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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国际商法论丛》
英国公司法上越权规则的变迁
【作者】 邓莹琦【作者单位】 北京港专知识产权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分类】 公司法【期刊年份】 2003年
【期号】 1(第5卷)【页码】 14
【摘要】 本文主要内容为介绍曾经在英美法系尤其是英国公司法上占据重要地位的越权规则(ultra vires rule),该规则自确立至发展、削弱乃至被摒弃的变迁过程,分析其曾经发挥的作用和变迁的背景及原因,以及探讨该规则衰落后相关法律问题的处理,并对美国公司法在这一领域的发展状况略作介绍和比较。上述问题对于如何处理公司法人能力、交易安全与财产静态安全等问题,对于更好地理解越权规则的替代制度均有较大意义,对完善我国的相应立法和司法实践亦有借鉴作用。
  本文第一部分主要介绍越权规则的含义与变迁。首先介绍了越权一词的原义,英国公司法上“越权行为”含义的发展,以及现代英国公司法上所确立的“越权规则”的明确含义和主要内容。其次,该部分回顾了越权规则的历史发展过程,包括该规则的确立,废除或改革该规则的要求,传统上常用的对该规则后果的补救手段。最后,本部分重点介绍了自1972年英国加入欧共体后,公司法立法对越权规则所作的变革和对越权规则的彻底废除,即1985年公司法第35条和1989年公司法第35条。
  本文第二部分着重对越权规则的变迁进行法理分析。首先,对越权规则产生和确立的理论背景、历史背景作了介绍。其次,本部分详尽分析了越权规则的理论缺陷和现实弊端。再次,分析了越权规则废除后公司章程目的范围的作用和效力,对英国公司法的有关立场进行了介绍。最后,对于越权规则废除后防止董事权力滥用行为、保障公司财产静态安全等法律问题的处理作了简要的论述。
  本文第三部分则对英国法与美国法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比较。这种比较也以越权规则在美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为线索,介绍了美国判例法上的有关主要案例,美国成文法在各个阶段的有关规定,分析了英美法系两个主要国家在有关问题上的理论发展和立法等方面的异同。
  最后,本文对英国公司法上越权规则的变迁进行了总结,概括了这种变迁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民商法的发展潮流,对英国公司法上越权规则的废除作出了积极的评价。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96503    
  引言
  越权规则(ultra vires rule)曾经在英国公司法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并曾为英美法系的许多国家和大陆法系的一些国家所沿用,对这些国家公司法上的公司法人能力、交易安全以及与第三人权益保护等问题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但是,伴随着这一规则的确立和发展,反对之声也从未间断。随着时代的变迁,越权规则在英国公司法上的作用日益减弱。至20世纪80年代末,传统的越权规则已被新的公司法彻底摒弃。在其他许多国家,该规则也或迟或早地经历了同样或类似的命运。然而,越权规则在公司法上经历了怎样的变迁,起到过怎样的作用,又为何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以及越权规则衰落后相关法律问题的处理,依然是值得了解和探讨的问题。这对于如何处理公司法人能力、交易安全与财产静态安全等问题,对于更好地理解越权规则的替代制度均有较大意义,对完善我国的相应立法和司法实践亦有借鉴作用。本文拟介绍英国法的越权规则从确立、衰落到最终被取缔的过程,分析这种变化的背景和原因,并对美国公司法在这一领域的发展状况略作介绍和比较。
  一、越权规则的含义与变迁
  (一)“越权”的含义
  越权一词源于拉丁文的ultra vires,原义为超出(ultra)行为人法律权力(vires)的行为。ultra vires原本用法广泛,在用于人的集合体(body of person)时,根据英国著名公司法学者Gower教授的说法,亦有以下几种情况:
  (1)在最严格的意义上,越权主要是关于具有独立人格的集合体本身是否有能力(capacity)作出行为;
  (2)指行为者(例如一个治理机构)超越了它所拥有的权限(authority);
  (3)英国法院还很可能将一家公司所作出的任何不合法行为称为ultra vires(例如违反资本维持规定的行为)。[1]
  此外,如果公司有权为某一行为,但未能遵守其章程或公司法令规定的正当程序,这种情况亦曾被纳入“越权”的范畴。[2]不过,长期以来,公司法的法理和判例日益倾向于将“越权行为”限于公司行为超越其能力(capacity)的情况,并专指公司超越其章程所定目的范围的行为。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还认为“越权”曾有过的其他几种用法是对该词的不当使用。[3]总之,在现代英国公司法上,“越权行为”的含义已非常明确,即指公司超越其目的范围的行为;而“越权规则”则是有关越权行为后果,主要是其外部后果的规则。
  (二)越权的后果
  越权行为的后果可分为两方面:一是行为对越权公司和行为相对人(第三人)有无法律效力,即行为之外部后果;一是具体实施该行为的越权公司的内部人员是否需就该行为对公司造成的损害向公司承担责任,即行为之内部后果。越权规则的主要含义是,公司超越其章程所定目的范围的行为因超越公司之能力而一律无效,对公司没有拘束力。
  一般认为,这一规则确立于1875年英国上议院审理的Ashbury Railway Carriage & Iron Co.v. Riehe [4]一案。该案中,Ashbury 公司的章程大纲第3条规定,该公司的设立目的是铁路设备、材料的制造、销售或出租及铁路工程承包,而其章程细则第4条又规定公司业务超越章程中明示或默示的目的,必须经过股东会特别决议批准。”该公司董事会签署了一项在比利时购买一条铁路建设特许权的合同,然后将工程的施工转包给了 Riehe的下属公司。后来,Ashbury公司的股东会没有批准购买这一特许权合同,该公司因而以越权为由拒绝履行其与Riehe公司的转包契约,Riehe公司诉请违约赔偿。
  初审法院在审理时着重考虑的是该合同是否经股东会批准的问题。而上议院则判决,即使该合同已被股东会追认,这种追认也是无效的。Caims勋爵认为,Ashbury公司所签订的特许权合同完全超越了章程大纲规定的目的范围。这与该合同的合法性无关,而是关系到公司是否具有签订该合同的资格和权力。如果合同事项超出章程大纲所载明的目的范围,公司就根本无权缔结这一合同。因此,合同的无效是因为公司没有缔约的能力。进一步说,即使股东们一致追认该合同,他们的这一行为也是为法律所禁止的。[5]
  (三)对越权规则的批评和传统的补救手段
  自越权规则确立之后,大量合同因越权——合同事项超越一方的公司章程规定的目的范围,从而超越该公司的缔约能力——而无效。不难看出,严格地适用越权规则极易造成这样一种后果:允许越权公司接受合同利益,同时又可以以行为越权为由拒绝履行合同义务。这显然极大地破坏了交易安全,且对交易相对方极不公平。因此,从这一规则诞生时起,要求废除或改革该规则的呼声就屡屡不绝。例如,1945年的科恩委员会(Cohen Committee)称该规则“没有起任何积极作用”,“引起不必要的冗节和困扰”,因而建议,为保护第三人,公司应当享有像自然人一样的所有权力,[6]1962年的詹金斯委员会(Jenkins Committee)也提出改革建议,要求向与公司交易的善意第三人提供保护[7]然而,学者们的建议却长期未被接受。于是,为避免严格的越权规则所带来的种种不利后果,公司章程的起草者们就尽可能详尽地罗列公司的目的和权力,或者通过对公司章程目的条款的尽量泛化来规避越权规则的应用,其中最常用的手段是加入“独立目的”条款(independent object clause)、“主观目的”条款(subjective object clause)和“万象条款”(catch-all provision)。
  “独立目的”条款是针对所谓“主要目的”规则发展起来的。在公司章程目的条款中,公司的预期业务(anticipated business)通常列在第一项,其后是一个格式化的目的权力清单。在解释一个目的条款时,法庭可以运用“主要目的”规则,将某一目的(通常即第一项)视为首要目的(dominant object/objects),而将其余的均视为附属目的(ancillary objects)或权力(即为达到目的而可以采取的手段)。[8]一旦某一事项被认定为附属目的或权力(明示或默示),就只能服务于该首要目的,否则就会导致行为无效。[9]而“独立目的”条款是指在目的条款中声明,该条款中的每一项内容,均将被视为构成公司的一个分离的、独立的目的,而不受目的条款其他项目或公司名称的限制。章程起草者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独立目的”条款来保证目的条款的每一项都被视为各自独立的目的,从而不再给“主要目的”规则留下适用的余地。[10]
  所谓主观目的条款,即目的条款允许公司开展任何其董事认为与目的有关或有益于公司的事业。根据此种条款,只要董事们真的相信某项业务有利于公司的通常事业,该项业务就属于公司能力范围之内。董事们认为拓展此项业务对公司有利的观点并不必须是正确的,他们只需诚信地形成这种见解即可。这样,即使一种行为并不在章程明确列出的目的范围之内,公司也仍有可能具有实施此种行为的能力。确认这类条款效力的典型案例是Bell Houses Ltd.v. City Wall Properties Ltd.[11]该案承认了这样一项主观目的条款公司被授权……从事任何其他行业或业务,只要根据董事会的观点,从事该行业或业务对公司有利,与公司的通常业务有关或对公司的通常业务有辅助作用。”审理此案的Salmon法官认为,根据该条规定,“董事们的观点也许是错误的,有关的那项事业事实上也许不能像董事们所相信的那样开展下去。但是,董事们可能犯下多大的错误并不重要,只要他们真诚地形成他们的见解,这项事业就属于原告公司的目的和权力之内。”[12]
  除以上两种最常用的泛化目的的手法以外,一种概括总结式的万象条款也曾得到法庭的承认,即授权公司“进行附属于或有助于达成上述全部或任一目的的所有其他事务”。[13]
  虽然上述几种手段被广泛应用,也得到了一定的承认,但越权规则的适用仍然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因为,上述各种开放式目的条款的适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法官的立场和解释。如果采取较为严奇的态度,上述几种目的条款的作用就要大打折扣。例如,1982年,英国上诉法院Buckly法官就重申了严格区分目的与权力的原则。他指出,章程目的条款中罗列的众多事项,“尽管它是以独立目的条款的面目出现,但按其真实的性质,它只能被理解为是附属于公司真正目的的权力。”[14]即使是最具灵活性的“主观目的”条款也完全可能因法官的否定立场而毫无用处。例如,Re Crow Bank[15]—案中,North法官宣称,授权董事“从事公司认为对股东有利的任何业务”这样一项目的,不能作为符合公司法要求的目的陈述。在Re Introduction[16]案中,Harman法官再次表达了上述观点,他的理由是,一个公司“不能以从事任何合乎道德之事为目的,因为那等于是根本没有目的”。[17]至于万象条款,其本身就曾受到学者的质疑,被认为“能否有任何助益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它仅仅是将法庭引申出一项权力的基础重申了一次”。[18]换言之,根据万象条款判断某一事项是否在目的范围之内的方式,与按照“权力与目的的严格划分”原则来判断行为是否合乎目的,并无实质区别,即该事项的进行抑或权力的行使必须“附属于或有助于达到”已明确规定的目的。[19]
  可见,尽管规避越权规则的各种手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法官们的过分限制解释仍很有可能使得章程的起草者们的努力付之东流。这样就出现了公司章程中所载目的并不一定具有法律效力,何为公司目的须取决于法官见解的尴尬情况。从理论上讲,如果某一公司的章程中载明的公司目的不应真的具有法律效力,公司登记注册机关完全有权并且有义务拒绝为该公司注册,以防止日后引起无谓的纷争和损失。然而,一旦经过登记注册,登记机关的证书或执照就成为公司法上登记注册的有关要求已得到满足的最终证据(conclusive evidence),[20]因而经登记的公司章程中的“独立目的”条款、“主观目的”条款等就不应在事后被宣告无效。因此,法官们对目的条款过分严苛的态度成了出现越权行为的不合理因素,仅仅通过章程目的条款的泛化和部分法官的宽容解释已不足以解决大量交易因超越目的范围而无效的问题。由此可见,对于越权规则,需要进行彻底的变革。而1972年英国加入欧共体为这一变革提供了契机。
  (四)《1985年公司法》和越权规则的动摇
  根据《欧共体公司法第一号指令》第9条(Article 9, the First EEC Company Law Directive [68/151/EEC])英国[21]1985年公司法第35条作了如下规定:“(1)为了与公司交易的善意第三人之利益,由董事们决定的任何交易都被视为在公司能力范围之内,董事们约束公司的权力被视为不受章程大纲或章程细则的任何限制。(2)如上所决定的交易的一方没有义务查询公司从事该交易的能力或对董事权力的任何限制,并且除非作出相反证明,该方被推定为善意行事。”
  这一规定无疑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的越权规则,它明确提出了为保护第三人的交易安全利益,排除交易因章程目的范围的限制而无效的可能性,并且它解除了第三人查询公司目的范围及其董事权力范围的义务。
  但这一规定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1)它强调只为保护善意的第三人才限制越权规则的适用,因此其潜台词是第三人非善意时,超越目的范围仍可导致交易无效;(2)它只涉及由“董事们”决定的交易,因此仍然为越权规则留下了很大的适用空间,例如由股东会决定的交易,经董事会授权某一高级职员进行的交易,以及在存在董事会的情况下由单独一名董事进行的交易等;(3)它仅仅导致超越目的范围的公司不得援引越权规则对抗善意第三人,而丝毫未涉及如果第三人援引越权规则欲不利于公司时,公司如何对抗。
  如此看来,《1985年公司法》第35条没有彻底废除越权规则,既对超越目的范围的公司有所不公,也存在对第三人的不利之处,因此尚需进一步的改革。英国贸易工业部曾委托Dan Prentice教授就此问题进行审查并提出建议。Prentice教授在其提交的《越权规则改革》报告中建议,公司应当具有与自然人相同的能力,并应该有权选择在章程大纲中是否列示目的条款[22]尽管这一办法并未被采纳,但是到了1989年,新的英国公司法第35条还是被认为从根本上废除了越权规则。
  (五)《1989年公司法》和传统越权规则的废除
  《1989年英国公司法》第35条规定:“(1)公司行为的有效性不得以公司章程大纲的规定导致缺乏能力为由受到质疑。(2)公司的一名成员可以提起诉讼,阻止若非上述第(1)款的规定将超越公司能力的行为;但如果行为是为履行该公司此前某项行为引起的法律义务,则不得提起此种诉讼。(3)董事们仍有义务遵守由于公司章程的规定而形成的对其权力的任何限制;若非上述第(1)款的规定将会超越公司能力的董事行为只有经特别决议才能被公司追认。
  追认此种行为的决议不会影响董事或任何其他人的任何责任承担;解除任何此种责任必须经单独的特别决议同意。”
  显然,根据第35⑴条,进行了超越章程目的范围行为的公司及其交易,对方都不可能再援用越权规则主张行为无效。因为根据传统的越权规则,章程大纲中的目的条款赋予公司以能力,同时也是对公司能力作出的限制,超出此种目的限制,公司即丧失能力,因而行为无效;而根据第35(1)条的规定,目的条款将不再具有限制公司能力的作用,不能再影响公司行为的有效性。
  第35(2)条的规定则是有关公司成员阻止超越目的范围行为的权力及其所受到的限制。根据《1985年公司法》第14条,公司章程和细则构成公司成员与公司间的合同,因此,公司进行超越章程目的范围的行为,违反了这一合同,股东有权起诉,阻止行为的发生。并且,需要注意的是,仅仅一名股东就足以提起诉讼,而不需达到一定比例。但是,如果对此不加任何限制,“通过一名股东起诉阻止公司履行未获公司目的条款授权的合同,越权规则的效力就可能从后门被引入。”[23]换言之,第35⑴条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越权规则仍可通过股东诉讼间接地发挥作用,公司仍可利用股东诉讼尽享合同利益却拒绝履行合同义务。因此,第35(2)条又规定,一旦某行为已产生法律效力,股东就将失去此种权力。例如,一项超越目的范围的合同已经由交易双方签署并生效,股东将无权阻止公司对该合同的履行。但是,股东只有在公司已承担法律义务去执行该合同时才不能起诉,因此,如果公司通过合同获得的只是一项并无义务行使的选择权(option),股东仍可提起诉讼。
  第35(3)条则是对越权规则废除后,超越目的范围行为的内部后果作出的规定。对越权规则的改革并不意味着董事对公司所负的在其权力范围内行事的义务有任何改变。公司能力不受章程约束仅仅影响到公司行为的外部后果,而董事仍有义务遵守章程的规定,否则应就给公司带来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要免除这种责任,必须要有一项单独的特别决议,也就是说,仅仅追认该行为的特别决议不足以免除董事及其他有关人员的责任。至于追认该超越目的范围的行为需特别决议,有的学者认为难以解释,因为其他所有董事违反义务的可追认行为都只需一项普通决议即可。[24]有的学者则认为,这是因为修改章程中的目的条款必须有一项特别决议,而追认超越目的条款的行为效力类似于修改目的条款,因此也同样需要特别决议。[25]
  综上可见,根据1989年英国公司法第35条,公司行为超越其章程规定的目的范围不再是行为无效的原因。至此,传统的越权规则,即行为超越目的范围就归于无效的规则,已被英国立法所彻底摒弃。
  二、越权规则变迁的法理分析
  (一)越权规则的产生背景
  从上文可以看出,越权规则在英国公司法上经历了一个由正式确立到严格、广泛地适用,再到受限制的适用,并最终遭到摒弃的变迁过程。越权规则这种由盛而衰的经历背后自有一定的原因,有其法理上的背景。了解这些原因、背景对于加深对越权规则及现行有关法律的理解、完善现行法律的适用都不无裨益。
  根据越权规则,当公司与第三人进行了超越公司目的范围的交易又不愿承担因交易所生之不利于公司的后果时,公司即可以交易超越目的范围为由诉请法院裁定交易无效,从而避免公司财产因该交易而遭受损失。可见,越权规则实际上使公司制定的章程目的范围具有了当然地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也就是建立了一种着重保护公司成员财产静态安全而忽视第三人交易安全的利益保护机制。这种机制是如何形成和延续的呢?
  早期民商法在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引导下,奉行“所有权神圣”原则或者说“个人财产尊重”原则,其结果便表现为对财产静态利益的过度关注。在这种背景下,越权规则的产生和确立便成为其自然结果。为确保公司法人财产的静态安全,从而保证公司法人成员财产的静态安全,公司与第三人交易的财产动态安全就被置于次要地位。其表现之一就是通过强化公司章程目的范围限制的效力来减少公司因其董事会、董事或其他高级职员进行超越公司目的范围的行为而遭受的损失,而其代价则可能是善意第三人的交易安全利益被牺牲。总之,确立越权规则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公司股东的财产免遭损失。
  越权规则兴起的另一历史背景是法人设立的特许主义和核准主义体制。在上述法人设立原则下,法人只在法律承认的范围内存在。在章程经国家特许或核准之后,设立人的意见就披上了国家意志的外衣,被认为体现了国家意志。章程中的目的范围成为国家许可公司活动的范围(相当于大陆法系公司法人权利能力的概念),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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