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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国际商法论丛》
论英美法上口头证据规则的例外
【作者】 杨溢【作者单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分类】 诉讼制度【期刊年份】 2003年
【期号】 1(第5卷)【页码】 382
【摘要】 口头证据规则(Parol evidence rule or Parol evidence rule)是一条在英美合同法上得到普遍承认的规则。其具体含义是指,在合同双方当事人订立了一份合同,把他们之间的最终协议用书面形式表达之后,有关他们事先理解和协商合同内容的证据,无论是口头的还是其他形式的,都不能出于更改或对抗这一书面文件的目的而被援用。
  但口头证据规则并非像其表面的含义那样仅仅限于排斥口头表达的证据。它所排除的也包括当事人双方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书写的和交换的信件、电报、备忘录和协议草案等书面证据。所以,口头证据规则及其例外的补充规则实际上为法院采纳书面合同之外的用于补充合同内容的证据,即所谓的外部证据(extrinsic evidence)界定了一个范围。
  有意思的是,自口头证据规则发展之日起,法院就承认大量的例外情形,并且近年来这些例外有着逐渐发展的趋势。以至于法官或法学家们均认为,时值今日,即便是这些例外情况尚未发展至可以将口头证据规则吞没的地步,其数量之巨大和囊括范围之广也使得口头证据规则已经逐渐成为一个须从其例外情形来理解的合同法规则。更有甚者,已经有人认为应当是考虑摒弃口头证据规则的时候了。
  本文主要试从英国法和美国法两方面来对口头证据规则的例外情形作一些介绍。
  根据英国合同法,口头证据规则在以下情况下将不会适用:对于那些证明书面合同并非全部协议的证据;有关于平行协议规则;对于那些证明书面协议效力或有效性的证据;在解释合同时,口头证据规则也是不适用的。
  而根据美国合同法,口头证据规则在这种情况下不适用:那些双方在书面协议之后进行协商的证据;那些证明书面合同无效或不存在的证据;存在平行协议时;对于非合同当事人的第三人,口头证据规则也不适用;在解释合同或推定合同时,口头证据规则一般也不会被适用;此外,美国还有一些制定法对口头证据规则作出了限制。
  从对英美两国合同法对待口头证据规则的态度上,可以看出:尽管两国商法有着相同的渊源,但在发展口头证据规则的例外上,英国法远比美国法走得更远;在适用口头证据规则时,英国法院远比美国法院更为宽松。甚至于英国的法律委员会曾经考虑建议以制定法的形式摒弃口头证据规则,而美国法院有时还囿于传统、严格、固定的口头证据规则中。
  在司法实践中,当合同双方产生类似争议时,如何具体地运用制定法规定,对合同作出解释,这将是法官或律师遇到的实际问题。英美法由于其特有的法律制度,相对灵活、具体,因此,为正确、及时、公正处理合同纠纷,依据我们自己的合同法,借鉴英美法的一些做法,就显得十分需要和必要。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96505    
  一、口头证据规则简介
  口头证据规则(Parol evidence rule)是一条在英美合同法上得到普遍承认的规则。其具体含义是,在合同双方当事人订立了一份合同,把他们之间的最终协议用书面形式表达之后,有关他们事先理解和协商合同内容的证据,无论是口头的还是其他形式的,都不能出于更改或对抗这一书面文件的目的而被援用。
  Gianni v. R. Rüssel & Co.一案[1]就是运用口头证据规则作出判决的权威案例:原告Frank Gianni是一位在匹茨堡写字楼里销售香烟、水果、糖果及软饮料等商品的杂货商。匹茨堡写字楼进行转让时,原告与被告的租赁代理人经过协商后签订了一份为期三年的书面租赁合同。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原告在该铺位里仅销售水果、糖果和苏打水;不得销售烟草制品。后来,另一杂货商也在该写字楼里租赁了铺面并开始销售软饮料。原告认为,被告违背了其所做出的“Gianni在匹茨堡写字楼里拥有软饮料的独家销售权”这一承诺,因而对被告提起了违约之诉。原告试图证明在双方签订合同之前,曾以不销售烟草制品和逐渐增长租金为条件来换取被告的代理人作出这样的承诺。宾西法尼亚州高等法院裁决认为,不能承认这样的外部证据,“既然书面租赁合同是双方当事人之间协商内容的完整协议,而这份协议已经包含了当事人间的这种口头合同的内容,那么,根据口头证据规则,这样的外部证据将不予承认。”更何况,即使代理人实际上曾经做出过这样的承诺,口头证据规则也会禁止原告援引双方协商中的证据。
  美国《统一商法典》(以下均简称“UCC”)采纳了口头证据规则。 UCC第2—202条(书面文件构成最终意思表示:口头证据或外部证据)中规定广当事人在确认性备忘录中所同意的条款或当事人以其他方式在书面文件中规定的表示当事人所商定的最终协议的条款,不得以任何前存协议或同时达成的口头协议加以反驳。”[2]
  但口头证据规则并非像其表面的含义那样仅仅限于排斥口头表达的证据。它所排除的也包括当事人双方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书写的和交换的信件、电报、备忘录和协议草案等书面证据。所以,口头证据规则及其例外的补充规则实际上为法院采纳书面合同之外的用于补充合同内容的证据,即所谓的外部证据(extrinsic evidence)界定了一个范围。
  为了解口头证据规则的运作,我们应首先了解这一规则的基本作用:口头证据规则并不是用来规定哪些证据将被采纳,而是用于排除证据,即排斥那些将可能改变争议事实的证据。在一个特定环境中,如果完全适用口头证据规则,将会阻止一方当事人引入双方当事人并未在书面合同中写入的外部证据或平行证据(collateral evidence),而这种外部证据或平行证据是对书面合同的补充或抵触。当然,即使口头证据规则未被采用,而引入了外部证据或平行证据,也并不能证明这些口头证据或外部证据就具有决定性:同其他证据一样,也可能在事实审判结束后因其不具可信性而被拒绝承认。
  尽管名为“口头证据规则”,但多年以来,英美两国的法学界与司法界均普遍认为,口头证据规则并不是证据法上的规则,而是属于实体法上的概念。因为与证据法上的规则不同的是,口头证据规则旨在阻止当事人证实事实本身,即阻止当事人援用某些与最终达成的书面协议相抵触的协议。
  二、英国法
  (一)概述
  英国合同法最初对于口头证据规则的规定是:若合同完全以书面形式表现出来,那么任何增加、修改或是与书面合同相抵触的证据都不会被承认。
  在 Jacobs v. Batavia & General Plantations Ltd[3]一案中,首席法官P.O.Lawrence对口头证据规则作了如下阐述:
  “长期以来,一条固定的法律规则是:若口头证据对蜡封式契约或其他书面契据的内容有所增加、改变或与其有所抵触,将不为承认。因此,除了那些存在欺诈或合同应予修改的案件,以及除了那些对实际履行进行抗辩的案例,法庭一般都会裁决不能援引外部证据以证明那些因书写或其他原因而从书面契据中删减掉的特定口头条款已构成合同双方间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有效合同。”
  Morris 勋爵也在 Bank of Australia v. Palmer 一案[4]中也接受了口头证据规则。他对此规则作了相同的论述:“不能承认那些与书面合同条款或/及当事双方认真考虑后一致同意以部分合同形式出现的条款相抵触、有所改变、增加或删减的口头证据。”
  口头证据规则的作用在于增强书面证据的效力,消除大量可能存在的诉累和麻烦。换言之,即是为提高合同内容的确定性。在 Shore v. Wilson 一案[5]中,首席法官Tindal说:“如果不这样的话,就没有任何律师会冒风险建议对书面合同进行解释,也不会有当事人这样做;因为最好的建议会被限制,明确的权利会被破坏。而且在将来某个时候,那些关于合同当事人随意说的某个词语特定含义的口头证据,那些关于合同当事人签订书面契据时的隐秘意图的口头证据,那些关于合同当事人根据合同可得利益的口头证据,会与书面契据本身的明确语言相抵触或对其有所修改。”
  但口头证据规则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大量的例外情形,以至于法官或法学家们均认为时值今日,如果要真正了解口头证据就必须从口头证据规则的大量例外情形来理解,更有甚者,已经有人认为应当是考虑摒弃口头证据规则的时候了。[6]
  (二)证明书面合同并非全部协议的证据
  英国合同法普遍认为,那些用于证明书面合同并非双方当事人间全部协议的证据应予承认。尤其是自19世纪以来,只要能够证明书面合同并非当事方的完整协议,英国法院就会承认外部证据条款。因此,如果合同当事双方意在以部分口头、部分书面的形式签订合同,为证明双方协议中的口头部分,法院将不会排斥口头证据。
  表面上,这种类型的例外几乎基本上是对口头证据规则本身的完全性破坏。[7]但是,主张书面文件并未代表双方当事人全部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将会面临这样一个严峻假设,即:此书面合同即是双方当事人间的全部合同。在Gillespiev. Cheney Egar & Co.一案[8]中,首席法官Russell勋爵说:“如果双方当事人之间已经达成一个确定的书面合同,一种通常的假设是:这份书面文件已经包含了合同的所有内容和条款;但这仅是一种假设而已。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主张存在与书面合同具有同等效力的明示性先决条款(antecedent express stipulation);主张书面合同之意图并不在于包含所有协商的条款。”
  又如在 Evans (J.) and Son (Portsmouth) Ltd.v. Merzario (Andrea) Ltd 一案[9]中,根据运输格式合同,代理人是有权以承运人的身份签订合同的。签订合同时,代理人曾经告诉过托运人他们不会将货物放置在甲板上。当双方诉至法院后,托运人被许可援引代理人曾对其作出的口头保证,因为上诉法庭大多数的法官认为:“本案中的合同一部分是口头的,一部分是书面形式,还有一部分是以行为形成的。”
  在有的情况下,合同中会包含一个声称已将协商的所有内容写进书面协议的明示条款。在McGrath v. Shah一案[10]中,这样一个被称做是合同“天堑”(an insuperable hurdle)的条款部分地包含在一个未写入书面合同的陈述中。但是法院通常会裁决,这样的条款并不能否认陈述已经构成了一个平行合同(a collateral contract)。然而,在 Brikom Investments Ltd v. Carr一案[11]中丹宁勋爵(Lord Denning M. R.)却判决,这样一个条款对合同一方当事人据其所依赖的陈述或明示性诺言而做的相反主张是无效的。丹宁勋爵还说,尽管这样的案例是大量存在的,但本案中所援引的先例——J. Evans & Son (Portsmouth) Ltd.v. Andrea Merzario Ltd.[12]——却并不会支持这种情形。
  (三)平行协议规则
  这一例外的基本原理是:那些证明存在平行协议(Collateral contracts)的证据是会被承认的。这一种例外情形有点类似于上述第一种例外。尽管在有的情况下平行协议与对书面合同的抵触间的界线是很难以划分的,但已有大量的案例对在何种情况下平行协议构成对合同的补充,而又在何种情况下平行协议构成对合同的抵触做出了区分。
  De Lassalle v. Guildford 一案[13]中,双方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双方对合同条款均已协商一致,但承租人拒绝交付合同,除非出租人保证排水系统已经全部就绪。于是,出租人做出了这样的承诺。另外,尽管租赁合同中双方已对维修义务有所约定,但却没有提及排水系统的问题。法庭判决,承租人有权证明(出租人做出的关于排水系统的)担保是平行于租赁合同的。[14]
  类似的案例还有,在 Brikom Investment Ltd v. Carr 一案[15]中,合同双方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其中对承租人添加了一项服务费,即:承租人需承担房屋屋顶的维修费用。房东向承租人保证过屋顶维修费用将由房东自己承担而不会转嫁给承租人。Roskill法官判决认为:此担保已经构成了一个平行协议。
  (四)关于书面协议效力或有效性的证据
  这一例外规则主要是指:那些对合同有效性提出质疑的证据将会被承认。譬如,合同当事人主张合同因存在错误或不正确陈述而要求修改合同或撤销合同,那么法院将会承认这样的证据。
  1.关于合同的存在
  若外部证据是用于证明一份表面上看来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其实并不存在,则这样的外部证据是会被法庭承认的。同理,那些用于证明一方或双方因错误[16]、或因不正确陈述而签订合同的外部证据也同样会被援引。此外,如果外部证据能够证明双方设定合同权利义务的真正目的并不在此[17],或是合同因不符合某制定法的规定而无效[18],那么这样的外部证据也会被承认。
  2.关于对价
  有关涉及对价的例外主要是指那些用于证明附加对价的证据。其基本原则是:若书面合同中已对合同对价有所陈述,那么与此陈述相抵触的外部证据是不会被承认的。然而,法庭将援引那些能证明合同附加对价(additional consideration)的外部证据
  在 Peacock v. Monk 一案[19]中,Hardwicke 勋爵(Lord Hardwicke L. C.)认为:
  “在谈到对价时,即使是仅由爱和慈爱构成的对价[20],如果表面上并不是以这种形式表述的,你也不能援引证据证明另有对价存在。因为这将和契约相抵触:当契约本身显示对于某一特定事物它已经有一对价时,就意味着契约已经有着完整的对价(whole consideration),因而可以对抗任何其他附加对价。”
  很明显,这是要求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严格适用口头证据规则。因而在19世纪以前的那些时期里,大量案例均显示,那些与书面合同的对价相抵触的证据是不为采信的。虽然自Hardwicke勋爵那个时代起,口头证据规则就一直存在并延续至今,但随着法律的发展,为使合同能有自己真正的对价,对于外部证据的承认和援引与否,法院采取了一种更为宽松的态度。一般来讲,现在法院会认为,证明合同附加对价(additional consideration)的证据并不会与合同对价相抵触。例如,Knight-Bruce大法官(Knight-BruceV. C.)在案件 Clifford v. Turrell[21]中说道规则是这样的,若蜡封式契约中已经有了对价,那么你可以证明那些与已存对价不相抵触的附加对价会被承认,而且这种附加对价并不会为证明(其范围)比已存对价更大而与已存对价相抵触。”
  Shadwell大法官(Shadwell V. C.)也同意上述观点,认为:“法律的规则是,将排除那些与书面契据相抵触的口头证据。但是,长期以来大家均认可的是,援引那些能证明书面契据附加对价的证据并不在此规则排除的范围之内。”[22]
  在另一个上诉案[23]中,Lyndhurst 勋爵(Lord Lyndhurst L. C.)说道:
  “……一个固定的原则是,可以援引与蜡封式契约中的已存对价相一致的深入对价(a further consideration)。法官无权承认与已存对价不相一致的对价,但却可以援引支持已存对价的附加对价。”
  在 Turner v. Forwood 一案[24]中,Goddard 勋爵(Lord Goddard C. J.)继续发展了 Clifford v. Turrell这一判例,说道:
  “对于本案,用最浅显的话来说即是:在签字式契约或蜡封式契约中,只要存在名义对价(nominal consideration),外部证据就会被承认以证明真正的对价并非书面协议中所述对价,而是其他的东西。而且我认为,这一原则并不应仅仅局限于名义对价的案例。”
  甚至在那些涉及第三方交易的合同中,为证明对价问题,外部证据也是会被承认的。在Tsang Chuen v. Li Po Kwai[25]案中,Blanesburgh勋爵发表了如下观点:“Farwell法官认为,只要卖方本人或其他第三方已经收到价款,那么这一事实就可以作为呈堂证供了。然而,这两件事的明显区别在于:本案中并不存在任何与蜡封式契约中的条款——‘买方应付价款将从第三方资金中划拨’——相抵触的对价;因而认为价款从未支付将会与此相抵触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3.关于先决合同
  关于先决合同(preliminary contract 或 antecedent contract)例外原则是指:那些用于证明书面合同因某种先决条件尚未履行而不具有强制约束力的证据将会被承认。一个权威案例是Pym v. Campbell 一案[26]该案中,合同双方为买卖一项发明的部分股权而签订了一份书面协议。后来,法庭允许买方引入经双方协商达成一致的口头证据以证明:合同的生效将以发明获得买方指定的工程师的认证为条件。本案中,几乎所有的法官都特别提到了口头证据规则,如 Erle法官就说本案中,买方的主张已在口头证据规则的发展上开始先行了一步(begins one step earlier)。”
  法庭在“理由”部分还认为,“若证据是用于证明双方当事人间并无签订合同的意向,那么这样的证据也是会被承认的[27]因而当事人有权提供证据证明书面合同仅以交第三方保管的方式(in escrow only)履行[28]。”
  在 Guardhouse v. Blackburn一案[29]中,J. P. Wilde 先生说,“若书面文件是在某一特定条件下签订的,即:除非有某种事件发生,否则书面文件不发生任何效力,那么为证明这一先决条件及对其的违反,法律会承认口头证据。”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鉴于蜡封式契约的特殊性,即使是蜡封式契约存在着一个先决合同,法庭仍然会需要首先确定先决合同的效力是否完全超过蜡封式契约。如Palmer v. Johnson一案[30],Bowen 法官就认为:“必须从先决合同(preliminary contract)本身对其进行解释,以判断和确定在正式的蜡封式契约制成后其效力如何。”
  4.关于日期
  即使是与书面合同所述的日期相抵触,那些用于证明契据真正的交付日期[31]或书面合同真正的履行日期[32]的外部证据仍会被承认;进一步来说,如果合同中并无关于日期的任何约定,法院将会承认那些能显示书面协议履行日期的证据[33]。
  5.关于合同后来的变更或解除
  关于承认外部证据的规则仅适用于已在书面合同中表现出来的能证明当事人原有意图的外部证据,因而那些在书面合同签订之后所达成的变更或解除(Subsequent Variation or discharge)书面合同的外部证据将会被承认。
  6.欺诈或不合法
  若证据是用来证明书面合同或蜡封式契据是在欺诈、不合法、不正确陈述、错误及胁迫的基础上签订的,那么这样的外部证据将会得以援引。同理,在适用衡平法救济如实际履行[34]、修改合同(rectification)[35]、或撤销合同(rescission)[36]时,外部证据将会被援引以证明救济所依赖的根据。
  (五)关于解释书面合同
  1.概述
  为解释书面合同而承认外部证据,这一原则由来已久。这样做并不会动摇书面合同的权威性,也并非是对书面合同作出改动、增加、删减或与其相抵触。引入外部证据的目的仅仅在于帮助正确地解释书面合同条款中某一词语的含义,或是更适当地查明和认定合同的真正标的物。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会适用口头证据规则。然而,在援引外部证据的时候,必须根据法律的规定来确定承认外部证据的性质、目的及范围。
  关于为解释合同而承认外部证据的一般原则,Tindal法官在 Shore v. Wilson一案[37]中作了系统阐述:
  “我认为,一般原则是:若书面契据中的语言本身是非常清楚,或外部情况并不会与这些语言的适用及书面契据中的标的物产生冲突,这样的书面契据应当依据契约自身语言的严格、明确、普通涵义来理解和解释;在这种情况下,为与双方设定契约的真实意图保持一致的原则,外部证据是不会被承认的。……但是,在对合同进行正确解释以反映当事人签订合同的真实意图时,大家都认为,上述原则至少有一个例外,或者更准确地来讲,不是例外,而是上述原则所追求的直接后果(corollary),那就是:若契约词句本身的含义或定义含糊不清,或是根据周围的环境适用这些语言有一定困难,那么就应当依据契约之外的证据来确定契约词句的含义和定义;因为,除此之外,为能显示当事人的真实意图,不存在任何其他对契约进行合理解释的方法。”
  如果书面合同中的词语已有清楚固定的意义,且并不会使合同解释产生歧义,那么就不能援引外部证据以证明合同双方签订合同是为着另一意图。[38]但是当词语或短语的含义不止一种[39]或者将合同中的词语或短语放到具体的环境中会产生含义模糊时,为确定所有词语或短语的真正含义,外部证据是会被承认的。法院有权利也有义务考察合同语言之外的情况,以确定合同双方在使用这些词语或短语时的环境,进而从这些环境中确定双方设定合同所想要达到的目的。[40] Wiberforce 勋爵在 Reardon Smith Line Ltd.v. Yngvar Hansen-Tangen 一案[41]中说:
  “没有一个合同会是真空的;合同双方总会赋予其某一规定。通常我们就把这种合法的性质称为‘周围环境(surrounding circumstances)’,但是这种称法并不够准确:因为我们可以列举各种‘周围环境’但却不能对其给出一个具体定义。对于一份商业合同,法院应当确定双方设定这份合同的真正目的、进而预知双方交易的相关原因、双方签订合同的背景、内容,等等。”
  他进一步阐述说,正如我们是客观地确定当事人设定合同的目的那样,“当一方谈及目标、目的或商业目的时,他也是客观地谈及一个合理的人处在与合同当事人相同情况下的想法。”[42]
  “普遍的原则似乎是:那些关于周围环境的证据,或能证明当事人签订合同意图的合同语言等外部证据均会被承认,但实际上那些仅能证明当事人的用词具有特定含义的事实是不会被援引的。”[43]在Prenn v. Simmonds[44]一案中,Wilberforce勋爵对此规则进行了归纳:
  “在我看来,合同当事方协商合同过程中的证据、证明当事人(签订)合同之意图的证据均不应被承认;而且当事人能够援引的证据应仅限于那些当事人在合同签订之前或当时所了解的事实背景,包括交易的原因(genesis)和交易的客观目的。”
  2.关于当事人的认定
  通常,若书面合同本身对于合同当事方的规定不甚清楚或明确,可以援引外部证据来认定合同真正的当事方。因此,如果房东将一封抬头为“尊敬的先生”的信函交给承租人以示续租时,为认定究竟谁是真正的续租人,法院援引并承认了外部证据,即使在这份协议里并没有提到承租人的姓名。[45]
  我们不妨与Warrington法官一道来看看在具体案件中,如何认定当事人:
  在 Wray v. Wray 一案[46]中,Eliza Wray, Henry Wray, WilliamJames Wray和Joseph Turnell四人共同设立了一个合伙,名为“William Wray”而并无“公司”字样。一份土地转让契据声称“将土地转让给William Wray”。法庭裁决,这份意在转让土地的契据当然是将土地转让给整个合伙企业而非其中之一的合伙人——William James Wray。法官Warrington认为:“我必须得确定的是:究竟谁才是土地转让契据中所讲的William Wray;而我发现,除以William Wray的名义外,我们也可以认为这份契据意在将土地转让给四名合伙人。”
  这种作法由 Parker 勋爵在 Fung Ping Shan v. Tong Shun一案[47]中发挥得淋漓尽致。Parker勋爵在陈述枢密院的意见时,阐述道:“毫无疑问的是,用于认定契约当事人的口头证据总是会被承认的;但是在考虑这种证据时,有一点必须牢记于心的是:契约本身所能提供的(无须争议的)明确事实(indicia of identity)。本案中的明确事实有以下:本案中所要找的被告应是:(1)名叫Tong Shun;(2)经常居住地为香港;(3)是一位商人;(4)已向土地转让商支付了25,600美元;及(5)本人亲自与土地转让商一道签署、蜡封、交付了一份土地转让契约。叔叔的中文名字翻译成英文以后可能也是“Tong Shun”,毫无疑问的是,他也可能被描述成是一位商人,似乎也已经向土地转让商支付了25,600美元。但是当契约的交付完成的时候,他并未居住在香港。相反,他定居于芝加哥,同香港的It一联系是他现在是或曾经是香港某一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他本人既没有亲自签署、蜡封及交付这份契约,也没有合法地委托过任何代理人签署、蜡封及交付此契约,因此他也就没有同土地转让商达成过任何契约。
  另一方面,侄子的中文名字译为英文是“Tong Shim”;其经常居住地为香港的维多利亚区;是一名商人。侄子向土地转让商支付过25,600美元,尽管这25,600美元钱来自于叔叔;侄子本人签署、蜡封并交付了契约,因而侄子才是土地转让商依契约提起的诉讼中的惟一被告。”
  这种原理也同样适用于那些以尚不存在的公司之名义所签订的合同中。在 Goldsmith (F)(Sicksmere) Ltd v. Baxter[48]一案中, Stamp法官说:
  “仅考虑公司章程而不考虑其他周围环境时,我发现一个拟制的公司法人要成为本案中的卖方须具备以下特性:(1)公司名称为 Goldsmith Coaches (Sicklesmere)有限公司;(2)据称其在 Sicklemsere 地注册;(3)据称其代表人名为Brewer;(4)为‘Shelley’的财产受益人。
  在运用周围环境或已知事实来解释合同时,我发现:(1)在法律上并不存在一个名为Goldsmith Coaches (Sicklesmere)有限责任公司,但是原告公司通常被认为即是‘Goldsmith Coaches’,是一家在 Sicklesmere的公共汽车和公共大巴运营商;(2)原告公司的注册地在 Sicklesmere,恰巧是其经营公共汽车和公共大巴业务之地;(3)原告公司的代表人名叫‘Brewster’;而且(4)原告为Shelly的财产受益 Jk。而且,我发现并没有任何其他公司具有这样的特性。在解释合同过程中,援引口头证据后,我确定无疑地得出结论:原告公司F. Goldsmith ( Sicklesmere) Ltd 即是真正的 Goldsmith Coaches (Sicksmere)有限公司。”
  3.关于标的物的认定
  认定标的物的普通规则是,若外部证据是用于辨明合同标的物,则此种外部证据将会被承认。因为任何交易总是会涉及处理某一具有特殊物质形态的财产或权益,因而在每一案件中,认定标的物就显得尤为必要。所以合同当事人必须将文件中的词句同现实(的情况)联系起来。因而,为认定合同转让中所涉及的标的物,外部证据通常是会被承认的。
  如在Ogilvie v. Foljambe 一案[49]中,双方当事人为买卖“Ogilvie 先生的房屋”而签订了一份合同。法庭援引了用于认定合同标的物的外部证据。William Grant法官说实际上,协议中的标的物将留待外部证据来确定;因此,为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应当承认外部证据。被告提到的是‘Ogilvie先生的房屋’,并同意‘为此不动产支付14,000英镑’;那么,为确定究竟是哪一幢房屋或不动产与本案合同有关,口头证据总是会被承认的。”
  这个规则并不仅仅适用于土地买卖合同。Stamp法官也在 Grigsby v. Melville 一案中对此进行了概括总结:“本案并不是一个为体现合同当事人真实意图而修改合同的诉讼;尽管根据交易环境已有大量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双方交易的意图并非如此,但我的意见是,为避免与合同交易的清楚语言相抵触,不应承认外部证据。非常不幸的事实是,有时的交易并非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图;并且有时合同中的语言却又恰恰排除了双方当事人的真实交易意图。”
  其基本原理在于,如果合同中的词句是明确的,为避免与合同条款相抵触,外部证据将不被援引。对此,Cranworth勋爵在Lord Waterpark v. Fennell 一案[50]中精彩地阐述为:“当(合同)词句有着清楚明确的定义时,任何用于解释(合同词句)或限定(合同词句)范围的证据都不会被承认。譬如,我本人的那份关于家宅的遗嘱就不能用外部证据来证明其涉及范围是一片水域而不是我的家宅。”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那些直接表明转让意图的证据是不为承认的。在 Hamble Parish Council v. Haggard 一案[51]中,Millett 法官说:
  “无论是交易本身还是与此相关的计划图都未能标明墓地的具体位置。因此,为能确定标的物的位置,将援引外部证据。但这些证据并不包括反映双方当事人交易意图的证据,因而为此目的,相应地也就不包括那些反映交易计划的证据。被援引的证据仅局限于:表明土地规划的证据、证明土地用途的证据及能表明交易完成之时情况的类似证据。我不得不把自己想象成一名在1984年时到过该标的物所在地的法官,手持产权交易证书,目视该墓地的所在位置,试图根据产权证书中所述的墓地特征,将其与周围的绿地区分开来。”
  4.关于多义性含糊的词语
  若书面合同中的语句仅指一人或一件事物,而实际上却不止一人或一件事物,就产生了多义性含糊(Equivocations)。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从书面合同文件本身不能确定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图,为解释含糊不清的字面意思,法院将会承认外部证据,即那些反映当事人签订合同意图的直接证据将予以援引。例如,在Raffles v. Wichelhaus一案[52]中,法院就认为,既然买方以“用Peerless号货轮从孟买港(Bombay)起运”的条款购买了货物,而后经证实有两艘名为“Peerless号”的货轮从孟买港出发,那么合同当事人就有权援引外部证据以证明究竟当事人当时意在约定以哪一艘“Peerless号”作为运输工具。同样,若有两人的名字均与票据上的收款人名字一样,出票人有权援引外部证据以证明究竟谁才是真正的收款人[53]
  5.关于商业习惯
  (1)一般原则:那些用于证明某特定地域的惯例或某一特定行业习惯的外部证据,是会得到法院的承认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证据通常是被用于以下两个用途:第一,证明合同的词语有着特定含义而完全不同于其普通含义;第二,当合同并未提及某一特定内容,用外部证据作为合同的附件(annex inddents)。前者的理论依据在于“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尽管当事人可能已经完全知晓,但若仅根据合同中语言的普通含义来理解,则有可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后果”[54]而后者却是因为通常当事人会将他们协商中的特殊内容写入书面合同中,而对那些惯例或商业习惯不会特别提及,但这些惯例或商业习惯却又是双方均已达成了共识的。
  商业习惯与书面契据的冲突:大多数法官均认为,无论援引外部证据的目的是为证明合同词语有着特定含义,还是为合同条款添加附件,对于援引外部证据均有一定的条件限制,那就是:这些外部证据不能与书面契约中的规定相抵触或对其进行修改。[55] Campell勋爵在Humfrey v. Dale 一案中对此规则作了最好阐述:“要满足这种不一致的例外情形,就应使可能添加的附件与双方可能在合同中约定的内容明显不一致。”
  要件:所援引的惯例或商业习惯必须是众人皆知的、确定的和合理的,并且不会同任何制定法相抵触,否则法庭不会承认这样的惯例或商业习惯。惯例或商业习惯的公众获知程度留待于外部证据来证明;但如果仅为贸易做法(trade practice)是不会被法院承认的。[56]
  (2)惯例:
  解释书面契约的惯例:在某一特定地域或地区通行的惯例会被法院承认,在Leidemann v. Schultz 一案[57]中,为确定“通常的装货费”的具体含义,法院援引了 Tyne港的惯例;而在Norden SS. Co.v. Dempsey[58]一案中,法院援引了利物浦港(Liverpool)的惯例这一外部证据以确定:装载木材的船舶到达租船合同双方约定的卸货港的具体时间。同样,在大量的海商法案件中,为具体明确合同中的“船边”、“交货”、“滞期费”、“工作日”,等等,均须援引某一特定港口的惯例。
  惯例作为合同条款的附属物(Custom to annex terms):合同条款经常都以某一惯例作为其附属条款。
  ⑶习惯
  用于解释契约的习惯:为了解释某一书面合同中的条款,法院将会承认某一特定贸易中固定的、确定的和普通的习惯。因此,在 Spicer v. Cooper一案[59]中,双方在合同中写道,“销售18袋肯特啤酒花(Kent hops),100金币”而且每袋重量并不止100磅,法院就根据行业习惯认为,大家对合同语言的理解是:每英担5英镑。若书面合同约定含糊不清,法院也会援引商业习惯这样的外部证据。
  习惯作为合同条款的附属物(Usage to annex terms):作为合同条款附属物的商业习惯,法院一般都会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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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引文献】
【引证文献】
  •  前言
     《国际商法论丛》 2003年 第1期 
【作者其他文献】
  •  亲情话
    《人民检察》 2006年 第15期 
【引用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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