internal management, we can also find the compliance concept in our criminal code, namely the crime of refusing to fulfill security management obligation. The wide unfolding of compliance management relies on criminal legislation. To be specific, establishing of the crime of business supervisory negligence is a choice. Penalty incentive is also a policy instrument that can be used to promote corporate compliance. However, compliance should only be a factor that leads to penalty mitigation, but not be a reason that leads to penalty aggrava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2261    
  一、问题的提出
  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7年内禁止美国企业与中兴通讯展开任何业务往来。后历经近两个月的紧张谈判,最终于6月7日,中兴与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BIS)达成和解协议。协议内容为,中兴通讯向美国政府支付10亿美元罚款,另行支付4亿美元的代管资金,如果再次违规,则予以没收;必须在30天之内更换董事会,施行最为严格的合规管理制度。{1}对于该事件,除了要进行技术上的反思之外,更需要就事件本身进行追问,美国政府为什么可以对中兴实施制裁?通过对中兴通讯事件始末的仔细考察不难发现,其之所以被选择作为制裁对象,问题首先出在自身。实际上,在不远的过去,即2017年3月6日,中兴通讯就因违反美国政府出口管制规定,受到刑事追诉,最终与美国司法部签署了修订了的认罪协议,最终同意支付约8.9亿美元的罚金[1]。此后,其仍继续实施相关违规行为,严重背离了认罪协议中的相关义务,因而直接招致了此次制裁。可以说,自身合规意识淡薄,直接招致了此次“灾难”。此次和解协议中,除了巨额罚款外,多数条款主要集中于中兴通讯的合规治理体系的改善,原因也在于此。因此,对于中兴通讯事件,比罚单更沉重的反思应当是,法律如何回应合规管理制度。
  在国家“一带一路”经济带建设的倡议背景下,越来越多企业需要走出去,因而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刑事风险。尤其是,诸如《萨班斯法案》404条款以及英国的《2010贿赂罪法案》具有域外效力,更加显著提高了企业面临的刑事风险。风险的提高使得相应的受制裁可能性增加,因而,降低风险的迫切性也会随之提高。刑事合规正是风险刑法以及全球化的结果。{2}“合规计划以及这些制度框架内其他现代治理工具的优点尤其表现在一个全球的与复杂的风险社会中。……这尤其依赖于对于当事公司的特别知识,这些公司的全球活动能力,以及它们对于防止犯罪之核心控制手段的掌握。这些控制手段既包括公司内部的等级制的指示权,也包括对重要信息系统的拥有。国家制定的规范有时并不符合公司的具体情况,而与这些国家规范相比,公司的自制可以是一个有效得多的方法。”{3}263-264因为刑事合规具有公私共治的双重优点,因而形成了合规立法的世界潮流。对于公司而言,因其活动自身承担巨大风险,因而,对风险保持理性的敏感度会导向一种对风险予以界分的政策,在此意义上,合规对于公司而言有其意义,也是必须的。{4}KPMG公司的调查结果也表明:84%的公司致力于合规管理[2]。经过对我国企业犯罪治理政策及其效果的反思,笔者也曾建议借鉴刑事合规理念,重构企业犯罪治理的刑事政策。{5}实现企业犯罪治理模式由单一模式向合作治理模式的转型。{6}值得欣喜的是,《刑法修正案(九)》第28条新增了“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该条的设立将会“倒逼”企业积极履行安全管理义务,亦即,通过刑法手段推动企业内控的实践已经在我国相关立法中得到体现。尽管如此,这只是个别立法现象,其适用范围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而,未来的刑事立法如何全面贯彻刑事合规理念,亦即,刑事合规理念的未来愿景如何,值得借助中兴通讯事件,展开深入讨论。
  二、刑事合规的实质解读
  (一)合规的“英国模式”
  1.英国的合规立法
  传统上,英国对企业犯罪的处罚采取的是等同责任原则,亦即,将企业高层的行为等同于企业的行为进行刑事苛责,但是这样的责任形式本身比较狭窄。于是,2007年的《企业过失杀人与企业杀人法》规定了新的责任形式,对于企业提出了管理体制上的要求。该法规定:如果因其组织和管理活动严重背离其应当承担的义务而导致人员死亡,那么该部分所规定的组织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在判断是否存在重大义务违反时,应考虑组织是否遵守相关健康和安全法规,同时应当考虑是否存在容易导致犯罪行为的态度、政策以及惯例[3]。这种组织责任形式被广泛认为极大地促进了企业自我管理的提升,其实这也就是实质意义上的企业合规计划。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2010年的《反贿赂法案》。该法第7条“商业组织预防腐败失败的法律效果”部分第(2)部分规定,如果该商业组织拥有旨在预防组织成员实施犯罪行为的足够的措施,则构成合法辩护;第9条规定,国务大臣应当制定关于预防组织成员犯罪的适当程序和措施的指南并进行适时修订[4]。2011年英国司法部发布了细化第9条的具体指导意见,设定了组织建立合规计划的6条原则,亦即,适当程序;高层践行;风险评估;尽职审查;沟通;监控和检查[5]。
  2.意大利的合规立法
  传统意大利法不承认企业犯罪,犯罪是个人行为,刑罚的目的在于改造个体,这一点在意大利宪法中有明确说明[6]。然而,企业犯罪愈发严重的社会现实同样发生在意大利,2003年乳制品巨头“帕玛拉特”因长期的财务欺诈等原因而申请破产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而且,意大利还承担着国际公约中要求惩治法人商业贿赂等行为的国际义务,这一点在OECD通过的《禁止在国际商业交易活动中贿赂外国公职人员的公约》中就有要求。此外还有《保护欧洲共同体金融利益公约》《反贿赂欧洲共同体官员或欧盟成员国官员公约》中规定的相关义务。为此,意大利立法机关于2001年6月8日颁行了第231号法令,该法令的颁布解决了上述问题,但同时要避免与宪法的冲突。法令本身强调了组织体本身的罪责,即企业组织责任。如果组织的高级职员或者其下属职员从事犯罪活动,则企业要为此负责,但是企业可以通过证明其已经采取了适当的措施去预防和监督犯罪而免除责任。{7}这就是范红旗教授笔下的“结构性疏忽”。为了避免这种结构疏忽责任,“公司应当建立关系到犯罪行为实施风险的指导方针和管理体制,并且管理体制还应当具体并且适应具体的风险,公司仅仅建立起笼统的管理体制是远远不够的。首先公司应当识别有发生犯罪行为风险的活动领域,风险的性质在公司不同的经营领域可能也会不同,对此公司应当指明;其次公司应当制定指导原则,以便管理人员作出公司决策时可以遵守,包括旨在降低刑事犯罪活动风险的对于财务支出的指导原则;最后公司有责任保证管理机构全面了解公司的活动和管理。”{8}298
  第231号法令也具体规定了一个合格的内部管理体制所应具备的五个要素[7]。需要指出的是,在该法令刚刚颁行之时,法人犯罪的范围仅仅限定在诸如腐败、诈骗以及诈骗国家财产等犯罪,以使该法令与传统法不至于过分偏离,但是这种情况自2002年3月有所改变,法人犯罪范围有所扩张,从针对国家财产的犯罪扩大到了类似的针对私人的犯罪。{9}110
  3.日本的合规立法
  周振杰指出,“在美国的影响下,日本政府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推动企业制定、实施适法计划[8]。1987年,日本的旧通商产业省对出口关联企业提出了实施适法计划的要求,为进一步推动企业适法计划的应用,1987年11月,通商产业省在《出口贸易管理令实施规则》中要求,在申请出口许可之际必需附适法计划。1988年2月,为提高出口申请审查手续的效率,出台了事前提出适法计划,接受审查,之后再进行出口许可申请的制度,也即,企业的适法计划实质上成为了获得出口许可的必要条件。20世纪90年代,随着《反垄断法》执行的加强,反垄断领域企业适法计划的重要性显著提高。为此,日本于1991年先后颁布了《反垄断法适法计划辅导》与《反垄断法适法计划手册》,对必要的基本事项作了简洁的规定。以上述两项文件以及其后颁布的立法为基础,日本经济的各界逐渐制定了统一的指导守则,要求企业制定、实施适法计划。”{10}由此可推知,此处的合规主要是对于企业建立内控措施的一种法律指导意见,即通过法律的形式督促企业建立合规制度,但是究竟是否是本文理解的刑事合规,还值得讨论。刑事合规的内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从企业视角看,其目标不仅在于预防犯罪,而且意在发挥刑罚的抑制作用;从国家视角看,合规意味着司法效率的提高。{2}亦即,刑事合规不同于合规管理,从渊源看,合规管理要远早于刑事合规,两者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是否蕴含刑事政策意义。{6}尽管如此,本文仍然认为日本存在刑事合规的实践。具体来说,主要是通过管理监督过失理论的引入而完成的。经过对系列火灾事故判例的总结之后,我国学者指出:“不问起火的原因为何,追究防火管理责任主体独立的管理监督过失责任,以事前的安全体制确立义务违反为过失实行行为的内容;火灾事故案存在起火原因的不可预测这一特殊因素,宾馆、商场的经营者即使再集中精神也不可能对他人自我答责的放火、失火行为存在具体的预见。而如果采取不作为犯构造,以安全体制确立义务违反作为过失的实行行为,就可以不必再执着于‘起火’这一恼人的中间因素。只要存在怠于确立安全体制的不作为,因此导致了结果发生,行为人对安全体制不完备的情况下如果发生火灾就会致人死伤存在认识,就可以实现处罚。”{11}121、142甲斐克则教授也认为:守法计划的真正落实一定会影响到法人刑事责任的议论,尤其是在过失犯罪的注意义务标准及两罚规定中的选任、监督义务的讨论。{12}355-357这也就意味着,监督管理过失理论的普遍适用,客观上倒逼企业积极履行监督管理义务,确立安全管理体制,否则就该当了过失犯罪的实行行为。这就是具有日本特色的刑事合规。
  (二)合规的“美国模式”
  1.美国的合规立法
  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合规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公共安全机构出现之时,但是,制度化的刑事合规制度却被认为首次出现在《美国联邦量刑指南》第八章中的“组织量刑规则”。该章导言部分开篇就指出:“本章旨在维持预防、发现和举报犯罪的内在机制,使对组织及其代理人的制裁总体上能够提供公正的惩罚、足够的威慑和对组织的激励。”[9]至于如何激励企业维持内部控制系统,该章进一步指出:如果企业建立了有效的合规系统,那么,可以减轻其刑罚。依照规定的量刑标准,该减轻幅度最高可达95%;如果企业怠于合规,最高可处4倍罚金[10]。《指南》中的合规计划制度,在《萨班斯法案》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具体来说,主要是被称为“最昂贵条款”的404条款:“为了达到404条款的要求,上市公司要保证对交易进行财务记录的每一个环节都有相应的内部控制制度,例如对交易的条件、合同成交的记录、付款和交货的时间、业务的具体负责人员等作出详细的记录和制定相应的控制措施,此外,还需要及时总结出内部控制中存在的缺陷并提出具体的补救措施。”{13}为了有效推动内控,该法案不惜显著提高相关领导人员的刑事责任以及企业的罚金。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强化个人责任,推动内部控制的方式,在2015年经耶茨签署的《公司违法行为个人责任指令》(又称“耶茨备忘录”)中得到进一步加强。“耶茨备忘录强调执法过程中个人配合,也要求涉案个人承担相应责任,这一指令表现出美国司法部欲将企业高层绳之以法的倾向;如果企业内部人员实施了违法行为,法律顾问首先要迅速采取调查措施并予以制裁,再根据不同国家的法律规定,将调查信息披露给相应的执法部门,为企业争取获得宽大处理的可能性。”{14}由以上论述可见,美国主要依靠刑罚激励推动企业内部控制,而且,这种激励机制得到了不断强化。
  2.德国的合规立法
  受传统罗马法的影响,德国传统刑法并不承认法人责任,刑法是以具有道德可谴责性的个体为制裁对象的实体法。虽然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德国曾经承认对于组织可以施加刑事惩罚,例如对于税务犯罪,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刑法取消了这样的条款。{15}175虽然如此,这并不意味着企业不能成为处罚对象。具体来说,主要是通过行政罚款的方式进行的。起初,只有部分条款零星规定了企业责任,但是,1968年的《秩序违反法》第30条被引入了。该条是企业责任的一般条款,根据其规定,只要高层管理人员实施了刑事犯罪或者行政犯罪,就可以对企业施加罚款。{15}176尽管在法律性质上存在罚金和行政罚款的区分,但是,罚款与罚金刑一样,可以对公司产生效果,即受罚的“痛苦”感受。因此,作为量刑政策[11]的合规计划在德国也具有了存在的基础,实际上合规计划在德国也具有了巨大的市场。对于德国的相关立法,Sieber教授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他指出:“在德国,旨在预防犯罪的合规计划主要是设立在金融机构里,《反洗钱法》第14条第2款第2项要求金融机构建立旨在防止洗钱行为的‘适当的保护和控制机制’。这种机制提出的要求包括:员工要可靠(第14条第2款第3项);他们要定期接受关于洗钱方法的培训(第14条第2款第4项);确立一个与刑事追诉机关进行联络的主管人员(第14条第2款第1项)。《银行法》第25a条也规定了全面的组织义务,据此金融机构应当指定一个‘适当的专门机构’,由其负责法律制定的执行。比如,这样的专门机构可以是‘负责反洗钱与反欺诈行为的适当的业务与客户安全机构’(第25a条第1款第3项),也可以是‘对业务活动进行全面记录的机构’(第25a条第1款第2项),以及是设立了‘内部控制程序’的‘适当而有效的风险管理机构’(第25a条第1款第3句)。《证券交易法》第33条还规定了广泛的组织义务,该法的规定在过去几年中变得越来越细,越来越全面,而且被联邦财政部的一个规章予以细化。根据第33条第1款第1项,证券服务公司为了履行法定义务,还应‘制定适当的原则,预留资金,设立程序’,特别是要设立一个长期性与有效性的合规职能,从而能够独立地履行职责。”{3}244-245不同于美国的是,德国刑事实体法对于合规计划的刑罚激励效果并未明确规定,或者难以立即予以明确。尽管如此,如果员工已经采取了合规措施,还仍然犯罪或者违反秩序行为,那么根据《刑事诉讼法典》第153条之思想,从正当化、不法、非难可能性以及进行追究的公共利益的角度,公司制裁就可以被免除了。从实践看,合规计划在制裁裁量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亦即,任何有效的合规计划将被作为一个减轻情节在制裁裁量中进行考虑,而合规不仅仅是事前的,事后针对相关犯罪建立合规计划,预防类似犯罪行为的再次发生也会导致制裁量的减轻,西门子公司事后的合规措施就被积极地考虑进罚款的裁量上了。{15}193-194在Ferrostaal案的审理中,位于慕尼黑的拜仁第一州法院对企业处罚的罚款金额为公司对内容管理系统(CMS,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投入金额的一半(即:3000万欧元),亦即,因为企业合规管理系统的存在,其罚款金额被显著减轻了。{16}9由此可见,德国的刑事合规与美国的合规立法在精神上具有融通之处。
  (三)两种模式的内在同一性
  从立法表象上看,合规的“英国模式”和“美国模式”有所不同。前者以英国立法最为典型:通过独立构罪的方式,亦即,通过独立罪名“商业组织预防贿赂失职罪”的设立,推动组织体进行腐败犯罪的自我管理;后者以美国最为典型:通过量刑的激励,推动企业内控。然而,两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亦即,都是以刑法手段为媒介,促进组织体自觉进行合规管理。尽管出于类型化、明晰化的需要,文章对于合规类型进行了区分,但是,两者并无不可逾越的界限。例如,《美国联邦量刑指南》最初的旨意是,通过量刑的激励推动企业内控,但是随着《联邦检察官规则》的出台,合规越来越多的成为罪与非罪的判断依据。上文提到的德国案例中,主要是通过制裁激励促进企业内控的,但是,独立构罪或者通过入罪的方式促进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自我管理的方式,在德国法中也有迹可循,例如,德国《刑法》第357条规定了“引诱下属犯罪”,该条就通过独立构罪的方式,督促对于公务员具有监督、控制关系的人员进行自我管理。“企业领导层应为危险保证人,这一点并不会被通过特定法律规定所形成的观念,如《德国违反秩序法》第130条中损害监督义务行为的构成要件或者职务犯罪(《德国刑法典》第357条中容忍行为的构成要件)所否定,而是会被证实。”{17}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也认可了该院第五刑事审判庭的一份判决意见,并且从被告人“作为法律部和内部审计领导”的地位中推导出了该合规官的保证人义务[12]。所有这些均表明,通过独立构罪的模式推动组织体合规在德国法中已经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Sieber教授所坚持的观点“从德国现行法来看,这样的激励效果目前还几乎没有发生,因为这里的合规计划对于量刑或免于起诉产生的相应效果尚未明确规定,或者难以立即予以明确,这也是德国法不同于美国法和意大利法的地方”{3}261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
  归结上文所述,一个简短的观点是:刑事合规的两个核心要素是内部控制机制和刑事法手段;其目的是a)降低组织风险,或者是b)对刑事处罚产生积极影响,并最终借此以提高企业的价值。{2}如果站在这个角度理解刑事合规,那么就可以对其范畴加以拓展,亦即,只要涉及到上述两个核心要素,借助刑事法手段,构罪或者是量刑,以推动组织体自我管理的相关立法和实践,都属于刑事合规范畴。无论是日本以“业务过失致人死亡罪”推动内部管理机制建立的实践,还是我国刚刚增加的“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都具备了刑事合规理念的影子。打遮阳伞就显得很娘
  三、刑事合规理念的国内法表达
  (一)《刑法修正案(九)》第28条的解读
  1.前置性法规的内控要求
  某种意义上说,计算机网络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网络信息安全已经成为必须要关注的国家问题。然而,网络信息的碎片化、媒介分散化决定着,政府层面的监管难以有效实现,而服务商本身已然成为网络空间的重要治理力量。{18}事实上,鉴于网络服务商在网络犯罪控制上的独特优势,诸多法律、行政法规等已经确立了其安全保障义务,也就是说,网络安全领域的合规管理在诸多前置性法规之中已经得到确认,例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第4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信息安全,防止在业务活动中收集的公民个人电子信息泄露、损毁、丢失。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信息泄露、毁损、丢失的情况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
  《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第5条规定:“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供者应当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建立健全各项制度,配备与服务规模相适应的专业人员,保护用户信息及公民个人隐私,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及时处理公众举报的违法和不良信息。”
  《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10条规定:“互联单位、接入单位及使用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负责本网络的安全保护管理工作,建立健全安全保护管理制度,落实安全保护技术措施,保障本网络的运行安全和信息安全,负责对本网络用户的安全教育和培训。”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新实施的《网络安全法》第21条也明确规定了服务商的合规管理义务:网络运营者应当按照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要求,制定内部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确定网络安全负责人,落实网络安全保护责任。
  2.《刑法修正案(九)》第28条对网络服务商内控义务的进一步确认
  在Thomas Rotsch、Ulrich Sieber教授关于刑事合规的权威著述中,多处提及刑事合规是风险社会以及风险刑法产物的观点。尽管在学理上存在对于风险社会概念的质疑,但是,风险的增多以及不确定性的增强是不争的事实;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为了实现风险的控制,刑法自身也在发生着体系性改变。具体来说,刑法体系从惩罚倾向的体系向预防导向的体系发生转变。通过对国内外最新的立法进行总结,不难发现,预防导向的刑法体系主要通过如下两种方式控制风险:第一,控制基点的前置化。例如,对于预备犯的正犯化、持有型犯罪的增设等。第二,控制基点的多元化。传统上认为,犯罪控制是国家的任务;犯罪控制主要依赖于国家刑事手段,亦即,单一的大棒政策。然而,单一控制手段具有难以克服的缺点,例如,国家距离犯罪较远,难以贴身盯防,及时控制犯罪;犯罪的专业化需要专业化的手段,这一点在企业犯罪中尤其明显,这是有限的国家司法资源难以完全实现的。基于此,风险控制基点逐步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具体来说,国家通过“义务下沉”的方式,分派责任于“组织体”,例如对于企业犯罪控制义务的强调;对于党政机构犯罪控制义务的施加等。
  对于党政机构犯罪控制义务的施加,主要表现在主体责任制的践行:主体责任人不仅仅被赋予了腐败犯罪控制的纪律性义务,刑事法义务也逐步得到认可,例如,***玩忽职守案等典型案例均表明,“一把手”负有腐败犯罪的监督管理义务,而这一点完全可以通过对第397条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罪的教义解释得到确证。当然,通过对主体责任人施加刑事法义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参考文献】

{1}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Secretary Ross Announces $1.4 Billion ZTE Settlement; ZTE Board Management Changes and Strictest BIS Compliance Requirements Ever〔EB/OL〕.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 - releases/2018/06/secretary - ross - announces -14- billion - zte - settlement - zte - board - management, 2018-06-14.

{2}Thomas Rotsch. Compliance und Strafrecht—Frangen, Bedeutung, Perspektiben〔J〕. ZStW 2013: 485-497.

{3}〔德〕乌尔里希·齐白.全球风险社会与信息社会中的刑法:二十一世纪刑法模式的转换〔M〕.周遵友,江溯,等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

{4}Dennis Bock.in: Kuhlen/Kudlich/Ortiz de Urbina(Hrsg.),Compliance und Strafrecht〔M〕.2013.

{5}李本灿.企业犯罪预防中合规计划制度的借鉴〔J〕.中国法学,2015,(5): 177-205.

夫妻本是同林鸟

{6}李本灿.企业犯罪惩治中国家规制向国家与企业共治转型之提倡〔J〕.政治与法律,2016,(2): 51-65.

{7}Francesca Chiara Bevilacqua. Corporate Compliance Programs Under Italian Law〔EB/OL〕.http://www.hcca - info.org/Portals/0/PDFs/Resources/library/ItalyCorporateCompliance.pdf, 2016-07-24.

{8}范红旗.意大利法人犯罪制度及评析〔M〕//赵秉志.刑法论丛(第15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9}James Gobert, Maurice Punch. Rethinking Corporate Crim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10.

{10}周振杰.企业适法计划与企业犯罪预防〔J〕.法治研究,2012,(4): 27-36.

{11}曹菲.管理监督过失研究——多角度的审视与重构〔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12}〔日〕甲斐克则.守法计划和企业的刑事责任〔M〕//陈泽宪.刑事法前沿(第3卷).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

{13}施君.解读美国《萨班斯法案》404条款及其立法启示〔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3): 87-91.

{14}陈可倩,龚自力.白领犯罪前沿问题——白领犯罪国际研讨会会议综述〔J〕.交大法学,2016,(2): 5-17.

{15}Antonio Fiorella, Alfonso Maria Stile. Corporate Criminal Liability and Compliance Programs〔M〕. Jovene editore Napoli, 2012.

{16}Thomas Rotsch (Hrsg.). Criminal Compliance vor den Aufgaben der Zukunft〔M〕.2013.

{17}Ransiek. Zur strafrechtliche Verantwortung des Compliance Officers〔J〕. AG, 2010: 147.

{18}李源粒.网络安全与平台服务商的刑事责任〔J〕.法学论坛,2014,(6): 25-32.

{19}周振杰.企业刑事责任二元模式研究〔J〕.环球法律评论,2015,(6): 148-158.

{20}李本灿.合规计划的效度之维——逻辑与实证的双重展开〔J〕.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4,(2): 227-239.

{21}侯国云.交通肇事罪司法解释缺陷分析〔J〕.法学,2002,(7): 38-44.

{22}高秦伟.社会自我规制与行政法的任务〔J〕.中国法学,2015,(5): 73-98.

{23}冯殿美,曹廷生.论监督过失罪在我国的设立〔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 93-98.

{24}Wolfgang Frisch.in: Mark A. Z?ller, Hans Hilger, Wilfried Küper, Claus Roxin (Hrsg.),Gesamte Strafrechtswissenschaft in internationaler Dimension - Festschrift für Jürgen Wolter zum 70. Geburtstag am 7. Sep.2013〔M〕. Belin: Duncker & Humblot, 2013: 365ff.

{25}William S. Laufer. Corporate Liability, Risk Shifting and the Paradox of Compliance〔J〕. Vanderbilt Law Review, 1999(52): 1343.

{26}William S. Laufer, Alan Strudler. Corporate crime and making amends〔J〕. American Criminal law review, 2007(44): 1307.

{27}刘惠明,祁靖.内部控制义务——董事勤勉义务的具体化与内在化〔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 74-76.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52261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