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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析国际私法原则下外汇管制法的域外效力
【英文标题】 Extraterritorial Effect of the Exchange Control Regulations Under the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作者】 张庆麟【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法学院
【分类】 国际私法
【中文关键词】 国际私法原则 外汇管制法 域外效力 国际私法 外国公法
【期刊年份】 1998年【期号】 2
【页码】 111
【摘要】

“没有任何国家注意别国的岁入法”已成为各国处理外国公法适用的至理名言。具有公法性质的外汇管制法在性质上并不全然等同于“岁入法”(Revenue Law),对于它的域外效力各国也不全然予以否定。文章通过相关判例的研究,得出在国际私法规则下外汇管制法域外效力的几个结论;并从理论上提出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各国应本着平等互利的精神,依照国际礼让原则,承认别国外汇管制法的域外效力的主张。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147    
  
  外汇管制是为了维护本国的国际收支的稳定,保护本国的经济利益而施行的,因而它常常引诱着实行外汇管制的国家主张其外汇管制法规的域外效力。然而,这种企图往往由于外汇管制法的公法性质而受挫,这是因为任何国家都无权直接或间接的在其领域以外实施其主权或公法已成为一个普遍接受的牢固观念。正如奥本海所言:“……许多国家的法院,……都拒绝承认外国公法(以别于私法)的效力。尤其是它们拒绝执行其他国家的税收法律以及刑事性的和没收性的立法。执行这样的法律,实际上就意味着协助国家在外国作主权行为,以致损害外国的属地最高权。”[1]那么,什么是公法呢?所谓公法是与私法相对称而存在并一道被看成是各种法律规范体系的基本分类的法律规范。然而迄今为止,要说明公法与私法之间区分的确切依据是困难的。为此,西方学者提出了种种标准,归纳起来大体上有下列四种:(1)目的说,认为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法律是公法,以保护私人利益为目的的法律是私法。(2)主体说,认为法律主体的双方或一方为国家或公共团体者是公法,法律主体的双方均为私人或私人团体者为私法。(3)法律关系说,其中又有两个标准:一是,认为规定国家与公民间权力服从关系的法律是公法,规定公民间权利对等关系的法律是私法;二是,认为规定统治关系的法律是公法,规定非统治关系的法律是私法。(4)生活关系说,认为规定政治生活关系(包括发生于国家或公共团体之间的,以及发生于国家或公共团体同私人之间的)的法律是公法,规定民事生活关系(包括发生于私人之间的,以及发生于私人和国家或公共团体之间的)的法律是私法。从这些标准看,外汇管制法无疑属于公法。外汇管制法是以保护国家公共利益为目的的,调整的是国家与普通公民之间的关系,规定的是统治、服从关系。而不是权利平等关系,它不容许当事人任意变更其中的任何规定,是国内法中的强制性规范。另外,外汇管制法似乎也属于社会法或经济法的范畴。所谓社会法或经济法指的是为保障社会福利和国民经济正常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立法,它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加强对社会生活的干预而出现的一个介乎公法与私法之间的一种立法。[2]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生活的复杂多样化发展,在经济、社会保障、劳动关系等方面形成了公法与私法的相互交错,出现了所谓“私法的公法化”或“法的社会化”的趋势,从而产生了作为中间领域的新型的经济法或社会法。需要指出的是,不论外汇管制法是公法性质的法律还是半公半私性质的法律,它都有别于通常归类于公法范畴的税法(或财税法、岁入法)、刑事性法律(或刑罚)以及没收性法律。因为外汇管制法的通常目的是对货币、财产或劳务的内外流动加以管制,以保护本国的外汇资源,改善本国的收支状况,这与岁入法、税法的税款强制征收性质是不同的,与刑罚的性质更是大相径庭。西方学者及判例中对此有过充分的讨论。如在卡布勒诉米德兰银行案中,西蒙兹勋爵(Lord Simonds)就说道:“依我看来,与外汇有关的相关法律……不是本国法院不予考虑的具有刑罚性(penal)或没收性(confiscatory)的法律。”[3]在同一判例中,里德勋爵(Lord Reid)认为外汇管制法规不在英国法院所不承认的外国没收(confiscatory)或财税(fiscal)立法之列。[4]很明显,外汇管制法不是与税法(tax laws)同义的通用术语——‘岁人法’ (revenue laws)。”[5]美国大法官爱德华.C.弗鲁代尔(Edward C·Freutel)认为“一个法规在国际观念上是否是刑罚性法律(Penal Iaw),依赖于它的目的是不是惩罚一个违反国家公法(public justice)的罪行,或者给受不法行为侵害的个人提供一个私人救助(private remedy)。外汇管制法则不是为惩罚违反公法的行为而设计。”[6]英国著名的国际私法学者戴西与莫里斯(Dicey & Morris)也认为“一国的外汇管制法不属于该国的岁入法”[7]等。
  依据国际私法外国公法的域外效力不予承认的古训,即当依冲突规范指定适用外国法时,若该外国法是公法性质的法律,内国有权依本国的公共秩序保留原则排除其适用。[8]那么,具上述性质的外汇管制法是不是就绝对的不存在域外效力呢?根据某些学者的观点,回答是肯定的。他们认为,一般而言,国家的货币政策,特别是外汇管制法,因其规定保护的是国家利益,不容许私人用协定变更或规避,无疑是属于公法性质的,不应承认其域外效力。“如果说这类经济政策的效力偶尔能在外国法院得到承认,那也只是一种例外,并不成其为规则。”[9]然而,在实践中情况并非如此。事实是,各国在对待外汇管制法域外效力的问题上,态度并不象对待税法、刑罚规范的域外效力那么坚定,决然否定其域外效力的存在。正如莱弗拉尔(Leflar)教授认为:“将岁入法的规则(即一国不承认别国的岁入法的效力——笔者注)扩大适用到外汇管制法是不幸的,因为它本身的效用就值得怀疑,以及外汇管制并不永远是为经济政策而施行。”[10]当然,由于各个国家在对待外汇管制法的域外效力问题上所持态度不同,以及在各个具体案例上各个法官所采取的不同态度,在适用外国的外汇管制法上尚未形成一个统一有效的规则,但也决不仅是一些例外而已。我们从各国有关适用外国外汇管制法的一系例的考察中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结论。
  一、当契约的准据法[11]是法院地法(lex fori)时,无论法院地国是否施行外汇管制,一般都不考虑有关外国的外汇管制法,只是各国法院提出的根据不同。(1)有些法院认为由于法院地是合同履行地而应适用法院地法,故排除适用相关外国的外汇管制法,如中心汉诺威银行及信托公司诉西蒙斯与哈尔斯克有限公司(纽约,1936年),巴纳斯诉联合钢铁公司(美国,1939年),克兰沃特父子公司诉昂格里奇-鲍姆沃利工业有限公司(英国,1939年);(2)有些法院强调合同是在法院地订立而排除适用外国外汇管制法的适用,如多伊奇诉古特霍夫兰格沙特有限公司(美国,1938年),格林诉联合钢铁公司(纽约,1935年);(3)另一些法院主张合同订立地与履行地均为法院地而适用法院地法,如马克诉联合钢铁公司(纽约,1935年),福伊希特万格诉中心汉诺威银行及信托公司(纽约,1942年)。欧洲法院在这种情况下同主张当事人双方的属人法是法院地法,或主张合同订立地和意欲履行地在法院地为重大连结因素,如帕瑟里尼诉蒂·里多(意大利,1937年),维伯·范·瓦克勒里奈吉诉荷兰国家银行公司(阿姆斯特丹,1936年),内森学会诉捷克银行(瑞士,1934年)。
  二、当契约的准据法既不是法院地法,也不是相关实行外汇管制国法律时,法院地一般考虑争诉义务履行地法的态度,即法院地依履行地法判决,而不考虑相关国家的外汇管制法的规定。例如,在兰恩诉联合钢铁公司案中,被告一德国公司发行了规定有选择通货条款的债券,该条款允诺持有人可选择德国、荷兰或瑞典三地指定要求支付。当被告在到期前宣告赎回该债券时,原告在阿姆斯特丹提示债券要求支付,但被告以德国外汇管制法为由拒付,于是原告在纽约提起诉讼,法院依原告的请求判决道,原告依其选择权在阿姆斯特丹要求支付是合法的,因此,根据有关合同履行的所有事实由合同履行地法管制的规则,荷兰法是合同准据法,而依荷兰法的规定德国的货币立法在本案中不予考虑。[12]
  三、当契约的准据法是相关实行外汇管制国的法律时,又分几种情况:
  1.契约双方当事人明示或默示(或可推定)的合同准据法(propre law)是施行外汇管制国的法律。在这种情况下,瑞士法院以公共政策原则为由拒绝适用外国的外汇管制法。如在内森学会诉捷克银行案中,瑞士联邦法院认为“德国的外汇管制法是对债权人的权利的攻击,与瑞士法律的基本精神相违背,……”因而排除了,德国外汇管制法的适用。正如马丁·沃尔夫指出的,瑞士联邦法院在一系列很有力的判决中均排除了德国外汇管制法的适用。[13]法国法院则是主张这些限制货币的法律规则是行政性的、刑事性的和政治性的,所以应该具有严格的属地性,因而也拒绝适用外国的外汇管制法。[14]美国法院则倾向于承认外国的外汇管制法,并且很少以公共政策为借口排除外国外汇管制法的适用。[15]例如,在斯坦芬克诉北部德国劳埃德船舶公司案中,法官就否决了“德国外汇管制法明显违背美国公共政策”的申辩。[16]在弗伦奇诉古巴国家银行案中,纽约上诉法院判决道,“该证券的准据法为古巴法,而根据古巴外汇管制法,本案的美元求偿是受到禁止的,因而原告依该证券提起的美元求偿请求不予接受”。[17]在埃吉斯诉马吉雅·内姆泽蒂银行案中,克拉克(Clark)法官认为,“……从目前世界形势看,将外国政府的货币政策定性为不合法是没有什么好处的。”[18]英国法院在这种情形下,外国的外汇管制法一定予以适用,这已形成为英国国际私法的一条规则,而不适用外国的外汇管制法则是例外。[19]例如,戴西与莫里斯所归纳的英国冲突法规范第179条第1款[a]规定:“合同的义务将依据外汇管制立法无效或解除,如该立法是合同明示或默示指定的准据法的组成部分。然而如果外国的外汇管制立法不是用于保护该外国的经济,而是作为压迫或歧视的工具,则不予适用。”[20]在雷·赫尔伯特·瓦格及其公司案中,一个在德国经营的德国公司与一个英国公司在英格兰签订一项契约,向该英国公司借可支付的英磅若干,当事人选择德国法为该合同的准据法,而后,德国的外汇管制法生效,按照该德国法的规定该德国公司应将其所欠贷款人的金额以德国货币支付给德政府机构,才能解除合同义务。厄普约翰(Upjohn)法官判决道,依照合同的准据法,该合同义务已合法解除。[21]我我我什么都没做
  2.实行外汇管制国的法律是合同的履行地法。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地国一般承认该外国外汇管制法的域外效力。在英国不仅采纳这一做法,并且把它作为冲突法规则加以应用,在戴西与莫里斯所归纳的英国冲突法规则第179条第1款(b)规定如下:“合同义务将依据外汇管制法无效或解除,如果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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