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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司法主体性理念与我国刑事审判制度改革
【英文标题】 On The Subjective Idea Of Jurisprudence And Reform About China's Criminal Sentence System
【作者】 徐晓波【作者单位】 皖西学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司法主体性理念 刑事审判制度 司法制度
【期刊年份】 2007年【期号】 6
【页码】 154
【摘要】

文章首先阐明司法主体性理念对刑事审判制度构建的基本要求,并以此为视角对我国的刑事审判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考察,最后就我国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以及制度规范的设计提出若干建议。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85232    
  
  司法主体性理念是一种旨在承认、保障和尊重公民或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使得他们的主体性在诉讼领域得以尽可能充分发展和实现的立法和司法价值观念,即司法制度的构建和运行应当有利于激发、保障、实现和发挥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也有学者认为,司法主体性理念“是指在司法制度的构建与运作中,尊重公民和当事人的意愿、保障其权利和自由、维护其尊严,让其发挥决定、支配和主导作用,避免沦为客体的司法价值观”[1]。司法主体性理念问题是主体性原则[2]在司法领域的具体运用与表现,它与主体性原则之间是个性与共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
  一、司法主体性理念对刑事审判制度构建的基本要求
  目前,国内有学者将司法主体性理念对司法制度构建的基本要求概括为四个方面:(1)公民决定司法制度的构建和发展;(2)司法制度之设计和改革应当便利公民、不辜负民众的期望;(3)在司法程序中,以公民和当事人为中心主体,因此我们的改革目标是实现目前的职权主义模式向当事人主义模式转变;(4)司法机关开展活动应当贯彻“为当事人服务”之宗旨[3]等。笔者认为,上述对主体性理念之基本要求的相关阐述至少有两点需要商榷:第一,虽然上述观点对公民和当事人之人权保障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同时忽视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即平等和对抗问题。具体而言,上述观点对作为司法之主体的公民和当事人(包括作为控方的检察机关)之间的平等对抗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至于平等对抗的意义,康德在论述人的目的性时,对此作了较为详尽的阐释。他认为,“理性引导人确立主体性,认识到自己是目的,而他物则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认识到因为具有理性而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无权将他人当作工具来支配[4]”。康德还同时指出:“大自然使人类的全部禀赋得到发展所采用的手段就是人类在社会中的对抗”[5]。由此观之,人类之间在平等基础上的对抗,不但是主体性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第二,上述对主体性理念之基本要求的概括还把发挥公民和当事人之司法主体性与法官在审判中积极性、主导性对立起来,认为要尊重当事人的主体性,就必须要求法官在审判中保持消极态度,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笔者认为,实现当事人的主体性与法官积极与否不存在直接的关系,有的时候,法官的积极活动,反而有利于当事人主体性之发展。其一,赋予法官在一定范围内的积极活动的权力符合作为具有理性主体当初建立政府之初衷。其二,从社会分工角度来看,虽然每个人都是社会之主体,但不代表每个人都具有生产和生活的所有技能。因此,要实现人类之主体性就必须要求作为个体的人的分工与合作,从而导致在不同领域都有所谓的“专家”。总而言之,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应不应该赋于法官积极活动的权力,而在于法官在某些情况下的“积极主动”是否符合发展和实现公民和当事人司法之主体性的目的,是否以“中立”为其前提和底线。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主体性理念的基本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公民有权决定司法制度之构建,主导司法改革的基本目标和方向。(2)公民和当事人才是诉讼中的第一位的主体,应当全面恢复或赋予公民和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维护其自由与尊严。(3)在诉讼中,公民之间、当事人(包括作为控方的检察机关)之间以及公民与当事人之间应当是平等的主体,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应当保证控、辩双方在平等基础上的对抗,司法机关不得以任何理由加以限制。(4)司法制度之设置与运行应当便利公民,保障公民与当事人的诉权。(5)在诉讼中,法院和法官应当贯彻为公民和当事人服务的宗旨。
  二、我国现行审判制度存在之主要问题——以司法主体性理念进行检视
  由于在指导思想上未确立“以人为本,服务于民”的司法主体性理念,导致我们在改革时目标定位和改革途径选择上的失误。首先,由于在改革之初我们将职权主义审判制度与当事人主义审判制度的区别无限放大,而对这两种审判制度之共同特点(如作为两大法系审判制度构建之理论基础的司法主体性理念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有关原则、制度和技术规范等)以及近代两种审判模式之间的相互融合一体化趋势视而不见,并由此导致在此后的改革目标的确立和改革路径选择的失误。笔者认为,虽然由于不同的司法传统和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职权主义审判制度与当事人主义审判制度之间确实存在某种差异,但是这种差异是技术层面上的而非本质上的,它们都是符合主体性要求的现代型的审判制度。大陆职权主义诉讼中法官的“积极中立”与当事人主义诉讼中法官的“消极中立”虽然在法官中立的技术形式上略有不同,但是就其保障审判职能中立公正的实际效果来看,则是基本相同的。[6]它们之间的差距更多的是技术层面上的、操作上的差别,而非价值观念、指导思想上的根本分歧。其次,传统的观念认为,我国的审判制度属于“职权主义审判制度”或“超职权主义审判制度”,笔者认为这一定位值得商榷。原因有二:第一,我国审判制制度之构建与运行不是以实现公民和当事人司法之主体性为终极目标的。换言之,在价值理念上不是以司法主体性理念为指导构建的,而是以“义务本位”、“国家本位”等传统观念为指导建立起来的。第二,在具体制度的设计方面,我国的现行审判制度尚未确立保障和实现公民与当事人司法之主体性的相关原则、制度和技术规范,审判制度的构建与运行基本上不符合或没有遵循主体性理念的若干基本要求[7]。因此不论从价值理念角度还是从具体制度方面来透视,我国的审判制度都应当属于传统型的不符合主体性要求并带强烈纠问式色彩的审判制度,而不是所谓的职权主义或超职权主义审判制度。由此,我们将改革目标锁定在建立当事人主义的审判制度或类似日本、意大利的混合式审判制度以及认为审判制度改革只要吸收当事人主义模式的若干因子便大功告成的认识上是值得商榷的。北大法宝,版权所有
  指导思想的错误以及改革目标和改革路径选择不当,必然导致具体制度和规范设计之失误。整体来看,我国现行审判制度在制度层面上存在的不足主要体现在缺乏保障和实现公民和当事人司法之主体性的相关原则、制度和技术规范上。这主要表现在:(1)在公民参与司法活动以及决定审判制度改革之方向方面缺乏相应的制度规范。(2)我国审判制度不能便利公民接近和利用。(3)在诉讼中,公民和当事人的地位低下,权利无保障,被害人和被告人在诉讼中呈客体化倾向。(4)司法不独立,法官中立性和亲和性欠缺,控、审职能未彻底分离,使当事人司法主体性之实现面临严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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