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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科学》
民法典物权编“绿色化”构想
【作者】 巩固【作者单位】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
【分类】 民法典【中文关键词】 民法典;物权;绿色化;环境保护
【英文关键词】 civil code; property right; greenness; environment protection
【文章编码】 1674-5205(2018)06-0116-(01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6
【页码】 116
【摘要】

通过法律条文的修改、增删来提升环保功能的“绿色化”是民法典物权编的时代使命,是《民法总则》所规定“绿色原则”的内在要求,与其私法属性并不违背,应从内、外两个层次进行。在内部规则方面,应实现物权法基本规定的绿色化、所有权制度的绿色化和用益物权制度的绿色化。在外部规则方面,应增加有关动物保护的特殊条款,分别规定公共所有权与个体所有权,创建资源利用权,明确生态环境的公共财产地位及其适用规则。

【英文摘要】

Greenness, which functions by pass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amend, add or delete to enhanc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the contemporary mission of the civil code of property as well as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s of green principle established by Civil Code, and does not violate its private law attribute. It should be implemented through internal and external levels. In terms of internal rules, the greening of the basic provisions of the Property Law, the greening of the ownership system and the greening of the usufruct system should be realized. In terms of external rules, special provisions on animal protection should be added, public ownership and individual ownership should be stipulated ,the "resource utilization right"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d the status of " public property"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its applicable rules should be clarified.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2264    
  在“美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目标,{1}19而“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时代背景下,{1}50“绿色”注定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基石的民法典所绕不开的底色,“绿色化”注定是“铸造中国社会的‘基本法’”{2}的民法典编纂无法回避的历史担当。民法典编纂应当高度重视、积极回应环境问题,充分挖掘和发挥其环保潜能,更好地服务生态文明建设这一全社会为之共同奋斗的伟大事业。对此,《民法总则》9条有关“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绿色原则”迈出了历史性一步,后续分则各编应通过具体立法提供更为细致、精密的制度保障,这也是“绿色原则”作为民法基本原则的内在要求。不过,就当前分则各编立法进展来看,此问题似乎未受到充分关注,相关制度设计离民法典环保功能的充分施展尚有不小差距。民法典分则的编纂,急需掀起一场绿色革命。对此,在课题组提出的整体论纲基础上,{3}本文在此就物权编的绿色化问题作集中探讨,以为立法者提供参考。
  一、物权法绿色化:缘何重要及如何可能?
  (一)物权法绿色化的必要性
  本文所谓法的“绿色化”,直观而言,指通过法律条文的修改、增删来提升其环保功能[1]。从文明发展的历史角度来看,绿色化是人类社会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演进中一切法的发展方向和当然之举。对于物权法而言,绿色化更有其必要:从现实角度来看,绿色化是物权法的地位和作用使然。作为一种法律关系客体,生态环境在民法秩序中主要以“物”或“财产”身份出现,最直接、最主要地受到物权法的规范。可以说,物权法是法律领域最直接联结人与自然的桥梁,是调整人类环境行为的基础,当然应对这些行为的后果——环境问题——负责。而发端于工业文明之始,成长于工业文明之中的现代物权法生来即具“环境不友好”的基因:只调整有经济价值、可特定化、能分割和交换的物质而忽视其他物质,主要关注物质的经济价值而忽略其生态价值,只关注权利人意志和利益而忽略同样受到实际影响的“他人”的意志和利益,主要保障交易安全而忽略生态安全。由此导致的结果是,长此以往对人类和其他物种的生存繁衍至关重要的诸多生态环境要素被排除在法律的世界之外,成为人人可自由利用而无须负责的“公地”;而那些“有幸”被纳入法律调整范围的环境资源,也被假定为可任由个体支配、以增值为根本目的、受损可通过赔偿获得“填补”的“资产”,其经济之外的角色、功能和价值却几乎被过滤一空,无法获得规则保障。从环境角度看,正是这种生态地位不被认可、生态功能不受重视、生态约束缺乏保障的制度安排,使得作为人类生存根基的生态环境在传统法律秩序中成为最没有价值、最缺乏保护的“无主物”,使得危害所有人及其后代的环境危机成为不受法律调整的“外部”问题,最终导致现代人在私权保障、自由放任的顶峰却走向集体危机的历史悖论。如果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公地悲剧”是对人类环境危机的经典隐喻的话,{4}那么传统物权法在其中的角色和作用——仅调整并仍“捍卫”各人对所牧之羊的“权利”尤其值得深思。如果这一状况不加改变,如果物权法不能对生态环境及其重要要素作出恰当界定,从而为其以恰当身份进入法律视野奠定良好基础;如果物权法不能为物权行使施加必要限制,从根本上消弭环保义务与权利自由之紧张,协调好公法的外在限制与私法的内在约束,那各类着眼公益但却形诸个体的环保制度将如无本之木、举步维艰,生态文明建设也将遥遥无期。
  从规范角度来看,物权法的绿色化是贯彻落实“绿色原则”的客观要求。分则立法须依循总则,受其指引与约束,这是法典的体系化功能的基本要求,也是科学构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应有之义。在《民法总则》已确立“绿色原则”为民法基本原则的情况下,民法典分则各编不仅有理由而且有义务通过规则完善来贯彻绿色理念,提升环保功能。
  (二)物权法绿色化的可行性
  环保的重要性无人否认,但这一功能是否可以且应当由民法——尤其被视为社会基本规则供应者的民法典来承担,则不乏争议。总体来看,疑虑者众。多年前就有学者提出的“绿色民法典”设想最终湮没在一片喧嚣声中,{5}1-10而此次民法典立法进程启动以来,环保议题也很少受到立法者和学者们的关注和探讨,甚至“绿色原则”的问世也未掀起多大波澜。究其原因,还是学界囿于对民法典的传统认识而对环保这类传统民法甚少涉及的新问题加以惯性排斥,未予认真对待所致。
  以一种在学界颇有影响的“技术中立”(或称“体制中立”)思路看来,民法典作为“市民社会基本法”,应以规范科学为要旨,秉持价值中立,强调形式平等,为社会提供最抽象、最一般、面向最大限度自由的基本规则;诸如环保之类具有特定价值取向、主要为限制性规定、需要特殊规则的问题应由特别法调整,形成“民法典+特别法”的“堆叠”,通过逻辑一致、体系严整、公私分明、错落有致的法律体系而非民法典本身去应对复杂的社会生活。{6}笔者大体赞同这种观点,并认为其应当是我国民法典立法乃至整个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所应秉持的基本思路,但认为这种思路与民法典的绿色化并不矛盾。如果把这一理论的基本原理与当代社会的现实背景结合进行设身处地的思考,并正确理解民法绿色化的确切涵义,二者之间表面上的冲突就会迎刃而解。另外,这一理论本身也有待修正而不可作绝对化理解。而如果站在作为政治实践的现实立法角度,更要有与时俱进、灵活务实的思考。
  首先,必须要澄清的是,民法典的绿色化并不是要民法解决所有环境问题,也不是用民法规则直接解决公共环境问题。的确民法是私法,主要维护私权私益;而生态环境是公共物品,环境保护是公共利益,主要靠公法性质的环境法。这是环境法治的基本原理,也是现代法律部门的基本分工。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法可以对已构成当代社会主要危机和基本背景的环境问题无所作为,视而不见。在坚持私法定位,维持“一般法+特别法”的体系分工前提下,民法仍有极大可调适空间来增进环保功能。对此,细节方面尽可探讨,但必要性应毋庸置疑。除非认为现行法在此方面已足够好,无丝毫进步空间与完善必要。
  其次,民法典对体系化的追求不应绝对。体系化是任何立法的追求,民法典更应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体系化是民法典的唯一功能,更不能把是否符合体系化作为民法典取舍规范的根本标准,否则,过犹不及,本末倒置。须知,任何立法都是最终服务于实践的,社会实效才是衡量法律优劣的根本标准。体系化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提升实效,但并不尽然。在二者不尽一致甚至有所冲突的时候,选择何者,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种政治选择。此时,立法者需要着眼于实效的实践性思考,而非仅仅基于体系的逻辑推演。实际上,正如有学者对立法史的梳理所揭示的,民法典编纂向来存在强调法典的直接实践功能、具有操作手册色彩的“汇编法”和强调体系化功能、具有教科书特征的“法典法”之分野,二者各有千秋,并不存在绝对优劣,且前者长期占据实践主流。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后者在近代的兴起有其特定时代背景,而晚近诸多国家的“解法典化”和“再法典化”现象更清楚表明那种奉形式理性为圭臬的“教科书化”的法典观念早已为实践所修正。{7}尽管西方国家与我国法治实践时空不一,不可简单比附,但至少把“技术中立”作为不可触碰的红线,把“纯粹民法”作为唯一理想模板,把对形式理性、体系科学的恪守置于对现实问题的关切之上,为追求体系严整而当然拒斥那些社会需求强烈、实践效益显著的规则,不是科学的立法态度。就此而言,任何未经细致探讨而径以非体系所宜为由对环保议题的拒斥,难言合理。
  再次,民法典须随其所要反映和维护的社会基本秩序共同进步。“民法典不是超越时间、空间的纯粹理性作品,而是与特定时空血肉相连的时代产物,反映着法典制定之时的特定时代背景和时代需求。”{8}诚如“技术中立”论所言,民法典的主要功能在于为社会生活提供具有普遍性的一般规则,奠定市民社会的基本秩序。但社会基本规则的具体内容并非一成不变。很难想象,在一个人口爆炸性增长[2],人类足迹踏遍天涯海角,各种环境要素都受到相当程度的利用,甚至全球气温、天气变化等都受人类活动直接影响的现代社会,基本行为规则还必须停留在风车水磨时代的“经典”模版。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至少从逻辑上说,民法典的技术中立是指规则的普遍性,故它不必然排除对特定弱者的保护,也未必一定以某种原则为依据,但凡社会共同的、达成底限共识的规则,都可能成为中立规则。”“在社会变迁改变了人们的共识,进而改变了规则时,若新规则已经固定、明确,不再是实现特定政治目的、获得合法性的临时工具,就成为新民事自然法,民法典完全可以将其纳入。”{9}在关心环境、爱护地球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公民常识和基本素养的21世纪,在全社会共同致力于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社会背景下,{1}23-24环保早已不限于特殊群体的特别义务,而成为人人必守的基本规则;不再是某些特别法的“专利”,而是一切法的共同使命。民法典应顺应时势,有所作为。更何况,从环境角度看,扎根黑色工业文明的传统民法不仅从来不是价值中立、无色透明,而正是问题之源、始作俑者,{3}在社会整体向生态文明迈进的绿色大潮中又岂能岿然不动,固守黑灰底色?反过来说,生态文明作为一种面向未来的先进文明,要求全方位的社会变革,{10}需要整个法秩序的“生态化”,没有作为社会生活基本法的民法典的变革,又如何可能?
  最后,但或许最重要的是,制定中的民法典并非“技术中立”论者所期待的“纯粹民法”。根据早已付诸实践的实施方案,民法典主要通过对既有民法文件的整理、汇编而成,注定不会脱离现行法太远。而现有民法文件并非纯粹私法,而是包含许多涉及人民与国家关系或具有强行性的公法规范,实际是一种“综合法”,《物权法》尤其如此。对于此种与学理或许不尽相符的状况,学理上尽可以讨论。但这一事实至少提醒立法者在环保问题上大可以甩开那其实并不存在的思想包袱,以更加开放、务实的态度处之。
  如果以上论述可以说明民法典的绿色化现实可行,那作为民法典之有机部分的物权编的绿色化当然更没问题。而就物权法在整个民法体系中的基础地位来看,其绿色化更是首当而为、势在必行。
  (三)物权法绿色化的范围与边界
  正如前文所言,民法的环保功能重要但有限,民法绿色化只能是在不损及民法自身属性和部门分工的前提下在其力所能及范围内的环保功能提升,故明确范围与边界是绿色化正确实施的基础。作为一种私法,民法以私权保障为手段,以私益维护为目标。前者决定了民法只能通过对民事权益的保护间接、附带地实现环保功能,后者意味着民法只能维护那些可通过民事权益的强化或扩展来实现的环境利益,其实质是对以环境为媒介的民事权益——“环境民事权益”——的确认和保障,主要通过对传统民法规则进行扩展、充实和细化,使其包含环境内容来实现。这也意味着,那些难以个体化、具有共同或整体指向、只能通过公共机制实现的“纯粹环境公益”,属于公法的调整范畴,构成民法绿色化的禁区和边界。
  不过,要注意的是,民法的私法性并不意味着民法典中只能规定私法规范。“民法规范”并不完全等同于“民法文件(典)中的规范”。在各国民法典中,都有一些与私权私益并不直接相关,严格说来并非私法规范的条款。{9}{11}具体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本质上属于公法规范,但因各种现实原因(如追求制度完整或适用方便)规定在民法文件之中的条款;一类是沟通民法与公法性质的特别法,对兼具公私属性、需公法私法共同调整的特殊事物作原则性规定,明确其法律适用关系的规范。前者主要基于便利“找法”的功利性考虑,以及借民法典之权威推进某领域治理的政策性考量,可在很大程度限缩,让民法变得更纯净。后者则难以避免且有增加趋势,其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民法帝国主义”的现实,即一些本质上具有公共属性、应由公法调整的事物在法律语境中或被习惯性地归于民法范畴,或以民法概念表达,其制度运行往往也须“借用”部分民法规则或原理,故需在民法典中作概括规定,明确法律属性,指引适用规则,为特别法的特殊调整扫除法理障碍,奠定合法基础,形成制度“接口”。现代社会,需公私法共同调整的事物日益增多,此类条款的数量也不断增加,可谓“后现代”民法典的一大特色,也使得民法典(而非民法规范)的功能从纯粹“私域”扩展到公私之间。
  基于以上划分,我们认为,物权法的绿色化也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内部规则的绿色化,通过对个人环境权益的保障或环保义务的增加提升其间接环保功能,此主要通过对传统民法规范的“绿色改造”来实现,属于民法环保功能的“内部提升”。二是外部规则的绿色化,对那些非属于私法事物但有必要在民法典中规定的环境公共事物作出恰当界定,理顺适用关系,为更好地发挥特别法的直接环保功能提供便利,此主要通过对生态环境及其重要要素的转致性规定来实现,属于民法环保功能的“外扩”。下文即分别从这两个层次,以民法典物权编立法为视角,进行具体讨论。基于民法典分则立法的实践方案,相关评析和建议主要围绕现行《物权法》的修改增删为基础展开。
  二、物权法内部规则的绿色化
  (一)物权法基本规定的绿色化
  1.在物权法目的条款中增加环保内容
  “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中国《物权法》的最大缺憾是在其开篇的‘基本原则’部分,缺乏任何与环境有关的一般条款,允许法官在未来的法律适用中,基于保护环境的需要而对有关条文进行灵活和与时俱进式的解释。”{12}这一缺憾,首先体现在物权法的目的条款中。法律目的是法律解释的重要依据,对于理解和适用法律,处理疑难争议具有重要意义,故目的条款的绿色化是民法典绿色化的首要举措。《民法总则》1条有关“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规定虽因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客观地位而内含环保目的,但不够直接、明确。鉴于环保与物权的密切关系,民法典物权编应作更明确表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物权法》1条几乎完全是以经济价值为中心的规定[3],不利于法官环保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其中的“物尽其用”“(只)保护权利人”思想如不加限定更容易成为环保的阻力,必须修正。对此,我们建议在该条“保护权利人的物权”之后加上“实现环境资源永续利用,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字样,为物权法的目的条款注入绿色基因。
  2.确立物权行使的“绿色原则”
  尽管《民法总则》9条对一切民事活动都提出了环保要求,其中当然涵盖物权行使,但物权编仍有必要通过特别规定确立自己的“绿色原则”。毕竟,无论理论上如何强调基本原则的全覆盖和贯彻始终,但“任何概括条款都有其确切的适用领域或要解决的具体问题,故都不可能适用于民法全体或效力贯彻民法始终”。{13}各分则对本领域的重要事项仍须作特别规定。在总则已有“绿色原则”的情况下,鉴于环保与物权的密切关系,物权编立法也应有所回应,并可通过对《物权法》7条的补充得到实现。
  “财产权保护的绝对化”是近代民法模式的显著特征,物权“被视为绝对权,具有可以对抗一切人的绝对性,法律上给予绝对的保护”。{14}这种绝对性在为权利人带来最大限度自由的同时也助长任性、放纵,产生诸多社会问题,环境危机即为恶果之一。也因此,对所有权的限制贯穿“从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的历史转型,成为现代民法模式的重要特征,{14}此在各国民法典中都有体现[4]。不过,以往此类限制主要基于法定义务、他人权利或社会利益等,一般不指明具体领域,但在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而环保需求不能完全为立法或他人权利所涵盖的情况下,规定独立的环境限制条款更有利于提升物权法的环保功能。在此方面,《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民法典(2005年版)》263条可资借鉴。该条规定“所有权人在使用、保管或抛弃自己的财产时,应当遵守环境保护法律的规定;造成环境污染的,应当停止污染行为,采取各种措施消除污染后果,并赔偿损害”。{15}66其积极意义在于:一是明确把环保要求贯穿于所有权行使的全过程,并特别强调“保管”和“抛弃”这两大问题多发环节。二是把环境守法作为所有权行使的内在约束,为通常仅以公法责任保障的环境法规范产生私法效力奠定了基础,扩张了环境法的“威力”。三是确立了“污染者负责”的概括规定,使之成为一项无须依靠单行法的特别规定即可普遍实施的基本原则。其不足之处在于:一是对象限于“所有权人”,范围较窄;二是环保义务限于守法——“遵守环境保护法律的规定”,未发挥私法对公法的补充功能。
  有鉴于此,建议将《物权法》7条改为“物权的取得、行使和抛弃,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不得损害生态环境。”如此规定,不仅为物权从产生到消亡的各环节普遍施加了环保义务,从而确立物权行使的“绿色原则”;更使环保成为仅靠物权法规定即可成立的内在约束,从而摆脱对特别法的过度依赖,弥补单行立法缓不济急、挂一漏万之不足。使用具有反向意义的“不损害”和整体指向的“生态环境”措辞,则构成对这一约束本身的限制,为物权的正当行使留下足够空间,也更具现实可操作性。
  3.积极推进物权法定“缓和”
  物权法定“是物权法构造的重要支柱之一”,{16}在《物权法》中得到明确肯认和表达[5]。但过于绝对、机械地贯彻物权法定主义,要求一切物权必须有法律的明文规定才能确立会导致物权的过度稀缺和单薄,不适应丰富的社会实践需要,长期以来亦颇受诟病。{17}此问题在环境资源领域尤为突出。作为一种自然本能,人对诸多生存性资源(如阳光、空气、水)和基本生产资料(如山林、湖泊、野生动植物)的利用具有天然正当性,通常不需要立法明确规定;其利用方式和内容也常因历史、地理、经济、风俗等而异,具有强烈的历史性和地方差异,难以统一,主要以习俗、管理等形式存在。从环保角度看,这些历经岁月洗礼,经过长期博弈形成的资源利用规则,往往既具有共用共享的社会性,又具有符合自然规律、着眼长期效益的科学性,自带环境友好基因。但在严格的物权法定主义下,它们不仅难获法律的确认与保障,而且受到仅着眼经济价值、具有个体取向、强调独占、排他的法定物权的侵犯和挤压,无论对于生态还是社会,都有不良影响。在此方面,海洋领域因海域使用权导致“渔民失海”、填海造地盛行,以及山林领域大搞“承包经营”“分林到户”导致“山民失山”、林企与居民关系紧张,树种单一导致生态退化的惨痛教训值得反思。
  对此,建议立法者认真对待学者提出的“物权法定缓和”,{16}{18}在坚持物权法定原则的大前提下,放宽对“法”的认定,引入习惯,使各种符合自然规律、有利资源共享,对急功近利、涸泽而渔式的短期行为有制约效果的传统环境资源利用规则受到法律的认可与保护。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物权编对《民法总则》增加习惯为法源之一的具体回应[6]。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个人对环境资源的习惯性利用未必能够转化为以独占、排他为特征的正统物权,而更多带有不具有权利地位的合法“利益”色彩[7],故立法应作更为灵活的表述。综上,建议《物权法》5条原文后增加一句“民事主体依习惯支配利用物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二)所有权制度的绿色化
  所有权行使的环保限制可通过前述物权行使的“绿色原则”得到实现。除此之外,还有以下几方面值得注意。
  1.完善相邻关系
  相邻关系以不动产的合理利用为基础对个人享受良好环境的权益予以一定程度的保障,是传统民法中环保功能最直观的制度。长期以来,《民法通则》83条有关相邻关系处理的规定成为我国居民生活环境纠纷解决的主要依据[8],在实践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物权法》专设“相邻关系”一章,不仅类型、内容更加丰富,而且“突出了对环境的保护”,{19}其典型莫过于89条和第90条对建筑物建造者和不动产权利人之“守法合规”义务的强调[9]。第85条有关“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可以按照当地习惯”以及第86条“对自然流水的排放,应当尊重自然流向”的规定也具有积极意义。但与环境权益充分保障的实践需求相比,现行法仍有不足,应从以下两方面予以完善:
  一是在相邻关系的目的条款和处理原则中增加环保内容。现行相邻关系处理的十六字方针中真正具有实质指向的为“有利生产、方便生活”,不仅没有环保表述,甚至暗含“反环保”色彩——“生产”和“方便”往往正是环境问题的根源,而环保通常需要增加成本、带来“不便”,故一味强调“生产”和“方便”不利于对环境权益的保障。实际上,随着环保意识和健康生活观念的普及,良好、优美的环境本身已成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固有内容,{1}1并在房价、地价等方面得到直观反映。相邻条款应当予以吸纳和体现。另外,从实践角度看,增加环保相关目的条款还有对环境权益进行概括确认和兜底保护,避免列举之挂一漏万的重要功能。当前,尽管《物权法》相邻条款列举了许多常见的环境利益,但仍遗漏了一些常见类型(如气味、眺望等)。更重要的是,现实中的环境利益往往是诸多要素交织形成的“感受”整体,仅仅列举单项要素,再多也是不够的。在相邻关系目的条款中加入环保内容,使环境利益成为相邻关系处理的法定参酌因素,具有在实质上确认个人环境权益的功能。法官可依据此目的条款对或许难以用“某某权”命名、但常人皆可感受“不舒服”的环境权益进行适度保护,避免权利化处理的绝对和僵硬。为此,建议《物权法》84条在“有利生产、方便生活”之后加上“保护环境”。当然,从相邻关系制度的实际考虑,这里的“保护环境”也可表述为“享受环境”。
  二是删改有关环境守法义务的歧义性规定。《物权法》89条和第90条对法定环境义务的规定本是凸显环保的绿色条款,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就该条表述来看,其内容只要求建筑物建造者和不动产权利人遵守国家标准或规定,没有规定法律后果,由此可有两种理解:一种仅考虑字面规定和该条本身,认为纯属对相关主体之公法义务的重申,对其违反仅依据相应公法的具体规定承担公法责任,不具有私法后果。但这样一来,该条就成了徒具宣传效应的“废话型僵尸法条”,{20}也缺乏对其所在体系位置的观照。另一种更为普遍的理解是把行为人是否违法视为相邻关系侵犯的判准,认为受害人可依《物权法》35条或《民法通则》83条后半句的规定寻求民事救济。{21}{22}这种理解符合这些条款所在“相邻关系”章的体系位置,但把民事救济与公法规定密切挂钩,实践中导致法官过分依赖标准、规定,“超标担责”“达标免责”盛行,{23}不利于对环境权益的充分保护[10],也极大限制了相邻关系本可发挥的弥补管制之不足的独特功能。我们认为,就制度性质和功能而言,相邻关系作为一种基于所有权延伸的特殊安排,既不同于分配公共利益、给予所有公民以无差别的最低限度保护的公法管制,也不同于仅在权利人所受影响严重到“权利侵害”程度才须介入的侵权,而是在双方均行使物权时就给对方所致不便所给予的一种薄弱但珍贵的保护,只有独立于管制标准才有价值意义。鉴于《物权法》89条和第90条之表述的易混淆性,物权编立法应当有所修正,对此可有两种方案:一是直接删掉,实践中并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二是把这两条合并为一条,并增加一款规定:“从事前两款行为未违反国家相关标准和规定的,也应合理、适度,减少对他人正常生活的干扰。”相对来说,后者既保留提醒环境守法义务的宣示功能,又具有清楚表明不违法也可能担责的规范功能,综合效益更高。
  2.完善建筑物区分所有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小区公寓式住宅在我国住宅类型中的比例显著提升。当今多数城镇居民都居住在区分所有建筑之中,而他们正是环境权益的敏感人群,也相应成为环境纠纷的主要群体。据笔者对近十年“日照、采光”相关民事裁判的梳理,区分所有建筑物案件占比六成以上[11]。对此,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相关规定可以也应该发挥作用。目前,《物权法》73条有关小区绿地归业主共有的规定在防止开发商减少绿地面积,损害业主环境利益方面具有积极作用,{19}但仅此是不够的。实际上,诸如日照、采光、通风、眺望、气味等常见环境侵害,往往同一危害源同时影响建筑内的全部或多数住户,具有很强的“共益”性,通过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集体维权,更加便捷、高效。但《物权法》83条仅赋予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环保方面的“内部管理”权[12],不具有对外效力,实践中此类诉讼只能由各业主单独提起,呈现“群体性案件”特点[13]。如在笔者收集的579件区分所有建筑物采光纠纷案件中,由多名原告依同一事实分别针对同一被告提起的就有509起,占比近88%。对于具有明显“共益”性的环境权益,由业主单独起诉和处理,不仅浪费司法资源,也受制于高昂的鉴定费用和信息交流成本,不利于纠纷解决。对此,物权法编可有两方面举措:一是在《物权法》70条增加一款“同时影响部分或全部业主的环境利益,视为共有部分”,把集体环境利益置于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的权利范围。二是在《物权法》83条增加一款“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对于侵害业主共有权益的行为,应当采取措施,维护业主合法权益”,明确业主大会或委员会积极维护共有权益的义务。有学者建议物权法编对业主委员会的“非法人组织”属性和诉讼主体资格加以明确规定,{24}如获采纳,也将有利于业主委员会对小区环境共益的诉讼维权。
  另外,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和环境意识的提升,对小区环境进行整体改善的实践需求也在增多。诸如优化或调整绿地、加装大型空气净化器、对建筑物立面进行环保节能改造等,都是关乎“推进资源全民节约和循环利用”,“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创建“绿色家庭”“绿色社区”等“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切实举措。{1}50-51但对这些事项的决策需要小区居民集体决策、统一行动,可能因增加成本或公共支出等因素而难以获得全体一致同意。物权法编如将此类事务明确纳入业主共同决定事项,并归于简单多数决定之列,则可发挥积极作用。对此,建议在《物权法》76条增加一项“(八)有关改善和提升小区公共环境质量或业主共同环境权益的事项”。
  3.创设“添附”、时效取得与先占
  所有权取得规则对资源利用至关重要。如果说物权制度的作用机理在于以“定分”来“止争”的话,那取得规则即为“定分”之始,合理与否,直接影响资源利用的公平与效率。那些容易引发权属争议或资源浪费的情形,更需特别规则的指引。而今,在“绿色原则”明确要求一切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情况下,物权法编立法应当补足取得规则,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
  一是“添附”。“添附系物权法上分别属于不同的人所有的物,由于添加、结合的关系而成为一物时,该合成物的物权(所有权)归属与另一方的债权请求权行使的制度。”{24}添附能够在兼顾双方经济利益的情况下避免对合成物强硬分离导致的不当损害与浪费,是一项典型的“有利于节约资源”的制度。{25}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所大力推进的生态环境修复,添附也可发挥重要功能。实践中,相关机构或环保人士对遭受污染或破坏的土地、山林的修复、绿化和改良,往往耗资巨大而难有回报,如通过添附规则使修复者对被改良地块或资源物获得物权权益,其可能释放的巨大激励效应,难以估量。
  二是取得时效。取得时效允许财产占有人以所有的意思自主、善意、公开、和平、持续地占有他人财产达到法定期间后可取得对该项财产的所有权。“在我国一度被误解为是鼓励攫取不义之财之制度的取得时效实际上是一项‘绿油油’的制度,其要旨是允许被所有人忽略的(这是他不怎么需要这项财产的外在证据)财产给他人使用”。{26}在环境资源领域,对于破解诸如土地抛荒、矿山丢弃等问题,取得时效也具有显而易见的激励功能。
  三是先占。先占允许行为人基于最先占有的事实取得无主财产的所有权,这是一种最古老的、哪怕在生物界也普遍存在的基本规则,为各国包括我国自古以来的民事立法所认可。现行《物权法》在制定时基于“认可先占制度势将鼓励不劳而获及引起国有财产的流失”之忧未予规定,{24}但实践中此规则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发挥作用。在环境资源领域,无论与废物处置、循环利用密切相关的垃圾问题,还是与各人生存、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资源与环境空间的常规利用问题,莫不与先占有关,莫不依先占处理。对此,作为社会生活“基本法”的民法典,实在不应再次失语。
  最后,在遗失物、漂流物、埋藏物、隐藏物等无主财产方面,《物权法》虽以大量篇幅制定细致规则,但全部归公的一刀切规定,有悖常理,缺乏激励,颇受诟病。对此,学界多有讨论,并提出区分价值大小、给予适度报酬等中肯的建议,{24}{27}应当得到确认。
  (三)用益物权制度的绿色化
  通说认为,用益物权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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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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