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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犯罪研究》
从域外理念看我国未成年人检察保护的直接性与间接性
【作者】 赵学刚陈军
【作者单位】 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检察院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纪律检查委员}
【分类】 检察院【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6【页码】 104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2274    
  一、未成年人检察保护制度价值理念及域外借鉴
  制度理性是人类社会能够通过集体决策形成良好制度的逻辑正确性[2]。未成年人检察制度理性在于通过制度正当构建,达到对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保护而遵循的制度拟定的逻辑属性。对进入刑事司法领域的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传统的报复观念而产生的刑事司法制度不足以对未成年人罪错行为提供合理的后续行为指导,或难以产生更好的司法效益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进而促使制度变迁。
  (一)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基本理念
  现代主要法治国家基本上都设置了独立完整的、超越报复观念未成年人司法体系或制度,体现着浓厚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制度理性。这些国家所设置的司法体系和制度,一般遵从三个基本理念:一是国家亲权理念。该理念认为,未成年人不仅是家庭的未来,也是社会和国家的希望。当家庭无法保证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时,社会和政府应予托底保障,如果家庭没有能够看护好未成年人的利益,政府应引导社会担当起“养父母”的角色。二是儿童无罪与公众责任理念。该理念认为未成年人自身无法选择成长的环境,未成年人生理、心理还处于成长发育阶段,发生罪错行为受到家庭、社会等环境影响极大,其责任在营造环境的成人,而不是未成年人本身,对少年违法犯罪人的矫正首先在于优化其成长的环境,采用符合其成长特质的制度来处理,使未成年人及所成长的社会受到的侵害最小。三是儿童(指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理念。该理念认为,与未成年人有关的任何一项权利、任何一项行动中都被优先考虑,当未成年人发展权益的价值理念和其他价值观念发展冲突时,应优先考虑未成年人权益。
  (二)国际法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相关规定
  1985年12月联合国第40届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其原则之一是要求应对未成人犯罪应当以家庭、学校、社区等多种力量社会力量为主,尽量减少司法介入。第44届联合国大会第25号决议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主张对未成年犯适用形式多样的非监禁措施,以尽可能避免监禁刑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中的适用。《儿童权利公约》第40条第4款规定:“应采用多种处理办法,诸如照管、指导监督令、辅导、察看、寄养、教育和职业培训方案及不交由机构照管的其他办法,以确保处理儿童的方式符合其福祉并与其情况和违法行为相称。”《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非羁押状态下的管教方法作出了非常明确的指导性规定。其中,《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17.1这样规定:“主管当局的处置应遵循下列原则:……(B)只有在经过审慎考虑之后才可对少年的人身自由加以限制并应尽可能保持在最低限度;(C)除非判决少年犯有涉及对他人行使暴力的严重行为,或屡犯其他严重罪行,并且不能对其采取其他合适的对策,否则不得剥夺其人身自由。”其第19.1规定:“把少年投入监禁机关始终应是万不得已的处置办法,其期限应是尽可能最短的必要时间。”第18.1要求:“应使主管当局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处理措施,使其具有灵活性,从而更大限度地避免监禁。有些可以结合起来使用,这类措施包括:(A)监管、监护和监督的裁决;(B)缓刑;(C)社区服务的裁决;(D)罚款、补偿和赔偿;(E)中间待遇和其他待遇的裁决;(F)参加集体辅导和类似活动的裁决;(G)有关寄养、生活区或其他教育设施的裁决;(H)其他有关裁决”。
  (三)域外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之借鉴
  美国的未成年人管教帮扶制度最大的借鉴是其坚定不移推行未成年人保护。未成年人保护是美国的少年司法最核心的理念。美国采取了专门适用于未成年人帮教系统管理制度和模式。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和不同于成年人的专业化工作人员进行帮教。“在美国,公民参与青少年帮教工作被认为是美国社会传统,美国每年大约有30万至50万志愿者加入到社会帮教工作”[3]。“在美国对涉罪未成年人的社会化帮教项目主要包括:“1.对犯罪青少年的缓刑(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缓刑的不同之处在于:未成年人缓刑工作者需要发展和未成年人的个人关系,而这在成年人缓刑工作者中是不宜提倡的);2.对犯罪青少年的释放安置;3.对犯罪青少年的居中制裁。具体包括:“赔偿和社会服务、江中监禁和电子监控、转换项目。转换项目”又包括:离家出走项目、养育家庭、矫正项目、小组之家、争取生存的项目等等”[4]。 “尽管美国的少年司法制度的历史发展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波折与坎坷,包括废除少年法院的争论风波、80年代出现的对少年的严罚政策,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保护未成年人是为了控制未成年人,但是这一切都抹杀不了美国少年司法制度保护未成年人的实质内涵”[5]。针对要求取消少年司法制度的呼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答复极为经典:“少年司法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但是错不在少年司法的理念,而是错在理念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6]。
  日本的保护观察制度,广义上叫更生保护体制,可以对我国最大的借鉴作用是其“官民合作,以民为主”[7]的运行制度。日本该项制度对社会化帮教作了详细规定。日本《犯罪者预防更生保护法》第35条规定:“可以采取以下几种保护观察措施:(1)鼓励修养情操方面的学习训练;(2)确保一定条件下的医疗保健;(3)确保住所安定;(4)就业辅导、帮助就业;(5)改善调整环境;(6)帮助到适合更生的地方居住;(7)为适应社会生活进行必要的生活指导;(8)采取为帮助本人更生有利措施”。“通过日本法务省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号召全社会关注违法犯罪人的复归社会的全国性活动,收到了极好的效果,极大地减少了因社会歧视而导致的重新犯罪现象。使日本在社会上拥有7万左右保护观察对象(全国监狱押犯包括未决犯和已决犯也是7万人左右)的情况下,长期保持着发达国家犯罪率最低的记录”[8]。需要说明的是,日本的更生保护体制发展了一百多年,重在依靠民间力量营造一种无歧视的社会环境。
  英国的保释制度最大的借鉴作用是建立保释支持机构对被保释人员实施支持计划。英国的保释制度始于1679年颁行的《人身保护法》。现行《保释法》颁布于1976年。此后,保释制度又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已相对发达。较多地适用保释是英国的现实。这不仅是因为英国崇尚自由的传统使然,而且通过大量适用保释,减轻了拘留所压力(开销低的优越性推动了保释实践的发展),大大降低了羁押的风险,在经济和实际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效果。英国保释制度得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得益于保释支持机构的工作以及完善的保释保障机制。保释支持项目在当地社区进行,由专门的保释支持机构负责。该机构的工作构想是尽量给予嫌疑人保释,努力将保释适用于所有嫌疑人。针对未成年嫌疑人建立的保释支持小组,是青少年犯罪小组的一个部门,每周2—3次向后者汇报工作。他们特别关心10至17岁的未成年人。1969年颁布的《未成年人权利法案》,规定了未成年人的保释与福利。他们主张未成年人获得一个合适成年人的帮助,并与拘留警官、治安法官争取保释。除非不得已,才放弃保释的努力。治安法官根据法律要求,对每个嫌疑人的保释问题予以考虑,负责作出决定,万不得已时才拒绝给予自由而将其关在监狱。
  (四)保护理念及价值与我传统刑事文化的冲突。
  以上国际法与域外经验,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未成年人具体规定,均彰显以保护处分为主的处理方式,但这样的处理方式在我国推行,主要面临观念上的障碍、及制度上薄弱。从观念上看,我国历来视“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报复型刑罚文化为天经地义,对罪错未成年人,民间并没有特殊的特殊处置文化基础,“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些法律格言,无不向我们昭示,法律观念上的障碍是良法推进过程中最大的问题。由于观念上的障碍,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上,自1979年刑法起,我国一般实行的是以成年人为“标准”,来体现对未成年人“从宽”处理法律制度。而并没有针对未成年人特殊的成长的单独的罪错矫正法律体系,从而也就没有上形成相应的社会组织和力量,对罪错未成年人进行矫正的民间传统。
  二、我国未成年人检察保护的现状
  如前所述,对于初次发生罪错行为的未成年人,采用非羁押的方式予以考察监管,是全世界公认的较好的方式之一。对于被判处轻缓刑的未成年人,按采用非羁押方式予以管教,可以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对未成年人加以教育、改造,不会影响未成年人应当正常进行的文化学习、技能培训,能够尽量减少刑事处罚在未成年人身上留下的阴影,因而,在非监禁状态下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管教,是当今世界各国处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中最为常用的手段,并在国际法中受到高度重视。如今,对涉罪涉罚的未成年人,采取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即对未成年人以非羁押的方式予以考察监管,成为学界主流,并得到我国刑事和刑事诉讼法律的初步确认。作为国家司法机关之一,我国检察机关正在完善对涉案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方面,做出了较大的努力,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初步建立对涉罪未成年人的诉讼法律保护制度。
  2013年实施的《刑事诉讼法》第五篇特别程序中,专门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对涉罪未成年人进一步明确“教育为主、惩罚为辅”、 少捕慎诉少羁押原则,落实“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对检察机关来说,已经初步建立和完善了指定辩护和法律援助制度、社会调查制度、法定代理人、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二)初步建立未成年人检察组织。
  在机构设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省级、地市级检察院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较多的基层检察院,基本设立了独立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机构;有的条件暂不具备,在公诉部门内部设立专门负责业务指导、案件办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办公室。有些地方根据本地实际,指定一个基层院设立独立机构,统一办理全市(地区)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近期开展的检察内设机构改革中,江苏省进行了先行先试,考虑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量相对较少,所以大多数地区的未成年人检察部门被并入公诉部门。
  (三)逐步完善了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模式。
  实行捕、诉、监(法律监督)、防(犯罪预防)一体化工作模式,由同一承办人负责同一案件的批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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