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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评论》
为构建21世纪国际法律秩序而探索
【副标题】 读梁西主编之《国际法》(修订第二版)
【英文标题】 Probe for Constructing the 21st Century's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英文副标题】 Comments On INTERNATIONAL LAW(2nd Edition,Edited by LIANG xi)
【作者】 黄志雄【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
【分类】 国际法学【期刊年份】 2002年
【期号】 3【页码】 156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134    
  梁西先生主编之《国际法》一书的修订,是在世纪更替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过去100年中,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际交往的深入,整个世界日益演变为一个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地球村”。然而,现代社会中诸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口爆炸乃至民族纷争、恐怖主义等各种“全球性问题”——遑论给人类带来深重苦难的战争和动乱—都必须由世界各国合作加以解决。作为一种跨国合作手段的国际法,正是承载着人类殷切而复杂的期望进人了21世纪。“人们在迷惘中企盼:但愿21世纪能享有公正的国际和平与平等的法律秩序!”[1]
  《国际法》一书自1993年初版以来,在我国大陆和台湾学术界都受到好评,发行量迄今已达10余万册。但是,几年来国际社会和国际法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国际法学的研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梁西等五位教授对该书进行的修订,正是为了适应时代迅速发展的需要,因而是非常及时、非常有意义的。可以说,在该书中,几位国际法学者所倾注的不仅是多年来研究国际法的学术见解,更是他们对构建21世纪国际法律秩序这一历史性课题的严肃思考和执著探索。
  以时间而论,《国际法》一书的前后两版之间,正值国际社会旧的格局刚刚瓦解、新的格局初显端倪的一段特殊时期。短短七年中,国际法经历了迅速的发展,这既为作者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同时又要求国际法研究在观念和理论上有进一步更新。为此,作者在保存初版特色及优点的基础上,对全书体系、内容、论点和所有材料进行了全面检查及修订(包括增设了国际责任、国际环境、国际人权、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执行协定等问题的新章节)。尤其令人瞩目的是,在国际法基本理论部分,作者联系各种国际实践问题,提出或加深了一系列重要的新观点、新思路,反映了作者在这些问题上的最近研究成果。笔者不揣浅陋,择要谈谈自己的管窥之见。
  (一)关于国际社会组织化趋势及其影响
  任何法律,总是一定社会用以建立秩序的必要手段之一。所以古罗马人说:有社会,就会有法律(Ubi societal ibi jus)。据此,国际法作为国际社会的法,它“……不是存在于飘荡不定的法律思想,相反,它构成一个特定的社会的具体的秩序”,并借助社会学上的基础保证国际法在国际生活中具有效力。[2]
  《国际法》一书从法社会学这一方法论的高度,强调“国际法的理论和实践,无不与国际社会的存在密切联系在一起”。在该书初版中,作者就独具特色地在第一章(国际法的性质与基础)中专列了“国际法的社会基础”一目,并试图使全书以宏大的国际社会为背景来阐明国际法的有关问题。修订版联系国际社会组织化趋势,对该问题作了更为深入的论证。
  现代国际社会的组织化趋势不断加强,是人类在20世纪发生的最显著的现象之一。作者首先指出,自20世纪以来,由于国际组织数量的增加及其职能的扩大,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组织网已经形成。这个组织网络的蓬勃发展,是现今国际社会两个端点的折衷:一端是各独立国家在主权的支配下,无法将其权力融合为一体;另一端是国内管辖事项日益越出国界,需要国际协作。对于国际社会这一结构性的新现象,作者充分认识到其深远影响:它不仅“明显地加强了国际社会的造法功能和实施国际法的能力”,而且将使“国际法在21世纪的作用可能有所加强”。[3]这些论断,既符合国际社会的现实状况,又举重若轻地揭示了国际法的发展趋势。
  (二)关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其实质是二者各自的调整对象和相互地位问题。然而,这一问题在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分歧,因而表现出相当的复杂性。
  在理论方面,早先的学者曾有过“一元论”与“二元论”的长期对立,但都不能为现代国际实践所支持。本书初版曾对该问题作了辩证的分析,认为国际法和国内法是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并且深入分析了国际法与国内法发生密切联系的根本因素和纽带。修订版中,作者在上述分析论证的基础上,将这些富于法哲学思想的观点进一步概括为“国际法与国内法相互联系论”。这不仅有利于读者全面地理解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也表明作者对此问题的理论正趋于成熟。土豪我们做朋友好不好
  从国际法的发展趋向来看,一些原本由主权国家排他管辖的事项,不可避免地要由各国通过国际合作共同加以调整和解决,这样,国际法和国内法的相互联系和相互渗透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将超过以往,或者正如本书修订版所指出的那样,“在当今情况下,国家间交往愈频繁,人类组织化程度愈高,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的联系就愈加紧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也就更为复杂。”[4]
  (三)关于国际法的渊源
  国际法的渊源问题,也是国际法基本理论中分歧较多的问题之一。尽管有人(如英国学者施瓦曾伯格)认为这一术语毫无必要甚至会产生误导,但它实则有着不可忽视的实际意义,因为它不仅能使法律规则得到认定并与其他规则相区别,而且也涉及确立新的行为规则的法律效力和变更现行规则的方式。[5]
  国际法学者对于国际法渊源的分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国际法渊源的含义作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两种解释是,其一,认为国际法渊源是指国际法作为有效法律规范所由之形成的方式;其二,认为国际法渊源是指国际法规范第一次出现的地方。《国际法》修订版作者认为,这两种解释各有所长,可以综合成为一种“带类别性的国际法渊源的理论”:按前一种解释,目前用以形成有法律约束效力的国际行为规范的方式只可能是国际习惯和条约,这是一种严格法律意义上的国际法渊源;按第二种解释,许多国际法规范在以国际习惯或国际条约形成为有约束力的法律之前,往往曾在某种国际法学说、国际或国内司法判决、重要的国际文件和外交文件、政府间国际组织决议中出现过,这是一种广泛历史意义上的国际法渊源。[6]
  依笔者浅见,上述修订版关于国际法渊源的“类别性”理论,似可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加以理解。一方面,它吸收了学者们关于国际法渊源的含义的有代表性的解释,可以从宏观上将国际法的各种渊源按其性质分为两大类加以全面阐述,从而避免了语义上的分歧而产生的无谓争论;另一方面,微观地分析特定的国际法规范特别是那些对各国均有约束力的“一般国际法”规范,它们大都经过了从非约束性规范向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行为规范的转变,因而在自身形成(确立)过程中兼具了上述两种渊源。在国际社会尚无统一的立法、司法和执法机关的情况下,对国际法规范的上述两类渊源分别进行研究是很重要的。
  (四)关于个人的国际法主体资格
  任何法律关系的主体总是随该法律关系的发展而发展的。在传统国际法上,国家被认为是国际法的唯一主体,国际法就是国家之间的法律。19世纪后期以来,一些欧美学者开始主张个人是国家之外的一类国际法主体,甚至是国际法的唯一主体。目前,主张个人为国际法主体的观点在西方国家相当普遍。
  在我国国际法学界,长期以来占优势的学说是认为个人不能成为国际法主体。但是,随着国际实践的演变,我国一些学者的观点在近几年来已有发展,《国际法》一书在该问题上的立场即很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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