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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科学》
论“绿色原则”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制度展开
【作者】 刘超【作者单位】 华侨大学法学院
【分类】 0508
【中文关键词】 “绿色原则”;侵权责任编;原因行为;生态环境损害;衔接条款
【英文关键词】 green principle; tort liability part of civil code; causal acts;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damage; cohesive clauses
【文章编码】 1674-5205(2018)06-0141-(01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6
【页码】 141
【摘要】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贯彻《民法总则》规定的“绿色原则”,是实现“绿色原则”基本原则功能与效力的内在需求。“绿色原则”在侵权责任编的制度化,是以遵循侵权责任法的私益救济价值目标、不违背其结果责任性质并不否定其内在逻辑自洽性为边界的,从检讨完善现行《侵权责任法》规定的环境侵权制度、构建与相关制度的协调衔接条款两个层面展开。在完善现行环境侵权责任制度层面,应体系化丰富与拓展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这两类环境侵权原因行为的类型及其对应制度效果,层次性扩大环境侵权的救济范围。在构建衔接条款层面,应增设环境侵权责任与环境公益诉讼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制度、环境公益诉讼费用承担机制的衔接条款。

【英文摘要】

The “Green Principle” stipulated in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The Civil Code ,when implemented in the tort liability part of Civil Code, is the internal demand for realizing the func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Green Principle”.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Green Principle” in the tort liability part, is bounded by following the value target of the private benefit relief in the Tort Liability Law, it does not violate the nature of its consequential liability, and it does not negate the inherent logic of self - consistent, unfolded from reviewing and improving the environmental tort system stipulated in the current Tort Liability Law, and constructing the coordinated and cohesive clauses of related systems. At the level of perfecting the current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tort liability, it is necessary to systematically enrich the causal act types of environmental tort -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ecological damage,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institutional effects, to expand the range of environmental torts relief hierarchically. At the level of constructing the cohesive clauses: the cohesive clauses between the environmental tort liability system and other systems should be added, including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ecological damage compensation system, the responsibility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restoration and the cost bearing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2266    
一、问题的提出
  《民法总则》9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该条规定被界定为“绿色原则”,也有学者称之为“生态文明原则”“生态环境保护原则”。“绿色原则”成为一项民法基本原则,在民法立法理念与制度体系层面,均是前所未有的制度创新,是民法规则体系对于当下中国突出环境问题的回应。
  “绿色原则”作为一项民法基本原则,其功能与价值包括:第一,立法准则功能,“民法基本原则是各项民法制度和民法规范的基础和来源”。{1}12既有的民事单行法在再法典化过程中要重新受到“绿色原则”的审视。第二,“绿色原则”的行为准则功能赋予其规范效力,是“作为上位原则覆盖于民法所有活动的原则”。{2}33“绿色原则”在性质上属于“公的管制”的媒介,“以否定绝对的意思自由为出发点,对于私人的意思自治,从外部施以影响”。{3}
  民法学界较为共识性的观点是将“绿色原则”界定为体制限制原则,而不是基本体制原则,是在民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建立的一种价值关联,是对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民法基本体制的纠偏和补救[1]。本文的立论前提是,应将“绿色原则”界定为限制性基本原则,它是对以自愿原则为代表的传统民法基本原则推行到极致所伴生的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的担忧与矫正,是“民法典社会化一面的新表现和新动向”。{4}68从民法制度发展历史脉络梳理,私法领域以私法自治为基本原则,原则上适格的主体做出健全的意思表示均须有效,“但将社会发展完全委托于个人利益计算,势必对公益照顾不周,因此对自由的意思又不能不有所限制”。{5}22本质而言,“绿色原则”是民法在固守私权自治和自由价值的制度弹性范围内,在对主客体关系绝对化予以反思与矫正的基础上,对社会环境公益的适度兼顾与自由的适度限制。“绿色原则”“既具有民法基本原则的一般功能——指导立法和为司法提供解释空间,也有更为重要的协调环境保护利益诉求与民事权利之关系、平衡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功能”。{6}
  “绿色原则”必须贯彻到民法典的具体制度中,而不能仅仅停留在倡导或者宣示层面,“该原则的精神可以覆盖民法各个领域,”{7}而不能仅仅认为其适用于侵权责任法甚至是环境侵权责任制度[2]。由于在我国现行民法规范体系的单行法群中,《侵权责任法》中有专章规定了环境侵权条款,从保持法律规则体系的稳定性、延续性和可预期性出发,“未来的民法分则侵权责任编对于其基本框架以及基本规定应当予以保留”。{8}这就意味着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贯彻“绿色原则”是“带着镣铐跳舞”。本文针对性探讨在侵权责任编的立法中贯彻落实“绿色原则”的制度路径,以供立法者参考。
  二、侵权责任编贯彻“绿色原则”的必要性、边界与路径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8章规定的“环境污染责任”救济污染环境行为造成的损害,间接将环境污染纳入规制视野,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绿色化”。但是,该章规定仅将污染环境作为民事侵权的原因行为,救济的权益范围为被侵权人的民事权益,“‘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只是环境侵权责任法保护公民‘人身、财产权益’的伴生品”。{9}25从立法取向与制度功能看,该章规定难以承载与实现“绿色原则”要求的“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随着生态环境保护观念的强化,侵权责任法也有必要将其保护范围扩张至生态环境,从而对生态环境本身的损害提供更多的救济,所以,未来民法典有必要对此作出相应的规定。”{10}这使得探讨侵权责任编如何贯彻“绿色原则”仍有必要。
  (一)侵权责任编贯彻“绿色原则”的必要性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贯彻落实“绿色原则”,要求以顺应生态规律的精神和理念来审视、修改、完善侵权责任编法律制度,约束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兼顾实现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目标。
  1.从社会趋势与宏观政策层面看。我国当前已经将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建设提高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定时代高度。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推进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和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11}50-52文明包括文明的理念、文明的制度、文明的运行,法治系统必须体现生态文明。“生态环境问题不仅是技术问题,生态法治问题也不单纯是一个部门法问题,而是需要所有法律共同参与并建立新的运行体制和机制。”{12}生态文明时代,绿色化是法治体系发展演进的要求,只是在程度与路径上存在差异。
  2.从传统民法与环境问题关系上看。在民法制度逻辑中,生态环境以被分割的、可特定化的、固化的状态被定位为民事法律关系客体,只重视生态环境的经济价值而漠视其生态价值,忽视了由单一环境要素(《物权法》上的“自然资源”)相互联系构成的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与效益。在个人本位绝对所有权观念下,所有人可以排斥干预而任意处分作为权利客体的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私法自治、合同自由原则则会纵容民事主体从事环境不友好行为,由此导致的环境污染和破坏被认定为“必要生产成本”。因此,某种意义上,民法是现代社会环境问题的制度根源,亟待进行绿色化改造。
  3.从侵权责任法的定位与制度逻辑看。侵权责任法要保护与救济民事主体受到侵害的合法民事权益,“需要权衡权益保护与行为自由维护的价值,对受害人的民事权益与加害人的行为自由予以平衡保护”。{13}在环境侵权责任规定中,某种意义上,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权益范围、程度与行为人环境开发利用行为的自由程度是此消彼长的互动关系。侵权责任法保护与救济的权益的逻辑、范围与路径,决定了环境致害行为受侵权责任法规制的范围、类型与程度。当前的《侵权责任法》通过界定需要保护的权益范围实现充分协调自由与安全的紧张关系,“通过因果关系合理控制赔偿范围,从而既保护受害人的权益,又避免不合理地限制加害人的自由”。{14}21-22在强势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下,有些环境影响行为导致的权益损害不被侵权法救济,是基于认知的缺陷导致因果关系不被认识和重视,从而不能被认定为权益损害,而作为行为人自由予以保障[3],有些则是因现行侵权法救济的权益“损害”的内生属性排斥了大量的环境致害行为。在现行侵权责任法制度逻辑中,其所救济的损害必须将那些过于“遥远”的损害从其体系中排除出去,{15}1是可赔偿损害[4],也即适用《侵权责任法》救济的损害必须是可补救的损害。可补救性有三个维度:第一,损害的量必须达到一定程度;第二,损害在本质上是侵害权利和利益所产生的后果,而该权利和利益是侵权责任法保护的对象;第三,损害必须和赔偿义务人的行为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16}310-311这三个维度进一步确证了侵权责任法所救济的损害必须是确定发生的一定程度的对人的民事权益的直接损害。而现实中,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导致的权益损害往往具有较强潜伏性、时滞性[5],很难契合当前的侵权法理。以健康权的损害为例,《侵权责任法》所界定的“健康权”的损害需要以个人的健康损害确定发生为标准,构成侵权的判断依据在于个人的生理机能或心理机能是否遭受损害[6]。而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可以造成急性危害、慢性危害和远期危害,环境污染物在体内蓄积达到中毒阈值时,才会发生侵权法上认定的“损害”[7]。因此,侵权责任法规制环境致害行为时会出现“逃逸”的结果。质言之,从民法典的体系化功能视角观之,作为民法基本原则的“绿色原则”内生立法准则功能,要求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贯彻“绿色原则”。从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自身定位与属性来看,当前的《侵权责任法》将环境污染作为侵害民事权益的原因行为予以间接规制,在原因行为类型、致害机理复杂性和损害结果多样性等诸多方面均难以实现“绿色原则”的指引与约束,亟待进行制度的绿色化改造。
  (二)侵权责任编贯彻“绿色原则”的边界与路径
  “绿色原则”作为民法基本原则,对制定次级民事法律以及民事特别法具有立法准则功能和统摄地位,所以侵权责任编应贯彻“绿色原则”。与此同时,民法的私法属性与私法自治价值要求侵权责任编在适度提升生态环境保护功能的同时,应尊重民法逻辑自洽和自身属性与价值定位,故而,应当界定侵权责任编贯彻“绿色原则”的边界:1.从“绿色原则”在民法基本原则体系中的相互关系和价值位序来看。有学者认为,“绿色原则”考虑的重点是共同体的利益对私人自由意志的限制,故而,对民法基本原则进行了价值排序,“从正面肯定主体自由意志的原则位阶最高,从私主体的层面考虑两者之间自由意志并存的原则其次,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对私主体自由意志进行限制的原则再次”。{17}以此角度考察,当多个民法基本原则的价值均贯彻于侵权责任法律制度体系而发生碰撞时,基本原则的价值排序为具体规则构建提供了价值指引,“绿色原则”不能对以自愿原则为核心的私法价值构成冲击,需要界定侵权责任法律制度绿色化的边界。2.从“绿色原则”的功能来看。有学者将公序良俗、诚实信用等体制限制性民法基本原则界定为概括条款,其功能是弥补禁止性规定的不足。{18}在此解释框架下,同质的“绿色原则”也属于弥补禁止性规定不足的概括性条款,在环境侵权认定中,其功能在于:为施加环境影响的行为人在行使权利时设置更多的禁止性规定。这种行为规范的效果也同时在裁判中贯彻,即更容易被认定为侵权责任,这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既有的侵权责任法维持的私益救济与行为自由二者之间的平衡,必然要求“绿色原则”在侵权责任法律制度中的贯彻实现应有严格约束。
  因此,侵权责任编贯彻“绿色原则”必须有明确的边界,边界也同时决定了制度路径。具体而言,侵权责任编贯彻“绿色原则”的边界在于:1.在制度价值目标上,不能突破侵权责任法私权保护、私益救济的价值目标,不能遵循直接追求保护与救济环境公益的制度逻辑,应以改进直接救济环境私益(生态环境上产生的民事权益)的制度效果,来间接增进环境公益、保护生态环境。2.在责任制度性质上,遵循“结果责任”、“原因责任”或“客观责任”理念。{19}1-2侵权责任在责任性质上存在着结果责任与行为责任的二分,结果责任是行为人应当对某种事件状态负责,而行为责任是行为人对应当受到谴责的行为承担的责任。{20}89“绿色原则”所要求的保护生态环境的目标仅为一种价值指引,落实到侵权责任法律制度层面,不能改变环境侵权责任的结果责任性质。申言之,行为人的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行为本身不能纳入侵权责任法规制视野,只有当其本身或作为原因行为导致了权利人的环境民事权益损害时,才能被追究侵权责任。3.环境侵权遵循“环境侵权行为人活动→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权益损害”的致害机理,生态环境作为环境侵权致害的中间媒介,其遭受的污染或者破坏的类型多样,由此进一步导致其他社会主体的权益损害的机理与类型也呈现多样化。针对环境侵权间接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特征,侵权责任编应丰富侵权规则,在直接实现全面救济民事权益损害的同时,也间接规制多种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类型。
  由于我国《侵权责任法》已有关于环境侵权的专章规定,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立法中的路径依赖必将使得环境侵权责任规则设计以既有的规定为蓝本[8]。因此,讨论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绿色化可以分为两个层次:首先,检讨与完善现有制度,即剖析《侵权责任法》“环境污染责任”一章的规范体系在“绿色原则”审视下的利弊得失,有针对性地提出制度完善建议;其次,增设与相关制度的协调与衔接条款,全面贯彻落实“绿色原则”提出的生态环境保护目标。有一些在现行《侵权责任法》规则体系中尚未提及,但已经在相关的规则建构与制度实践中展开的制度,亟待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予以回应与界定,以更好地拓展民法的环保功能。下文的分析将分别从完善实然制度和增设应然制度这两个层面具体展开。
  三、现行环境侵权责任制度之完善
  相较于其他民事单行法,我国《侵权责任法》的环境侵权责任条款客观上更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在立法思路上,将污染环境致害作为一类特殊侵权责任予以规制,淡化了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以环境损害后果与因果关系作为责任追究核心要件,凸显了生态环境受损导致民事权益损害的特殊性与严重性,加重了实施环境不友好行为人的法律责任,制度效果上使得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行为更容易也更为广泛地纳入法律规制视野。在具体制度设计上,《侵权责任法》第65-68条规定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份额规则和第三人过错责任这四个制度,在权益救济与自由保障的利益衡量中,更偏重于实现对环境被侵权人的倾斜性保护,对环境影响行为人的行为自由施加更严苛限制。总之,现有环境侵权责任制度为贯彻“绿色原则”奠定了良好基础,但若审视制度逻辑及其社会效果,现行环境侵权责任制度还应当从如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
  (一)丰富环境侵权原因行为的类型及其对应制度效果
  综合梳理环境侵权的立法进展和学理研究,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经历了从一元到二元、从漠视生态规律到逐步尊重生态规律的发展历程。但下面的分析将表明,当前的制度建设与法律解释正处于半步前进的中间阶段,侵权责任编贯彻“绿色原则”需要充分揭示环境侵权原因行为的类型体系并相应地赋予其制度效力。
  1.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关系的学说争议与法律变迁
  “环境侵权”主要是一个学理概念而非立法概念[9]。长期以来,民法学界遵循文义解释方法,根据《侵权责任法》第8章的规定,将环境问题造成的侵权责任界定为“环境污染责任”。环境侵权是一种特殊侵权类型,在原因行为、损害行为、损害后果、救济主体和价值目标等方面均具有二元性[10]。具体到原因行为及其损害形式来看,传统侵权的原因行为及其损害形式单一,“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虽然都可归结为对自然环境的利用,但从性质上可分为两大类:污染环境行为和破坏生态行为,其产生的损害形式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21}我国《侵权责任法》第8章没有重视环境侵权原因行为及其损害形式的二元性,仅规定了污染环境这一类侵权行为的法律责任。由此导致环境法学界较为普遍认为《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仅能救济因为污染环境导致的损害,不能救济生态破坏导致的损害,导致了环境侵权责任体系不周延与适用上的困境[11]。学界曾经尝试通过法律解释的方式,即将“环境污染”进行扩大解释,“《侵权责任法》65小词儿都挺能整条规定的‘环境’应当依据宪法的规定解释包含生活生态环境,环境污染责任涵盖了生态损害责任”。{22}739这种分歧在2014年《环境保护法》修订之后凸显,该法64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承担侵权责任。”该条文是引致条款,将环境侵权责任引向《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但在依照《侵权责任法》第8章规定还是《侵权责任法》关于一般侵权责任的规定予以适用时,学界存在争议。正如有学者所论证,从制度逻辑上看,应该理解为依照《侵权责任法》中关于环境侵权的特殊规定承担侵权责任,因为,“即使没有该条的规定,因破坏生态行为引起损害的,也应该依据《侵权责任法》6条第1款规定的过错责任原则承担侵权责任,而非不承担任何侵权责任。因此,如果认为破坏生态侵权责任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则《环境保护法》64条根本没有规定的必要”。{23}由此可知,《环境保护法(修订案)》64条的规定与《侵权责任法》第8章规定的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不一致,在立法上存在着不协调之处。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12号)回应了这一分歧[12],将环境污染侵权责任规则在破坏生态侵权领域类推适用。但这仅为权宜之计,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的环境侵权制度设计依然回避不了的问题是,如何处理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行为之间的关系。
  “绿色原则”的立法表述为立法选择提供了前提约束,但“绿色原则”规定的“保护生态环境”这一立法用语本身语义含混。该立法用语中的“生态”与“环境”到底是一种并列结构(生态与环境)还是偏正结构(生态学意义上的环境)?很多民法学者的论述持有的观点是二者是一种偏正结构,认为在“绿色原则”条文表述中,“生态”是对“环境”的限定[13]。这种理解不但在自然科学层面没有重视生态与环境的自然规律与本质区别,也忽略了环境法学界早已系统辨析(破坏)生态与(污染)环境在法律视阈中不同的制度意蕴与规则需求[14]。因此,“绿色原则”保护“生态环境”的条文表述,为侵权责任编分别救济污染环境与破坏生态两类原因行为造成的损害提出了要求和依据,侵权责任编环境侵权立法中,首先必须确定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两类原因行为。
  2.环境侵权原因行为进一步类型化
  近两年来,尤其是《民法总则》颁布后,学界已经普遍赞成在侵权责任编中将破坏生态行为作为环境侵权原因行为[15],这一主张也体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征求意见稿)中[16]。但总体而言,在当前建议区分污染环境与破坏生态两类行为作为环境侵权原因行为的研究以及立法草案中,普遍未对两类行为的致害机理以及是否可以将所有破坏生态行为引发的损害后果纳入侵权责任法调整进行深入辨析[17]。实际上,污染环境与破坏生态两类原因行为还需进一步类型化,每种具体类型的原因行为引致的环境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并非为单一的特殊侵权无过错责任。
  (1)污染环境行为的再类型化及其归责原则
  环境污染是人类任意排放污染、有害的物质或能量引起的环境质量下降。环境污染按照属性(显性污染、隐性污染)、人类活动领域(工业环境污染、城市环境污染、农业环境污染)、被污染的环境要素(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等)以及造成环境污染的性质来源,可以进行多种标准的分类。按照被污染的环境要素划分污染类型的法律意义在于为制定环境污染防治法律提供依据,“当前的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以防治环境要素污染为立法对象,以各具体环境要素为立法依据,以对某一环境要素污染的防治为内容”。{24}按照造成环境污染的性质来源,环境污染可以划分为化学污染、生物污染、物理污染(噪声污染、放射性污染、电磁波污染等)等,这种类型的划分不但是现实中有针对性地进行污染防控的科学基础,而且具有侵权法上的制度意义。化学污染和生物污染作用机理为“排放—环境要素—人”,即排放首先造成环境要素如大气、水体、土壤的污染,然后再导致人身、财产损害,并且这种污染后果可能是化学性污染和生物性污染综合作用的结果。“物理性污染属于感觉性公害,其作用机理为‘排放—人’,直接造成人身、财产损害,并未经过环境媒介中转,性质上本属卫生健康之内涵,只是国民一般认知上将其作为‘污染’”对待。”{25}从污染性质来源及其致害机理上划分,可将前者称之为物质型污染(排放废液、废气、废渣等污染环境行为),将后者称之为能量型污染(发射噪声、光、电磁辐射等污染环境行为)。
  进一步划分污染环境行为类型的制度意义在于,矫正当前《侵权责任法》65条对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一体适用无过错责任的弊端。排放物质型污染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这一归责原则仍然应当予以坚持。物质型污染是工业活动生产者向环境排放的废液、废气、废渣等有毒有害和危险物质所导致,这些污染物质本身具有毒害性和危险性,这类排污行为即使是因为从事创造社会财富的经济活动而具有一定正当性,是企业等经济主体行使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权,是其在环境法上拥有的主要权利,{26}但该行为本身产生了特别的风险,可能给他人造成权益损害,“无过错责任之基本思想乃是在于对不幸损害之合理分配”。{27}162故而,环境侵权对排放污染物质造成损害的行为,不以“违法性”为构成要件,实行无过错责任。但是,排放能量型污染环境行为,噪声等能量本身是人类不可或缺的元素,其是否构成“干扰”和具有危险性,同时也取决于“忍受限度”的界定和标准的设定。因此,我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等法律要求排放的噪声、电磁能量等超过国家和地方专门制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以作为构成污染的判断标准,比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2条第2款规定:“本法所称环境噪声污染,是指所产生的环境噪声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排放噪声、电磁辐射等能量型污染行为不仅仅源于工业生产,也与每个人生活密切相关,是人类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伴生的行为,不可能被完全涤除,故而法律要求超过法定标准才构成污染行为,超标排放成为判断污染者是否具有过错的依据,若超过法定标准,即视为有过错,应实行过错责任原则。
  有学者在认可环境污染划分为不同类型的前提下,从法的安定性考量以及质疑区分不同类型的排放行为具有的制度意义出发,认为不同类型的污染构成污染环境侵权与破坏生态侵权均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18]。在我国当前正制定民法典的时代背景下,法的安定性考量不应成为在侵权责任编中矫正现有制度粗疏的障碍,关键问题在制度本身是否有完善的必要。如前所分析,对于排放物质型污染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的机理在于,这类行为多为工业生产中伴生的具有价值正当性、能够增加社会财富的合法行为,对其造成的损害苛责不是因为其行为的可谴责性,而是基于其从事的是一种会带来社会风险和自身收益的行为,因此在认定侵权责任中不考虑过错。而排放能量型污染行为的认定,要考察行为是否超过法定标准,而“侵权法的通说观点认为,依据法定标准确定责任的有无,实际上是判断过错的一种方式”。{28}就司法实践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也认为排放噪声等能量型污染适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19]。因此,现行的规定可视为在特定立法背景下存在的制度缺漏,当学理研究和司法实践揭示应当针对两种类型的环境污染行为适用的归责原则予以区分时,侵权责任编应当予以回应。《侵权责任法》6条第2款规定:“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条文规定了作为过错责任原则特殊情形的过错推定原则,过错推定是法律直接依据某些事实的存在而推认被告存在过错这一事实。在排放能量污染型的环境侵权中,单行法直接依据行为人排放的能量超过法定标准的事实,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实现举证责任倒置,这既符合过错推定原则的法理,也能与《侵权责任法》66条对环境侵权责任举证倒置的规定相协调。因此,排放能量型污染侵权适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中的过错推定原则。
  更深层而言,排放物质污染行为与排放能量污染行为这两种污染环境行为类型,各自导致的环境侵权责任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其背后原因在于侵权法哲学的差异。物质型污染侵权中,污染者排放了客观存在的污染物质对他人造成明显的损害,即应负担损害赔偿责任,具体体现纠正正义的要求。{29}在排放能量型污染行为环境侵权的认定中,是否认定噪声、光、电磁辐射等能量排放行为构成环境污染,本质上取决于在保障公众免受干扰的权益与划定一定程度“忍受限度”之间的平衡,这需要通过专门法律规范来界定合理干扰与不合理干扰之间的界线,追求的是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这本质上是一种功利主义思路在侵权法上的体现。
  (2)生态破坏行为的类型划分及其归责原则
  作为侵害后果的生态破坏,既可能因污染环境行为造成,也可能因破坏生态行为造成,“如果对原因行为和侵害后果不加以明确区分,可能会将不属于民法调整的内容纳入侵权责任法,引发民法规则体系的混乱”。{30}进入侵权责任编规范体系中的生态破坏,既可能是需要民法与环境法甄别区分的调整范围与救济对象(这点下文再论),也可能是需要拓展的环境侵权行为。生态破坏行为是由于人类不合理开发、利用自然环境,过量向环境索取物质和能量,导致自然环境恢复和增殖能力受到破坏的行为。生态破坏可以类型化为资源破坏型环境侵害和生态破坏型(狭义)环境侵害,每一种类型还包括多个具体形式,前者包括矿产资源破坏、土地资源破坏、生物资源破坏、特定环境区域破坏等具体类型,后者则包括单纯生态破坏型和混合生态破坏型。{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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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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