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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应用)》
关于补充责任问题的思考
【英文标题】 Thoughts on Issues of Supplementing Liability
【作者】 孙华璞【作者单位】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
【分类】 侵权法【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1【页码】 8
【摘要】

侵权责任法颁布以后,补充责任问题就成为了民法理论界关注的热点,专家、学者对这种完全新型的责任形态作出了各种不同的解读。本文在认真考察相关学说合理性的基础上,根据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和补充责任发展形成的过程,从补充责任的价值功能、归责原则、发生原因、责任范围、责任形态、救济途径等多方面对补充责任进行全面解读,并努力探寻发现其赖以存在的法理基础。实际上,补充责任就是补充性的连带责任,这种新型的责任形态应当属于连带责任的范畴。我国民法典应当在全面总结实践经验和专家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补充连带责任的法律制度,巩固发展我国这一重要的理论创新成果。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5040    
  一、导语
  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该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补充责任这种新型的制度安排。民法理论认为数人之债可分为连带之债和按份之债;数人共同侵权产生连带责任,数人分别侵权产生按份责任;特殊侵权产生替代责任,责任竞合产生不真正连带责任。然而,补充责任这种新型责任形态的出现,不仅破坏了数人之债的逻辑结构,而且打破了数人侵权理论的平衡,自然引起了诸多学者的批评和质疑。因此,探寻补充责任赖以产生的背景和原因,弄清补充责任背后的法理基础,准确解读补充责任的科学内涵,促进民法界的理论共识,巩固我国民法理论和法律制度创新的成果,应当成为我们今天的重要任务。
  二、补充责任的历史沿革
  补充责任这种新型的责任形态,是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而逐步形成的。回顾其形成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与过错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阶段
  这一阶段,虽然法律中尚未出现补充责任的概念,但是在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中,先后出现了“与过错相应的民事责任”“民事赔偿责任”等概念,并随之逐步确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制度安排。第一,与过错相应的民事责任。如最高法院《关于金融机构为行政机关批准开办的公司提供注册资金验资报告不实应当承担责任问题的批复》规定,金融机构出具不实验资报告的,应当在该注册资金范围内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民事责任。第二,特定范围内的民事赔偿责任。如最高法院《关于验资单位对多个案件债权人损失应如何承担责任问题的批复》规定,金融机构、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出具不实的验资报告或者虚假的资金证明,应当对公司债务在验资报告不实部分或者虚假资金证明金额以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第三,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如最高法院《关于会计师事务所为企业出具验资证明应如何承担责任的批复》规定,会计师事务所为企业出具虚假验资证明,给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该批复还对赔偿责任的求偿顺序作出了安排,即先由债务人清偿,债务人不能清偿的,由律师事务所在其证明金额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二)补充赔偿责任阶段
  这一阶段,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先后出现了补充赔偿责任的概念,并把补充赔偿责任从商事(经济)审判扩展到民事审判,由作为(积极的侵权行为)扩展到不作为(消极的侵权行为)。第一,补充赔偿责任。如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6条第2款第(2)项中规定,金融机构对用资人不能偿还出资人本金及利息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并且第8条还规定,开具存单的金融机构仅对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这创设并使用了“补充赔偿责任”的概念。第二,未尽合同义务的补充赔偿责任。如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6条明确规定,银行因未尽到承诺的监督支付专款专用义务而造成资金流失的,应当对流失的资金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这是第一次对因不作为而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问题作出了规定。
  第三,未尽法定义务的补充赔偿责任。如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6条、第7条规定,因第三人侵权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安全保障义务人、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这个司法解释不仅将不作为侵权由合同义务扩展到法定义务,而且还将补充赔偿责任的适用范围由合同领域扩展到侵权领域。第四,出资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如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10条规定,出资人应当在虚假出资、不实出资或者抽逃出资数额范围内向利害关系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此外,最高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7条也规定,股东应当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三)补充责任阶段
  这一阶段,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9年颁布了侵权责任法。该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条分别对在第三人侵权的情形下,劳务派遣单位、安全保障义务人以及教育机构应当承担补充责任的情形作出了具体规定,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补充责任这种新型的制度安排。应当说,补充责任制度是在总结我国审判实践经验基础上而逐步形成的。近十年的审判实践充分证明,补充责任制度不仅有效保护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也比较好地平衡了补充责任人与主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并且产生了非常好的社会效果。立法机关正是在充分总结最高法院司法经验并借鉴相关学者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补充赔偿责任制度进行了修改完善,并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补充责任的制度安排。虽然侵权责任法将补充赔偿责任修改为补充责任,并对相关文字作出了适当调整,但是对司法解释确立的补充责任的价值功能、发生原因、归责原则、责任范围等补充赔偿制度的基本内容都给予了充分肯定。
  三、对补充责任的不同解读
  鉴于补充责任是一种新型的制度安排,侵权责任法采取了非常高超的立法技术,既充分肯定了司法解释的成熟经验,保留了补充责任制度的基本内容,给法官办案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同时又采取了严谨审慎的态度,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并没有表明立场,故意留下了空白,为专家学者进行理论创新和这项新制度的发展完善预留了比较大的弹性空间。侵权责任法颁布后,专家学者对补充责任制度作出了不同的解读。
  (一)数人共同侵权——连带责任说
  这种观点以“客观说”为理论依据,并试图从数人共同侵权的视角解读补充赔偿责任。其目的是,把数人共同侵权理论作为补充责任的法理基础,从而把补充责仟解读成因数人共同侵权而形成的连带责任。主要理由是:第一,主观上各有过错。法定义务人的主观过错表现为过失,即因为疏忽大意或者过于自信而致使其没有尽到应当尽的义务;而第三人主观上的过错表现为故意,即在主观上追求并希望损害后果的发生;他们之间的过错具体表现为“故意加过失”。虽然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七条并没有对共同侵权的概念作出明确解释,但是王胜明先生认为:“构成共同侵权需要满足以下几个要件,1.主体的复数性……2.共同实施侵权行为,这一要件中有‘共同’主要包括三层含义,其一,共同故意……其二,共同过失……其三,故意行为与过失行为结合。”[1]江平先生也持上述观点。[2]因此,法定义务人与第三人主观上“故意加过失”的过错形式,符合共同侵权的主观要件。第二,客观上有共同的侵权行为。法定义务人的消极侵权行为与第三人的积极侵权行为偶然结合,形成了一个不可分的统一整体。虽然损害结果主要是第三人侵权行为造成的,但是如果法定义务人尽到了应尽的义务,就不会发生危害的后果。因此,法定义务人的消极侵权行为与第三人的积极侵权行为具有客观上的关联性,是造成危害结果的共同原因。江平先生认为:“行为上的关联性是指虽然行为人之间缺乏意思联络,但其行为具有牵连性并造成了统一的损害结果,那么也符合共同侵权的构成要件。”[3]并且,史尚宽先生也认为:“为构成关联共同,有主张主体间应有通谋或共同认识者,然民法上之共同侵权行为,与刑法上之共犯不同,苟各自之行为,客观上有关联共同,即为足已。”[4]第三,存在因果关系。虽然法定义务人的消极侵权行为不可能造成损害的后果,不可能单独构成损害事实发生的原因,但是如果法定义务人认真履行了法定的义务,则极有可能避免损害的发生。因此,可以认定法定义务人未尽法定义务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第三人的直接侵权行为是损害结果发生的主要原因,而法定义务人的不作为行为是损害发生的次要原因,因此,两者对造成损害的原因力是完全不同的。总之,共同侵权说认为“补充责任人的不作为与损害的发生具有因果关系,并与第三人的侵权行为构成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应当按照原因力大小负按份责任,而不是补充责任。”[5]“安全保障人的不作为与损害之间存在独立的因果关系,其应该与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按各自过失大小或原因力的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6]总之,共同侵权说认为,法律设置连带责任制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有人对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使遭受损失的人能够得到充分的救济。而法定义务人与侵权第三人在主观上有共同过错,客观上的行为具有关联性,并且这种共同行为是造成损害结果的共同原因。因此,应当认定这是一种共同侵权行为,并按照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
  (二)数人分别侵权——按份责任说
  这种观点反对“共同侵权——连带责任说”,以“主观说”为其理论依据,并试图从数人分别侵权的视角解读补充责任。主要目的是:把数人分别侵权理论作为补充责任的法理基础,从而把补充责任解读为数人分别侵权而形成的按份责任。主要理由是:第一,主观上没有意思联络。法定义务人与第三人主观上并没有意思联络,只是行为偶然结合造成了同一损害结果的发生。这完全符合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数人分别侵权的法律特征。“客观说”仅是民法理论中多种观点之一,并没有成为民法学者之共识或者民法理论之通说。从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的规定看,共同侵权仅指的是共同故意侵权。王利明先生认为,在逻辑体系上,本法应是狭义的共同侵权(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亦即共同加害行为。而本法第十一条、十二条则是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的规定。准以此解,本条中的“共同”仅指共同故意而言。[7]因此,法定义务人与第三人不能构成共同侵权。第二,造成了同一损害后果。第三人与法定义务人在没有意思联络的情况下,各自分别实施了不同的侵权行为,前者表现为积极的侵权行为,后者表现为消极的侵权行为。这两种行为间接结合,造成了同一损害后果的发生。如果法定义务人尽到了安全保障的义务,就可能避免损害结果的发生。因此,法定义务人的不作为行为与损害结果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构成了造成损害结果的原因。第三,承担的是与过错相应的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条规定,法定义务人承担的并不是全部的赔偿责任,而只是与其过错相应的补充责任。并且,法定义务人承担的补充责任属于自己责任,不享有对直接侵权人的追偿权。因此,这与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规定是一致的。总之,数人分别侵权——按份责任说认为:补充责任符合数人分别侵权的特征,应当把它解读为数人分别侵权中的按份责任,而不是数人共同侵权而产生的连带责任。
  (三)特殊侵权——替代责任说这种观点既不同意“数人共同侵权——连带责任说”,也不同意“数人分别侵权——按份责任说”,并试图从特殊侵权行为的视角解读补充责任。主要目的是,把特殊侵权——替代责任理论作为补充责任的法理基础,从而把补充责任解读为特殊侵权行为而产生的替代责任。主要理由是:第一,符合替代责任的法律特征。民法理论把侵权责任分为一般侵权责任和特殊侵权责任。在一般侵权中,责任主体是对自己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也就是所谓的自己责任;而在特殊侵权中,责任主体是对他人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也就是所谓的替代责任。替代责任的实质是责任主体与行为主体分离,即责任主体代替行为主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规定,补充责任的实质是,法定义务人对第三人侵权行为产生的损害后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这种情形,完全符合替代责任的法律特征,应当认为是一种替代责任。第二,属于特殊主体的责任承担问题。虽然我国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没有使用替代责任的概念,但都有关于特殊主体责任承担的规定。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百三十三条,侵权责任法第四章“关于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都是解决在责任主体与行为主体分离状态下的责任承担问题。也就是说,特殊主体的责任承担就是讲替代责任问题。并且,承担相应补充责任的三个条款,即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条都包括在侵权责任法第四章中。这充分说明,补充责任属于特殊主体的责任承担或者替代责任的范畴。第三,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特定义务。特殊侵权责任或者替代责任发生的依据不是自己的侵权行为,而是基于责任主体没有尽到法律规定的特殊义务。如果责任主体尽到了法律规定的作为义务,那么也就不会产生替代责任。补充责任发生的根据也是法定义务人未尽到作为义务,如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中的教育管理义务、第三十七条中的安全保障义务、第四十条中的管理保护义务。如果法定义务人尽到了侵权责任法规定的特定义务,也就不应当对第三人的侵权行为承担补充责任。总之,特殊侵权——替代责任说认为,补充责任是责任主体对第三人侵权责任的承担,这完全符合特殊侵权行为而产生的替代责任特点,应当认为是一种由特殊侵权行为而产生的替代责任。
  (四)不真正连带——请求权竞合说
  此种学说不赞成以上三种观点,并试图从补充责任发生原因的视角解读补充责任。主要目的是,把不真正连带责任的理论作为补充责任的法理基础,从而把补充责任解读为不真正连带责任,并按照请求权竞合的原则处理。主要理由是:第一,与不真正连带责任的特征吻合。所谓不真正连带责任,是指多数债务人就基于不同发生原因而偶然产生的同一内容的给付,各负全部履行之义务,并因债务人之一的履行而使全体债务人的债务均归于消灭的债务。江平先生也认为“补充责任作为不真正连带的一种,应当并且只能是偶然发生的,即责任的发生原因没有事先的意思联络,纯属巧合”。[8]实际上,不真正连带责任与补充责任都是在连带责任的基础上得以延伸发展而成,二者在理论上有着共同的依存。补充责任也是基于不同发生原因而产生的同一内容的给付,完全符合不真正连带责任的法律特征,应当认为属于不真正连带责任。这种观点似乎已成为目前学界的通说,并且被大量的研究者毫无疑义地引用。第二,基于不同的发生原因。从侵权责任法的规定看,法定义务人之所以要承担补充责任,主要是基于其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换言之,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也是造成损害后果发生的独立原因。在承担补充责任的场景下,虽然法定义务人和第三人并没有意思联络,但是法定义务人的消极侵权行为与第三人的积极侵权行为偶然结合,造成了同一损害后果的发生。这与不真正连带责任发生的根据是完全相同的。第三,受害人有选择权。不真正连带责任属于民事法律责任竞合,系同一法律事实同时符合数个法律规范之要件,致该数个法律规范皆得以适用的现象。在法律责任竞合状态下,受害人可以根据“就近原则”,在法定义务人与侵权第三人之间作出选择。如果受害人认为第三人不能赔偿时,可以请求法定义务人对全部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并且,法定义务人承担的是自己责任,而并非替代责任。因为,他是对自己不作为行为造成损害而承担的责任,所以,也并没有什么追偿权。总之,补充责任与不真正连带责任的特征是相符的,应当按照不真正连带责任的原则处理,否则不利于对受害人的保护。
  四、补充责任是完全独立的新型责任形态
  为准确把握补充责任的本质要义和科学内涵,有必要对补充责任制度的价值功能、归责原则、发生根据、责任形态和权利救济等重要问题进行深入考察,并努力探寻补充责任制度赖以存在的法理基础。
  (一)补充责任的基本价值功能
  弄清创设补充责任制度的初衷或者其基本的价值功能,对准确解读补充责任制度具有重要意义。虽然司法解释和侵权责任法都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过说明,但是从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法律规定旨在解决的问题中还是可以发现其中的一些端倪。制度设计者之所以放弃不真正连带与连带责任的现成制度不用,而重新设计补充责任这一新型的法律制度,至少取决于三个方面的考量:第一,充分保护受害人利益。补充责任制度创设和发展的过程,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全完善和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这一时期,我国的市场诚信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公司企业虚假出资、抽逃注册资本的现象比比皆是,并且保证、抵押等防范交易风险的制度也不健全,因此,一旦出现债务违约,债务人根本没有相应的偿还能力,债权人的权益无法得到充分的救济。补充赔偿制度的创设,就是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控制和预防交易的风险。第二,法定义务人确有过错。从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看,法定义务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确实具有过错,如提供虚假的验资证明、违反专款专用承诺、抽逃注册资金、未尽法定义务,等等。虽然法定义务人的这些过错行为与债务人的违约、侵权行为不同,但确实给债务人违约、侵权行为的实施提供了条件、创造了机会,客观上造成了相对人交易损失的发生或者扩大。因此,让法定义务人承担赔偿责任并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因为其主观上确有过错。有过错就应当对其造成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过错责任原则的基本要义。第三,必须进行理论或者制度的创新。虽然大陆法系的因果关系理论存在着条件说、原因说、相当因果关系说,但是长期以来,我国民法理论一直秉承的是原因说或者必然因果关系说。这种学说认为,在导致损害事实发生的众多条件中,并非所有的条件都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只有那些与损害结果在时间、空间上距离最近,或者对损害结果的发生起有效作用的原因,才是损害发生的真正原因。因此,法定义务人的上述过错行为不是“与损害后果发生最近的原因”,即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法定义务人也就不应当对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为解决与法定义务人的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问题,切实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最高法院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创设了补充赔偿责任这一特殊的制度安排。总之,补充责任制度的出现,是保护受害人权益的需要,是我国对民法理论和民事法律制度的重大创新。十多年来的司法实践充分证明,补充责任制度不仅对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比较好地平衡了补充责任人、主债务人和被害人的利益关系,确实收到了非常好的社会效果。
  (二)补充责任采行的是过错责任原则
  从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看,补充责任在归责原则的问题上,实行的是过错责任原则,即补充责任人有过错就应当承担责任,如果没有过错就不承担责任;过错的大小与承担的责任相适应。这与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和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的过错责任原则精神是完全一致的。第一,有过错就应当有责任。过错是侵权责任构成的要件之一,行为人之所以要对损害后果承担责任,主要是因为其主观上具有过错。“使行为人承担责任的不是其行为,而是其过错”。从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和侵权责任法相关条款的内容看,补充责任实行的是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如出具虚假验资证明、违反专款专用承诺、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以及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劳务派遣单位有过错的”,第三十七条“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第四十条“教育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所表示出来的文义看,法定义务人在主观上都具有明显过错。第二,过错的内容不同。法定义务人在主观上的过错一般表现为过失,而第三人在主观上的过错则表现为故意,他们主观上的过错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如从企业利用中介机构提供虚假的出资证明到银行贷款的案件看,虽然该企业利用虚假出资证明向银行借款时,知道可能会发生不偿还的后果,但还是希望或者仍然放任这种结果发生;而中介机构在提供虚假出资证明时,则是应当预见到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后果,但是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到危害后果,但是轻信可以避免。并且,法定义务人与主债务人的过错范围也是完全不同的,主债务人过错范围可能及于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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