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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当代法学》
论新中国职务过失犯罪的立法发展
【作者】 谢文钧【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法学院
【分类】 犯罪学
【文献标识码】 代法学期刊年份=2000期刊号=6 总第66期页码=31标题=论新中国职务过失犯罪的立法发展英文标
【期刊年份】 2000年【期号】 6
【页码】 3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7010    
  职务过失犯罪是存在于古今中外任何形态的国家机构内部的一种犯罪现象。它破坏国家管理活动的正常开展,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恶劣的社会影响。因此,古今中外各国都采取了不断完善的立法形式惩治职务过失犯罪,形成了各具特点的职务过失犯罪的立法轨迹。新中国职务过失犯罪的立法发端孕育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年代,发展于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成熟于改革开放时期。认真研究新中国职务过失犯罪的立法演变过程,对于我们进一步完善职务过失犯罪的立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新民主主义时期职务过失犯罪的立法演变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职务过失犯罪的立法就已经出现,它在早期的革命运动中产生,在革命根据地政权的创建和巩固中发育。是新民主主义时期革命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人民政权刑事立法的重要方面。在减少革命组织和革命政权中工作人员的工作失误、提高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6年6月,香港工人阶级为了支援在上海暴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举行了省港大罢工。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了加强对罢工的领导,召开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建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组成了2000多人的纠察队。为了在罢工中加强对革命组织内部成员的管理,形成有效的工作机制,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在制定了一些一般的管理条令的同时,还制定了一些具有刑法规范性质的条令,如:《会审处办案条例》《纠察队纪律》等。其中,已经有了关于职务过失犯罪行为的刑处规定,如:《纠察队纪律》中规定:“纠察队委员如有失职及违法情事。得由省港罢工委员会或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科以应得之惩罚。”又如:《水陆侦察队暂行规则》中规定:水陆侦察队员“如有违犯规则畏罪而逃者,除通令辑纠外,仍须追究保证人”等。此外,《会审处办案条例》和《纠察队纪律》中还有以下职务过失行为的处罚规定,如:玩忽职守,贻误戎机者,遗失枪械者,下属人员违法,其长员不知情等,也要追究刑事责任,由纠察队委员会决定处罚办法。在当时,已经有了对职务过失行为惩处的实际案例。如:纠察队军法处,因工作疏忽致使在押犯越狱潜逃,除军法处主任受到了记大过处分以外,值班人员及狱管员则被纠察队委员会“按律惩戒”。又如:会审处的一名书记员,因遗失文件而畏罪潜逃,经查是会审处有关人员玩忽职守,不按规定办事,容忍书记员任意处理人犯,致使文件遗失,经工人代表大会决定,对有关失职人员进行了究办。这些可看作是新中国职务过失犯罪立法及惩治的早期形态。
  1931年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标志着人民自己国家机构的诞生,在这人民政权诞生之初,立法者就已经认识到了职务过失犯罪的危害性,在其发布许多条例中都有关于职务过失犯罪的规定。如:1933年12月1 5日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六号训令》中第四条规定:“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因玩忽职务而浪费公款,致使国家受到损失者,依其浪费程度处以警告、撤销职务,以至一个月以上三年以下监禁。”1934年4月人民委员会发布的《苏维埃国有工厂管理条例》中规定:“厂长不执行上级命令,或浪费金钱物料。或使工厂受到重大损失者,须受刑事处分”。此外,同年发布的《保护山林条例》规定了对滥伐林木而发生严重后果的主要负责人的刑处办法。这些已经是比较规范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职务过失犯罪的立法了。
  1948年1月15日公布的《晋冀鲁豫边区破坏土地改革治罪暂行条例》第七条规定:“有关政府公粮预算、参军、参战等重要问题的方针和计划,拒绝经农民大会或农民代表大会讨论,而独断独行造成错误行为者”。作为“侵犯农民及其代表的民主权利”之行为,“处二年以下的劳役或其他处罚”。这反映出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对独断专行侵犯公民民主权利,造成严重后果的职务过失行为的惩处。
  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对职务过失犯罪案件的处理也可反映出职务过失犯罪的立法情况。如:1939年山东湖西地区在所谓的“肃托斗争”中,由于当地党和军队领导人的认识错误,发生非刑拷打等逼供手段,致使“肃托斗争”扩大化。结果被隐藏在党内的陷害分子所利用,借机扩大事态。湖西地区党和军队负责人玩忽职守,没有亲自过问,任陷害分子胡作非为,造成严重后果。1941年中央纠正了这一错误,对有关负责人送交军法处判处徒刑。又如:1942年在延安发生了学生疗养院非法拘禁致人死亡事件,除对直接负责人判处刑罚外,也追究了有关负责人的刑事责任。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看到,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职务过失犯罪的立法从内容上看,已经包括了因玩忽职守,而造成经济损失和侵犯人身权利的内容;因玩忽职守,泄露机密和独断专行而造成严重损失的内容,这些规定有的已经与今天的职务过失犯罪的规定相接近,是今天职务过失犯罪立法的基础。同时也有了一些比较明确的责任追究的规定,表明当时责任追究制度已经确立,这是我们今天应当借鉴的。但是新民主主义时期职务过失犯罪的立法还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一是从立法形式上看,因为当时还处在战争年代,还没有可能制定一部完整的刑法典。因此,关于职务过失犯罪的立法,只能以单行的刑事法规或非刑事法规的形式加以规定,从而造成了职务过失犯罪的立法缺乏系统性。二是从立法技术上看,在当时还没能够将职务过失犯罪与一般的职务过失行为区别开来。因此,在处罚上还存在着行政处分与刑事处罚不分的情况,这就使职务过失犯罪的立法缺乏了规范性。三是立法者还没有对过失犯罪作出一般性规定,因此,职务过失犯罪的规定只能反映在具体的条款上,这样就容易造成职务过失犯罪的定性上出现错误。比如,革命组织内部的成员,因玩忽职守,过失造成人的死亡或泄露了国家机密,要依杀人罪和反革命罪追究刑事责任。这显然是混淆了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的界限,也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带有结果责任的色彩,这是由于对一般过失犯罪理论缺乏认识所产生的局限性。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职务过失犯罪的立法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党和全国人民的工作重心从夺取政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方面来。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过程中,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建设的计划、决策、管理活动中,因玩忽职守,不负责任而造成的严重危害的现象日益突出。这种由国家工作人员过失造成的危害,引起了立法者的重视。在国务院及各部门颁布的一些非刑事法规中对相关的职务过失行为作出了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如:1951年6月政务院颁布的《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凡因疏忽泄露国家机密或遗失国家机密材料者,应视其情节轻重予以处分。”又如:1952年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颁布的《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的若干规定》中规定:“由于负责人严重的官僚主义或经管人员失职所造成的业务上的浪费和损失,其情节严重,因而招致国家巨大损失者,可作专案议处,酌予刑事处分”等等。这些虽然还不是关于职务过失犯罪的直接规定,但是实际上却存在着以职务过失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可能性。这一时期,由于建国之初,国家的刑事立法还处在起步阶段,还不可能对职务过失犯罪作出系统的规定。因此,在非刑事法规中规定了对某些严重的职务过失行为追究刑事责任是正常的。
  在以非刑事法规对职务过失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时,我国立法机关根据毛泽东同志“不仅要搞宪法,还要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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