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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犯罪研究》
关于犯罪预防理论走向的考察
【作者】 凌秋阳【作者单位】 [日本]广岛大学{硕士生}
【分类】 国际刑法学【中文关键词】 犯罪预防;理论;国际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6
【页码】 18
【摘要】

从1960年代开始,国际上犯罪预防的相关研究开始不断发展,打破了传统的以刑罚的威慑和执行为主的预防模式,产生了许多的现代预防理论。在我国,随着习近平新时代的发展,犯罪相关领域的改革受到重视,一个更为完善的犯罪预防体系也在其要求之中,而对其的完善离不开对国外先进理论和经验的吸收。当前我国对这些理论的研究的完善性和实践性都显得不足。因此,本文对相关理论走向进行考察,着重分析其中的代表性理论:事前预防,科学主义犯罪预防论,治疗共同体和恢复性司法。最后提出几点思考,希望对中国犯罪预防的发展提供参考意见。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2275    
  
  

自1991年我国明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犯罪预防战略以来,该战略和几年一期的“严打”相配合而形成的预防体系,成为我国抑制犯罪的主要手段。而随着时代的发展,通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战略中的与事前预防相关的政策措施和“严打”机制的结合而形成的事前性预防体系的局限性也逐渐被学界所认知[2],为促进其改进,需要加强对国际有益经验和理论的吸收。近年,我国又相继出台了许多犯罪预防政策,犯罪预防工作呈现加强趋势。从巡视组政策到2018年的“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计划,彰显出了我国对犯罪,特别是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零容忍”态度。但另一方面,自2016年11月起,我国检法系统就开始试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增强对犯罪者的“包容”,给予具有悔改意愿的犯罪者更好地改造自我,回归社会的机会。在对犯罪“零容忍”的同时,也更加注重对犯罪者的区别对待,强化惩罚与拯救的结合,体现出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也表现出我国犯罪预防的智慧化,人道化,多样化发展。而在犯罪者处遇的领域中,到2017年,我国结合长期以来的实践经验,在固有的底线安全观的基础上,提出了注重根据犯罪者特性进行针对性矫正,向社会输出合格“产品”的治本安全观。标志着我国的犯罪预防工作在原有的注重事前社会性控制,强调事后犯罪者惩戒的“前控后制”体系的基础上,开始逐渐关注对犯罪者的修复方面的工作。从以上改革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犯罪预防正朝着更加全面化,科学化,人道化,更贴近国际的预防理念和模式,符合现代化犯罪预防观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需要加强对国际相关理论和经验的参考和借鉴。

因此,为少走弯路,为人民形成一个低犯罪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也为适应习近平新时代发展对犯罪预防工作的要求,我国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具体需要,强化对国际犯罪预防理论中符合中国国情,有益于完善中国犯罪预防体系的相关理论的学习。而当前,我国学界对国际犯罪预防理论的研究并不充分。因此,笔者准备对国际犯罪预防领域相关理论走向进行考察,并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几个理论进行进一步分析,最后结合中国犯罪预防理论特点提出自己的几点意见,希望能对国家的犯罪预防政策的开展起到一定作用。

一、犯罪预防的概念

“预防”一词,一般意味着防范于未然的相关措施,而在犯罪预防的领域中,却不一定局限于这种理解。当今学界对于犯罪预防概念的界定,大致可分广义和狭义两种观点。从广义上讲,犯罪预防就是,为阻止犯罪行为而采用的所有行为和措施,既包括公行为,也包括私行为,以及公私结合行为。除由警察以及整个司法系统而产生的刑法上的社会统制以外,还包括从社会政策,劳动政策,儿童、少年、家庭政策等方面出发的,与犯罪预防有关的所有政策,比如教育政策,公共卫生政策,新闻传媒政策等社会领域政策中与犯罪预防相关的部分。也就是说,犯罪预防是包括对犯罪的事前性防止,事中性镇压以及事后性矫正和恢复在内的广泛性的行为、措施以及技术的总称。另一方面,作为从强调犯罪发生的未然防止的现代性理念中孕育出来的概念,狭义的犯罪预防是指为减少、消灭犯罪原因,遏制犯罪机会而采取的各种措施的总称。这种理解与“预防”一词的基本含义相近,主要意味着事前预防。

从犯罪的发展历程来看,人类对于犯罪的认识大致经过了3个历史性阶段。在第一阶段中,把犯罪视作对个人的侵害,提倡私力复仇观。对于被侵害的状态,由自我进行救济是社会的流行趋势,在多数情况下,国家也支持这种方式。在第二阶段中,开始重视犯罪对国家的侵害,以国家主义为理念,强调国家对犯罪惩戒的独占权。在第三阶段中,也就是当今国际社会中,犯罪对个人的侵害被再次强调,从人权保障的视角出发,对公权力的行使进行极力限制的同时,对个人的预防责任以及私秩序的构建的关注也在不断增强。也就是说,犯罪预防理念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由原始的个体观上升到了集体秩序观,而现在又在集体秩序观的框架下,开始逐步构建注入了现代理念的文明个体观。

另一方面,虽说,在国际上,现在对于犯罪预防的私事化研究正在成为流行的趋势,但是对于国家机制的犯罪预防功能也是不能忽视的。正如在第十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犯罪者处遇大会通过的“有效犯罪预防:跟上新的发展形式”(第十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犯罪者处遇大会,2000)中指出的一样,通过正式的社会统制机制和非正式的社会统制机制的相互补充,才能形成完善的犯罪预防对策。在中国,“专门机关和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原则被运用到了犯罪预防之中。而在日本,伴随着非正式的社会统制机制的衰弱,公和私结合的思想也在不断成长之中。比如,吉中教授所指出的“新地域主义”(newparochial)——“地域的社会资源与警察为中心的正式性社会统制机制的合作形态”。在欧美,伴随着人民对于国家的刑事司法系统在减少犯罪,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功能的失望,人民参与犯罪预防的意欲在不断增强,公私协调趋势增强。总之,当前的犯罪预防理念,正在朝着公私结合的方向发展,主要表现为在公秩序框架下,尝试私秩序的有效配合,同时,应注意不能忽视对公秩序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因此,随着私秩序预防体系的兴起,我们应当理性地看待这种趋势,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实行公私秩序并重的犯罪预防体系或者公主私辅的犯罪预防体系。对私秩序体系既不能忽视,也不能夸大其作用,避免过激化发展。

而私秩序的构建,也意味着犯罪预防将不再局限于国家职能,而会深入社会各方面和各领域。换言之,在国家职能范围的犯罪预防模式的基础上,寻求其他的方式和可能性成为一种潮流。接下来,本文将对随着这种潮流的发展而形成的理论走向进行介绍和分析。

二、犯罪预防的理论概况

(一)概说

至少在1960年以前,犯罪预防的含义还是主要指再犯预防。在以前的刑事法学领域中,犯罪预防几乎是可以等同于再犯预防。传统的再犯预防,其目的更侧重于惩戒,强调报应论,预防功能更多表现为惩戒职能的附带效果。随着时代的发展,“通过刑罚执行,来预防将来的犯罪”的理念才逐渐被人们所认同。在现代,这种理念表现为关注犯罪者的矫正改善,社会回归的犯罪者处遇论(处遇即“treatment”),即处遇型再犯预防。在当今国际上,处遇型再犯预防逐渐成为发达国家的主流再犯预防模式。在美国,从1960年代开始不断展开各种对受刑者的矫正改善项目,从心理,身体,行动方式以及药物等各领域出发进行多角度的治疗,以消除犯罪者所具有的“危险因子”。之后,这被称之为犯罪者处遇的“医疗模式”。在日本,结合了惩罚的要求和预防的要求的“相对报应论”成为日本刑罚论的主流。以该理论作为基础,日本确立了“以对象者的特质以及其所处的环境为依据,着眼于对象者的自觉性,把唤起对象者改造自新的意欲和培育对象者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作为目标”的个别处遇原则,并由此为依据展开犯罪者处遇。感觉黑人都特别团结

但是,在1960年代以后,特别是1970年代开始,犯罪预防理论开始逐渐突破再犯预防的框架,进入百花齐放的时期。1970年代,美国发布了名为“Nothingwork”的报告。该报告显示,一直以来的监狱矫正对于受刑者的矫正以及社会回归是完全没用的。由此,以犯罪者矫正改善为主的预防思想步入衰退期,随之而来的首先是犯罪预防的“公正模式”的兴起。所谓“公正模式”,强调的是处罚的公正性而非有益于改造性,即公正对待每一位违法犯罪人员,所有违法犯罪者必须受到同等的惩罚。它实际上并未突破传统预防模式的范畴,依然依托于刑罚的执行力,是犯罪预防突破原有框架前的最后一次改良。它的典型是美国的重罚化犯罪政策(也称“零容忍”政策)——“梅根法案”(Megan’sLaw)和“三振法”。最终这个“公正模式”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犯罪率依然呈现上升趋势。另一方面,彻底执行这样的重罚化政策也给国家的司法成本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因此,到了1980年代前后,关于刑事司法制度对于预防犯罪究竟能起到什么程度的作用,究竟有没有作用等疑问不断被提出。

随着学界对原有框架的批判,各种新学说也开始逐渐被重视。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经典的“犯罪模式论”。这是由MichaelTonry和DavidFarrington两位教授提出来的理论,把犯罪预防模式分为“法执行模式”、“育成模式”、“地域模式”和“环境模式”。所谓“法执行模式”是指,包含刑罚的威慑、抑制所达到的一般预防和以再犯预防为中心的犯罪者处遇论为代表的特别预防在内的刑罚论模式。对这个模式的过度依赖容易造成刑事司法机关过重的负担。“育成模式”是指,对孩子的育成,通过家庭、学校、社区等孩子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影响其成长的社会化机制的改善,来减少乃至消灭可能将其引向犯罪的“危险因子”,增强有利于预防其犯罪的“防御因子”。“地域模式”,即“communitymodel”,在日本称为“コミュニティ?モデル”,是指以一定的居住地域为单位,对其影响犯罪的各种因素进行改善的一种观点。在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社区预防。“环境模式”是指,通过物理环境的设计和修正,增加犯罪实行本身的难度,减少犯罪机会的相关措施。在日本,以这样的“犯罪模式论”为参考,形成了一种把犯罪预防分为育成型犯罪预防和状况型犯罪预防的观点。其中,“状况型犯罪预防”和“环境模式”几乎是一致的。其次,需要指出的是,借鉴医学理论而形成的犯罪预防三阶段论。第一阶段是指预防疾病的产生而采取的措施。即为抑制潜在的犯罪者而进行的,对可能诱发其犯罪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修缮。第二阶段是指对已经出现征兆的病人采取的防止疾病成型的措施。即对显性的犯罪倾向者采取的介入措施。第三阶段是指对患病者的治疗。即对实际的犯罪者的矫正和治疗。再次,需要指出的是,以犯罪的发生作为分水岭,把犯罪预防分为事前预防和事后预防的观点。事前预防主要是指,后述的“状况型犯罪预防”和“社会型犯罪预防”的整体。而事后预防的内容主要是,犯罪者处遇和被害者救济。该观点可与后述的全局性犯罪预防观相对比。此外,还存在,后述的科学主义为基础的犯罪预防论,恢复性司法论,以及强调预防性价比的“社会政策论”[3]等等。另外,在新中国成立时期,也形成了一种犯罪预防模式,即“信仰预防”。众所周知,在毛泽东时代,在革命胜利的背景下,加之《毛泽东语录》等对领袖的不断宣传,中国人民对于领袖的信仰,达到了一个异常的高度,这种现象被称之为“毛崇拜主义”。这样的高度信仰与当今的文明理念的关系暂且不论,但是在这种信仰力的作用下,全国多数人民的思想意识达到高度统一,对当时的犯罪预防产生了相当程度的积极影响。而事实上,在新中国初期,哪怕是在相对混乱的文化大革命时期,除去阶级斗争的产物以外,中国的犯罪率一直也处于一个极低的水平,远低于如今的犯罪水平,这其中离不开信仰力的作用。虽然这种“信仰预防”需要特定的条件下才有形成的可能性,但其中的内容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比如在当今中国,对于如何利用权威性人物所拥有的对一般民众的影响力来预防犯罪等宣传性犯罪预防活动而言便具有不小的参考意义。

从新学说的崛起到现在,犯罪预防也逐渐形成了它的新框架和理论走向。其趋势首先可以分为3个方向:犯罪的未然预防、科学主义预防和被害者预防。其后,随着再犯问题的深化,再犯预防再次受到重视,由此,形成由犯罪的未然预防(事前预防论)、科学主义预防、犯罪者处遇和被害者预防为主的四个发展方向。接下来,笔者将对这4个方向各自的代表性理论进行进一步探讨。

(二)事前预防——状况型犯罪预防论和社会型犯罪预防论

事前预防是当前整个犯罪预防理论体系中涉及面最广的领域,也是犯罪预防理论发展的重心之一。为消除犯罪原因和犯罪机会的所有研究,都可以划归到这个范畴。也因此,随着未然预防论在国际上的发展,犯罪预防也逐渐朝着跨学科、跨行业的方向发展,而不局限犯罪学、心理学和刑事法学的范畴。纵观当前的事前预防论,可以分为2个相对的理论进行阐述:抑制物理环境中存在的犯罪机会为理念的状况型犯罪预防论,和以遏制人性中存在的犯罪原因为理念的社会型犯罪预防论。接下来,本文将分别对两个理论进行阐述和分析。

1.状况型犯罪预防论

“状况型犯罪预防论”这样的用语是产生于英国的,由笔者用日语直译过来的,其原文即“criminalevent”,在中国,通常被称为“情景预防”。而“环境犯罪学”一词,则是由美国的“CPTED”——“crimepreventionofenvironmentaldesign”一词翻译而来,该词来源于Brantingham夫妇(PaulandPatriciaBrantinghams)在1981年的著作《EnvironmentalCriminology》。前者以对犯罪现场的分析改善为视角,后者着眼点在于通过环境设计这一手段来预防犯罪。当然,两者的内容是殊归同途的,都是利用物理环境的设计来阻碍犯罪的实施。

“状况型犯罪预防论”的领域中,提出了许多具体的理论,在此举出其中4个重要的理论。第一是,状况型犯罪预防论的先驱性理论——“防卫空间理论”。这是由美国建筑类新闻记者JaneJacobs在1961年的著作《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thedeathandlifeofgreatamericancities)开始展开的理论。“防卫空间”的意义主要在于,形成了由空间设计来制造阻碍犯罪实行的物理环境的理念。第二是,“日常活动理论”。该理论指出,一个犯罪的发生需要有3个必要条件。有犯罪意图的潜在犯罪者,具备犯罪实施条件的场所或状况,有合适的被害对象者或对象物。第三是,上述的Brantingham夫妇所提出的“犯罪方式论”。该理论阐述了犯罪的发生总是集中于一定的区域的这一犯罪现象产生的原因。简单来说,就是具有犯罪意图的潜在犯罪者与合适的被害对象者或对象物高度重合的区域,犯罪更容易产生,如人流密集的火车站,商店街等。第四是,“合理的选择论”。把具有犯罪意图的潜在犯罪者看做理性的存在,会根据情况冷静地计算得失比例来决定犯罪与否。因此,可以通过减少犯罪利益,强化对象标的,增加犯罪风险等来预防与阻止犯罪的发生。此外,还存在“破窗理论”,“问题行动型”等理论。

基于这些理论,产生了许多的犯罪对策。其中著名的是,Clarke,R.V.主编的《环境犯罪预防:成功案例研究》(Clarke,1992)。把其中的犯罪预防对策分类的话,大致可以分为以下的5种。①犯罪成本的增加。②犯罪风险的增大。③可期待利益的减少。④刺激·挑拨因素的削减。⑤犯罪借口的消灭,所谓犯罪借口,就是支撑犯罪企图者将其犯罪行为“正当化”的借口。然后,关于犯罪预防对策的具体过程,学界提出了“SARA模式”。顺序是:①犯罪相关问题的发现。②对问题点的进行详尽调查研究和分析。③根据调查研究的数据和对此的分析而得出问题的相关对策。④通过对策的试行再次获得相关数据,对其效果进行检证。⑤从④再次回到①,建立循环往复式的系统机制。这些理论都着眼于犯罪的客观环境,把犯罪预防问题转化为寻找可视的环境性缺陷问题,让抽象的问题具体化,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可视的有效性。比如说,在缺少监视设备的街道上安装摄像头增加犯罪风险,将贵重物品放入保险柜增加犯罪成本,出门时尽量不要将现金或贵重物品出示于人前以减少刺激犯罪的因素等简单而细小的环境性改善手段,又如将艺术室等不需要依赖于人流量经营的商业店铺规划于一些人流量不足的街道,以增强街道监视力,增加犯罪风险等需要一定的设计和思考的环境性改善手段。而这些手段的特点在于,虽然其指导理论来自于犯罪学和刑事政策,但是其具体的方法及其实现手段却涉及建筑学,规划学,新闻媒体宣传,教育学等社会各学科、各领域。

当然,另一方面,状况型犯罪预防论也存在着一些批判。首先是,“犯罪的转移”问题。即通过对特定地方或特定状况实行状况型犯罪预防策略,可以实现对该地方或该状况的犯罪减少效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犯罪本身得到了消灭,不过是向其他地方或状况进行了转移而已。结果,犯罪的总量并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比如,守山教授所说“在某个道路上设置摄像监视装置,可以使该道路变得更为安全。但是别的道路上的犯罪也在因此增加”。顺便一提,关于这个问题,环境犯罪学的泰斗RonaldClarke教授认为,关于转移现象发生的实证性研究十分不充分,该理论并不成立。他认为,状况型犯罪预防策略的结果不是“犯罪的转移”而是“利益的扩散”,对特定地方或特定状况的未然预防效果,会对其他的地方或状况也产生良好的影响的。其次,有些学者认为,状况型犯罪预防论过度强调物理环境的构建,而忽视了对人性的根源部分的关心和研究。不断通过改变物理环境来制约犯罪,很可能会对人类的正常活动也产生影响,最终导致“社会的要塞化”。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充满了限制的要塞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少,关心变淡薄,这样的社会不是我们所最追求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状况型犯罪预防论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但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局限性,单纯依赖状况型犯罪预防论是难以实现持续而有效的未然预防体系的。学界也因此加强了对遏制犯罪原因的对人型预防理论的关注,提出了社会型犯罪预防论来作为与状况型犯罪预防论对置的概念。

2.社会型犯罪预防论

社会型犯罪预防论作为一个整体的理论框架已被学界确立,但是其具体的理论体系还需要进一步的摸索和整合。就其实际状况而言,虽然现在学术界对于社会型犯罪预防的论述也在逐渐增加,但其论述篇幅仍然远低于对状况型犯罪预防的研究篇幅,并且其论述各有观点,缺乏理论的统合性。以日本为例,在守山正和安部哲夫两位教授所编的《初学者刑事政策》中认为,“社会型犯罪预防”是,通过在孩子的社会化过程中,增强其善恶的判断力,增强其法治意识的方法来将犯罪防范于未然的措施。同时,守山教授把“对状况型犯罪预防和社会型犯罪预防去其弊取其利,然后融合在一起发展出来的第三个模式”称为“地域模式”,可与前述“地域模式”相对比。另一方面,在吉中教授的论文中,把社会型犯罪预防看作“育成模式”的一部分和“地域模式”的集合。而如前所述,状况型犯罪预防论存在过度强调物理环境的构建而忽略对人的关注这样的问题,而强调对人措施的“社会型犯罪预防论”正好吻合弥补这种不足的需求,社会型犯罪预防论是作为与状况型犯罪预防论对置而产生的概念。基于这种背景,在结合上述关于社会型犯罪预防论的理论探讨的基础上,笔者进一步参考了中国的李春雷和靳高风教授的《犯罪预防学》中的“犯罪的社会预防”一节和蔡应明教授的《犯罪预防学》中的“犯罪社会预防”一节,对“社会型犯罪预防论”的中国化定义进行了尝试。即“社会型犯罪预防论”是指,国家和民间力量通过改善人文环境,来提高人民的法治素质,增强社会统制力,减少犯罪原因的对人型相关理论和措施。也就是说,相对于“状况型犯罪预防论”重视人与物理环境的关系的视角,“社会型犯罪预防论”立足于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的视角。它既包括家庭、学校等社会化组织对孩子的精神方面的影响措施,也包括民间或者官民合作而形成的犯罪预防活动,国家对犯罪预防有益的社会政策,地区对犯罪预防有益的宣传政策等各种各样的以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为内容的犯罪预防对策。

基于这种理念,本文进一步把“社会型犯罪预防论”的范畴分为4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国家和政府的宏观政策。法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政策以及社会政策等涉及犯罪产生的原因,增强社会统制力等方面的国家性措施或者地方性措施。比如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法,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等制度性建设,来增强犯罪抑制力的方式。又如,“精准扶贫”等社会性政策,来减少贫困引起的犯罪问题的方式。再者,为调和文化冲突而实行的相关文化政策,如少数民族风俗的尊重政策等等。关于这一层次,是涉及到国家全体的顶层设计的问题,需要从全局出发,多角度,多领域合作,才能将其完善。第二层次是,民间资源的运用。比如说,非营利性机构或者社会工作机构的犯罪预防宣传活动的推广,企业对受刑人员的支援和录用等相关资源的催发和促进等等。在当今的犯罪预防中,随着技术进步,犯罪的多样化,单纯依靠国家机制很难有效地实现对犯罪的预防,需要增强对民间资源的活用。第三层次是,区域。即在参考了学校,家庭,住宅区,商店街等重要要素的密集程度和当地状况等情况下,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区域化划分而形成的犯罪预防单位。以这样的区域为单位,可以根据该区域的具体情况,制定具体的,比如由社区,学校开展的法制宣传活动,由社区,商店街等组成的自主防范队伍等措施。通过设立相适应的警务力量,与该区域的民间资源合作,同时各区域间也加强合作,形成有效的微观预防体系。第四层次是,个人。根据特定个人的情况,如有必要,进行有效的介入措施,消除其潜在的犯罪可能性。另一方面,强化个人被害化防止指导。培养其在日常生活中,在其日常行动中,减少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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