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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保险合同效力研究
【作者】 孙积禄【作者单位】 外交学院
【分类】 保险法【中文关键词】 保险合同;保险单;保险费;如实告知
【期刊年份】 2012年【期号】 3
【页码】 128
【摘要】

通过对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主客观方面、内容与方式之分析,厘清告知不实与合同效力的确切关系,并认为应适当延长保险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除斥期间;应认定保险单签发与交付在无特别约定情形下,仅为提倡性行为而对保险合同效力无影响;对实践中保险费争议案件,建议应当针对不同性质之保险合同作不同处理。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1193    
  
  我国保险法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中,对投保人告知义务履行、保险单出具及保险费交纳与保险合同效力的关系等诸多问题的理解一直存有分歧,不仅给保险经营及监管带来了困难,而且导致当事人双方纠纷频繁发生。笔者立足于保险实务,结合保险原理及2009年2月28日第11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对上述问题略陈管见。
  一、投保人未如实履行告知义务对保险合同效力的影响
  被保险法学者奉为圭臬的1906年《英国海上保险法》规定:“保险合同是建立在最大诚信基础上的,如果一方不遵守最大诚信,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保险合同为转嫁风险的合同,风险的大小不仅直接决定着保险人是否同意承保,而且影响着保险费率的高低。实践中保险标的种类繁多、情况复杂,多由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掌控,而保险人通常不了解保险标的危险状况,若要对保险标的的危险状况进行全面评估未免成本太高,保险人通常只能依据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涉及保险标的的告知事实进行风险测估,以决定是否同意承保与适用何种等级的保险费率。如果投保人对缔结保险合同的重要信息不真实告知,存在故意隐瞒或过失遗漏重要事项的情形,则必然影响保险人对危险状况的判断,使保险人的决定受投保人的意志左右,在此基础上所达成的合意必然不是真实的意思表示,更何谈公平。为了使双方能够在信息对称的基础上达成一致,保险法课以投保人负有提供与缔结保险合同相关的信息义务,以求保险合同之实质自由平等。我国保险法第16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30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两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的投保要约能否得到保险人的承保承诺以及保险合同的权利义务内容的确定只能根据投保人如实告知的事实来确定,若投保人告知不实或以欺诈手段诱使保险人签订合同,轻则导致保险人作出错漏判断,重则置保险人于十分不利之境地。长期以来,民商法学界惟将保险合同称为最大诚信合同,是要求投保人在合同订立之时善尽告知义务。因此,如实告知义务的履行,不但与保险人利害攸关,而且对投保人权益影响甚大。
  法律要求投保人告知的内容为重要事项,即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及据以确定保险费率之事项,简言之,即与当事人权利义务攸关的事项。何以判断重要事项?简单来说,若投保人告之,则保险人必不予承保者属于重要事项,或者投保人告之,则保险人必适用更高的保险费率者属于重要事项。如人寿保险中须交纳的保险费与被保险人的年龄俱增,亦与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密切相关,保险人对年逾古稀、身患重病者不予承保;在财产保险中保险人将高度危险的易燃易爆物品作为除外不保标的。因此,误告被保险人的实际年龄或保险标的物的危险性均会对保险费率适用产生影响,同属重要事项。而非重要事项与当事人权利义务无关,即使投保人的告知与事实不相符甚至未告知,均不影响保险合同的效力。如人身保险中误告被保险人的身份证号码、财产保险中混淆保险标的颜色等。保险实践中,法律通常信赖保险人之专业知识及经验判断,推定保险人询问的事项均为重要事项,未询问者推定为不重要事项。在人身保险中,保险人询问的事项通常考虑被保险人的年龄、性别、健康状况、既往病史、家族病史、职业、生活习惯、受益人与被保险人的关系、保险金额等;在财产保险中,主要情况包括保险标的物的性质、环境状况、抗风险能力、受保险保障程度等;在责任保险中,被保险人的信用、经历、经验、资质、能力等;在信用保险中,债务人的经营状况、履约能力、诚信记录、管理水平及人格魅力等都可能属于影响保险人判断的主要危险因素。现代保险林林总总,重要事项因保险类别不同有异,如被保险人的既往病史在健康保险中属于重要事项,但在意外伤害保险中则非属于重要事项。投保人对保险人的询问事项若能如实回答,即为履行了告知义务,否则有可能影响保险人的判断。
  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的主观情形可一分为二,一为故意隐瞒与误告,二为过失遗漏。故意隐瞒与误告指投保人就其说明义务范围内的事项明知而故意不为告知或故意进行错误的告知,主观上存在诱使或误导保险人的恶意。若故意隐瞒决定是否同意承保的事项,比如被保险人患有晚期肺癌却隐而不告或作错误告知,应适用保险法关于因欺诈而签订保险合同的情形,保险人可行使合同解除权而使合同归于自始无效,即使该投保人隐瞒或误告的事项与发生的危险事故无因果关系,保险人也不负赔偿责任。因为保险合同订立的前提或基础根本就不存在,若投保人如实告之,保险人必不予承保。例如被保险人后因心脏病死亡,虽心脏病与隐瞒之肺癌无关,但若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予以如实告知,则保险人必不与其签订保险合同。保险法第16条第4款规定对被保险人故意隐瞒的,保险人不予赔偿亦有权不退还保险费,不予赔偿是肯定保险合同为无效合同,不退还保险费是对投保人主观恶意的惩罚。
  过失遗漏是指投保人就其说明义务范围内的事项知悉或应当知悉其情形,因主观上有过错而未能说明。这种情形虽不存在恶意,但仍应承担相应责任。法学理论上将过失分为一般过失与重大过失,而重大过失与故意仅为一纸之隔,实难划分。保险法第16条第2款将“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修订为“投保人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履行告知义务,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新的规定无疑增加了保险人的举证责任,限制了保险人解除权的行使,有利于对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聊五分钱的天吗
  投保人故意隐瞒、误告、或者过失遗漏的事项若并未影响到保险合同的订立的,仅影响保险费率的适用,投保人未告知仅使保险人少收取保险费,如人身意外保险中将从事井下工作的被保险人告知为从事办公室工作,在运输工具保险中将商用汽车告知为家用汽车等等。一旦保险事故发生,保险人应当依照应交保险费与实际交纳保险费的比例,按照公平原则对保险金额进行适当调整,但若以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为由主张全部拒赔,显然有失公允。
  在修订前的保险法的制度下,由于法律没有明确限制保险合同解除权的除斥期间,保险实践中保险人虽已获取了投保人未如实履行告知义务的充分证据,但其为了获取保险费的利益,明知具备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条件,却故意利用法律的漏洞而不予行使,等待合同期限届满作以下利己选择:当合同期限内未发生保险事故时,对合同效力不提出异议而主张有权收取保险费;一旦发生保险事故则主张行使合同解除权,对已收取的保险费不予退还,对发生的保险事故亦不予赔偿,形成了合法外衣下的不当得利。新保险法对保险人因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行使合同解除权制度进行了重大修订,增加了第三款“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30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两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之规定及第六款“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之规定,以充分保障被保险人利益。由于投保人故意或过失未履行告知义务往往具有隐蔽性、欺诈性。解除保险合同的除斥期间规定过长则损害被保险人利益,过短则伤及保险人的利益。但保险法将保险人因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行使解除合同的期限规定为两年,对保险人来说应属不利,其规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值得商榷,如下述案例:
  1998年9月28日四川泸州地区陈先生与保险公司签订《鸿寿养老保险合同》一份,合同约定保险金额为50万,陈先生每年交纳63 500元,因被保险人因疾病身亡时,保险公司是按合同所载保险金额的两倍给付保险金,并无息退还所支付的保险费。合同订立前,保险公司曾带领陈先生在医院体检,其结论为投保人肝、肾均无异常。为此,双方签订了合同。自1998年10月起陈先生连续三年交纳保险费共计19 0500元,2001年6月9日陈先生因患肝癌医治无效病故,受益人请求保险公司赔付保险金,保险公司以陈先生未如实履行告知义务为由拒付。后查明,陈先生曾于1994年12月14日至1995年1月17日因患乙型肝炎和慢性肾功能不全在医院治疗。但在投保人签订合同时对既往病史的回答是用“否”,而不是用的“是”。保险人提供的证据证明:保险公司不予承保的病是慢性肾功能衰竭、癌症等,但并不包括乙型肝炎和慢性肾功能不全等病。法院判决认为合同有效,陈先生在合同订立时隐瞒的病史是患乙型肝炎和慢性肾功能不全,而保险事故的发生是基于投保人患有肝癌,同时认为,保险人没有证据证明投保人所患肝癌的惟一诱因系乙型肝炎或慢性肾功能不全所致,终审判决保险公司向被保险人儿子支付一百万元保险赔偿金,并无息退还陈先生已支付的保险费{1}。
  本案中,投保人是否履行了如实告知义务?保险实践中,对于告知义务的履行通常采用的是被动告知方式,即保险人询问投保人告知,保险人不询问投保人无须告知。投保人在保险人问既往病史时答“否”,应属于知而不告,与陈先生因患肝炎和慢性肾功能不全的事实不符,应认定投保人在主观上存在故意。而隐瞒既往病史是否影响保险人同意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陈先生既往病情并非为经过治疗能够痊愈的一般疾病,而是影响到保险人判断是否承保的乙型肝炎和慢性肾功能不全病史,从该等所隐瞒病情的严重性来看,可归为足以构成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的事项。并且,死亡诱因是医学上的重大难题之一,法院要求只有在证明投保人所患肝癌的惟一诱因系乙型肝炎或慢性肾功能不全所致的情况下方能免除保险金支付,对保险公司来说实比登天还难,从这点上来说,未免违背了“法不强人所难”的法律精神。
  由此案例引申出的问题之一:人身保险中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体检能否免除投保人的告知义务?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人通常根据被保险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如年龄、既往病史、职业等因素要求其进行体检。体检是保险公司评估风险,决定是否同意承保及保险费率适用的一种手段,通常是建立在投保人如实告知的基础之上的,经体检后,体检医生所知或应知的事项应认为是保险人所知或应知的事项。对投保人未告知或如实告知的事项,如果在体检中以通常的诊断能发现而未发现的,应认为是体检医生应知道的事项,从而认为是保险人应知的事项。此种情形下,保险人不能以投保人未告知为由解除合同。但是,如果投保人未告知的事项是体检医生以通常的诊断方法不能发现的,则对投保人而言,属于未如实告知,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当然,体检结果除与当事人如实告知有关情况有关外,还与体检医生的诊断水平、诊断技术及体检范围、体检设备等方面均有关。通常,保险人是否要求被保险人体检,主要是根据其告知的身体健康状况决定是否体检以及体检范围,在被保险人未告知其身体有特别异常的情况下,保险人安排的体检大多是常规检查,而要想通过常规体检查明被保险人身体的真实状况是很难的,特别是一些通过常规体检无法查明的疾病。如果认为经过体检就视为投保人以身体检查履行了告知如实义务,与保险合同作为最大诚信合同的本质相悖,可能会助长一些人进行投机的侥幸心理,引发道德危险的发生。因此,对于经过体检后产生的保险合同纠纷,不能一概认为就此免除了投保人的告知义务,而要根据案情的具体情况,如保险合同的内容、当事人告知情况、体检范围、手段等确定是否能够免除投保人的告知义务。本案中,假如保险人在体检时采用的常规体检方法,而投保人隐瞒的病情是常规体检中体检医生仅需尽普通医生应注意的体检责任,即使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不告知也能查明的,而体检时没有查出,其不利后果应由保险人承担,保险合同生效后,保险人不能以投保人未告知为由解除合同;反之,如果投保人隐瞒的是在一般常规体检中,即使体检医生尽到通常注意义务也很难查明的疾病,保险合同生效后,保险人仍有权解除保险合同。
  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间与合同当事人利益关切,原《保险法》仅规定了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年龄误告情形下的保险人合同解除权为合同成立后两年内行使,而对违反告知义务等其他情形并无规定。通常人身保险合同都有不可抗辩条款的规定,即保险合同成立后经过若干年,纵使投保人有不如实告知的情形,保险公司也不得以此为由解除保险合同,或拒绝承担保险责任,该期间称为除斥期间。《日本商法》第644条第(2)项规定,“解除权在保险人得知解约原因之时开始1个月之后失效,合同成立5年后失效”。依据修订后《保险法》的规定,投保人因违反告知义务所产生的保险合同解除权,在保险合同成立时就已发生,不论保险人的保险责任是否已经开始,亦不限于保险责任是否已经发生。事实上,保险公司常在保险事故发生后的保险理赔中才发现投保人有违反告知义务的事实,由于《保险法》规定的除斥期间过短,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名存实亡,也助长道德危险的频繁发生,危及保险业的健康发展。上述案件法院的判决就是基于:投保人与保险人签订保险合同后近三年保险人从未提出异议,也未行使解除权,相反,双方一直都在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因此,作为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已归于消灭。在现行的法律制度下如何处理诸如此类案件,平衡好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对保险立法及司法实践工作者智慧的考验。
  需说明的是,从最大诚信合同的角度出发,如实告知义务仅是对投保人主观上的要求,即只要求投保人把自己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有关保险标的的危险情况向保险人告知,而无法要求投保人所告知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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