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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习近平互联网法治思想研究
【英文标题】 Study on the Legal Thought of Xi Jinping on the Internet
【作者】 周汉华【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分类】 中国法律思想史
【中文关键词】 习近平互联网法治思想;网络空间法治化;互联网法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3
【页码】 5
【摘要】

习近平针对网络时代突出问题,高度重视互联网法治建设,强调在认识和把握互联网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推动各项工作创新,全面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维护网络安全和国家根本利益。习近平互联网法治思想既突出互联网法治建设的重点和主要任务,又强调互联网法治建设的全面性和系统性。互联网法治建设关键有两点,一是要求全面规划,重点推进,二是要求互联网法治建设实现全覆盖,各方都要遵守法律。

【英文摘要】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pays high attention to the Internet legal construction and emphasiz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promote the work innovation, further boost the legalization of cyberspace, and maintain cyber security and national fundamental interests. The legal thought of Xi Jinping on the Internet not only highlights the emphasis and main tasks of the Internet legal construction, but also emphasizes the comprehensiveness and systematicness of the Internet legal construction. There are two key steps: the first is overall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on key points; while the second is to make sure the Internet legal construction can achieve complete coverage, and the law shall be abided by all partie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4992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对网络空间法治化的战略方向、基本规律、着力重点、国际治理体系等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全面思考,形成内涵丰富、体系严整的互联网法治思想,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全面推进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南。
  一、从战略高度明确网信事业发展方向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网络时代,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世界主要国家都把互联网作为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社会治理转型的重点,把互联网作为谋求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方向。各国纷纷制定并不断推出推动信息社会、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规划、行动计划,以谋求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把握发展先机。以欧盟为例,1999年欧盟委员会出台第一个信息社会战略eEurope 2002,之后又分别制定eEurope 2005(2002年)、i2010(2005年)、数字战略行动计划(2010年)、数字单一市场战略(2015年)等。在这些战略、行动计划的指导下,欧盟在信息化建设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其他国家也是一样,都从战略高度规划、推动互联网发展。
  我国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信息化工作。1996年国家成立以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为组长的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是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2001年8月,国家成立由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担任组长的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并设立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2002年,十六大报告提出,“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2006年,国家发布《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2007年,十七大报告提出“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战略。在中央的正确决策下,近年来我国网信事业获得快速发展。截至2016年12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3.2%,网民总数达到7.31亿,各种互联网应用得到全面发展,互联网行业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
  另一方面,互联网泛在互联、扁平化、去中心化的结构也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即使在技术、应用相对领先的发达国家,网络安全也一直是一个突出问题。泛在互联意味着一点被突破就可能导致系统性网络安全风险,发达国家因此纷纷制定网络空间安全战略与网络安全法律,成立专门机构,应对网络安全挑战。同时,扁平化、去中心化的网络结构与传统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存在一定冲突,发达国家传统治理方式也同样面临挑战。在近期陆续发生的英国脱欧、意大利宪法公投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重大事件中,主流媒体不受公众信任,传统建制派不断遭遇挫败,都是这种去中心化浪潮在社会、政治领域的集中反映。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核心信息技术落后于发达国家,面临的网络安全风险只会更大,这已为棱镜门事件等所揭露出来的美国政府大规模网络监控行为所证实。加之现代化实现过程中需要加强国家能力建设,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平稳转型,这样,就会使国家能力建设与互联网所带来的去中心化趋势之间产生一定的张力,体制冲突与挑战会更尖锐,把握不好就可能导致各种系统性风险。中东、北非发生的茉莉花革命和政权更迭现象是很好的例证,这些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可见,发展中国家既要搭上互联网这趟时代快车,抓住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的历史性发展机遇,又要高度重视互联网带来的全方位挑战,预防与化解各种网络安全风险,维护国家根本利益。
  近年来,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一方面是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带动经济社会全面信息化,使我们在网络时代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的追赶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另一方面是一些领导干部信息化能力缺乏,不熟悉、不适应互联网快速发展带来的各种变化。一些领导干部对于互联网这样的新生事物,一种本能的反应是抵触、排斥,甚至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加以拒绝,或者希望一封了之。另一种本能反应是对信息化带来的各种深层次挑战缺乏深刻认识,存在畏难情绪,认为无法管、管不了、管不好,对于一些违法现象和突出问题听之任之,无所作为。
  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之下,习近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从战略高度和全局角度全面把握互联网发展大趋势,澄清各种错误观念和认识,为网信事业发展指明前进方向。
  互联网本身是开放的代名词。习近平指出:“有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很复杂、很难治理,不如一封了之、一关了之。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中国开放的大门不能关上,也不会关上。”[1]由此将互联网上升到我国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高度,宣示我国对于互联网的基本政策,有力地回击国内外的各种指责和疑问,明确我国网信事业发展的大方向。习近平将互联网上升到改革开放基本国策高度,是基于他对互联网在人类发展史中作用的深刻认识,而不是权宜之计。习近平认为,“从社会发展史看,人类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正在经历信息革命。农业革命增强了人类生存能力,使人类从采食捕猎走向栽种畜养,从野蛮时代走向文明社会。工业革命拓展了人类体力,以机器取代了人力,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了个体工场手工生产。而信息革命则增强了人类脑力,带来生产力又一次质的飞跃,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军事等领域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2]从人类历史发展全局角度全面认识和阐述互联网与信息化的作用,体现了习近平的战略眼光,代表着我们党和政府对于互联网认识的新高度。
  另一方面,习近平对互联网带来的风险与挑战也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一是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面临较大风险隐患,网络安全防控能力薄弱,难以有效应对国家级、有组织的高强度网络攻击,这是互联网运行安全。二是互联网媒体属性越来越强,利用网络鼓吹推翻国家政权,煽动宗教极端主义,宣扬民族分裂思想,教唆暴力恐怖活动,进行欺诈活动,散布色情材料,进行人身攻击,兜售非法物品等行为会破坏网络信息传播秩序,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这是互联网信息安全。习近平对互联网带来的挑战高度重视,并将其界定为综合性挑战。他指出,“网络和信息安全牵涉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我们面临的新的综合性挑战”[3],并振聋发聩地提出“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党长期执政这一关。”[4]
  可见,习近平对于互联网的认识是全面的、深刻的、辩证的,既看到互联网带来的巨大机会,从改革开放基本国策高度认识互联网,推动互联网发展,又看到其带来的深刻挑战,需要高度重视,全面应对。用他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的两句话来概括,“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5]
  几年前,由于技术领先,制度相对成熟,西方发达国家一直认为互联网的冲击对象只是诸如北非、中东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发达国家不会遇到冲击。著名学者福山甚至提出所谓的“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式民主是人类的最终共同归属。最近两年,英国脱欧公投、意大利宪法公投、美国总统大选出人意料结果的不断出现,才使包括福山在内的各界精英人士普遍认识到,互联网带来的挑战是深刻、全面的,西方主流媒体的声音同样会被互联网虚假新闻覆盖,西方式民主制度同样会受到互联网去中心化的严重冲击。今天再来看习近平对于互联网综合性挑战的界定,就更有说服力,更能体现其前瞻性、预见性。在当代世界各国领导人中,对于互联网积极作用认识到位的并不少见。但是,既能认识到互联网的积极作用又能认识到其综合性挑战的,习近平毫无疑问要排在最前列。习近平这种辩证认识事物本质的方法论,贯彻其互联网法治思想的全部。
  习近平对于网信事业的重视,不仅体现在认识上,也体现在战略部署上。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网信事业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强网络社会管理,推进网络依法规范有序运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对于互联网要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确保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习近平亲自担任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该小组规格之高超过以往。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提出了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的战略目标,并要求建设网络强国的战略部署要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同步推进。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将我国网络强国战略提升到综合施策的新高度,并提出了六个加快的要求:加快推进网络信息技术自主创新,加快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加快提高网络管理水平,加快增强网络空间安全防御能力,加快利用网络信息技术推进社会治理,加快提升我国对网络空间的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习近平的这些要求,系统勾勒出网络强国战略的工作重点和优先方向,将互联网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一并考虑、一并规划、一并解决,既体现辩证法思想,又适应互联网环境下制度融合大趋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相比于各种分散的专项战略或行动计划,网络强国战略反映了习近平在战略制定上的宏大视野与全局眼光,等于首先从顶层确定网信事业的总目标与总要求。总目标确定以后,在诸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电子商务“十三五”发展规划画风不对,如何相爱》《信息网络专项立法规划》《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以及《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等系列文件中具体部署,形成完整的战略体系,层层推进,环环相扣,步步落实。这样的战略体系设计,可以有效发挥顶层设计与不同领域分步推进之间的关系,统一认识,形成制度合力,避免信息化领域容易出现的九龙治水、政策不协调、政策相互脱节等现象。十八大以来,网信领域的措施之实,覆盖面之广,力度与影响之大,可以说前所未有,为进一步开创网信事业发展新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互联网法治建设是网络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习近平提到的网络强国建设的六个重要方面,互联网法治已经并将继续发挥基础性支撑作用。网络强国战略为互联网法治建设明确了方向,需要充分发挥法律所具有的推动、规范、引领、保障等不同作用,在互联网立法规划制定、具体立法项目安排、法律原则、价值平衡、执法体制机制设计、法律实施与保障、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等方面,体现建设网络强国这一战略目标,使互联网法治更好为网络强国建设目标保驾护航。
  二、把握互联网发展规律,推动各项工作创新
  互联网作为新生事物,发展变化快,波及范围广,对各国都是重大挑战。从近二十多年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看,能够尽快把握互联网发展规律的国家,往往能够在新一轮竞争中脱颖而出,占据有利地位。反之,则会陷入各种被动,顾此失彼,甚至出现政权更迭。习近平特别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学网、懂网、用网,积极谋划、推动、引导互联网发展”[6],并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不断提高对互联网规律的把握能力、对网络舆论的引导能力、对信息化发展的驾驭能力、对网络安全的保障能力”的“四个能力”要求。[7]
  由于我国互联网核心技术落后于发达国家,很长一个时期,学术界和管理部门对于如何处理安全与发展的关系一直缺乏统一认识,众说纷纭。有的主张关起门来搞发展,彻底摆脱对国外技术的依赖,等我们强大后再打开大门;有的认为可以以市场换技术,以时间换安全;有的认为既然已经打开国际合作大门,就不能因噎废食,另起炉灶。这些不同观点不仅只是学术争论,往往直接事关重大政策制定,实际影响非常大。习近平基于对互联网本身规律的把握,特别强调辩证看待问题,不能绝对化,并系统总结了当今时代网络安全观的五个特点:一是网络安全是整体的而不是割裂的,二是网络安全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三是网络安全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四是网络安全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五是网络安全是共同的而不是孤立的。[8]在清醒看到我国互联网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所带来的隐患的前提下,习近平对当今时代网络安全观的归纳,高屋建瓴,针砭时弊,总结出了一般从业人员总结不出来或者总结不到位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我们处理好安全与发展、开放和自主、管理和服务的关系,维护国家安全和网络安全,避免片面化、绝对化,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习近平对于互联网带来的社会治理规律变化也有深刻认识。他明确指出:“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发展,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要强化互联网思维,利用互联网扁平化、交互式、快捷性优势,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用信息化手段更好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决策施政。”[9]这些论断和判断,都是对互联网引发的社会治理规律变化的深刻认识,对于推进体制机制变革和治理方式创新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近年来,党和政府大力推进的“放管服”简政放权改革、及时回应公众诉求的政务公开升级版制度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网上监管平台建设、网上追逃、大数据辅助决策系统建设、互联网政务信息数据服务平台和便民服务平台建设、互联网新业态审慎监管、两随机一公开执法方式改革、执法信息化建设与执法信息共享等,都是在把握互联网规律基础上的改革创新举措,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互联网法治建设也需要尊重和掌握互联网规律,以取得事倍功半的效果。马克思指出,“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做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关系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10]由于互联网所具有的扁平化、分散化、快速传播、边界融合等特点不同于线下环境,互联网法治建设必须高度重视和把握这些规律,以提高互联网立法的科学性,执法的有效性、司法的公正性与守法的自觉性,实现网络空间法治化的目标。这对立法者、执法者、司法者与守法者都提出了如何提高互联网水平与能力的要求,尤其是立法与执法部门,需要尽快提高互联网法治观念与能力,适应互联网法治建设新形势新格局。
  认识世界是为了更好改造世界,只有全面认识客观规律才能掌握主动,积极开创工作新局面。正是因为全面认识到互联网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习近平非常强调各种创新,他指出,“做好宣传思想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创新。宣传思想工作创新,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11]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互联网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火车头,只有准确把握互联网规律,才能创新引领,践行新发展理念,并对其他领域产生影响和示范。习近平对网信领域率先创新充满期待,对信息化作用寄予厚望。他指出,“网信事业代表着新的生产力、新的发展方向,应该也能够在践行新发展理念上先行一步”,“要以信息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2]
  创新对于互联网法治建设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法律规则是对现实社会关系的反映,需要稳定和可预期,而生产力与社会关系始终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法律因而一直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需要通过立法、执法、司法活动在规则的稳定性与社会的不断变化之间寻求平衡,以减少两者之间的张力。在互联网时代,由于信息技术发展一日千里,商业模式创新层出不穷,生产关系与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法律与社会之间的这种落差更大,传统法律理念、手段、制度、技术等面临全面挑战,很多法律规定已经不适应互联网时代的现实,需要法律人熟悉互联网,跟上时代步伐。
  首先,互联网的泛在性、融合化与跨边界特点使传统的法律效力理论与管辖制度受到挑战,行为人、行为地、结果发生地、管辖地等发生分离,地域效力难以确定。并且,目前的法律制度设计,管理对象是行为人,以对人效力理论作为支撑。但是,互联网环境下信息的快速传播与影响的迅速扩散,使信息本身成为规范对象,很多情况下只需要信息管理,并不一定需要具体落实到行为人,因此需要设计一套针对信息进行管理的法律规范,以反映互联网信息管理的现实。这些都是传统法律未曾遇到过的新格局。
  其次,网络时代最大的特点,是建立在信息通讯技术基础上的各种网络中间平台的出现。作为典型的双边市场,平台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与信息传播方式、社会组织形式,融合生产与消费、信息制造与信息消费的边界,推动大众供给与大众需求的结合,推动交换经济向分享经济过渡,人人都可能成为服务提供者,人人都可以成为总编辑。分享经济模式之下,只求所用,不求所有,不同于传统交换经济。网络环境下,对于平台适用的“避风港原则”是网络产业发展的最重要原则,既不能简单套用过错责任原则分析它,更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这其中就隐含传统民法观念与网络时代新观念的冲突。衡量平台企业是否存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既要看到网络环境的特殊性,不能简单照搬传统法律,又必须有效规范,防止其阻碍竞争,形成全产业链垄断,破坏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如果不能科学界定平台责任的边界,势必对互联网产业发展和用户权利保护带来连锁负面影响。同时,平台企业特别重视用户体验,会在商业模式中嵌入提升用户体验的各种制度安排,如先行赔付、双边补贴、支付保障、快速争议解决等。只有这样的设计才能快速扩大用户规模,降低边际成本,推进应用普及。但是,从法律性质上看,很多类似制度安排属于自发性机制,属于市场主体的单方承诺,也是市场竞争机制的必然要求,并不是法定义务。立法、执法、司法实践中,应该严格区分法定义务与自发机制之间的边界,法定义务需要靠法治机制保障,自发机制需要发挥市场主体和市场机制力量。如果混淆法定义务与自发机制的边界,简单将市场主体的承诺、创新作为法定义务对待,市场主体做得越多责任越大,必然会产生逆向选择后果,使市场主体失去改善用户体验的激励,导致双输、多输,最后市场主体发展不起来,用户体验和权益也得不到真正保护。再如,在传统的民法解释体系与司法实践中,隐私权的根本特征是被侵犯后会导致权利主体的社会评价降低,而在网络经济模式下,个人的一切行为都数据化,对个人数据的滥用并不一定会降低个人的社会评价(甚至会提升社会评价),但必然侵犯个人的权利和利益。还有,作为基本生产要素的数据信息不同于传统的生产要素,并不具有排他性、独占性特点,可以共享,并成为市场主体与国家的战略性资源,但是,大数据又可能涉及个人隐私、商业秘密或者国家秘密,如何确定大数据使用与保护规则因此成为当务之急。所有这些,都是中间平台出现之后出现的新问题,亟需互联网法律予以回应。简单照搬传统法律规则,不可能找到出路。
  再次,传统执法方式以生产与消费划分为基础设计管理制度,主要的规范对象是供给端,主要执法手段是事前审批加违规之后的事后制裁。平台经济解构了传统的生产与消费划分,使建立在这种划分基础之上的执法制度全面滞后,管理环节需要延伸而不越位,更多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过程性监管、信用监管、实时在线监督等。如前所述,目前行政体制改革中的很多创新举措,早已超出现行法律对于传统执法的理解和制度设计,更新了执法观念,丰富了执法手段,提升了执法效果,但是,现行法律规定仍然停留在过去,学术研究更是全面落后于现实,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在传统法学划分中根本找不到位置。当前,互联网法治建设亟需吸收国内外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创新成果,实现改革与法治的统一,缩短理论与实践的距离。
  最后,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速度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会使主体客体边界进一步融合,使传统法律制度面临更深层次挑战。法律规则与制度如何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要求,已经成为各国法治领域最为前沿的探索领域。我们同样需要未雨绸缪,在尊重和把握规律的基础上,因地制宜设计规则和制度。
  三、全面推进互联网法治建设
  在习近平网信事业布局中,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相适应,全面推进互联网法治建设始终占据重要地位。习近平运用唯物辩证法基本原理,既突出互联网法治建设的重点和主要任务,又强调互联网法治建设的全面性和系统性,确立了全面推进互联网法治建设的目标。习近平在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如何加强网络法制建设和舆论引导,确保网络信息传播秩序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突出问题。”[13]由此明确当前互联网法治建设的重点任务在于规范网络信息传播秩序,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这一重点任务定位,与习近平对互联网带来的主要挑战判断一脉相承,前后呼应。对于立法与执法部门而言,需要抓住主要矛盾,重点配置立法与执法资源,突出工作重点,解决现实突出问题,维护国家根本利益。
  同时,对于互联网上存在的各种各样的违法犯罪行为,不论是危害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行为,还是侵犯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的行为,或者是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等,习近平都高度重视,要求全面推进互联网法治建设,维护网络空间安全和秩序。比如,对于互联网领域的恶性竞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习近平要求“要规范市场秩序,鼓励进行良性竞争”;对于大数据,“要依法加强对大数据的管理。一些涉及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数据,很多掌握在互联网企业手里,企业要保证这些数据安全。”[14]习近平认为,“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利用网络鼓吹推翻国家政权,煽动宗教极端主义,宣扬民族分裂思想,教唆暴力恐怖活动,等等,这样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大行其道。利用网络进行欺诈活动,散布色情材料,进行人身攻击,兜售非法物品,等等,这样的言行也要坚决管控,决不能任其大行其道。”[15]可见,互联网法治建设是一项系统任务,既涉及线上,也涉及线下;既要突出重点,又要全面推进,形成点面结合、两条腿走路的相互促进格局。
  在互联网环境下,侵犯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的违法犯罪行为往往存在侵犯对象多、侵权链条长、证据与违法责任难以认定、执法部门不明确、维权成本高、维权收益低等问题,简单依靠传统侵权赔偿或者事后责任追究制度等很难有效应对。近年来,一些看起来似乎是次要矛盾的问题,由于处理不及时或者其他原因,很快就转化为影响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舆情热点或者群体性事件,因此,高度重视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和相互影响,全面推进互联网法治建设,就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习近平提出的两个“决不能任其大行其道”,体现了全面治理、系统治理的理念,对于立法部门与执法部门明确互联网法治建设的目标,避免片面化或者选择性执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网络环境的相互融合与泛在互联,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与人身权、财产权保护实际上经常交织在一起,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很有可能也会导致国家安全面临严重威胁。人民群众利益与社会和谐稳定往往就是一枚硬币的两个不同方面。最为典型的是大数据,既涉及个人信息保护和企业商业秘密保护,也事关国家安全与国家根本利益。因此,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将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联系在一起,同等重视,要求“要严密防范网络犯罪特别是新型网络犯罪,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16]
  当然,对于不同类型的网络违法犯罪行为,打击或者管控的对象、重点、程序、机制、方式等必然会有所不同,不能一刀切。对于直接危害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网络违法犯罪行为,主要需要依靠各级行政执法机关,辅之以有效的社会共治机制,及时发现,“坚决制止和打击”。对于侵犯公民人身权、财产权或者恶性竞争等网络违法犯罪行为,在“也要坚决管控”的同时,还需要更多完善现有法律机制和发育社会共治机制,降低执法成本,加大违法成本,提高被侵害对象维权的积极性,使传统法律适应互联网发展新形势。习近平对于不同类型网络违法犯罪行为打击、管控表述方式的区分,内涵丰富,既体现了法律制度本身的客观要求,也适应互联网分层分类治理的基本规律,对于防止实践中一些单位、部门胡子眉毛一把抓,采用简单、粗放式管理方式,或者懒政、怠政、不作为,都具有现实警示意义。
  明确全面推进互联网法治建设的目标之后,对于推进部署和工作布局,习近平有许多具体而又明确的要求。关键有两点,一是要求全面规划,重点推进,二是要求互联网法治建设实现全覆盖,各方都要遵守法律。
  对于推进部署,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提出“要抓紧制定立法规划,完善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等法律法规,依法治理网络空间,维护公民合法权益”。[17]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明确,“加强互联网领域立法,完善网络信息服务、网络安全保护、网络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依法规范网络行为”。这种推进部署,明确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互联网法治建设的任务首先在于制定立法规划,并加快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等重点领域的立法,改变这些领域无法可依的局面,为依法治理网络空间奠定基础。这样的推进部署,既考虑网络空间法治化长远目标,抓好立法规划顶层设计,又聚焦当前主要矛盾和问题,突出重点,力求实效,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对于互联网法治建设工作布局,习近平专门强调不同主体都要遵守法律,实现法治建设全覆盖。“大家都应该遵守法律,明确各方权利义务。要坚持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让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18]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的讲话和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等场合率先提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重大命题。[19]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予以确认并进行系统部署,规划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宏伟蓝图。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并列,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部署一脉相承,遥相呼应。依法治网对应的是依法行政与法治政府建设,依法办网、依法上网对应的是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建设。将互联网管理部门、互联网企业和网民一体纳入互联网法治建设轨道,大家都要遵守法律,不但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体现互联网法治建设全面推进的内在要求,也与法治中国建设“三位一体”工作布局形成联动,将网络空间法治化纳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体部署之中。
  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网信法制建设。1987年,我国成立国家信息中心,在中心内部专门设立政策研究所,重点研究有关信息法规和政策问题。1994年,国务院制定《
画风不对,如何相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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