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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跨国公司的人权责任
【英文标题】 The human rights liability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作者】 刘满达【作者单位】 宁波大学
【分类】 国际投资法【中文关键词】 国际法 跨国公司 人权 责任机制
【期刊年份】 2003年【期号】 9
【页码】 95
【摘要】 经济全球化推动了跨国资本的全球移动,也给人权保护带来了负面影响。有必要将公司责任与人权挂钓,并协调经济全球化与人权全球化的目标和实践;在将国家承诺的国际人权义务诊释为跨国公司的人权义务时,应注意跨国公司国际法地位的特殊性;目前国际上的人权责任制度,无论是具有“软法”性质的自愿性模式,还是具有“硬法”性质的拘束力模式,都各有利弊,这也反映了当前人权全球监控机构的匮乏;在加强国家间对话与合作的前提下,应当解决跨国公司人权案件的管辖权问题、建立跨国公司人权遵守年报的审查制度和正式或非正式的处罚程序、设立自由贸易的人权例外条款等。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5591    
  
  人权保护在传统意义上并不被认为是公司的一项责任,很多国家的国内法没有加予公司以充分的人权义务,公司也不大可能承担任何直接的国际法义务。然而,经济全球化使得公司(特别是跨国公司)在当今世界秩序中拥有了与某些政府类似的或更强大的力量。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自由移动的结果,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也给人权保护带来了某些(甚至是很大的)负面影响。相应地,跨国公司是否应承担一定的人权责任及承担何种人权责任?这种人权责任又如何得以实施?目前,这些仍是世界性的难题。本文拟对此类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索,以求教于同仁。
  一、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产生和内容
  长期以来,很多国际人权组织对公司的人权问题大都采取回避的态度,而更希望专注于国家依照国际文件承诺的人权标准的实施问题;商家也乐于其被排除在人权的全球监管之外,并习惯地认为,人权仅仅是政府的责任,商家应自由地致力于纯粹的商务活动并将股东至上和利润最大化作为其核心的文化、法律价值取向。这种观念是站不住脚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最近几十年,跨国公司的权力急剧膨胀,不仅其收入往往超过了某些东道国的GDP,而且某些大型跨国公司已开始作为一种非政府组织出现在联合国并在各种国际会议上游说以寻求对其商业目标的支持。结果是,跨国公司在与东道国政府(特别是弱小国家)有关投资条件的谈判中具有优越的地位,资本移动性的提高及其导致的潜在东道国之间彼此竞争的加剧,都弱化了政府对跨国公司的影响。与此相适应,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又不断凸显出来,导致环境的恶化、对弱势群体的剥削(包括使用童工)、无视政治自由和工会权利、不尊重东道国主权和一般的国际人权义务。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人权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不协调,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财政目标与其他目标(如福利、人权)相比往往处于被优先考虑的地位;二是很多东道国事实上无力管制跨国公司的人权事务;三是国际贸易法本质上赋予了跨国公司大量的权利而甚少强制性义务,对人权也没有何种明显意义。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各种国际组织开始重视跨国公司的人权责任问题。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各种多边会议上(如西雅图、热那亚、墨尔本)都对跨国公司违反人权的行为表示了公开的反对;像“大赦国际”、“人权观察”这些此前仅关注国家政府人权问题的非政府组织,在其活动中已开始注意公司的问题,并设立了诸如“绿色和平”(Greenpeace)的长期工作组,[1]甚至有些跨国公司也逐渐承认,不能因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简单地忽视或牺牲其行为的社会效果。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各国普遍关注的一些大型药厂对必需药品以昂贵的价格出售所引起的道德问题。在贫困人口占大多数且有20%的成年人人体免疫缺损病毒呈阳性的南非,[2]由于人们无力购买到其迫切需要的抗爱滋病药(该药被证明在西方国家有显著疗效),政府出台了一项法令以迫使药厂降低药价,而39家药厂联合于该年3月起诉政府,企图阻止该法的实施,虽然其于4月因公众义愤而撤诉,但这些公司的行为已使自己声誉大跌。同年10月,美国和加拿大声称将不承认对抗炭疽药的专利保护,认为药价过高的药品专利的庄严性在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中将不复存在。虽然两国最终因迫使制药公司大幅度降低了药价而承认了抗炭疽专利,但这一观点在世贸组织于多哈会议后发布的《关于Trips协定与公共卫生的宣言》中得到了支持。[3]
  在各国的国内法中,公司的法律责任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容易明确的,宪法、刑法、民事权利法、环境法、劳动法、消费者保护法等都可作为人权的法律渊源,甚至公司法中关于禁止“误导和欺诈性陈述”的规定也具有阻止某一公司在事实恰恰相反时将自己扮演成一个道德实体的功能。在国际法上,跨国公司通常有义务尊重诸如“全球宣言”、“国际公约”之类的国际文件中规定的人权。国际法上“平行”观念(horizontality)的产生,使国家有义务对其国内的行为负责,即应对包括公司在内的私人实体侵犯人权的行为承担国际法上的责任。[4]然而,不容回避的是,尽管国际法上严格的公私分立原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已成昔日黄花,但是,如果将跨国公司与国家同等对待,即推定它们应承担同样的人权责任,则未免将问题过于简单化了。跨国公司是国际控制的对象,但不是国际法的主体,不能直接承受国际法上的权利义务。[5]再者,国家都具有公共的功能,而跨国公司一般则没有。因此,不宜将某些义务同等地加予到两者身上。
  在如何将目前加予给国家的义务有针对性地诠释为跨国公司的义务问题上,国际上至今仍很少有相关的研究,但至少有四个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如何要求一个公司尊重言论自由?公司是否在法律上有义务允许其雇员对公司的各项决议、措施(甚至公司的财产权)举行抗议活动并不得以此为由解聘雇员?劳资纠纷的解决除了仲裁、诉讼外,抗议、示威游行有时更是一种廉价、有效的手段。因此,建立某种责任机制是公司人权义务得以遵守的前提。
  第二,不能排除公司对人权的侵犯事实上是东道国“强迫”的情形。例如,在一国以性别(男、女或同性恋)、宗教等为由妨碍某人就业或禁止设立工会时,公司在何种程度上有责任“违反”该国的法律?这种情形在该国承担有国际法上直接的人权义务时自然不可能存在,但由于受自然、历史和发展水平等诸因素的制约,各国在促进和保护本国人权时所选择的方式和模式存在着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特点。同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着完美的人权记录。[6]因此,跨国公司在遵守一般国际人权义务的同时,又可能会触犯一项最基本的国际法原则(即包括东道国立法权和司法权在内的国家主权原则)。唯一的出路是,发挥联合国人权机构的协调作用并加强国与国之间以及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之间的交流、了解、对话与合作。
  第三,跨国公司在其运营范围内自然有尊重人权的义务,但是,其在何种程度上.有责任增进与其商业经营并无直接关联的人权?是否应要求它们为更广泛的社区(例如在公司直接雇用或影响之外的大众)的经济和社会权利做出实质性的贡献从而折射出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加予给国家的人权义务?这恐怕应视不同行业而定。例如,传媒公司可能比其它行业的公司更容易出现言论自由问题(特别是知情权和获得答复权),因此,有关言论自由的某些特别义务也许将加予给媒体部门(特别是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集团);而与尊重人类健康权有关的一些特别的、无可非议的义务可能应加予给医药部门。当然,有些人权(如劳动权)对所有部门都是一个具有共性的问题。
  第四,有必要明晰跨国公司因其子公司和商业伙伴的行为而应承担的人权责任。而在构建指导跨国公司的法律原则时,跨国公司结构的复杂性不应被简单地忽视。例如,2001年众多针对耐克公司剥削性劳动条件的指控都涉及到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商业伙伴的行为。那么,一个跨国公司(如耐克)在何种情况下应对其商业伙伴的行为承担法律上的责任?[7]这似可参照公司法上跨国公司对其子公司的债务责任原则来解决。但是,从目前实践看,各国让跨国公司对子公司的债务负责任的做法各不相同,有的是以传统的有限责任原则的某些例外为根据来揭开法人面纱以追究母公司的责任(如美国);有的是通过专门的公司集团法做出直接规定(如德国1965年的公司法)。因此,有学者建议,母公司对子公司的责任应当与子公司所享有的自主性的程度相联系,视自主权被剥夺的程度来让母公司负部分或全部责任。[8]
  二、跨国公司的人权责任机制
  跨国公司应当遵守东道国制定的法律和东道国根据国际法承担的义务。然而,东道国国内法被证明在监控大型跨国公司的人权越轨行为上是一种不充分的手段。权力的差异以及对全球性跨国公司实施国内法所固有的难题,都妨碍了东道国政府对跨国公司执行自己的各种人权法律标准。公司法也没有弥补这些弱点,其涉及的只是对投资者的财政责任而非人权标准上的责任,人权问题往往与公司的监管、文化和治理并无多大关联。因此,有必要对跨国公司的人权义务设置其他的法律来源。在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下,最近产生的和将来可能出现的跨国公司人权责任机制大体有以下四种类型:
  1.具有“硬法”性质的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人权规范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上一直在努力设计一套对跨国公司具有直接的、有法律拘束力的人权义务国际标准。最初的推动力源自智利于1972年就国际电报电话公司(ITT)干涉其内政而向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投诉(次年,一次对经大选产生的艾伦德政府的政变获得成功)。联合国根据一个名人团体的报告于1975年设立了“跨国公司委员会”,制定了《跨国公司行为守则(草案)》。[9]该守则草案处理的问题包括不干涉东道国内部事务和政府间关系、行贿行为、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劳动标准、转移定价、税收、技术转让、反竞争行为、消费者保护与环境保护,要求跨国公司尊重公司所在国的基本人权和自由。但是,该草案因各国对其范围和地位的分歧以及吸引外资的国际气候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在联合国没有获得足够的支持,对其条款的旷日持久的谈判最终于1992年被迫停顿。
  联合国人权促进和保护委员会(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一个主要下属机构)由于“对跨国公司在人类生存中各方面的优势及其活动和工作对人权的影响,表示深深的担忧”,于1999年成立了“跨国公司工作组”,后者于2000年1月制订了《商业企业基本人权原则(草案)》。[10]其要求跨国公司在其活动范围内确保尊重、防止滥用及促进人权的原则。该原则草案沿用了各种组织和实体(如经合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公司、工会、非政府组织)所订立的自愿性守则和指导方针中的语言,其目的是形成一个综合性的指南以处理广泛的人权问题(如禁止使用奴隶和强迫劳动及童工、确保一个健康和安全的工作环境、公平和平等的报酬、适宜的工作时间、结社自由、集体协商权、战争犯罪、反人类犯罪、尊重国家主权和自决权等)。目前尚不明朗的是,该原则草案最终文件是一个自愿性的指导方针抑或对跨国公司有拘束力的标准,其正式地位还有待确定。无论其最终地位如何,可以预计,有效实施该原则草案不仅要求将其内化在各个公司的政策、行为和文化之中,而且需要工会、非政府组织、行业协会、政府和联合国彼此之间的协调行动。
  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规范的一个显著优点是,它通过集体参与规则的制订和实施而确保跨国公司遵守统一的国际人权标准,还可以纠正跨国资本流动的竞争环境中跨国公司与潜在东道国之间双边谈判中的权力失衡。然而,应注意的是:第一,跨国公司的直接人权法律义务至今仍是十分模糊的,大多数关于公司人权的国际文件并没有严格的法律拘束力;第二,即使通过“平行”规则加予跨国公司间接的人权义务,但这在国际人权判例法中并没有被明确,只有少数判例(主要是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涉及到了未能管制其境内私人部门滥用人权的国家的问题;第三,联合国大会目前还不大可能通过一项有法律拘束力的行为守则;第四,如果不通过一个达成共识的漫长过程或者以一种具有“软法”性质的指导方针作为过渡,就希望对跨国公司的人权规范作为一个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联合国文件颁布实施,那是不现实的;第五,一个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行为守则还需要某种机制以监督跨国公司及其商业伙伴对人权义务的遵守,而这种机制无疑将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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