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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我国未成年人毒品犯罪从严刑事政策的检验和修正
【副标题】 以某省法院系统近十年的判决为研究样本【作者】 袁林
【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分类】 犯罪学
【中文关键词】 未成年人;毒品犯罪;刑事政策【期刊年份】 2015年
【期号】 6【页码】 138
【摘要】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对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的处罚呈现出逐步严厉的趋势,但从严打击的政策并未能有效达致治理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的目的,成为困扰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治理的一道难题。从严刑事政策缺乏科学的理论解释和客观的现实基础,过于迷信惩罚对行为约束的作用,背离了未成年人犯罪治理的基本规律。针对我国未成年人毒品犯罪治理的这一困境,应改变传统的研究范式和方法,采用相关性分析方法检验从严刑事政策与未成年人毒品犯罪变化的关联性,科学分析和解释形成治理困境的原因,引入犯罪治理的新观念和新模式,调整从严惩罚的刑事政策,适度舒缓对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的惩罚,建立更加具有回应性和包容性的治理模式。具体建议包括根据从严刑事政策与未成年人毒品犯罪治理的负相关性,修正未成年人毒品犯罪主体制度、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的入罪标准及再犯从重量刑情节,扩大非监禁刑的适用范围。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6689    
  
  毒品的控制与未成年人的培养是关系国家与民族兴盛的大问题。儿童[1]是人类的未来,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儿童发展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儿童发展,对于全面提高中华民族素质,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2]“东亚病夫”的惨痛历史说明毒品滥用与毒品犯罪也关乎民族兴衰,因此严格控制与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是我国应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2014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把禁毒工作纳入国家安全战略和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3]确立的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和毒品犯罪从严的差异化对策,体现了我国社会治理迈向科学化与精细化。但对兼具上述两种特性的未成年人毒品犯罪,应采取何种治理策略,还需要根据《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意见》所确定的方针与原则,在正确评估我国未成年人毒品犯罪从严刑事政策效果的基础上,确立适合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特点的治理策略与制度。
  一、研究对象、方法与样本选择
  (一)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的从严刑事政策。从严刑事政策是一个相对意义上的政策类型,本文所研究的从严刑事政策是指我国1979年《刑法》颁布后,经过逐步变迁而具有以下特点并且正在实施的刑事政策。
  1.刑事责任年龄降低。1979年《刑法》第171条规定的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罪的法定最高刑为15年有期徒刑,毒品犯罪既不属于第14条第2款所明确规定的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人应当负刑事责任的犯罪,也不在“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之列。1982年《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1988年《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先后将贩卖毒品罪和走私毒品罪的法定最高刑提高到死刑。1990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禁毒的决定》,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法定最高刑规定为死刑。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应当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和1994年《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六岁的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且具有《决定》第二条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十四条第二款中规定的‘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应当负刑事责任。”1997年《刑法》缩小了14周岁至16周岁人负刑事责任的范围,但第17条第2款明确规定已满14周岁的人应当对贩卖毒品负刑事责任,于是贩卖毒品罪成为了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唯一非暴力型犯罪。
  2.入罪标准放宽。毒品犯罪的入罪标准放宽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实行零容忍的入罪标准。1979年《刑法》及《关于禁毒的决定》均未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入罪数量标准,对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数量极少的,可以根据1979年《刑法》第10条的但书出罪。为了严厉惩罚毒品犯罪,1997年《刑法》第347条规定“对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第357条规定“毒品的数量以查证属实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的数量计算,不以纯度折算。”按此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均不存在出罪的可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以及2010年《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零容忍标准适用于未成年人,排除了依据1997年《刑法》第13条出罪的可能。第二,诱惑侦查准入并规定“犯意引诱”型毒品犯罪一律入罪。2008年《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不仅明确肯定了诱惑侦查,而且规定对因“犯意引诱”而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甚至在“双套引诱”下实施的毒品犯罪,应追究刑事责任。这一规定可能导致本无犯罪意图的人因“犯意引诱”甚至“双套引诱”而成为毒品犯罪人。
  3.毒品再犯处罚从重。为了严惩毒品犯罪和防止再次实施毒品犯罪,《关于禁毒的决定》首次规定了较一般累犯制度处罚更为严厉的毒品再犯制度。1997年《刑法》第356条再次规定了毒品再犯制度。《纪要》也规定,根据《刑法》第356条规定,只要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不论是在刑罚执行完毕后,还是在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期间,又犯刑法分则第六章第七节规定的犯罪的,都是毒品再犯,应当从重处罚。《刑法修正案(八)》根据对犯罪未成年人从宽处罚之精神,取消了未成年人构成一般累犯的规定,但却保留了未成年人可成立毒品再犯的规定。《意见》第11条规定:“要法从严惩处累犯和毒品再犯。凡是依法构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即使犯罪情节较轻,也要体现从严惩处的精神。”2014年1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规定,毒品再犯可以增加基准刑的10%~30%。
  4.刑罚适用严厉。刑罚适用严厉的表现形式很多,其中免予刑事处罚与非监禁刑的适用率的高低是一个重要指标。《意见》规定,对于未成年人犯罪较轻的,可以依法适当适用缓刑或者判处管制、单处
  罚金等非监禁刑;依法可免予刑事处罚的,应当免予刑事处罚。根据某省法院系统[4]2004年至2013年10年间刑罚适用情况(参见表1),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的非监禁刑与免于刑事处罚的比例非常低,非监禁刑适用率为19.04%,免于刑事处罚适用率为1.60%,而同期未成年人其他犯罪的非监禁刑适用率为41.61%,免于刑事处罚适用率为1.87%。虽然二者免予刑事处罚的适用率差距不大,但未成年人其他犯罪的非监禁刑适用率是未成年人毒品犯罪非监禁刑适用率的2倍多。
  表1未成年人毒品犯罪与未成年人其他犯罪刑罚适用对比(单位:人、百分比)

┌──┬──────┬──┬──┬──┬──┬──┬──┬──┬──┬──┬──┬──┐
│  │      │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总数│
├──┼──────┼──┼──┼──┼──┼──┼──┼──┼──┼──┼──┼──┤
│未成│生效判决被告│2706│2489│1977│1995│2406│1892│1600│1456│1285│1065│1887│
│年人│人     │  │  │  │  │  │  │  │  │  │  │1  │
│其他│      │  │  │  │  │  │  │  │  │  │  │  │
│犯罪│      │  │  │  │  │  │  │  │  │  │  │  │
│  ├──────┼──┼──┼──┼──┼──┼──┼──┼──┼──┼──┼──┤
│  │免于刑事处罚│47 │50 │47 │32 │57 │37 │36 │26 │18 │3  │353 │
│  ├──────┼──┼──┼──┼──┼──┼──┼──┼──┼──┼──┼──┤
│  │非监禁刑  │1014│1025│863 │810 │1039│769 │582 │648 │652 │450 │7852│
│  ├──────┼──┼──┼──┼──┼──┼──┼──┼──┼──┼──┼──┤
│  │免于刑事处罚│1.74│2.01│2.38│1.60│2.37│1.96│2.25│1.79│1.40│0.28│1.87│
│  │比     │  │  │  │  │  │  │  │  │  │  │  │
│  ├──────┼──┼──┼──┼──┼──┼──┼──┼──┼──┼──┼──┤
│  │非监禁刑比 │37.4│41.1│43.6│40.6│43.1│40.6│36.3│44.5│50.7│42.2│41.6│
│  │      │7  │8  │5  │0  │8  │4  │8  │1  │4  │5  │1  │
├──┼──────┼──┼──┼──┼──┼──┼──┼──┼──┼──┼──┼──┤
│未成│生效判决被告│21 │24 │18 │22 │63 │52 │48 │105 │75 │71 │499 │
│年人│人     │  │  │  │  │  │  │  │  │  │  │  │
│毒品│      │  │  │  │  │  │  │  │  │  │  │  │
│犯罪│      │  │  │  │  │  │  │  │  │  │  │  │
│  ├──────┼──┼──┼──┼──┼──┼──┼──┼──┼──┼──┼──┤
│  │免于刑事处罚│0  │0  │0  │0  │4  │1  │0  │2  │1  │0  │8  │
│  ├──────┼──┼──┼──┼──┼──┼──┼──┼──┼──┼──┼──┤
│  │非监禁刑  │3  │4  │3  │2  │10 │10 │7  │20 │17 │19 │95 │
│  ├──────┼──┼──┼──┼──┼──┼──┼──┼──┼──┼──┼──┤
│  │免于刑事处罚│0.00│0.00│0.00│0.00│6.35│1.92│0.00│1.90│1.33│0.00│1.60│
│  │比     │  │  │  │  │  │  │  │  │  │  │  │
│  ├──────┼──┼──┼──┼──┼──┼──┼──┼──┼──┼──┼──┤
│  │非监禁刑比 │14.2│16.6│16.6│9.09│15.8│19.2│14.5│19.0│22.6│26.7│19.0│
│  │      │9  │7  │7  │  │7  │3  │8  │5  │7  │6  │4  │
└──┴──────┴──┴──┴──┴──┴──┴──┴──┴──┴──┴──┴──┘

  (二)研究方法
  对于未成年人毒品犯罪从严刑事政策的实施效果一直缺少科学的验证及解释,已有的研究成果难以提供准确和客观的结论,理论解释及对策建议大多建立在主观分析的基础之上,所得结论具有很大的或然性和不可靠性,很多观点缺乏说服力。以现有理论为基础的刑事政策和法律制度具有明显的不可靠性及主观臆断性,实施效果严重偏离其预期目标,面对毒品犯罪“惩罚越严,犯罪率越高”的困境束手无策。鉴于此,本文试图用以下方法展开研究:第一,以“影响犯罪因素的相关性分析”作为基本研究方法,将未成年人毒品犯罪与从严刑事政策(影响因素)作为两个变量,通过统计分析从严刑事政策实施后未成年人毒品犯罪数量、类型结构的变化等,客观检验从严刑事政策与未成年人毒品犯罪治理的相关性。第二,在“犯罪因素的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制度法学研究范式,从逻辑前提、目标设定、价值追求及实施工具四个制度要素入手,解释从严刑事政策与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相关性的制度性原因。第三,将相关性分析的结果与制度要素的解释结合起来,提出放弃从严刑事政策并转向适度舒缓刑事政策的改革思路,并对目前的刑事法律制度提出四点修改建议,以增强未成年人毒品犯罪刑事政策的回应性和包容性,走出“惩罚越严,犯罪率越高”的治理困境。
  (三)样本选择
  本文以某省法院系统近十年的判决情况为样本展开研究。
  首先,将选取样本的时间跨度确定在2004年至2013年。时间跨度的选择是根据未成年人毒品犯罪政策的变迁过程所确定的。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为应对犯罪不断增加的现实,我国刑事政策及刑法整体上沿着不断趋于严厉的方向变迁,对毒品犯罪的“严打”政策逐步确立。1979年《刑法》规定的毒品犯罪法定最高刑为15年有期徒刑,毒品犯罪不属于“严打”的犯罪类型。1982年《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将贩卖毒品罪列为“严打”对象,并将其法定最高刑修改为死刑。1988年《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1990年《关于禁毒的决定》、1997年《刑法》等刑事立法,对毒品犯罪包括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的处罚越来越严厉,1997年《刑法》采用基本法律的形式将体现未成年人毒品犯罪从严刑事政策的犯罪与刑罚制度确定下来。自2004年12月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同志提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后,我国长期实行的“严打”刑事政策得到适度调整,200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确立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但自1982年对毒品犯罪实施的“严打”政策却一直未变,《意见》明确规定毒品犯罪属于“严打”的犯罪类型。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根据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原则修改了1997年《刑法》中有关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些条款,但对于未成年人毒品犯罪仍采取与成年人毒品犯罪同样严厉的刑事政策。考虑到1997年《刑法》施行后的几年里,对犯罪治理的影响具有不稳定性,不宜纳入统计相关性分析的范围。另外,自2004年始我国开始调整严打刑事政策,在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宽与对毒品犯罪依然从严的刑事政策下,对兼具两种类型犯罪特点的未成年人毒品犯罪仍然保持了从严的政策,因此,选择2004年至2013年的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的数据作为统计分析样本,具有可靠性和典型性。
  其次,将样本收集的空间范围确定为省级行政区域。从全国范围看,选择一个省级行政区域的样本可能存在选择性偏差,考虑到全国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的实际情况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别,但基本规律和情况相差不大。因此,以省级行政区域的未成年人毒品犯罪作为分析样本,仍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和可靠性,选择性偏差不大,可以得出较为可靠的结论。
  在进行“犯罪因素的相关性分析”时,分别选择未成年人毒品犯罪总量变化、犯罪类型变化两个因素直接分析从严刑事政策与未成年人毒品犯罪变化的相关性,采用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变化比较、毒品犯罪数量变化比较、再次犯罪变化比较分析,检验从严刑事政策与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的相关性。这五个方面虽然没有包括验证从严刑事政策与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相关性的全部因素,但包括了相关性分析的最主要因素,得出的结论具有可靠性。我能说我还比较喜欢洗碗吗
  二、从严刑事政策与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相关性的统计分析
  政策的效果最终由实践来检验。我国逐步确定的从严刑事政策是否有效遏制了未成年人毒品犯罪呢?我们以“样本单位”近十年的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的判决为样本,统计分析该政策实施后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的变化情况,从中揭示从严刑事政策与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的相关性。
  (一)未成年人毒品犯罪总量变化所反映的相关性
  自2004年以来,未成年人毒品犯罪人数呈现出大幅上升趋势,根据我们的取样统计,“样本单位”内未成年人毒品犯罪人数,2004年仅21人,2011年达105人,较2004年增长了5倍。2012年和2013年人数虽有所下降(分别为75人和71人),但较2004年仍增长了3.38倍。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只对贩卖毒品犯罪负刑事责任,总体犯罪人数不多(总计48人),但仍有明显增幅,特别是2011年和2012年增长趋势明显(分别为12人和11人)。
  通过上述统计分析,可将二者的相关性描述为:第一,仅仅从犯罪人数变化对比上看,从严刑事政策实施后,未成年人毒品犯罪人数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大幅上升。第二,未成年人毒品犯罪人数变化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还难以找到有效的理论手段和工具来准确解释多种因素对未成年人毒品犯罪人数增加的影响程度。第三,在影响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上述统计分析的结果可以证明,从严刑事政策难以减少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的数量。第四,假如没有实施从严刑事政策,未成年人毒品犯罪数量是否会更多,目前尚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成这一结论。许多人肯定这一结论是基于主观感觉和判断,但此结论迄今为止仍未被证实。
  (二)犯罪类型变化所反映的相关性
  我国刑法对毒品犯罪的严厉刑事政策集中体现在对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制裁上,“样本单位”10年间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类型仅涉及三个罪名:一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二是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毒品罪;三是容留他人吸毒罪。其中99.20%的未成年人所犯罪行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仅2人被判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毒品罪,占比0.40%;仅2人被判处容留他人吸毒罪,占比0.40%。根据对“样本单位”3个基层法院2010~2012年审结的未成年人毒品犯罪案件的统计分析,3年间3个基层法院共判处未成年人毒品犯罪87人,其中84人被判贩卖毒品罪,占比96.55%,由此推知,在未成年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犯罪中,贩卖毒品占绝大多数。
  上述分析反映出二者间存在以下相关性:尽管刑法严惩未成年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并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应当对贩卖毒品承担刑事责任,但贩卖毒品罪依然十分突出。严厉的刑事政策并未能阻止未成年人实施贩卖毒品的犯罪行为,证明从严刑事政策对不同犯罪类型的抑制功能存在明显差异,对受金钱激励的贩卖毒品犯罪存在抑制失灵的现象。
  (三)与未成年人其他犯罪比较所反映的相关性
  未成年人毒品犯罪属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类型,“样本单位”过去10年间未成年人毒品犯罪人数与未成年人其他犯罪人数的比例为2.64%。但从发展趋势上看,未成年人毒品犯罪与未成年人其他犯罪的人数变化趋势则完全相反:未成年人其他犯罪人数呈现整体下降趋势(参见图1),而未成年人毒品犯罪人数呈现整体上升趋势。随着我国对未成年人从宽刑事政策的实施,未成年人毒品犯罪人数与未成年人其他犯罪人数的占比逐步提高,2004年占比仅为0.78%,从2007年开始占比明显上升,2011年达到7.21%,2013年虽略有下降但仍为6.67%。
  图1未成年人毒品犯罪人数和未成年人其他犯罪人数变化趋势
  (图略)
  注:因未成年人毒品犯罪人数和未成年人其他犯罪人数数据差别较大,为在图1中使未成年人毒品犯罪人数变化趋势易于观察,故对图1中未成年人其他犯罪人数做缩小十倍处理,但不影响图1中未成年人其他犯罪人数变化趋势的客观性。
  上述分析反映出二者具有以下相关性:第一,不论是从逻辑分析,还是从实践验证,从宽刑事政策肯定是未成年人犯罪整体下降的原因之一,从严刑事政策则是导致未成年人毒品犯罪人数上升的原因之一。第二,未成年人毒品犯罪人数与未成年人其他犯罪人数变化呈反向趋势,在影响因素基本相同的条件下,我国对未成年人毒品犯罪与未成年人其他犯罪采用差异化的刑事政策,无疑是造成这种反向趋势的直接原因。虽然这种反向趋势可能并不仅仅由刑事政策的差别所导致,但刑事政策尤其是入罪标准的差别肯定是影响定罪数量变化的重要因素。
  (四)与成年人毒品犯罪比较所反映的相关性
  未成年人毒品犯罪是毒品犯罪中的特殊类型,“样本单位”过去10年间毒品犯罪中未成年人犯罪人数与成年人犯罪人数的比率约为2.06%。从发展趋势上看,毒品犯罪中未成年人犯罪人数与成年人犯罪人数均呈现出大幅上升的趋势,二者之间并无明显的背离现象(参见图2))
  图2未成年人毒品犯罪人数和成年人毒品犯罪人数变化趋势图
  (图略)
  注:因未成年人毒品犯罪人数和成年人毒品犯罪人数数据差别较大,为在图2中使未成年人毒品犯罪人数变化趋势易于观察,故对图2中成年人毒品犯罪人数做缩小十倍处理,但不影响图2中成年人毒品犯罪人数变化趋势的客观性。
  上述分析表明二者间存在以下相关性:第一,我国对未成年人毒品犯罪和成年人毒品犯罪采用相同的从严刑事政策,在相同刑事政策下两种犯罪变化的趋势呈现出一致性。第二,这可以进一步证实前面对二者相关性的描述,即在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处罚严厉程度的增加与未成年人毒品犯罪数量的增加是一致的。
  (五)曾经犯罪变化情况所反映的相关性
  曾经犯罪比例高低是证明刑事政策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样本单位”过去10年间未成年人其他犯罪中曾经犯罪人数占比3.97%,而未成年人毒品犯罪中曾经犯罪人数占比4.00%,高出0.43%〇从曾经犯罪人所占比例的变化走势上看,未成年人毒品犯罪曾经犯罪率波动较大,如2006年、2007年、2011年所占比例很高,分别达11.11%、9.09%和6.67%,而2004年、2005年、2009年度则为0。未成年人其他犯罪中曾经犯罪人数占比虽有所上升,但变化趋势相对比较平稳。成年人毒品犯罪中曾经犯罪人数比例则相当高,“样本单位”过去10年间成年人毒品犯罪中曾经犯罪人数平均比例高达26.24%,其走势也有较大的波动,2013年一度高达32.34%。就曾经犯罪的情况分析,未成年人毒品犯罪与成年人毒品犯罪的走势相似,与未成年人其他犯罪趋势存在明显差异。
  上述分析可以反映出二者间存在以下相关性:第一,从严刑事政策是导致未成年人毒品犯罪中曾经犯罪率高于未成年人其他犯罪中曾经犯罪率的法律因素。第二,尽管我国对毒品犯罪及未成年人毒品犯罪实行从事政策,但未成年人毒品犯罪中较高的曾经犯罪率表明从严刑事政策未能遏制住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的增长,刑罚威慑对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的抑制效果不明显。
  通过上述五个方面的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样本单位”过去10年间未成年人毒品犯罪与成年人毒品犯罪都呈现出大幅增长的趋势,与未成年人其他犯罪的变化趋势相反,未成年人毒品犯罪中曾经犯罪的比例高于未成年人其他犯罪中曾经犯罪的比例,刑法严惩的贩卖毒品犯罪仍然十分突出。上述统计分析揭示出从严刑事政策与未成年人毒品犯罪间的两个相关性:一是在不考虑其他因素或将其他因素视为非变量的条件下,从严刑事政策作为自变量,与未成年人毒品犯罪数量呈正相关性,即惩罚越严厉,犯罪率越高;与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的治理效果呈负相关性,即惩罚越严厉,防控犯罪的治理效果越低。二是如果将所有的影响因素都作为变量加以综合考虑,则无法验证从严刑事政策与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的相关性。这两个相关性表明从严刑事政策控制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的效果迄今没有得到验证,而客观的结果却是“惩罚越严厉,犯罪率越高”。
  三、从严刑事政策与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相关性的理论解释
  采用统计分析所揭示的从严刑事政策与未成年人毒品犯罪变化的相关性,与许多人相信的“严打”可以减少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的结论恰恰相反。现在我们再采用制度实证的范式,从逻辑前提、政策目标、价值理念及政策工具四个政策要素入手,解释为什么从严刑事政策与未成年人毒品犯罪变化呈现正相关性。
  (一)从严刑事政策的逻辑前提难以证实
  任何政策都必须以被证实的逻辑前提为其存在的正当基础。我国对未成年人毒品犯罪采取从严刑事政策的逻辑前提是:未成年人毒品犯罪属于“严重危害人民生命与健康的犯罪”。基于这一逻辑前提,1997年《刑法》第17条第2款将贩卖毒品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抢劫、强奸、放火、爆炸、投毒并列为同等严重的犯罪。《意见》第7条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毒害人民健康的犯罪,要作为严惩的重点,依法从重处罚。”然而,将未成年人毒品犯罪定性为严重危害人民生命与健康的犯罪这一逻辑前提难以成立。
  将毒品犯罪视为严重危害人民生命与健康的犯罪,通常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滥用毒品严重危害人的身体健康;二是吸毒者容易实施严重危及人身健康的犯罪。但基于上述两个理由推导出毒品犯罪是严重危害生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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