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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关于“法律方法与法治”的对话
【英文标题】 A dialogue about legal method and rule of law
【作者】 陈金钊 吴丙新 焦宝乾 桑本谦【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法律方法 法治 法律解释 法律推理【期刊年份】 2003年
【期号】 5【页码】 9
【摘要】

抱着一种平和的心态以及对法治能够实现的信心,日前,本刊编辑王申与山东大学的四位法律系师生,对“法律方法与法治”这一课题下的六个问题(什么是法律方法、法律方法对法治的意义、方法在西方法学中的境遇、法律解释对法治的挑战)进行了“网络”交流式对话,现把其主要内容整理出来,以期引起同行的共鸣或批评。这种研究方式也许少了一些孤独者独白式的沉思,但很可能使我们对一些问题的研究在思想碰撞中得到深化。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5623    
  王申(本刊编辑):种种迹象表明,现在中国法学界已开始关注法治实现的方法问题。保障法律实现的方法似乎成了法学的热点之一。在这里,我首先想提问的是:在法治过程中有没有法律方法?究竟什么是法律方法?
  陈金钊(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随着对法治问题研讨的深入,许多学者感到我们现在应超越对法治价值及必要性的呼唤,对法治的研究应进入如何操作的阶段。有学者已认识到,法治理念如果没有相应方法作为保障,则很难实现。从法治的整体性看,法治理论应该包括理念、规则和方法。法律的理念主要是各种法律的价值,规则是法治理论的核心架构,方法则是理念和规则现实化的主要途径。据此我们认为,所谓的法律方法是指旨在维护法治理念和规则得以实现的方法。这种方法最为典型的状态是司法过程中常用的方法,它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从思维特点上说,法律方法是一种区别于日常思维的职业思维方法。这种职业思维的特点在于它是根据法律精神、规则和方法所进行的类型思维。它既没有数学般的严谨,也不像文学那样给读者留下许多可以任意想象的空间。它具有规范性、程序性、形式性等特点。第二,从法律实现的技术角度看,法律方法是指维护法治实现而非规避法律的各种技巧。这种技巧是法律人集多年法律实践与经验,面对复杂的事实,结合具体案件而寻找出的方法,这种方法一般不具有普遍性,是法律人根据普遍性法律和案件个性而发现出来的。可以说疑难案件的解决都离不开法律技巧,每一种疑难案件的解决都包含有自身的技巧。第三,从理论的角度看,法律方法是指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法律方法,包括法律发现、法律解释、法律论证、法律推定、法律推理、漏洞补充、价值衡量、证明责任分配等。另外,还有运用其他法律原理分析案件、解决纠纷的认识论方法,如法律关系的厘清、法律行为的分类、法律渊源的识别,法条竞合的解决、权利冲突的协调以及案件的合并与分离等等。总之,法律方法论的内容十分丰富,它是法学教育,尤其是应用型法学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法治条件下法律人必须掌握的知识。
  桑本谦(山东大学法学博士生):我认为陈老师对法律方法界定得过于宽泛了,如果法律方法涵盖了司法过程的所有技术,就很难在杂乱繁多的各种方法之间抽象出一套关于方法的理论,也很难对法律方法进行深层结构的探讨。因此,法律方法的范围不宜被界定得太宽。目前法律方法的研究基本上是关注疑难案件的判决,我认为无论从实践的角度还是从理论的角度,这个范围都是很恰当的。
  无论法律被制定得多么周详,它毕竟只是一套由概念和规则交织复合而成的逻辑系统,繁复庞杂的社会事实不可能与之天然吻合,法律与事实之间的裂痕正是逻辑与实在的冲突在法律领域里的具体体现。在立法过程中被立法者浑然不觉的法律自身的漏洞、歧义、模棱两可、含糊不清,无论其潜伏期有多长,迟早会在司法过程——这个规则与事实的摩擦地带——暴露出来,法官于是必须面对那些由此而生的“疑难案件”。在这种意义上,我把法律方法看作是法官处理疑难案件的一种司法技术,法律方法很少关注常规意义上的司法操作。如果把规则与事实之间的裂痕看作是司法过程中的一种病理状态,那么法律方法就是针对这种病理状态的一种治疗技术。
  吴丙新(山东大学法学博士生):我基本同意陈老师的观点,但有一点需要进一步澄清:从陈老师所说的“法律方法是一种区别于日常思维的职业思维”这一判断中,可以逻辑的推导出法律推理是一种区别于一般推理的特殊推理,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什么地方?以我的看法,法律推理在思维特点上与一般推理并无不同。如果说法律推理具有一些特殊于一般推理之处的话,它仅仅表现在对推理前提的论证方面,但这是其他法律方法的任务,与法律推理本身的特征无甚关联。另一个问题是,在当下关于法律方法的研究中,我们很少注意到法律方法的层次性问题,大部分研究都是笼统地对法律方法的种类进行一种无序的列举。在我看来,对于法律方法,可以大致划分为两大类:其一为探究法律“含义”的法律方法;其二为探究法律“意义”的方法。前者适用于一般案件,后者适用于疑难案件。基于此种认识,我不同意桑本谦的观点。虽然法律方法的关注重心当然是疑难案件,但它并不意味着对一般案件就没有意义。在传统的法律方法研究中,我们更多的是关心有关探究法律“含义”的方法,而忽视了对于发现法律“意义”的方法的研究,当然,这与我们对“法律是什么”的认识以及传统法律解释学的观念有关。但我们不应由这一极端步入另一极端,干脆剥夺法律适用一般方法的方法资格。由此,我们是否可以将探究法律“含义”的方法称为一般法律方法,而将探究法律“意义”的方法称为特殊法律方法?基于前述认识,我认为法律方法是指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以在个案中实现法之精神为目标,在尽可能维护法的安定性的前提下为寻求规则与事实的接合而由职业法律人所运用的各种实践智慧。
  焦宝乾(山东大学法学博士生):方法的一般含义是:在既定前提下,为达到特定的目的所采取的行动、步骤和方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忽略方法本身内在的价值。任何对方法所作工具论式的理解都是片面的。法律方法是指法律职业者在长期的法律实践中形成和完善的,通过专门的法言法语来进行分析、判断、推理、论证和解释,运用法律思维去观察问题、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践操作技巧、步骤和活动。具体说来,在司法裁判中,法律方法包括诸如案件事实的认定和鉴别、适用法律规则的发现和解释、事实和法律相结合的推理、论证等实践技巧。当然,法律方法在不同的法律传统中有一定差异,但也存在着一些共同的内容。如大陆法系国家一般没有英美法系国家的判例区别技术。但近年来,判例在大陆法国家的运用也逐渐增多。一般而言,使用法律方法的主体是受过专业训练并以法律为职业的法律家。一套特定的方法是构成成熟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典型标志。法律方法由职业法律家去操作,由法律共同体去维护。我认为,法律方法的使用固然要与案件个性相结合。但这并不否定方法自身所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统一性、常规性、延续性等特征。我并不认为法律方法的运用也仅限于疑难案件,相反,它适用于所有案件。因为即使在简易案件,同样需要法官使用一定技术去鉴别案件事实,把事实与所适用的法律相结合。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方法本身所具有的普遍性、常规性等特征才是维系法治的重要一环。应当看到,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方法摆脱了传统方法仅以形式逻辑为中心所带来的机械、呆板、固定、片面和严苛等缺陷,而表现为一种多元的、能动的、灵活的方法体系的总和。它综合运用了现代逻辑学、修辞学、语义学和语用学及其他广泛的社会科学知识,从而统合了逻辑和经验、理性和价值,从而更有利于形式公正和实质公正的协调与实现。
  陈金钊:看来,我们的讨论已经使问题引向深入,因而对博士们提出的问题也不得不回应一些。首先,关于桑本谦提出的关于法律方法界定太宽泛的问题。应该肯定桑本谦的担心有一定道理,把法律方法界定得太宽确实很难使对问题的探讨深化下去。但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我国目前关于法律方法的探讨才刚开始,能够被我们概括的理论(当然也包括批判的理论)还很少。因而,可以坦率地讲,我们说的法律方法的三个涵义也很难说是深入研究的结论,最多只是把感觉到的问题摆了出来。这相当于法学文章中常见的“我认为”。至于为什么这样认为,则缺乏深入的考虑。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你所讲的法律方法只是解决疑难案件技术的定义。我们对此问题确实应下功夫进一步研究下去。也许关于法律方法的定义,会像法律一样有不同角度的多种答案。但这不要紧,随着对该问题的研究,我们会不断地加深对法律方法的理解。其次,对吴丙新提出的职业思维与日常思维并无不同的看法作一点回应。从哲学的概括性讲,日常思维和职业思维都属于思维,具有许多的同一性,如都是主体思维,思维对象有时也具有同一性,思维过程有时也很难区分,甚至就是同一过程。但是,这只是辩证法所讲的矛盾的一个方面,实际上,许多事物的同一性并不能抹煞其差别性。职业思维与日常思维就是这样。如果我们讲其同一性,可以罗列很多,但是讲其差别性,那么对法律思维的特点,我们也能罗列许多。比如说,法律思维重程序、法律思维重形式正义、法律思维是根据法律进行思维、等等。这些特点并不难证明,也很容易被接受。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法律研究者,关注的问题是什么?这一点可能为哲人所讲:只要你想发现什么,你可能就会发现什么。我们关注的焦点是法律问题,那么我们就很容易提炼出法律思维的特点。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把日常思维和法律思维的差别绝对化。第三,吴丙新把法律方法划分两类:一类是探究含义的方法,另一类是探究意义的方法。我认为,这有一定道理,但很可能是把法律方法是什么和法律方法的功能搞混了。在法律方法中,有一种法律解释的方法。我想吴丙新是想说探究法律的“含义”指的是法律文本和事实文本的原来的含义,而法律的意义可能是指理解者对法律文本和事实文本所赋予的意义,如法律的意义、事实的法律意义。但无论是揭示法律意义还是含义都不是法律方法本身,而是法律方法运用的结果。
  王申:听了各位的对法律方法的理解,感觉到法治过程中确实存在着法律方法。下面各位能不能较为具体地谈一谈法律方法对法治究竟有什么意义?法律方法在什么程度上能保障法治的实现?各种法律方法的应用会不会产生什么负面的影响?
  陈金钊:在基本探讨了法律方法的基础上,我们应进一步研究法律方法的意义。我认为,法律方法是与法治密切相关的。如果我国不实行法治的话,法律方法的命题便没有意义。法律方法论问题之所以在国外法学研究中经久不衰,而在我国法学中被开始重视是与我国现阶段倡导法治有密切关系。可以说,法治事业越兴旺发达,就越需要法律方法,相反,只要放弃法治原则,法律方法论就可能被蔑视和批判。我们认为,法律方法之所以能对法治事业有保障作用,主要是通过方法对法律人的思维过程的控制来实现的。因而,要想使法律方法起作用,其前提条件就是法律人应掌握法律方法。法律方法对法治的积极意义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法律方法能保证法律人较为准确的理解法律、解释法律和事实的法律意义,从而在成文法律与事实之间架构起一座桥梁,使共性的法律与个性案间建立起逻辑联系,使纠纷在法律范围内得到解决。第二,法律方法能排除人们对法律的任意理解,它为防止专断与任意设置了“思维方式”的樊篱。法治从其根本上来说,主要是防止专断与任意。为达到此项目的,立法者设计了规则、程序和理念,一般来说,法律必须通过法律方法才能转化为针对个案的法律理由或判决理由。可是我国近20年的法治实践正在提醒我们,必须重视法律方法的研究与培养,因为我们已经明确的大量规则、程序和价值还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第三,法律方法提升了法律人处理纠纷的能力,从而增大了法律的自生能力和适应复杂社会的功能。法律不是僵化的规则,应用法律不能机械地进行已成为法学家的共识。法律必须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这就要求法律具有“活”的因素。但法律中活的因素不能活到可以任意的程度。法律之“活”要求它应具备一定的自生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使法律和活生生的社会相溶。但法律的自生能力应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而法律方法正是划定法治框架的基本手段。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认为,法治离不开法律方法,没有法律方法的法治,离专制几乎没有距离,甚至法治还可能成为专制的托词。当然对法律方法,如果我们持僵化态度的话也可能导致其消极意义的产生。如果我们过度迷信方法,方法可能影响法律人对法律的“真理”性探索,僵化的方法可能会遮蔽我们对法律未知领域的探索。好在法治实际上是人类用经验调整、协调未来的事情,探索法律的未知领域是法学家的事情。
  桑本谦:法律解释学和法律方法论的最终目的就在于,发展出一套用以处理疑难案件的司法操作规程。由于规则化、程序化的法律方法具有控制或减少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意义,所以法律方法的研究可以被看作是拯救法律确定性的尝试与努力,这种学术姿态无疑是具有强烈法治倾向的。但在我看来,法律方法可以是一种技术、一种技巧,也可以是一种策略,甚至可以是日常用语意义上的“办法”,但惟独不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方法,法律方法不可能也不应当发展到一种类似于程序化作业的精致程度。因而,通过研究法律方法去恢复法律确定性的希望十分渺茫。
  吴丙新:如果说法治就是规则之治,由规则向判决的转化无疑需要法律方法。但法治绝对不仅仅是规则之治,单纯的规则没有任何生命力,因为规则的意义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借助更一般的法律理念才能够被释放出来。但即使否认法治是规则之治,我们也必须承认法律方法对于法治的重要性。因为,法治的秩序性价值是终极性的,而秩序的实现需依赖法的安定性。虽然,否认法治仅仅是规则之治似乎增强了法律的不确定性因素,但相较于法律确定性的自欺欺人,它更能反映法律过程的性质。而正是法律不确定性的存在,才使得法律方法对于职业法律者更具魅力。至于法律方法对于法治的意义,除了陈老师所指出的几点外,它应当在促进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当职业法律者都操守着共同的法律方法意识时,他们就更能保持行动中的同质性。对于桑老师的观点,这可能关系到另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在当前的语境中,法律的确定性是否还是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由于这一问题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我只是就今天的主题简单的发表一下我的看法。现代的法律解释学并不追求传统意义上的法律客观性,转而寻求一种可接受性,或曰主体间性。当前法学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方法研究,也仅仅是以达至这一目的为宗旨。实际上,通过研究法律方法去恢复法律确定性的希望不仅仅如本谦所说“十分渺茫”,而是根本不可能,因此我们并不试图做这种徒劳的努力。法学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方法研究,不过是从传统法学方法论发展而来,同时吸收了现代法学理论的一些研究成果,在承认法律不确定性的前提下,为达至法律适用上的“可接受性”而做出的一种努力。如果说法律方法可以达至法律确定性的理想的话,这也许仅仅是一种姿态。而这一姿态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当是无可厚非的。法宝
  焦宝乾:方法之于法治,实有至密之关系。宏大的法治目标必得奠基于微观层面上的具体方法。而方法的完善,无一不是为实现法治之理想。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方法保证了法治理想具有了现实可操作性。故自近代以来,法律解释方法论在西方甚至占据核心地位。基于此,我不同意桑博士的看法。尽管20世纪哲学解释学的兴起不仅对法治提出了一定的挑战,而且传统的建立于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法律方法论似乎也不再适用。因此,近年来有学者对法律方法本身提出若干质疑甚至解构。我以为,这种方法“虚无主义”跟那种方法“万能主义”均不足为训。其实关键在于方法本身内在于法律职业共同体中。法律方法是法律共同体得以维续的重要因素。无论如何,与当代西方法治观念正处于深刻变动相适应,法律方法论也处于变动与调适中。因此,法治与方法正处于新的整合过程中。而在中国,从当下社会调查显示,我国法官尚未形成法律方法的自觉意识和实践。方法的缺省使法官暴露在赤裸裸的权力争夺的表面,最终丧失了自我保护的能力。法律职业共同体远未形成。因此,在法治秩序的建构过程中,法律的客观性和确定性等价值应当予以大力弘扬,而方法无疑是达致这种目的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在此过程中,我们的法观念是法治和方法的协调过程中的关键。法律必须从自上而下的国家强制性的规范转换为双向的可操作的规则,才能适应这种转换。重要的是,法律方法论的研究、传播和实践,是构建法治秩序的必要一环。法治需要牢靠的方法论支持,否则,只能流于浪漫的虚幻。
  陈金钊:桑本谦虽没有正面对应法律方法对法治的意义,但他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法律方法通过追求什么样的目标来支持法治。按传统法学理论,法治是靠法律文本意义的客观性或者说确定性来维系法治理论的大前提的。但现实主义法学及后现代法学对法律意义的客观性、确定性进行了解构,认为这是关于法律的神话。因而,在这种情况下谈论法律方法,很可能是对传统法治理论所唱的挽歌。说得好听一些就是桑本谦所说,理论研究的策略或技巧。确实从理论的绝对性上看,试图通过法律方法的研究来恢复法律的确定性十分困难。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这里所谈的法治与桑本谦所批判的——建立在法律确定性基础上法治是有区别的。首先当代的法治与古典法治有相同的地方,那就是限制权力的任意行使。但是限权的方式是通过法律文本本身的确定性直接作用于行为者,还是通过文本以规范的方式影响限制行为者的思维来进行,这是法治理论的不同版本。古典法治理论的版本是那种试图用文本身的确定性来限制人的行为,要求人们按明确的法律去行为。但是现代法学已经揭示了了这一理论的不可能性。桑本谦所批评的理论,实际上是已经被前人批评过的理论。许多坚持法治的法学家所讲的客观性与确定性,是指在不任意、不武断、不盲从意义上的确定性。这种客观性与确定性主要强调法律文本对法律人思维的规范与引导,而不是机械地依法办事或死抠字眼。这也正是我之所以强调法律方法首先是指法律思维方法的原因。我们可以体会到,依法办事和根据法律进行思维是不相同的。正是根据追求目标的不同,我们才看到了学者们对法律方法的不同态度。如果用法律方法追求绝对“依法办事”的目标,那么,法律方法的研究者肯定会发现理想的悲哀,持一种对法治失望的心态。如果追求用法律方法限制任意和武断,用法律方法规范约束思维,那么,对法律方法会持一种乐观的姿态。
  王申:看来我国的法治建设确实需要法律方法,尽管法律方法并不能保证每一个案件都能正确判决。但我现在想问的问题是:从较为宏观的角度看,西方国家的法学界对法律方法有什么样的看法?各位有什么高见?
  焦宝乾:在法的起源初期,法并非“制定”的产物,而是经解释的方式得以呈现。早在古希腊,就已经出现了解释技艺的萌芽。法律解释一开始与宗教解释、文献解释和历史解释等共同构成解释学前史。作为现代法律方法知识论基础的修辞学和逻辑学亦滥觞于古希腊。如果说希腊人重理性思辨,那么罗马人则注重实践操作。罗马法时期出现了一个显眼的法学家阶层。正是经过法学家长期的法律解释完善和发展了罗马法。西方中世纪对塑造西方法律方法传统是一个重要阶段。先后出现的注释法学派和评论法学派对罗马法“文本”采取了不同的阐释方法,从而使法律制度概念化,将法律系统化,使之成为一融合的知识体系。由此将法律分析提高到一门学科的水平。中世纪经院辩证法则使一种在整个西方占优势的法律思维模式存留至今。
  随着近代法的世俗化、理性化和法典化,法律解释也开始与原来的解释传统相分离,而日益成为一门独立的和专门化的学科。在实证法学、历史法学等推动下,法律解释方法论日益演进为西方法学的显学,俨然有为“法律帝国”的核心之趋势。西方法律解释方法论的传统此时形成。大陆法系被奉为经典的是萨维尼的法律解释四要素说:语法解释、逻辑解释、历史解释和体系解释。而英美制定法解释则竹渐凸显出文本论和目的论的解释方法。一般而言大陆法系侧重于法学家的学理解释,英美法系注重法官在判决中的解释。近代以来,西方法律解释方法具有严格的形式理性特征。法律推理被视为三段论的逻辑演绎,因而从整体上倾向于排除法官自由裁量权。这遭到19世纪后期兴起的社会法学各派的批判和挑战。此时又引入了社会学的、目的的解释方法、利益衡量、漏洞补充等法律方法。20世纪兴起的哲学解释学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图式,有使解释上升为法概念本体之趋势。传统的法律方法在新的哲学背景下被予以重新反思和改造。大体而言,有两种理论倾向:一种是建设性的,如有法学家们又发展出新的法律方法,如法律论证、类型思维;另一种是解构性的,这主要是当今西方后现代法学对传统法律方法论进行的批判甚至颠覆。
  法律方法在西方法学尤其在当代西方法学中的境遇,其中的经验教训、利弊得失颇值迈向法治进程的中国法学借鉴。
  陈金钊:刚才焦宝乾讲了法律方法(主要是法律解释为主)在西方法学中的大体线索。我觉得长期以来,西方早期法学走的是一条不断淡化司法方法的道路,其强化的是立法中心主义的立场。在许多西方法学家心目中,对具体问题的解决可能不属于法学研究的重点问题。虽然,我们也能偶然看到西方早期法学著作中谈到一些具体案件,但都是在法律普适化的背景下讨论的。法学家着眼解决的不是个别案件,而试图举一反三,解决同类案件的一般性问题。这种努力方向,可以从西欧各国自觉适用罗马法运动的最终成果,法律出现法典化形式中得到证明。从西方法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对大陆法系最终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部法典在西欧大陆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巨大影响。但是,法律法典化的巨大成就也可能意味着法律形式化达到顶端。在出现顶峰之后,可能意味着法学家关于法律普适化的努力将可能遇到新的问题。果然,在德国就出现了法学的自由主义运动,法学家开始对法律的完善性、法律的自足性等提出了挑战。起码是一部分法学家开始关注普适性与案件互动关系,并把解决纠纷当成法学研究的重点,关注向判决的转换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法律方法(以司法为中心的)开始被学者探讨。这种探讨基本上有两种思路:一是对法律的确定性、自足性以及法律的自生能力从开始怀疑到最后否定。许多学者认为法律应用原本就没有方法,如果说有方法的话其目的也仅仅在于欺骗和掩饰,在美国甚至有学者公开打出“无法司法”的旗帜。这种观点在于提示成文法律及判例法规则面对复杂案件所存在的缺陷。二是承认成文法律或法律规则不周延性,因为普适性法律(即共性法律)与个案之间不可能不存在空隙和差别,即存在不同程度的冲突,但是法官等的责任不在于认识到差别与冲突,而在于为这些冲突与差别找到协调解决的方案。为了维护法治,必须有一些符合法治原则的方法。这一思路学者的姿态是用法律方法拯救法律的客观性、确定性。当然,这种拯救理论如法律解释、法律论证等还存在着许多的缺陷。但严肃的法学家并没有放弃这种努力。我认为,西方出现的所谓法治危机主要来自以后现代法学对法治的解构,西方社会的司法实践并没有出现大危机。许多法学资料显示,多数法官还在运用法律方法维护着传统意义上的法治。但我们应看到,西方的法学著作中,尤其是被我国翻译成汉语的西方当代法学名著中,许多法学家对法律方法持的否定或批判的态度。这些观点深深地影响我国法学家对法律方法论研究的认识。我们还应该看到,西方法学批评法律方法论是有其历史原因的,那就是有些司法者机械地运用法律方法,把法律方法绝对化,出现了许多貌似合法,但却与社会基本正义冲突的情况。然而在我国,由于没有法治传统,关于法律方法的研究几乎都没有展开,我国法律界的人士大多没有经过系统的法律方法训练,仅仅是掌握部分法律原理和知识。这些东西属于法律本体和认识论范畴。法律方法论在中国法学界还没有根基。像其他许多领域需要补课一样,我们也须补上法律方法论课程。法律方法在西方的境遇并不能是我们忽视的认真研究法律方法的原因。我们注意到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对我国学者影响很大,在伽氏的代表作《真理与方法》中,揭示了方法并不能保障运用方法的人达到对真理的认识,反而可能会成为人们发现真理的障碍。但我们必须清楚地是:伽达默尔的这一判断只是一种历史发展观。确实从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某一阶段的方法只能发现在法律认可的范围内发现有限的真理。如果人们恪守一种方法可能会阻碍人类探索未知的真理。但实用法学的研究并不是探索真理,法治恰恰要求人们用经验中的法律和正义处理当前的案件。探索真理也许应该是哲学家的事业。人们研究法律,其重要目标就是用现有法律智慧去解决当前的案件。
  吴丙新:焦宝乾是这一问题上的专家,对于法律方法在西方法学中的境遇,宝乾已概括的很全面。但我认为对于此问题的认识,如果以人们对理性的认识变迁为线索将更为明晰。尤其是近代以来笛卡儿《客观知识》的被广泛接受,理性思维称为学术上的一种霸权。但法学恰恰是一种实践理性,通行于自然科学中的理性思维对于如法学这样的人文科学未必完全行得通。对此,亚图·考夫曼有精彩的评论。传统的认识论压抑了非理性的显现,将非理性逐出法学研究的视野。但实际上,非理性自身也许恰恰是一种理性,而传统的理性概念也许恰恰是非理性的。法律方法的变迁大致与人们对理性的认识之变迁合拍,以此为线索,也许更有利于我们对该问题的深刻理解。
  桑本谦:但我认为,哲学解释学与法律解释学基本上是无关的。哲学解释学所依据的一般解释理论是对理解何以可能的前提性思考,而法律解释学的最终目的,既不是发现对法律文本的正确理解,也不是探求对法律意旨的准确把握,而是为某种判决方案提出有根据的且有说服力的法律理由。它是以“解释”为装饰的一种言说技术,通过这种技术,已经选择出来的判决方案在法律上被正当化了。法律解释其实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解释”,以哲学解释学的他山之石来攻法律解释学这块玉不可能获得一种无坚不摧的效果,我甚至认为,哲学解释学不但不会给法律解释学提供一些助益,反倒会增添一些麻烦。在我看来,20世纪兴起的哲学解释学之所以对法律解释学产生了一些影响,乃是因为,哲学解释学主张恢复偏见的合法性,这恰恰顺应了法律解释学扩大解释自由度的要求,应当说,这是两种理论的偶合之处。但哲学解释学与法律解释学的学术背景和学术宗旨完全不同,并且再也看不到二者在其他地方的异曲同工。
  焦宝乾:我大体上赞同陈老师的看法。确实,对法律方法的追求和探索贯穿着整个西方法学史。不过,对方法的探求未必都以法律的确定性、客观性为指归。如20世纪哲学解释学兴起以来,不少法学家放弃了对法律(解释)客观性的目标,但他们并没有停止对法律方法的探索。想要强调的是,我们应当注重当今西方法律方法论的研究和借鉴。因为自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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