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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古代除贪养廉的实践模式及评说
【作者】 徐岱【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
【期刊年份】 1998年【期号】 2
【页码】 59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6369    
  惩贪除贪是各个朝代政治追求的永恒主题,是各朝代治国的重要内容。官吏作为国家权力的握有者与执行者,其贪廉直接关系到政权易守。贪以败官已成为历代统治者共识,上至夏商西周三代之王“训之必杀,罔不由此道”,下至满清“别项人犯尚可宽恕,贪官之罪断不可宽”[1]的惩治思想,都是对除贪的回应。而在司法实践中演绎出了重法除贪、高薪养廉、以清养廉、以法治贪等实践模式。这几种实践模式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反映了统治者惩贪除贪的境界、决心与观点。本文仅就前二种实践模式作以阐述与评说。
  一、重法治贪型模式
  概而言之,在几种实践模式中,重法治贪型由于其短期利益可视而成为历代统治者首选的惩贪养廉的实践模式。显然,重法治贪就意味着在法定刑以上施法惩贪的,其在各个朝代都有淋淋尽致的表现,并主要从以下几种举措中加以体现。
  1、重法惩贪举措之一:贪赃之罪为不赦之罪。汉时,官吏犯贪赃之罪的或死于狱中或行自裁,没有任何退路可供选择。唐时更有甚之,贪赃之吏一旦被审于公堂,大多是当时就被杖杀于堂,有特殊处理的便采取次于杖杀刑的流刑,长期流放于荒芜的岭南之地。至唐睿宗太极元年四月制云:“官典主司枉法受赃一匹已上,先决一百”[2]。可见一旦有贪赃行为便有重刑相随,且贪赃之罪不在赦宵之列以示严惩。唐睿宗时改元及南效赦文曰:“大辟罪已下,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系囚见徒,罪无轻重咸赦除之。官典犯赃不在此限。”[3]同样,贪赃之罪不许赦成为宋统治者恪守的一个信条。开宝三年,董元吉驻守英州,收受赃七十馀万,帝以岭表初平为由,旨在惩治一批掊克之吏,故特许诏书命把董元吉弃市而杀,至南效大赦时又重申,“十恶故劫杀及官吏受赃者不原”。不赦贪赃之罪不仅表明了除贪手段的严厉性,而且被认定为培养和寻找循吏的途径之一。顾炎武曾言:“史言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有三,而不赦犯赃者一也。”[4]由此观之,古人不仅有对贪赃之罪深恶痛绝的情感,而且在司法实践中秉正办事,将其列入不赦之罪之中,其惩罚幅度等同于十恶之罪,从而折射出重法治贪的实效。
  2、重法治贪举措之二:赃罪泱及其子。古人认为,贪赃者一则败官,二则败类,三则败家。败家就是指由于耳熏目染的缘故其子必无清廉,贪赃之罪一旦被揭发必应祸及其子,以儆他人。《金史》载:“大定十三年,咸平尹石抹阿没刺以赃死于狱,上谓其不尸诸市,已为厚矣。贫穷而为盗贼,盖不得已;三品职官以赃至死,愚亦甚矣。其诸子皆可除名。[5]且不得作为举官为任的候选人,即所谓“赃吏子孙不得详举”。居官不贪是做官的本质要求,居官不贪赃枉法是为官之道之一。若反其道而行之,不仅国家要给予处罚,而且从家族的角度来看亦应不承认其家族成员的身份,死后不得葬入家冢。宋包拯曾告诫子孙说:“有犯赃者,不得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6]从中国传统观念来看,抹杀其家族成员的身份是比之重法更为重的处罚,在一定意义上起到警戒、预防贪赃之罪的作用。
  3、重法除贪的举措之三就是赃罪不得赎。贵廉洁,贱贪赃是一种社会风尚及对做官者的本质要求,赏善罚恶,不阿亲威是执法者应奉行的准则,罪白伏其诛是违法者的自取后果,由此根本就不应存在赎罪之法。若行赎罪之法,“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命”,之所以如此,“皆以犯法得赎罪,求士不得真贤;相守崇财利,诛不行之所致也”。赎罪之法是国家社稷统治的隐患,若想统治旺达,举世太平,宜除赎罪之法,由此“相守选举不以实及有赃者,辄行其诛,亡但免官。则争尽力为善,贵孝弟,举实廉,而天下治矣”[7]。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汉元帝竭废赎罪之法,贪必伏法不得赎之,这就堵塞了贪赃之人得以逃脱制裁的漏洞。
  在重法治贪中,帝王惩贪的态度与决心直接关涉到除贪的实际成效。帝王以除贪为己任,那么所施刑罚就要重些。明太祖朱元璋从前朝亡国的教训中意识到惩贪的迫切性,在《明律》中官吏贪赃处刑比唐律加重,其明文规定,官吏贪赃满银60两斩首示众,目的在于儆戒官吏。后唐明宗非常痛恶墨吏(赃吏),遇有赃吏必严惩不怠。“汴州仓吏犯赃,内有史彦王旬旧将之子,又是附马石敬塘亲戚。王建立奏之,希免死。上曰:`王法无私,岂可徇亲!’供奉官丁廷徽,巧事权贵,监仓犯赃,待卫张从宾方便救之,上曰:`食我厚禄,盗我仓储,苏秦复生,说我不得。’并戳之。以是在五代中号为小康之世”[8]。在帝王眼中,官吏既然食我俸禄就应奉公守法,不涉贪赃,一旦贪赃触律就应严惩不怠。相反,帝王对贪赃官吏的暖昧之情却使重法除贪的实效大打折扣。究其因,在帝王们看来,法者唯惩治百姓之工具,“刑不上大夫”是用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理念和原则,而对士大夫加刑则是对等级制度的破坏,所以明宣德中都御史刘观,坐受赃数千金,以法处之当斩首,上曰:“刑不上大夫,观虽不善,朕终不忍加刑。”命遣戍辽东。由此开始,类似这种屈法惠奸的特旨曲宥逐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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