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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评论》
欧洲人权法在欧盟民事司法合作中的适用:扩张与协调
【副标题】 以判决承认与执行中审查程序的取消为中心【作者】 黄志慧
【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分类】 外国宪法
【中文关键词】 欧盟民事司法合作;欧洲人权法;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审查程序的取消;相互信任原则
【英文关键词】 EU Civil Judicial Cooperation; European Human Rights Law;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Abolition of Exequatur; Principle of Mutual Trust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6
【页码】 152
【摘要】 欧盟在民事司法合作中取消审查程序的立法改革,有助于促进判决的自由流动和欧洲一体化建设。鉴于传统的公共政策机制并不能妥善解决判决债务人的人权保护问题,欧洲人权法扩张适用于欧盟民事司法合作问题的主张,应予肯定。在欧洲人权法介入的情况下,基于其与欧盟国际私法之间可能产生的冲突,应协调欧洲人权法在欧盟民事司法合作领域的适用。欧盟国际私法与欧洲人权法并不存在根本矛盾,两者相互促进,并服务于将欧盟建成一个“自由、安全和正义的区域”之目标。
【英文摘要】 Abolition of exequatur in EU civil judicial cooperation is helpful to promote the free movement of the judgmen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As public policy mechanism cannot properly protect the debtors’ human rights, the extended application of European human rights law should be affirmed. As the conflict may arise between EU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nd European human rights law, the application of European human rights law should be coordinated. There is no 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EU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European human rights law, both of which serve to build EU as an area of freedom, security and justic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2517    
  一、引言
  作为欧盟司法与内务合作事项的重要组成部分,欧盟国际私法的统一化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自《阿姆斯特丹条约》通过后,欧盟立法者在国际民事程序领域所进行改革尤为引人瞩目。近年来,为深化欧盟成员国在民商事领域的司法合作,取消判决承认与执行中的审查程序一直是欧盟理论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反映在立法实践上,欧盟立法者也一直在极力促成判决承认与执行中审查程序的取消。
  自2003年起,欧盟陆续在多个关于国际民事程序问题的条例中取消了判决承认与执行中的审查程序。在此基础上,欧盟2012年《关于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和判决执行的第1215/2012号条例(重订)》(以下简称“《布鲁塞尔条例Ⅰ修订案》”)最终取消了审查程序。欧盟所采取的一系列立法改革之目的是,使欧洲公民享有一个更高水平的安全和司法环境,同时实现欧盟建立内部市场的目标。
  从人权法的角度来看,取消审查程序的立法改革,一方面有助于强化判决债权人依据《欧洲人权公约》第6(1)条享有的公正审判权(诉诸司法权),并与欧盟成员国奉行的促成承认的实践是相符的,[1]但另一方面也可能侵害判决债务人依据《欧洲人权公约》所享有的人权(如公正审判权、家庭生活权等)。不难看出,欧盟在判决承认与执行领域取消审查程序的立法改革,既是促进欧盟内判决自由流动,保障判决债权人人权的重要举措,同时也存在侵害判决债务人人权的风险。应该说,欧盟取消审查程序的立法改革,本质上涉及成员国依据欧盟国际私法所负担的民事司法合作义务与依据《欧洲人权公约》所承担的人权法义务之间的潜在冲突。从判决债权人的角度而言,取消审查程序的立法改革是保障其诉诸司法权的途径之一。但是,从判决债务人的立场来看,这种立法改革则可能侵害其依据《欧洲人权公约》享有的人权。正因如此,对前述欧盟国际私法的立法改革,应集中从判决债务人人保保护的角度予以考察。
  对于取消审查程序后人权之保护问题而言,主要存在两种方法:一是以人权作为确定公共政策的内容,进而依公共政策机制排除人权法要求的案件结果,此为“间接方法”;二是直接以人权法为据排除违反人权法要求的案件结果,此为“直接方法”。相对于间接方法,应该说,在国际私法案件中运用直接方法进行人权法上之审查的优点是,在消除国际私法领域一些饱受争议的公共政策(如同性婚姻问题、跨国代孕问题)之同时,又不会影响人权保护目标之实现。此外,公共政策作为拒绝判决承认与执行一个理由亦较难为法院所援引。在此情况下,为确保判决债务人的人权,仍应直接依据《欧洲人权公约》或依据公约转化的国内法对外国判决进行审查。[2]显然,面对取消审查程序的立法改革中当事人人权之保护问题,国际私法上公共政策机制难以扮演主要角色。
  与此同时,对于取消审查程序涉及之人权保护问题,亦可依据成员国宪法之基本权利条款。应该看到的是,当事人享有的公正审判权等程序性人权在欧盟成员国宪法中得到普遍采纳,从而构成成员国共同的宪法传统中的基本权利。而且,《欧洲人权公约》规定之人权实际上源于各成员国共同宪法传统中的基本权利。正因如此,成员国共同宪法传统所确立的基本权利已经被欧洲人权法所吸纳,从而构成欧洲人权价值和标准的一部分。换言之,欧盟成员国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已经为欧洲人权法所提炼,并在欧盟国际私法中得到接受。而且,依据欧盟成员国法院的解释,成员国宪法及《欧洲人权公约》规定的基本权利及人权构成欧盟公共秩序的一部分。[3]就此意义而言,取消审查程序的立法改革所涉及的侵害人权之风险,更多关系到《欧洲人权公约》规定的人权而非成员国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之保护问题。
  基于以上,欧盟取消审查程序的立法改革涉及的争议问题主要如下:一是取消判决承认与执行中的审查程序,是否会对欧盟所关注的人权问题,尤其是当事人依据《欧洲人权公约》所享有的人权造成负面效应;二是传统的公共政策机制作为国际私法上的“安全阀”,能否充分确保判决债务人依据《欧洲人权公约》所享有的人权。如该问题答案是否定的,则欧洲人权法可否作为介入规范扩张适用于欧盟民事司法合作问题;三是若在欧洲人权法扩张适用的情况下,如何协调欧盟成员国所担负的欧盟国际私法义务与欧洲人权法义务之间的冲突。显然,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既要考虑欧盟通过强化司法与内务事项合作以实现内部市场顺畅运作的初衷,也要衡量人权保护在欧盟整合过程中的重要性。
  总体而言,上述问题实际上牵涉到欧盟如何更好地实现建立一个“自由、安全与正义的区域”之目标,在法律层面上则体现为欧洲人权法在欧盟民事司法合作领域适用的扩张与协调。
  二、欧盟民事司法合作的新发展:判决自由流动与欧洲一体化
  (一)取消审查程序的立法改革
  基于欧洲一体化深入发展之所需,在判决承认与执行领域,取消审查程序之构想一直存在。[4]为促进判决的自由流动,强化欧盟内民事司法合作,1999年的“坦佩雷决议”呼吁欧盟成员国之间在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上应减少中间措施。[5]受“坦佩雷决议”的影响,欧盟理事会于2001年公布的《关于在民商事案件的判决问题上实施相互承认原则措施的草案计划》解释了成员国之间民商事判决相互承认原则的现存障碍并明确指出,一个成员国作出的判决在另一成员国得到执行之前需要进行的审查程序是一种过度限制。[6]
  作为对简化判决承认与执行要求的回应,欧盟立法者先后在2003年《关于婚姻及父母责任事项的管辖权与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条例》(以下简称《布鲁塞尔条例Ⅱa》)、2004年《关于为无争议债权实行欧洲执行令的条例》、2006年《关于建立欧洲支付令程序的条例》、2007年《关于建立欧洲小额债权程序的条例》及2009年《关于继承事项管辖权、法律适用、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公证文书的认可与执行及建立欧洲继承证书的条例》中先后取消了判决承认与执行中的审查程序。[7]
  尽管取消审查程序的改革在欧盟相关条例中陆续推进,但2009年的“斯德哥尔摩计划”中,欧盟理事会重申在判决承认与执行中取消审查程序的立场之同时,也主张应保留若干保障当事人基本权利的举措。[8]与之相反的是,欧盟委员会对成员国之间的司法互信抱有较高期待。例如,针对《布鲁塞尔条例Ⅰ修订案》的草案,欧盟委员会于2010年12月指出,现今成员国之间在司法合作和信任的层面已经达到了成熟程度,故应采用一种更为简便、更少费用和更为宽松的判决流动机制,以适应内部市场顺畅运作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欧盟理事会2011年12月14日的第3135次理事会会议上对于《布鲁塞尔条例Ⅰ》取消判决承认与执行中的审查程序的政治方针予以同意。[9]
  然而,欧盟在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领域取消审查程序的立法变革遭遇学术界的众多批评。不少学者认为,审查程序在确保外国判决符合成员国最为根本的价值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0]为回应上述批评,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对欧盟委员会的草案进行了若干实质性的修改。其中,保留了以外国判决显著违反成员国公共政策为由而拒绝对其予以承认和执行的可能。[11]学者对此做法也多持赞赏态度,因为公共政策机制允许成员国通过拒绝承认与执行侵害本国法律体系中基本原则的判决来保护其重要的实体法规则。而且,以公共政策为据所能保护人权的范围更为广泛。[12]
  在前述立法实践及多次研讨的基础上,欧洲议会于2012年12月20日批准了《布鲁塞尔条例Ⅰ》的修订草案。新条例将会使得成员国作出判决在欧盟内是立即可执行的,而在执行国不需要进行一种中间的审查程序。[13]这种变革的法律意义是,当事人在一个成员国获得的任何判决,将会自动地在任何其他成员国得到承认与执行。显然,《布鲁塞尔条例Ⅰ修订案》与先前已经取消审查程序的欧盟国际私法条例,均为欧盟内判决自由流动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制度基础。
  (二)取消审查程序对判决自由流动目标的促进
  显然,作为欧盟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上的显著变革,取消审查程序必须存在充分的正当性。仅出于简化判决承认与执行的中间程序之目的,并不足以成为对以《布鲁塞条例Ⅰ》为基石的“布鲁塞尔体系”进行如此深远改革的依据。欧盟立法者在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领域极力推动取消审查程序之做法存在深刻根源。其直接目的在于,通过降低审查程序的费用和时间,促进成员国之间判决自由流动目标的实现:
  其一,取消审查程序降低了判决承认与执行的费用,促进判决的自由流动。欧盟立法者反复强调,审查程序引发诸多问题。其中较受关注的是,审查程序的费用较为高昂。在实践中,审查程序的费用主要来源于文书翻译和相关法律费用。[14]在欧盟层面上,较为简单的案件中审查程序平均花费2200欧元。[15]在较为复杂的案件中,审查程序所导致的费用甚至可能高达12000欧元。[16]这种额外费用无疑增加了当事人的经济成本,不利于判决在成员国之间的自由流动。
  其二,取消审查程序缩短了判决承认与执行的时间,促进判决的自由流动。依据欧盟委员会关于《布鲁塞尔条例Ⅰ》的实施报告,在一审程序中,获得许可证书所进行的完整审查程序需要耗费7天到4个月的时间。若当事人针对被申请承认与执行的判决提出上诉,则审查程序可能历经1个月到3年的时间。审查程序耗时的长短取决于成员国不同的诉讼文化和法院的工作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审查程序所导致的迟延支付对中小企业造成极大消极影响,并构成了中小企业破产和大量失业主要原因。正因如此,欧盟委员会前主席巴罗佐(Barroso)先生指出,欧盟委员会倡议消除成员国之间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中的审查程序,对于欧洲公民和中小企业是一个福音,这将使跨国争议的解决更为迅速和经济。[17]
  总之,从当事人耗费的时间、金钱和精力而言,审查程序构成了成员国之间判决承认与执行的障碍。取消审查程序降低了判决承认与执行的费用和时间,有助于促进判决自由流动目标的实现。
  (三)取消审查程序对欧洲一体化建设的推动
  在欧洲学术界,取消审查程序的立法改革被视为一种广义的政治运动。[18]其最终目的是,在实现成员国之间判决自由流动目标的基础上,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建设。
  其一,取消审查程序的立法改革有助于消除内部市场构建的障碍。[19]取消审查程序不仅具有前述经济方面的原因,也具有政治性的意义。取消审查程序的变革最初是由作为政治机构的欧盟理事会推动。其政治动机在于,推动欧盟单一市场的建设,并确保人员、货物、资金和服务在欧盟内部的自由流动。而这些目标的达成,要求成员国之间相互尊重和执行彼此法院作出的判决,并尽量简化对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司法审查。正因如此,欧盟理事会将相互信任原则作为欧盟民事司法合作的基石,并将建立一个判决自由流动的单一市场作为其重要的政治任务。
  其二,取消审查程序的立法改革有助于相互信任原则的进一步实施。相互信任原则在欧盟司法合作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该原则构成了欧盟在民事司法合作领域取消审查程序的基础。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多次指出,欧盟成员国之间司法运作的相互信任,要求一个成员国作出的判决应在其他所有成员国得到认可,而无需任何中间程序。而且,事实证明相互信任原则在欧盟民事司法合作中得到了较好贯彻。例如,欧盟内成员国作出的判决,90%以上最终都通过了审查程序得以执行。而且,在成员国法院作出判决可执行性宣告的情况下,只有占总数1-5%的判决被判决债务人提起上诉。[20]由此证明,欧盟内判决自由流动的目标至少事实上在欧盟民事司法领域内基本得以实现。这也表明,欧盟取消审查程序的立法改革有助于欧盟司法合作领域相互信任原则的进一步实施。
  其三,取消审查程序的立法改革符合欧盟强化成员国之间司法合作的目标。从地位上而言,相互承认与执行民商事判决是欧盟民事司法合作的重要内容。因此,简化判决承认与执行的中间程序之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从法律意义上而言,审查程序的取消,使得成员国法院依据其国内法律体系所作出的判决,被视为与判决执行国法院作出的国内判决之效力完全相同。这无疑有助于加强成员国之间在民商事领域的司法合作,也符合欧盟通过建立一个判决自由流动的单一市场,进而促成欧盟一体化之构想。[21]
  总之,欧盟在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领域强化成员国之间司法合作的政策,其目的在于,通过判决自由流动目标的实现,推进欧洲一体化的建设。
  三、欧洲人权法适用的扩张:取消审查程序后的人权保障
  取消审查程序的立法改革引发学术界最大的关注是,判决债务人所享有的人权能否得到切实保障。也正是基于取消审查程序可能对人权保护造成的消极影响,学术界对此改革多持疑虑态度。[22]这也是不少学者诟病欧盟取消审查程序的立法改革是“构想拙劣”和“早熟”的重要原因之一。[23]但是,作为保障人权的传统方法,公共政策在此方面仍存在局限性。正因如此,加强审查程序取消后当事人的人权保障,提出了欧洲人权法扩张适用于欧盟民事司法合作领域的议题。
  (一)传统方法:公共政策调控的局限性
  如前所述,在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上,尽管执行国仍可依据公共政策对外国判决予以审查,进而实现保护人权之目的。但是,在欧盟成员国之间,公共政策作为一国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防御机制之功能日趋衰落。原因如下:
  一是公共政策的适用与欧盟极力构建的相互信任原则相悖。一般而言,欧盟成员国有权来决定其公共政策的内涵。[24]由此所导致的结果是,各成员国对国内法中公共政策的界定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也使得依据公共政策审查外国判决产生不确定性问题。然而,在欧盟极力构建成员国对彼此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相互信任机制的框架内,公共政策过于频繁的适用可能有损相互信任原则的实施。正因如此,作为国际私法上的“安全阀”,公共政策通常是成员国法院最后求助的工具,而不应被频繁地援引。
  二是欧盟成员国法律体系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差异,而从使得公共政策难以被援引。公共政策作为拒绝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之理由,其援引必须存在充分的正当性。一般而言,外国判决的实体或程序方面必须显著违反判决执行国国内法律体系中的基本原则。[25]而依据《海德堡报告》,在欧盟成员国中只有数量非常有限的案件中,公共政策作为一种抗辩机制能够被判决债务人成功地援用。原因是,在欧盟民商事领域,成员国的法律体系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差异,进而使得判决债务人很难基于公共政策进行抗辩。[26]
  三是公共政策的相对性特征使得其在人权保护问题上可能存在空缺。一般而言,法院在适用公共政策时会考虑相关争议与法院地的关联性(proximity)。如果案件与法院地的联系并不紧密,则法院对公共政策的援引并不具备正当性。此即公正政策的相对性特征。[27]故在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上,若成员国面临所承认与执行的判决与其关联性不高的情况下,援引公共政策很难具有正当性。显然,此时借助公共政策审查可能违反欧洲人权法要求的判决,缺乏充分正当性。
  四是欧洲人权法规范的适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共政策适用的可能性。在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上,现有实践表明,欧洲法院可以通过援引《欧洲人权公约》等人权法规范的方式实现对判决债务人人权保护之目的,进而在人权保护问题上减少了对公共政策的依赖。[28]欧洲法院亦明确指出,成员国的公共政策包括《欧洲人权公约》和欧洲人权法院判例法所界定的人权。[29]这种做法无疑在判例法层面为成员国的公共政策与人权之间建立了沟通渠道,有助于欧洲人权法介入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
  基于以上,公共政策作为传统的救济方法,并不能妥善地解决取消审查程序后判决债务人人权的保障问题。
  (二)新方法:欧洲人权法规范的介入
  现今,普遍得到接受的是,判决承认与执行中审查程序的主要目标并非在于,消除外国判决可能对内国法律体系所造成的消极影响。[30]审查程序的功能更多地是对判决债务人的人权予以保护。正因如此,自2004年起,欧盟立法者就建议采取一种最低程序标准以替代传统的审查程序。其目的是,确保判决债务人在程序法上公正利益得到保护。[31]不难看出,这种思路实际上已经隐含了人权法上公正审判权介入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之设想。
  应该明确的是,鉴于上述关于民事诉讼的欧盟条例在性质上并非国内立法,因此,对于其涉及的人权保护问题首先并不应求助于成员国国内宪法中的人权法规范,而应是《欧洲人权公约》。[32]基于此,对于欧盟在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上取消审查程序后的人权保护问题,应以《欧洲人权公约》作为分析的起点。
  就目前而言,所有欧盟成员国均为《欧洲人权公约》的缔约方,成员国在实施欧盟国际私法时需要承担其欧洲人权法上的义务,故在理论上不会产生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的情形。但是,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法一再表明,成员国在实施欧盟国际私法的情况下亦会违反《欧洲人权公约》。[33]一些学者甚至指出,在人权是否受到侵害的判断问题上,即便欧洲人权法院的实践仍然存在并不令人满意之情形。[34]
  由此看来,判决承认与执行中审查程序的取消并不意味着判决债务人的人权能够得到绝对保障。就此意义上而言,人权法介入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有其必要性。值得注意的是,欧洲法院针对Joseba Andoni Aguirre Zarraga v. Simone Pelz案(以下简称“Zarraga案”)的裁判,突出地反映了取消审查后欧洲人权法介入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之必要性和可行性。[35]
  该案涉及欧盟《布鲁塞尔条例Ⅱa》取消审查程序后,西班牙法院作出的返还儿童判决在德国的执行问题。但是,由于西班牙法院在原审诉讼中并没有听取儿童的意见,德国法院试图以西班牙法院作出的判决违反《欧盟基本权利宪章》(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第24条之规定为由拒绝该判决在德国执行。[36]为此,德国策勒上诉法院(Court of appeal of Celle)请求欧洲法院解答的问题之一是,尽管《布鲁塞尔条例Ⅱa》已经取消了审查程序,但对于成员国法院作出的严重侵害基本人权之判决,执行判决的成员国法院是否例外地享有审查该判决的权力?[37]
  针对该问题,欧洲法院的答案是否定的。对此,欧洲法院提供了如下两个原因予以阐释:
  其一,西班牙法院作出的判决并未违反欧洲人权法之要求。《欧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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