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犯罪研究》
论控辩关系的良性建构
【副标题】 以刑事诉讼模式及平等原则为视角【作者】 陈慧慧
【作者单位】 中共河北省纪委监委第七纪检监察室【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控辩关系刑事诉讼模式;平等原则【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6【页码】 30
【摘要】 诉讼模式的历史演进反映了控辩关系的发展变化。在现代刑事诉讼中,控辩关系能否得到良性建构,将直接影响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实现及被告人合法利益。以检察机关为代表的公诉方与以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组成的辩护方之间力量对比的悬殊,促使诉讼模式产生了平衡控辩双方的内在价值要求,认清其规律有助于我们理解平等价值的初始内涵。在刑事诉讼中贯彻平等原则,应结合诉讼价值理念和法律制度,分阶段探讨控辩关系模型,为控辩关系的良性建构提供思路。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2282    
  
  

引言

当下,中国刑事诉讼问题纷繁复杂,大多集中于诉讼中一对重要关系——控辩关系。比如,以检察机关为代表的公诉方力量过于强大、被告人权利得不到充分保护、刑事辩护律师执业境况艰难等。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为推动诉讼制度改革顺利进行,法官和庭审在发挥中立作用的同时,控辩关系也产生了良性构建的内在要求。本文旨在通过考察刑事讼诉模式的历史演进,把握其中控辩关系的发展脉络,结合平等原则这一核心价值,从而为实现控辩关系分阶段的良性构建提供自己的浅薄思考。

一、历史考查:大陆法系刑事诉讼模式演进与控辩关系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指出,我们如果对任何事物,对政治或者其他问题,追溯到其原始而明白其发生的端绪,我们就可以获得明朗的知识。[2]对刑事诉讼模式的考察也是如此,唯有找到刑事诉讼制度最初产生时的模样,我们才能了解人类创造这一制度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蕴含何种价值理念,才能发现当下制度弊端,进而寻找解决方案,以避免我们“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了为什么出发”。

“弹劾式”诉讼模式是学者普遍认为的世界最早的刑事诉讼模式。这种诉讼模式形成于古罗马时期,由于当时统治秩序混乱,认识手段和能力有限,人们解决纠纷的形式主要靠纠纷双方私人或者部落力量,其结果也就取决于双方力量的大小对比。[3]由此产生的弹劾式诉讼是一种个人享有控告犯罪的绝对权利、国家审判机关不主动追究犯罪而是以居中仲裁者的身份处理刑事案件的诉讼模式。[4]在这种诉讼模式之下,国家没有成立专门的追诉机关,控辩双方在居中裁判者面前充分举证、对抗和辩论,控辩关系保持着一种最原始的“平等”色彩。

“纠问式”诉讼模式产生于中世纪。当时,人们意识到要维护社会共同体利益,仅靠个人提起诉讼难以应对社会上发生的严重犯罪现象。随着专制主义政体的设立,人们逐渐认识到强大的国家机器在追究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重要性。于是,“国家控诉”渐渐成为主流,到了14世纪,国家控诉制度更趋于完备,其中最明显的标志是建立了检察制度。[5]由此,由检察官代表国家来追究犯罪、被告人诉讼主体地位消失等成为纠问式诉讼模式的特点。整体而言,虽然该模式提高了打击犯罪的效率,但是“与原始的弹劾式诉讼相比,纠问式诉讼在诉讼的民主性方面无疑是倒退了”[6],这主要是因为控辩双方力量发生了极不对等的变化。

我们可以用图1来说明刑事诉讼模式从“弹劾式”到“纠问式”的发展变化:

(图略)

图1(笔者绘制)

从图1可以看出,在早期,国家权力与控辩双方划清界限,控辩双方平等对抗,呈现出一种均衡的关系态势;然而后来,国家开始主动控诉,审判与控辩不再泾渭分明,控辩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整体呈现出一种不均衡模式的样态。由此可知,纠问式诉讼本身隐含了强大国家权力对个人的侵犯和压制。到了后来,纠问式诉讼模式由于漠视被告人的权利,而且与后期启蒙思想运动的理念相抵触,最终被彻底摧毁。

“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产生于法国。启蒙运动中,法国哲学家们崇拜英国对抗式诉讼模式,照抄英国模式失败后,发展出了自己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该模式下,侦查机关享有广泛的权力,以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综合来说,法国的职权主义模式保留了一些纠问式中的职权因素,但同时也保留了诸多体现人权保障和规范权力的内容,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了与国家追诉机关对抗的可能,因此,法国的刑事诉讼又被称为“混合式”。[7]混合式后期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所采纳,成为刑事诉讼模式主流。

中国于1979年颁布了《刑事诉讼法》,1996年和2012年进行了两次修订。虽然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当事人主义的一些内容,特别是审判方式改革向当事人主义靠拢,但是,相当多的强职权因素(包括法定和“法外”因素)都得以保留。[8]故而有学者认为,中国当下的刑事诉讼模式应当是混合式—强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的混合。也就是说,中国当下的刑事诉讼模式,决定了控辩双方力量的不均等与关系的失衡。因此,与许多大陆法系国家一样,需要通过平等原则的贯彻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控辩双方的平等关系。

二、核心价值:贯彻于控辩关系中的平等原则

经过上述模式,我们不难发现,刑事诉讼的模式决定了控辩双方的关系特点。最早的弹劾式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处于平等的地位;到了纠问式诉讼和混合式诉讼,由于国家追诉机关的介入,控辩双方关系发生了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控辩双方地位不再平等(现实意义上),控辩关系呈现出一种不均衡态势。笔者以为,当下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模式天然蕴含一种“恢复平等”的张力和趋势,故而应当将平等原则作为控辩关系的核心价值。那么,平等原则之价值内涵究竟如何?该原则又应如何在刑事诉讼中体现?这有赖于我们进一步深究,进而为制度设计和构建良性的控辩关系提供理念指导。

(一)平等的价值内涵

平等是一种状态,从著名思想家伯里克利在雅典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讲话中指出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到后期一大批启蒙思想家用自己的学说和观点支撑起人类平等的大旗,“平等”一词逐渐成为人类所追求的良善价值之一,成为与民主和自由并驾齐驱的政治理念。

人人生而平等指的是“应当”平等,是一种应然状态,是理想意义上的平衡,但因为诸多现实因素的介入,造成形式上的平等代替了实质上的不平等。可以说,平等是原始而理想化的,而现实总是存在一种走向差距和失衡的趋势。古往今来的政治运动多以“平等”作为指导其思想的大旗,从“平等”到“平等权”,是一个从应然到实然的转变过程。在此过程中,某些制度的产生目的就是努力追求这种平等权,进而实现实质上的理想平等态势。

(二)平等原则在刑事诉讼领域的逐渐确立

在刑事诉讼中,正是控诉者的角色变化打破了控辩双方之间原始的平等态势。在没有公诉机关时,控诉者是个人,被控诉者也是个人,二者维持最原始的平等状态。然而,自从国家成立追诉机关后,控诉者角色转变成一个拥有庞大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军队的强大机器。这种角色变化使控辩双方之间失去了原始的平等状态,对弱势的被告人是一种潜在的巨大压制。因此,各国的刑事司法制度都在不断探索寻求对平等的恢复。

最早完整地体现控辩平等的基本精神的是19世纪早期英美法系国家盛行的“竞技司法理论”(SportTheoryofJustice),亦即国家与被追诉者个人之间的刑事争端应由检察官与被追诉人通过平等的对抗和竞争来加以解决。[9]这种控辩平等的精神是英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的产物,也是早期弹劾式诉讼模式的内在机理。至于大陆法系国家的控辩平等原则,有学者认为是伴随着人权保障运动的不断发展和被追诉人诉讼地位的日益提高而形成的。[10]某种意义上说,刑事诉讼法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小宪法”,应当承担起保护其基本人权、诉讼权利和合法权益的重任,这与刑事诉讼的某些制度的产生来源密切相关。比如刑事辩护制度就是来产生于人权运动的发展,正是人权运动积累的经验为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基础,《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第14条第3款规定,(a)“在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时,人人完全有资格平等地享受以下的最低限度的保证(b)有相当时间和便利准备他的辩护并与他自己选择的律师联络。[11]人权保障理念的发展,促进了平等原则在大陆法系刑事诉讼领域的逐步确立。

(三)平等与对抗的关系

平等原则终究是一种理念,理念是抽象的,至于能否指导具体实践,还需要转化为具体的表现形式。在刑事诉讼实践中,能体现双方平等关系的最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对抗”,也就是所谓的“平等对抗”。笔者曾在研习中国历史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古代春秋时期,人们保持着一种对“形式平等”的追求,《左传》中记载,司马子鱼问宋襄公能否在楚军还没准备好的时候攻击,宋襄公否决了这一做法,他认为在楚军渡完河之前发起攻击是不仁之举,必须要等到楚军完全渡河立稳之后才开战,结果惨败。尽管后人对此冷嘲热讽,更有人认为宋襄公愚蠢,而笔者却持另一种态度,对抗的前提就是平等、对等。相反,选择趁火打劫,虽然能在战争对抗中获得胜利,但却“胜之不武”。在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之间对抗也应遵循对等规则,建立于双方平等的基础之上,如若不然,不仅使对抗本身变得毫无意义,更重要的是,还有可能演变出强大国家机器侵犯被告人人权的严重后果。

三、良性构建:分阶段之控辩关系模型

以平等原则为核心,构建良性控辩关系,还需以具体制度作支撑。笔者曾研读过《检察学》课程,里面提到了控辩双方关系的分阶段类型:审前的交涉主导型、审后的对抗主导型、定罪之后的求同主导型。笔者认为,此种分类恰好用于说明以实现良性建构为目标的控辩关系的分阶段模型。在此详述:

(一)审前阶段:交涉主导型

俗话说“沟通是桥梁”,对于即将于法庭上对抗的双方来说,交涉和沟通是减少双方对抗损伤的有力手段。审前阶段,控辩关系应当体现为一种“交涉主导”的特点。即检察官与辩护方应当进行充分交涉和沟通,尽可能实现信息交流。

但是在现实中,某些检察官主观上错误认为辩护律师是检察机关的办案障碍,因而不情愿在庭前与辩护律师进行交涉和沟通。但实际上,检察官与辩护律师所追求的目的是同一的,那就是案件能够得到公正审判,而这与自身角色并无太大关系。更何况,这种庭前交涉的要求与检察官的角色定位密不可分。众所周知,检察官不是刑事诉讼的一方当事人,为什么要这样规定?这乃是因为检察官的真正角色是“实现真实正义的忠实公仆”[12],还有学者认为检察官就是“法官前的法官”[13],笔者赞同这种说法。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一规定点明了检察机关的性质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是人民的检察机关,故而检察机关应带有“公仆”性质,应当以追求真实正义为其最高价值目标。

基于此,为了实现实质正义,检察官必须履行客观义务,不论是有利还是不利于被告人的事实和证据,检察机关均应当收集。而且,面对侦查机关和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检察官应当一视同仁,而不应在办案过程中怀着“公检法是一家”的想法,将辩护律师“拒之门外”。因此,在庭审前检察官应与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进行充分交涉。要实现审前的充分交涉,需要完善两方面的制度:

1.完善证据开示制度。充分的信息交流与共示能够拉近程序参与者对案件事实的认识距离。英美法系国家为避免证据相互突袭(surprise),往往倾向于采取证据开示制度。我国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但是,这一规定却并未对司法机关不予以调取证据的救济措施做出规定,由此,“申请”变成了一项理想化但又难以得到保障的权利。同时,该规定也遗忘了辩护方申请证据保全的权利。[14]

2.吸纳控辩协商制度的精神。笔者之所以这样表达,正是因为笔者不赞同在中国照搬辩诉交易制度。首先,辩诉交易制度产生初衷是节约司法成本、提高诉讼效率,但效率与公正之间本就存在着紧张关系;其次,最大的障碍是,中国部分传统观念盛行,比如其中的“罪有应得”观念,被告人认罪往往被视为一种义务。如果被告人认罪便能减轻刑罚,这对社会公众来说本身无疑是一个巨大冲击,对检察机关司法公信力也是挑战。一项制度如果“水土不服”,往往会因为难以实现初衷而最终被抛弃。因此,笔者以为当前阶段不宜照搬引入辩诉交易制度,而是应该借鉴撷取其中蕴含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52282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