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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犯罪研究》
总体性社会中的“犯罪人”身份认同
【副标题】 评高文先生《狱城之恋》【作者】 孔一
【作者单位】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博士后{研究人员},浙江警官职业学院{教授}
【分类】 监狱学【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6【页码】 98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2277    
  因某种机缘我计划研究监狱变迁。虽然,我研究犯罪问题已积年累月,约有20个年头了,但研究监狱,特别是监狱史还是头一次。这算是“越界”了,把头从“犯罪学专业槽”伸进了“监狱学专业槽”,企图叼一口食。这种“僭越”些许令人惶恐。这些年虽然经常到监狱,但基本都是奔着问卷调查或访谈罪犯去的,对监狱环境、罪犯、狱警、监狱制度只有直观的印象和感知,并未仔细审视。所以,做监狱变迁研究完全是抱着小学生的态度打算从头学起。
  在查阅相关文献和概览后,确定了几位我认为研究中国监狱变迁绕不开的人:金鉴、王明迪、李豫黔、郭明、张晶、高文、宋立军、孙平。[2]这八人有着共同的特点:有数年的基层监狱工作经历、善于对监狱进行理论分析,并持续性地研究监狱学问题。前三位对中国监狱的整体结构调整和总体制度设计做出了贡献,后五位在中国本土监狱理论研究和学术史上留下了印记。
  一、高文先生和他的《狱城之恋》[3]
  今天,我要谈谈吸引我一口气读完的《狱城之恋》,及其作者高文先生。我认识高先生约有10年,其间,在学术会议和课题论证会上见过两三次,因刊发文章的原因(也)偶有书信来往。2018 年我向高文教授请教关于中国大陆监狱变迁的“大事”和阶段划分,他打来电话我们聊了20几分钟。他关于“监狱大事”的判断标准、监狱整体性惩罚的强化(收归大墙,电子监控等)、监企分开是个伪命题等的看法令我耳目一新、大受启发。之后,我阅读了我能找到的高先生的全部论文。高先生的文章文字朴实、通俗、流畅,有很强的可读性;对古文、经典的引用信手拈来;对大家思想观点的理解透彻,应用自如,不是生搬硬套断章取义。最重要的是,文章中蕴涵着人性的光辉和悲天悯人的情怀。三流学者用手写作,二流学者用脑写作,一流学者用心写作。可以肯定,高先生是用心写作的。如果您看了“未来十年我们打造什么样的监狱”(2003)、“平等对待罪犯是我们打造新型监狱的核心理念——兼答马力同志” (2003)、“今天我们更需要什么样的监狱人民警察” (2003),“论监狱的几个基本问题:犯人、警察与人本” (2006)、“ 新中国监狱创建历程给我们的两点启示” (2009)、“监狱的基础——也谈对《监狱法》第2条的修改”(2014)、“罪犯改造质量评估与罪犯危险性评估的研究思考”(2016),相信就会产生跟我一样的看法。
  我虽与高先生相处不多,但我能肯定他不仅有一流学者的学识和眼光,也有“大家”的胸怀。除了“文如其人”的常识推理外,所谓“见微知著”、“见叶落而知秋深”,从两件小事也可以看出他的学品。一是“未来十年我们打造什么样的监狱”在《犯罪与改造研究》2003年第1期刊登后,“就接到许多的电话,赞许者寥寥,反对者多多,上海的马力同志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与本人商榷,这都是本人所始料未及的,我写这篇文章时也曾经想到过有不同的意见,但只是没有想到过有这么多的反对声音”。[4]作为杂志社常务副社长、副主编的高文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力和阵地,至少在监狱系统最有影响力的《犯罪与改造研究》杂志封杀和打压这些质疑和反对,但他没有,而是在《犯罪与改造研究》2003年第4期刊发了马力的檄文“未来十年我们究竟打造什么样的监狱?——兼与高文同志商榷”。二是,在2017年的一个课题论证会上,作为监狱问题研究专家和司法部犯罪预防研究所副所长的高文发言简单扼要、谦和平实,令我印象深刻。
  高先生关于监狱和罪犯的文章中经常提到 “文明”、“平等”、“人性”、“人本”、“罪犯权利”等概念,这让人乍一看会觉得:高文教授受启蒙思想和西方法治观念的影响太深,过度强调“抑制监狱及监狱警察公权力”、“保护罪犯权利”,反对“简单粗暴”、倡导“文明执法”。这可能是他完全陷入了书本上的概念和论证不能跳出来看问题而失之片面,也可能是他对基层监狱情况缺乏了解,不知道监狱民警对罪犯中的流氓、无赖、恶棍越来越束手无策的现状。不能不说,这是高文先生文章中的一个小小的缺憾。但当我夜以继日地读完《狱城之恋》后,我知道,我错了!很少有人比高先生更热爱监狱、更了解监狱、更明白如何才能更好地改造罪犯、更好地保护那些善良的守法公民和我们的社会。高先生是地地道道的“监狱二代”,生于斯长于斯,和监狱干部、犯人、“就业”[5]一起工作、生活了二十几年(曾在安徽白湖监狱工作6年),这使得他比许多监狱问题研究者更了解监狱。
  《狱城之恋》描述了以1949年-2000年的黄泊湖农场从创生、发展、鼎盛到消失(迁移)的过程从一个侧面映射了50年中国监狱波澜壮阔、风云变幻、时移世变、沧“湖”桑田的历史变迁。其中,包含了两代劳改干部(警察)的理想、奋斗、牺牲和转变,两代“罪犯”的卑微、抗争、顺从和报复。既有宏大的历史叙事,又有细微的个体生命历程描述。读者既为老一辈监狱创业者“满怀豪情理想”、“敢于战天斗地”、“不畏艰难险阻”的精神和力量所折服,也为那些被历史巨轮碾碎的弱小善良的人们而伤感。引人深思,令人感伤。《狱城之恋》是一本好书,此书对于研究中国监狱变迁的贡献甚至远远超过一般的关于此主题的论文和专著。恩格斯称赞巴尔扎克《人间喜剧》时说,“甚至在经济的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我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恩格斯:《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此评价同样适用于高先生的《狱城之恋》。
  二、三个“劳改犯”的生活简史
  《狱城之恋》中可供研究的“史料”和主题很多,本文仅以三个“犯罪人”(叶旭、刘晓莉、刘平安)的生死考验、命运沉浮、悲欢离合来探讨“犯罪人”身份认同问题。
  叶旭是革命军人出身,44年跟日本人拼刺刀、47年跟国民党枪战、51年剿匪,伤痕累累、战功赫赫[6](高文,2003:451)。1949年他是粟裕第三野战军的一个营教导员,1950年初所在部队划归公安,组织上抽调干部成立了一个劳作队,叶旭被任命为教导员。1952年章文琪奉命率领400名干部和9000名犯人开拔方圆200平方公里,几乎没有人烟的黄泊湖,围垦建设劳改农场。叶旭时任有几十名干部和1200余名犯人的三大队教导员(江立春任大队长)。经过两年苦战,黄泊湖被拦腰切断(高文,2003:19-64)。围垦出来的土地第一年(1955年)就大获丰收,总产量达1200万斤。一个之前否定围垦的老秀才看到这一景象,连声赞叹:“真是人间奇迹!共产党真的了不起,真的是伟大。(高文,2003:69)”。由于贡献卓著,做事沉稳,威信高,叶旭被提拔为黄泊湖劳改农场副书记(地位仅次于场长章文琪)。
  1959年黄泊湖劳农场来了一个叫王锦葵的犯人,彻底改变了叶旭的命运。王锦葵曾是国民党战犯,在1949年一次“越狱”逃跑时挟持了叶旭的父母,为救自己命悬一线的父母,身为营教导员的叶旭私放了王锦葵和另一名战犯。这件事10年来像梦魇一样纠缠着叶旭,使他其寝食难安。王锦葵见到叶旭后,旧事重提,要求叶旭“照顾”,叶旭断然拒绝。叶旭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决定向老首长章文琪坦白10年前的经过。章文琪听后将这一行为定性为“变节”( 高文,2003:94)。之后,叶旭被判刑3年,投入黄泊湖农场改造,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劳改生涯(1981年前的政策是大部分刑满释放人员要继续留场(厂)就业,接受监管):犯人、劳改犯、就业的标签跟随了他大半生——爱妻离他而去,孩子被其他孩子孤立欺凌、父母的住房被人霸占,他被打被骂、被侮辱、被损害更是家常便饭。
  曾是省报记者的刘晓莉1958年作为右派分子被送到黄泊湖劳改农场改造,是“不服从管教……比历史反革命还反动的少数人(高文,2003:82)”。因为拒绝劳动,在炙热的太阳下被五花大绑在田埂上。下面是刘晓莉和夏晓菊(女犯中队教导员,叶旭的妻子)的一段对话(高文,2003:73):
  刘:我还是那句话,我没有错,你们无权强迫我劳动。
  夏:没有错你怎么来这里的,人民政府能冤枉你?告诉你,来这里的没有好人!不想劳动,门都没有!
  刘:死也不劳动。
  夏:拿死吓唬谁?你这样的,多死一个,社会就少一分祸害。
  刘晓莉反复说:“我从来没有反党,我是冤枉的,我要申诉。”但当时所有在场的干部都认为:这是“对抗改造,对抗政府”,后果就是“没好果子吃”。按当时的习惯,五花大绑仅仅只是惩罚的一个小小序幕。大约5年前,正是这几个大队干部简单商议后,由江立春下令就地枪决了带头破坏劳动工具、点燃两间工棚的犯人温家贤和赵三新(高文,2003:53)。下来视察工作的叶旭书记正好看到了这一幕,与其他干部的强硬尚武不同,叶书记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刘晓莉下了田。叶旭教育刘晓莉的方法和谈话堪称思想教育的教科书:“你冤不冤枉,我们暂且不提,但是你要相信,人民政府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当然,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的……你入队8天以来的行为表现,实实在在地表明了你不仅反党反社会主义,而且还是一个不思悔改的顽固分子……公然对抗干部的管教,你这不是反党是什么?……你骨子里看不起体力劳动,认为参加水田劳动是对你人格的侮辱。这就是您头脑里典型的剥削阶级思想的反映……”。这折射出当时环境下思想教育的威力,而叶旭之所以能说动夏晓菊还因为他书记头衔带来的官威和他身后“义正辞严”“摩拳擦掌”的干部们。这之后刘晓莉作为犯人、“就业”在黄泊湖劳改农场呆了24年。其间,被其他女犯泼粪[7],被干部打骂,被男朋友抛弃、被犯人王锦葵强奸怀孕[8],被民警队长霸占殴打,被批斗游街、被其他就业、就业家属侮辱损害,儿子被人欺负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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