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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犯罪研究》
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犯罪问题的宏观对策与建议
【作者】 高春兴
【作者单位】 山东警察学院侦查系{教师,二级教授,一级警监},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
【分类】 刑法学【中文关键词】 恐怖主义;犯罪问题;对策建议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6
【页码】 51
【摘要】 911事件以来,国际反恐形势出现了新的特点,世界各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恐怖主义犯罪活动,中东地区乃是恐怖主义犯罪的热点地区。伴随着“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兴衰变化,国际社会的反恐怖形势变的更趋复杂、严峻。我国是恐怖主义犯罪活动的受害者,尤其是“疆独”势力和“东突”恐怖组织对我国社会治安带来的危害和威胁最大。我国政府及政法机关要充分认识当前反恐怖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2]实施两年多来我国反恐怖斗争的实际状况,认真总结和反思过去十几年来我国以及国际社会反恐怖犯罪的经验、教训,研究制定具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国情的反恐怖犯罪对策和措施,为我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良好的政治基础。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2283    
  
  

美国911事件以来,国际反恐形势出现了新的特点,世界各国出现不同程度的恐怖主义犯罪活动,中东地区仍是恐怖主义犯罪的热点地区。特别是伴随着全球规模最大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在叙利亚的拉卡市宣布“建国”并做大做强,以至于后来的由强变衰,使国际社会的反恐怖形势变的更加严峻、复杂。在“伊斯兰国”被击溃并遭到严重削弱的形势下,宗教极端势力、恐怖主义思潮便陆续从中东向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扩散、外溢,当年从世界各地来到中东进行“圣战”的人员纷纷“回流”各地,由此对各国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威胁。除中东地区外,在欧盟、俄罗斯、美国、东南亚和非洲等地区的部分国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恐怖组织和恐怖主义犯罪活动。2017年以来发生在欧美多国的自杀和驾车撞人事件,大多是由“中东经历”或受到IS极端思想毒害的极端分子所为。在非洲和东南亚,“索马里青年党”、“博科圣地”、“伊斯兰祈祷团”、“阿布萨耶夫”等恐怖组织,由于从中东“回流”人员的加入而变的再次活跃,这些具有丰富作战经验恐怖分子的加入,其实施恐怖犯罪活动的手段更加狡猾、残忍和难以对付。因此,国际社会面对恐怖犯罪活动的风险和防范难度,具有不断加大的趋势。与此相反,国际反恐联盟却出现了分化状态,在有些地区和国家呈现出“打而不绝、抓而不尽”局面,甚至出现了“越反越恐”的异常现象。

一、对当前我国恐怖主义犯罪形势的基本估价

我国是恐怖主义犯罪活动的受害者,尤其是以“东突”恐怖势力为代表的“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简称“三股势力”),给我国社会治安带来的危害和威胁最大。

在我国,暴恐犯罪的主体是“疆独”势力;其行为客体是国家政权及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权和财产权。实施暴力恐怖犯罪的主要形式有迁徙式圣战、团伙式攻击、独狼式袭击等。恐怖暴力犯罪分子通过实施暴力恐怖行为,制造影响,造成社会恐慌与民族隔阂、混肴视听,企图赢得国际敌对势力的支持,以期实现“疆独”妄想。[3]目前,就国际社会而言,恐怖主义犯罪活动仍处在一个活跃期。我国新疆暴恐分子是IS的狂热追随者,受宗教极端思想毒害严重。“伊斯兰国”首脑巴格达迪在自封为“哈里发”[4]后,曾在讲话中多次指责中国政府的新疆政策,鼓动新疆穆斯林信徒向其效忠,并在该组织公布的地图上,把中亚部分地区和中国新疆纳入其建立的“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未来的疆域中。受伊斯兰国的煽动和影响,少数宗教极端势力和疆独分子受到激励和鼓动,他们在积极策划实施国内暴力恐怖犯罪活动、为暴恐分子提供物质、技术、手段和策略支持的同时,鼓动疆独分子赴叙利亚参战。在叙利亚的阿勒颇地区,一度由东突恐怖分子组成的“东突旅”(最初是“东突营”,人数最多时达到300余人)整体加入“伊斯兰国”,并专门划出一个地盘作为其活动阵地。2016年以来,伴随着“伊斯兰国”势力的逐渐衰退,其活动空间大受挤压,部分“东突”分子陆续“回流”国内。原来是要出去打“圣战”,现在是要回国开展就地“圣战”[5]。他们多选择新疆到阿富汗的“瓦罕走廊”[6]和边境管控较薄弱的弧形地带(即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哈萨克斯坦等)陆续回流国内。“东伊运”、“世维会”等海外组织在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下,趁势摇旗呐喊,挑动国内外分裂势力挑事、闹事。借助于互联网技术进行网上勾联,组织网罗这些“回流”人员在国家管控相对薄弱边境地区或口岸,就地开展“圣战”,实施暴力恐怖犯罪活动。仅就我国反恐前线新疆地区的统计,2016年抓获的回流人员是上年度抓获总数的两倍。“境外有组织、境内有土壤,网上有市场”,是当前新疆地区恐怖主义犯罪活动的现实表现,同时也呈现出“疆内小集中”、“全国大分散”的暴力恐怖犯罪活动趋向。[7]

2018年上半年,在“上合组织成员国青岛峰会”前夕,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执行委员会主任叶夫根尼.瑟索耶夫表示:“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组织和“基地”组织可能联合在一起,组成一个统一的恐怖主义网络。这一说法并非危言耸听,主要根据有:

一是,二者的“合流”已有先例。“伊斯兰国”的前身,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后期,曾以“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的名义活动,与“基地”组织有过密切合作并长期效忠于基地组织。之后,随着奥巴马政府从中东撤军,这一“分支”获得喘息、发展和壮大的时机,并创建了“伊斯兰国”。其激进的宗教意识形态、残暴不仁的血腥手段,吸引了大批恐怖分子,使其很快获得了所谓“圣战”运动领导权,挑战了“基地”组织的权威,最终使得二者反目成仇、分道扬镳。但二者“同流合污”的时间远远超“离心离德”的时间。

二是,“伊斯兰国”的极端思想和恐怖主义依然在国际互联网上传播。这意味着“伊斯兰国”的覆灭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只是表面现象,它正借助于现代化的技术和手段走上“重生”。只要“伊斯兰国”没有真正的覆灭,它就有与“基地”组织重新合作的可能。而在特朗普政府增兵阿富汗以及强力反恐的态势下,“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的合作很可能不会公开化。

三是,在国际反恐大环境的压力下,“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可能以“求同存异”的方式,缓和彼此在“圣战”纲领和路线上的矛盾。“伊斯兰国”由于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争夺地盘,因此把当地穆斯林不同教派视为眼前的头号劲敌,对其采取无差别袭击。而“基地”组织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结怨更深(据有关资料,基地组织在近期与美国接触,有沟联一起的迹象),两者“圣战”手段应有针对性。这些差异原本造成二者的切割,但是在当前面临“内忧外患”的局势下,“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很可能选择暂时搁置细枝末节的分歧,以求生存。

值得关注的是,如果二者“合流”成真,那意味着这两股恐怖主义以其顽强的生命力进化到新的阶段,这必将对地区安全秩序和国际反恐行动构成新的巨大挑战。[8]

面对风起云涌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威胁,我们既要充分认识到当前反恐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又要不断根据国际形势与国内反恐任务的发展变化,对国内反恐战略和战术做出适时调整。要结合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9]两年多来的司法实践,认真总结和反思过去十几年来我国以及国际社会反恐怖犯罪的经验、教训,研究制定出具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国情的反恐怖犯罪对策和措施,扎实做好反恐怖斗争各项措施及其法律的实施,在严密边境管控措施的同时,坚决防止境外暴恐分子向内地回流渗透,防止暴恐分子在内地打响、炸响,彻底消除影响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安全的各种暴恐隐患和现实威胁。

二、当前我国防范和打击涉恐犯罪的宏观对策

(一)进一步完善反恐怖主义的立法工作[10]

打击恐怖主义,首先要有完备健全的法律为其提供符合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合法性依据。当前,我国政法机关要在明确《反恐怖主义法》总体定位的基础上,进一步处理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国家安全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人民警察法》、《国际法》、《反洗钱法》、《外国人出入境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的衔接与协调。尤其是涉恐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认定条件、立案标准、安置教育、处罚权设置等需要进一步细化。尽快对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条例进行必要的补充和修订,形成并完善系统、全面、有针对性的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法律体系。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特别是边疆和内地省区所面对不同的反恐任务和形势,出台相应的实施《办法》或《细则》。还要注意总结《反恐怖主义法》实施两年多来和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做好修法调研工作,搞好科学论证,为有效预防和打击涉恐犯罪提供坚实、有力的法律保障。在科学制定和完善反恐法律体系、为中国的反恐工作提供国内法与国际法依据的同时,要断绝一些国家打着所谓人权与民族自决的旗号,使用“双重标准”,攻击我国的反恐怖国家内部事务,防止他国以反恐为借口,干涉我国内政。

(二)要完善系统化的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工作机制

我国早在2001年就成立了国家层面的、由相关部委参加的反恐怖工作协调小组。为适应我国反恐怖形势的变化,2013年更名为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公安部反恐怖局。与此相对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地、市级和部分重点县,设置了相应的组织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即反恐怖总队、支队、大队等),进一步明确了各部门的职责,完善了领导指挥体系,从宏观上统筹全国的反恐与重点涉恐地区的综合治理工作,彻底改变过去严打暴力恐怖犯罪仅靠公安机关“单打一”的局面。当前应进一步加强反恐工作运行机制的研究、建设和完善,尤其是涉恐犯罪线索的“快速发现、快速报告、快速查处”响应机制的完善。要协调国家安全、技术侦查、情报、网安等部门,完善国家信息安全保护体系,加强重点领域的监控、防护工作,不断完善工作运行机制,提高防范打击效能。各部门要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首位,强化责任担当,推行反恐怖工作责任制的落实,探索建立并逐步完善预防和打击恐怖犯罪的责任追究体系。

(三)要大力加强反恐怖犯罪的国际合作

在反恐合作方面,我国已与东盟、“上海合作组织”[11]成员国之间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今年6月“上合组织青岛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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