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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治社会》
以科学之名:中国现代法治建设背景下的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
【作者】 徐洁【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分类】 理论法学
【中文关键词】 现代法治;社科法学;法教义学;中国法治;智知贡献
【英文关键词】 Modern Rule of Law; Law and Social Science; Legal Dogmatics; Chinese Rule of Law; Intellectual Contribution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1
【页码】 14
【摘要】 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之争作为学术现象,根源于中国现代法治建设对两种知识类型的诉求:一方面,作为法治建设重要推动力的法律职业共同体需要更加专业的法律知识,这由法律科学提供一套系统化的法律技艺与法律话语;另一方面,现代法治是以程序技术和观念为推动力的动态整合机制,其承载着对于人、社会与国家的知识。两类知识的认识论基础是源于西欧文明的科学:从广义上看,科学是区别于感应认知的理知认知方式,具有反思的特点,并经历了由常识式理性向数理式理性的转变;从狭义上看,科学特指以数理式理性为特性的认知方式。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若能分别遵循各自的科学性,有可能为中国法治建设做出贡献。
【英文摘要】 As an academic phenomenon,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law and social science and legal dogmatics originates from the demand of two types of knowledg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rule of law in China. On one hand, a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the legal profession community needs more professional legal knowledge, which provides a set of systematic legal skills and legal discourse by law science. On the other hand, the modern rule of law is a dynamic integration mechanism driven by procedural technology and concept, which is based on the knowledge of people, society and country. The epistemological basis of the two types of knowledge is based on the Science from Western European civilization. In a broad sense, Science is the cognitive mode of rational knowledge,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intuitive cognition.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flection and has experienc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common sense to mathematical rationality. In a narrow sense, Science refers to the cognitive way characterized by mathematical rationality. If Law and Social Science and Legal Dogmatics follow their own respective scientific nature, they will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rule of law.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3465    
  引言
  近年来,法学研究方法、法学学科性质等问题成为中国法学界热议的话题。其中,围绕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之争展开的讨论无论从参与人数还是影响规模来看,都可以视为现象级的学术事件。[1]不同于西方法学学术史上法学流派的自发演变,对于法学理论的“继受国”,学者一开始就可以根据个人研究旨趣与学术关怀选择不同的知识立场与研究方法,形成法学研究的多元格局。研究方法的继受与选择并不排斥对方法本身的自主思考,就此而言,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之争更多地体现了法学界在方法论上的主体性自觉。没有完美的研究方法,认清其解释边界与适用范围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学术研究。从参与该论争的众多论文来看,绝大多数学者正是在此意义上对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各自的研究对象、思维模式与适用范围等做了较为清晰与深入的论述,[2]这也是一门学科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
  对这场热度持续不减的论争,笔者更为关注的是其现象背后的知识社会学意涵。无论是个体的学术转向,还是某个学术共同体从边缘到中心的地位转换,都与其置身的时代息息相关。[3]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论争也不例外,深究其因,两者能够提供的智识成果都有着现实的诉求,即能够回应当下中国法治建设中的诸多问题并服务于法律实践。在笔者看来,围绕这场论争,法学界更应该着力对理论或者知识的性质及其与实践的关系进行反思。笔者认为,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对话这一学术事件开启了法学界对更为严谨、规范与科学的知识生产的追求,其动力根源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法治建设的需要。这实则暗含了科学知识与现代法治两者之间的密切关联,以及科学对后发现代化国家法学研究的影响。本文借由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论争这一现象,探讨现代法治、学术研究与科学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现代法治的知识根基是科学这一命题,在此基础上,对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各自的科学性进行阐述,并结合当下中国现代法治建设面临的问题,进一步探讨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可能的智识贡献。
  一、现代法治的知识根基:科学
  源于西欧并延伸至全球的现代文明的诞生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深远意义,它带来了世界各国从思想观念到社会结构等各个领域的全方位嬗变,现代法治便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之一。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法学研究来说,若其致力于现代法治的实现这一目标,则首先需要对现代法治是什么有清晰、深入的认识,其次要从知识的视角审视现代法治所需的知识及其性质,才能保障学术研究能够贴合实践的需求。
  (一)现代法治是以程序技术与价值观念为推动力的动态整合机制
  自人类以群体的方式在一起生活时起,社会共同体就面临着如何维系的问题,从中亦衍生出以服从与支配为本质的统治现象。按照韦伯的研究,以统治的正当性为标准,已有的统治可以类型化为传统型、魅力型和法理型。现代法治具有法理型统治的主要特点,作为现代社会的整合机制,它反映了国家、社会与个体在时空维度中的动态关系。既然如此,对现代法治的理解便可以借助对这三者关系的描述加以展开。由于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化约为程序技术与价值观念这两个功能性范畴之间的复杂关联,因此,笔者首先阐述现代文明中程序技术与价值观念的内涵与功用,然后分析两者之间不同面向的关联,以期阐明现代法治“动态整合机制”之属性。
  1.现代社会中程序技术与价值观念的内涵与功用
  对程序技术与价值观念的理解需要结合社会生活的微观与宏观两个维度,无论是洛克伍德对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4]的区分,还是哈贝马斯对生活世界和系统[5]的划分,都内在地包含了这两个维度。社会整合直面生活世界中个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具体表现为个体之间的认同、沟通、冲突与对抗;系统整合是一种自我规定性的整合方式,它以制度为媒介,对各个子系统加以具体的规定,建构一套社会关系,从而对个体行为进行规制与引导。
  程序技术是制度的另一种表达,它从内容上看是具有序列性、组织化的信息流,[6]从形式上看具有一般性、普遍性和系统性。程序技术存在于任何社会形态中,但在现代社会,静态层面其规模与理性化程度更甚,动态层面其实施方式有自身的特点。进一步分析,现代社会中程序技术的理性化程度和实施方式由现代社会的抽象性和现代民族国家的特点共同决定:首先,现代社会的形成是一个不断“脱域”的过程,[7]这一建立在时空分离、功能分化等多重逻辑基础之上的演变机制塑造了现代社会的“抽象性”。程序技术根据现代社会的分工体系,建立起与劳动紧密相连的制度角色并规定了不同角色之间互动的步骤,这种以劳动分工和角色功能为考量的规定更少依赖地域性与人格性。其次,程序技术的运作以现代民族国家的权力为后盾。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较之“传统国家”和“绝对主义国家”,[8]现代民族国家实现了政治权力的集中与扩大,政治权力延伸到社会系统的每一个角落,在领土范围内对社会进行高度稳定与密集的监控。这种全方位的系统整合与现代社会的抽象性是相互亲和的,这使得程序技术作为系统整合的重要工具,可以随着时空在更大范围地延展,建构覆盖面更广的制度环境。
  如果说程序技术强调了国家与社会这类外部因素对个体行动的影响,那么价值观念则是一个有关个体意义域的范畴。它以意义解释的方式作为“行动”的构成,可以视为个体行动的内部驱动因素。价值观念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客观价值与主观价值,按照舒茨对生活世界两个维度的区分,[9]客观价值是既存的具有过去完成性质的世界“从自身或他者赋予意义之意识构成过程中抽取出来的”意向性,具有匿名性和相对固定的特点;[10]主观价值是日常生活中具体的个体意识生成过程中的意向性,它面向的是未来的、不完整的、不断生成的世界,因此主观价值处于流变之中,充满不确定性。基于此,现代社会中的客观价值是现代人在意识层面呈现出来的具有高度相似性的部分,具体来说是以个人主体性为核心的多元抽象价值理念,例如自由、平等。现代社会中的主观价值则是现代人在客观价值理念之下追求具体的实质性权益的过程中产生的意向。总体来说,这是个体伦理理性化的结果,其对个体行动带来的改变在于:个体行动的筹划过程更具韦伯所言的“目的理性”,[11]这一特征体现在个体为实现自身需求进行利弊衡量而付出的积极努力中。现代社会中的“需求”与乡土社会中的“欲望”不同,[12]后者作为一种文化事实,由其引导的行为能够迎合生存的条件,却并不一定对人类自身是好的,甚至常常是有害的。“从欲望到需要是社会变迁中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13]是人类日益理性化的表现。
  2.现代社会中程序技术与价值观念的关联
  现代法治面对的是“使现代法治得以发生的现代性所带来社会秩序之保证和维持的问题”,[14]它是现代民族国家依据法律制度对社会各个子系统进行管理的动态整合机制。这些子系统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等领域,其中,法律是经济、政治等具有实体内容的程序技术的技术,它代表国家意志,将这些实质性的社会关系纳入其框架下,用法律语言将之转化为法律关系,以使国家对社会进行调控。在实然层面,程序技术与生活世界并没有清晰的边界,它渗透在人们的日常行动与言说中,与人们的价值观念相连。基于此,作为一种整体性的动态整合机制,现代法治反映了各类程序技术与价值观念的结构性关联。
  李猛曾以经济领域的现代抽象市场为例,论证了现代抽象市场这种程序技术与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原则的价值观念之间的关联。工业革命推进的技术革新使得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得以可能,与手工制造的带有人为差异性的物品不同,商品象征着“依靠商标与标准化的技术流程”来保证的“同质性”。[15]商品的同质性与交易的普遍性和抽象性相共生:就生产而言,商品规模的扩大与专业分工的细化拉长了传统上一次完成的交易,传统生产的时空性日益分离;就交换而言,消费者、销售者和生产者之间都是陌生人,人际互动日渐脱离传统交换的人格化特点,转而“借助对一个陌生人的范畴性理解,或者说类型化的知识”。[16]现代市场制度对这些同质性的商品标准、普遍化的制度角色以及行为规范加以规定,来解决现代人“被生产出来的欲望”问题和整个抽象市场的系统信任问题。这两个问题实则暗含了现代个人主义价值观念的主观与客观两个维度:首先是现代人“被生产出来的欲望”问题,按照赫希曼对资本主义的发生学考察,将利益从欲望中区分出来,使欲望变成融入“理性”的欲望,[17]具有人为建构性:一方面,个体具体的需求反映了不同的偏好,表现为个体主观价值间的差异;另一方面,人为构建利益这点表明了现代人建立在普世的主体尊严与人性基础上的“深度自我”的出现。“深度自我”是个体对自我进行管理的产物,随之形成个体的自律精神与伦理责任,而这恰是抽象市场能够形成系统信任的整合力量之一。换句话说,现代个人主义衍生出的主观价值体现为不同个体以利益为核心的偏好差异,其衍生出的客观价值表现为深度自我所共享的对普世“人性”的认同。
  经济领域中程序技术和价值观念之间的关联亦适用于其它诸系统,其中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在功能方面有所差别:如果说经济等子系统是维持现代人某种特定需求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制,政治系统则是汇聚不同诉求的平台。在个体偏好多元的现代社会,现代政治是以“主义”话语为表征的意识形态政治,“主义”话语之间的张力恰是不同群体利益冲突的表现,通过相关程序技术(如民主选举、公共辩论)的操作,最终对某种资源的分配达成不同群体大致能够接受的方案。同时,在多元“主义”话语的背后,又共享一套建立在普遍人性基础之上的具有道义力量的抽象话语,如人权、自由、平等。法律系统则更具整合性,它借助可操作的法律程序技术,融合政治权力,将反应个体各种利益诉求的子系统纳入法律框架。由此,借助法律制度对社会各领域进行管理的现代法治便具有整全性的特点,它涵盖了国家、社会与个人在实践层面的各种关系,亦应了现代社会程序技术与价值观念的复杂关联:建立在普遍人性基础之上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念是现代法治的正当性基础,表达各种制度角色利益诉求的具体制度规定通过意识形态政治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主观价值秩序的流变推动法律制度的变更。
  (二)程序技术与价值观念的认识论基础:科学
  基于上文的论述,一国学术研究若欲切实推动该国现代法治建设,应当提供与实践相贴合的程序技术与价值观念,两者所承载的都是对于人、社会与国家的认识。学术研究是知识生产的智力活动,知识的最终形成以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为前提。现代性的发生改变了人类看待自然、社会与自我的认知方式,继而也改变了知识生产活动本身。科学原则是现代学术研究的合法性原则,亦可以视为现代法治的知识根基。[18]本文该部分对科学的性质、影响及其限度进行论述。
  1.科学的性质
  根据蒙克的描述,“赋予现代西方科学以自己的特性的本质标志是,抽象概念的理论建构、技术的实践发明、演绎的逻辑证明和由理性实验引导的经验观察的统一”[19]“理性的概念-理论框架使知识的普遍化成为可能,技术的实践发明带来旨在解决特定的实践难题的特殊知识,经验感知对现实偶在保持开放性敏感,演绎逻辑论证通过真假图式确定知识的真确性”。[20]一言以蔽之,科学是一种旨在提供真的理论的理性思考方式。那么,如何理解这种理性的思考方式?将“科学”置于历史的流变中来考察有助于加深对其性质的理解。
  “科学”一词通常被用来指称近代科学,它从希腊特有的哲学传统中孕育而来。为突出希腊哲学传统中的科学意味,有学者将古代的philosophia叫做哲学-科学,[21]本文亦借用这一表达。
  与初民的感应认知相对,哲学-科学与科学都是理知的认知方式。感应在感应认知中占据核心地位,它依赖于现象之间的感性联系。感性联系不同于因果机制,它侧重于在建立联系的现象之间发现相似之处,并由此引发受感者的共鸣与回应。然而,随着“文明”的诞生,感应认知的主流地位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理性态度的兴起。理性态度注重经验、讲求实际,具有反省的特征。反省伴随着超越与比较,这意味着人们在多元观念并存的情形下可能发现自我的东西并不一定是好的,他者的观念或行为也许更具优越性。这为人们怀疑与批判能力的发展奠定基础。理性态度并不是西方文明独有的,那么,哲学-科学传统凸显的地缘特殊性体现在哪里呢?哲学-科学将理性和理论结合起来,用理性态度来从事理论。在一般意义上,理论是抽象的、普遍的东西,与务实的理性态度相悖,希腊人把理性的态度引进了理论探究,通过怀疑、讨论、求证来营建理论,哲学-科学取代神话,用理论的形式为人们提供对世界的整体解释。这里存在一个质的变化:作为新的整体解释方式的理论形式“发展出了一个具有根本认知意义的新观念,数的观念。通过数的观念,世界被分离为实在与现象。数作为现象背后的实在,其联系和循环决定着现象世界的变化,决定着世间的兴亡荣辱。”[22]数与现象的关系改变了感应认知中现象之间的感性联系,是机制观念的原型。
  在对理论的理性态度即求真这一点上,近代科学继承了哲学-科学的传统。然而,以哥白尼革命为标志,科学革命从观念上改变了“理性”的内涵,“理性”的意义由原先对日常经验的尊重转变为对数理证明的倚赖。理论工作意在探求现象背后的实在,近代科学开辟了一条用数学证明实在的道路,这事实上改变了“真”的定义及其确证方式。哲学-科学是一种常识式理性,它诉诸于既有的经验,将经验中默会的理解加以形式化,形成理论。这些理论之间是一种替代关系,意在改善理解,而非以知识积累为目的的累进关系。哲学-科学以形而上学为支撑,从某种自明性的实在出发,“把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知道的东西以形式化的方式呈现出来,以便在命题层面上明示哪些是我们真正知道的,哪些是我们自以为知道但实际上并不知道的。”[23]与此不同的是,科学是一种数理式理性,它用数学描述各种可供观测的事实,揭示事物运作的机制,以此来预测未知事实。科学的预测能力与其提供的解释抑或揭示的规律实则是一回事,因为科学是去时间性的,这一特点源自数学的本性。数学是一种具有高度准确性的通用语言,也正因为它是通用的工具,所以才能提供具有普遍性的理论。作为一种语言,它以逻辑为语法规则,这一规则使数学得以成为自洽的符号系统。因此,当科学的研究对象由这套工具分析时,就应当遵循相应的规则。数学是没有实质内涵的符号,这一点从根本上区分了哲学-科学与科学:数字符号是外在于人的,与人的主观感受无涉,因此,符号规则在现象之间建立的关系是一种外部关系。科学揭示的外部关系摒弃了哲学-科学依赖的自明性,只有通过论证、推理的方式才能够通达。也正因此,科学的起点是怀疑,它从假说出发,论证自身的真理性,而哲学-科学的起点是信,这种“信”使得论证本身就是由真理展开,真理自身是不需要被论证的。说到底,哲学-科学是质性研究,而科学是量化研究。
  2.科学的影响及限度
  前已述及,哲学-科学与科学都是理知的认知方式,这种认知方式的科学意味集中在“反省”这一点上:原本以“我”为中心的感应思维在“他者”这一外部存在下有了比较的对象并在比较中开启了自我怀疑的可能。此时,以何种观点作为结论或评判标准就是一件需要斟酌、考量和思虑的事,少了感应思维的直观与理所当然。科学似乎将这一由内向外的趋势发挥到了极致,哲学-科学向科学的转变是一个渐渐远离“我”并最终摒弃“我”的过程。如何评价这一转变?至少从当下回溯,科学及其与技术的结合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因其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被视为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
  就与本文紧密相关的知识而言,近现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改变了大学里的知识形态:古代和中世纪,由哲学-科学对世界提供统一的整体解释,其它学科分支由其产生并依附于整体解释建构的意义关联;近现代以来,科学打破了形而上学的一统地位,自然科学及受其世界观和方法论影响的社会科学承担起解释世界的任务。就人类社会而言,社会科学为社会制度的建构提供合理性论证。尽管在社会科学内部,有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之分,但从整体上来看,社会科学的研究是对运作机制的探寻,即便是定性研究,也是注重技术性与可操作性层面的理解,与从自明性出发的哲学-科学研究并不同。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强势主导与影响下,现代哲学一方面不断“以科学观察取得的成果校正或取代那些天真和本能的东西”,[24]另一方面转而以概念考察为核心揭示概念背后的道理,但不再像传统的哲学-科学那样为世界提供统一的理解。
  科学与现代哲学的能与不能是一体两面的关系。现代社会是祛魅的,这样一副世俗的图景由社会制度建构而成,这些制度针对的事实却无法在统一的整体解释中得以融惯,是碎片式的。正是在这里,产生社会制度的二次论证问题,即正当性论证。现代哲学虽然不再提供统一的整体解释,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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