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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监护,公共秩序保留与国际条约义务
【副标题】 国际法院“未成年人监护公约案”述评
【英文标题】 Guardianship,Public Order & International Treaty Obligations
【作者】 宋杰【作者单位】 浙江工商大学
【分类】 国际条约与国际组织
【中文关键词】 国际法院 条约义务 未成年人保护 条约适用
【期刊年份】 2008年【期号】 1
【页码】 155
【摘要】

国际法院1958年就“未成年人监护公约案”所做的判决,不仅涉及到未成年人的监护与保护问题,也涉及到一国履行条约义务问题。该案对我国如何履行所承担的国际条约义务,我国司法机关应如何适用条约等,都提供了非常好的借鉴。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8934    
  一、基本案情
  玛丽·伊利莎白·玻尔(下称玻尔)生于1945年,是荷兰籍父亲约翰利斯·玻尔和瑞典血统母亲伊利莎白·琳达威尔的婚生女。父母均住瑞典诺尔彻平。根据瑞典和荷兰法律,玻尔的国籍为荷兰。琳达威尔于1953年12月死亡。根据《荷兰民法典》第378条的规定,玻尔父亲成为玻尔的监护人。1954年3月18日,约翰利斯·玻尔向瑞典诺尔彻平第一法院递交了登记自己为玻尔监护人的请求。这一请求得到批准。诺尔彻平第一法院同时根据瑞典监护法,任命艾米尔·琳达威尔(玻尔外祖父)为玻尔的教父。
  1954年4月26日,根据瑞典《1924年儿童福利法》的规定,诺尔彻平儿童福利委员会主席决定将玻尔置于保护性抚养制度之下。6月2日,阿姆斯特丹地方法院任命伊蒂玛为玻尔的副监护人。随后,玻尔父亲与副监护人一起,就诺尔彻平儿童福利委员会的决定向瑞典有关当局提出申诉。6月22日,申诉被驳回。
  8月5日,荷兰多德雷赫特第一法院根据该镇监护委员会的申请并经约翰利斯·玻尔同意,解除了约翰利斯·玻尔的监护权,并任命菠蒂玛为监护人。9月16日,诺尔彻平第一法院取消了约翰利斯·玻尔的登记,并根据瑞典法律命令其不再行使监护权。但在同一判决中,法院驳回了撤消琳达威尔教父资格的请求。瑞典最高法院于1955年7月2日撤消了此判决并解除了琳达威尔教父的资格。
  针对瑞典当局1954年6月22日的决定,约翰利斯·玻尔、伊蒂玛和菠蒂玛共同向瑞典最高行政法院提出上诉。最高行政法院1954年10月5日的判决维持了对玻尔所采取的措施。1955年6月3日,根据玻尔父亲和伊蒂玛的请求,诺尔彻平儿童福利委员会决定,在审查针对玻尔的保护性抚养措施前,有关机构应再出具一份医疗报告。针对这一决定,伊蒂玛和菠蒂玛向省政府提出申诉。10月28日,该省政府做出决定,命令终止对玻尔的保护性抚养措施。诺尔彻平儿童福利委员会对此决定不服,向最高行政法院提出申诉。最高行政法院1956年2月21日的判决维持了委员会的决定。
  1957年7月10日,荷兰在国际法院提起了针对瑞典的诉讼。荷兰请求国际法院判决,瑞典有关当局于1954年到1956年期间针对玻尔所采取的一定措施,违背了其基于1902年《未成年人监护公约》(下称《公约》)所承担的对荷兰的义务。
  二、诉讼与判决
  荷兰的诉求是:瑞典针对玻尔所采取的措施,严重影响了荷兰对其的监护权,而此种监护权,为《公约》所保护;瑞典的公共秩序主张,不能优先于《公约》。瑞典则认为:1902年《公约》并不影响缔约国根据公共秩序(ordre public)对外国人监护的权利进行限制。因此,瑞典对玻尔所采取的措施并不违反《公约》。[1]
  国际法院1958年11月28日判决驳回荷兰的诉求。国际法院认为,本案的实质是:瑞典当局对玻尔所采取的保护性抚养措施是否违反了其根据《公约》所承担的对荷兰的条约义务。
  国际法院认为,要评价瑞典的措施,就应结合《1924年儿童福利法》的目的,与《公约》调整的监护进行比较后,再来判断瑞典的措施是否处于《公约》规定范围内。国际法院认为,瑞典地方法院和最高法院的判决都是承认荷兰的监护权的。国际法院认为,瑞典的保护性措施并不构成监护,其与荷兰根据《公约》所确立的监护并不冲突。国际法院强调,自己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判断一国的法律不能优先于《条约》义务的问题,而是该国所采取的措施是否符合《条约》义务的问题。不能给市场做人工呼吸
  国际法院强调,《公约》仅涉及“调整监护的一般条款”。《公约》解决的是在确立监护方面的法律冲突问题,而不是要使未成年人在监护权这个问题上豁免一切所在地法。《公约》无意于就监护以外的事情做出规定,其真正目的只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国际法院还强调,瑞典《1924年儿童福利法》并不是关于监护的法律。无论小孩是处于家长权还是处于监护权之下,该法都同样适用。当适用该法有必要时,保护性抚养可以被置于家长权或监护权之上;但当其被置于二者之上时,并不构成对二者的终结,而只是在必要的范围内限制了其效果。
  国际法院强调:不能将1902年《公约》解释为由于《公约》规定了未成年人的监护应由其国籍法支配,当成员国在适用某项法律来调整另一不同的问题时,如果因适用该法律而间接影响但非取消另一成员国监护权利的行使,《公约》就应禁止该法律的适用。《公约》并不关涉类似于瑞典这样的法的适用范围。
  三、法律问题评论
  (一)国家履行条约义务的方式与程度问题
  在本案中,国际法院推理的出发点是:比较《公约》和瑞典《1924年儿童福利法》的目的与宗旨。通过比较认为,因二者具有不同目的与宗旨,尽管从瑞典《1924年儿童福利法》实施的间接效果看,确实阻止了荷兰监护权利的行使,但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瑞典违反了所承担的条约义务。由于二者具有不同目的,所以,不能认为瑞典违反了自己所承担的条约义务。这样一种推论,涉及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何判断国家对于自己所承担条约义务的履行行为?
  国家应履行所承担的条约义务,这是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国家一旦缔结或参加了某一条约,就承担了善意履行该条约义务的责任,不得以国内法规定为不履行的借口。
  在“希保少数民族社团问题案”中,常设国际法院指出:“一项被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原则是,在条约缔约国彼此间的关系问题上,国内法的有关规定不能优先于条约规定。”[3]在“上萨瓦及节克斯自由区案”中,常设国际法院强调:“法国不能依赖自己的立法来限制自己已经承担的国际义务的范围。”[4]在“在但泽的波兰国民待遇问题咨询意见案”中,常设国际法院特别指出:“一个国家不能以自己的宪法规定为理由,来逃避自己根据国际法或有效的条约所承担的对于另一国的义务。”[5]以常设国际法院的这一上述判断为研究国际法院在本案中的推理和结论的出发点,可能比较恰当。
  事实上,国际法院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国际法院的自身推理和结论可靠,显然会给国家不履行所承担的条约义务提供非常好的借口。劳特派特强调:“如果一国的一项立法,效果在于使某条约部分或全部义务不能获致实施,该国能以相关立法所针对的主要事项系与条约不同,因而该立法没有违背该条约为理由而抗辩吗?显然很难。”[6]“一国不能通过在另外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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