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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厦门大学法律评论》
预付式消费服务合同中拒绝受领的法律效果
【副标题】 “孙宝静诉上海一定得美容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评释
【英文标题】 The Legal Effects for Rejection of Acceptance in Consumer Contract of Service by Payment in Advance
【英文副标题】 Review on the case of “Sun Baojing vs. Shanghai Yi Dingde Co. for Service Contract Disputes”
【作者】 刘洋【作者单位】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
【分类】 合同法
【中文关键词】 预付式消费服务合同;请求权基础;拒绝受领;风险负担;格式条款
【英文关键词】 consumer contract of service by payment in advance; Anspruchsgrundlagen; rejection of acceptance; assumption of risk; standard clauses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1(上半年卷)
【总期号】 总第二十七辑【页码】 153
【摘要】 在预付式消费服务合同中,经营者提供的格式条款载明“消费者单方终止消费,则预付款项不予退还”内容时,其属于我国《合同法》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格式条款无效情形。如若消费者无正当理由地单方终止消费,并造成服务提供不能履行时,应依服务合同上的价金风险负担规则,肯定经营者继续享有报酬请求权。在合同约定消费者应负受领配合的义务时,消费者拒绝受领的行为同时成立违约责任,在违约损害赔偿范围的划定上,应受可预见性规则、过失相抵规则、减轻损失规则及损益相抵规则的调节。在评价拒绝受领行为的法律效果时,应将价金风险负担与违约责任区分考察,不宜混同。我国司法实践对于请求权基础思维方式的运用,仍然亟待加强。本案裁判虽有较大偏误,但亦有可肯定之处,同时遗留下诸多问题有待将来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英文摘要】 In the consumer contract of service by payment in advance, if the standard clauses supplied by the enterprise present the contents that in case of the consumer's unilateral termination the prepayment will not be refunded, this falls into the scope of avoidance of standard clauses stipulated by our country's the Law of Contract and the Law of Protection for Consumer's Rights. If consumers terminate the consumption unilaterally without justification which makes it impossible for the services to be provided, the enterprises' right on payment should be maintained according to the risk-assumption-rule of payment in service contract. In case that the consumer's duty of acceptance and cooperation has been appointed, the consumer's rejection of acceptance would commit liability for breach of contract. The determination on the scope of compensation should be adjusted by the foreseeability-rule, contributory-negligence-rule, mitigation-rule and the collateral-resource-rule. When determining the legal effects for rejection of acceptance, the line should be dropped between the risk-assumption-rule and the liability for breach instead of confusion. The mode of thinking via Anpruchsgrundlagen in our country's juridical practice still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is case is notably judged in a wrong way, there exists however still some aspects to be appreciated, and at the same time many problems have been remained to be developed by the legal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futur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5157    
  案情概要及其裁判要旨[1]
  本案原告孙宝静于2010年7月,与被告上海一定得美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定得公司)签订了修身堂健康纤体服务协议一份。其中约定服务期为自2010年7月18日起至2011年1月18日止。原告选择被告提供的价值人民币10万元的尊贵疗程,所有项目疗程单价按八五折从卡内扣。如原告未按计划及进程表接受被告提供的服务,经被告善意提醒,仍未能有改善,且超过本协议约定的服务期限的,则视为原告放弃提供的服务。原告保证遵照被告制定的方案,适时参加各类项目及正确使用相关产品,如因原告自身原因不能按被告制定的方案切实履行,则原告保证不得向被告要求退赔任何费用。根据各人情况不同,被告提供的服务期限一般为3~12个月,原告保证努力遵守被告制定的方案及进程,以配合被告服务的实施。原告任何懈怠的态度或违反方案及进程的行为,经被告善意提醒而未有改善的,被告有权终止对原告的服务,原告并不得要求被告退赔任何费用。被告为确保双方协议的完整履行,特向原告发布声明书,上写郑重声明:为促使阁下达到理想的疗体效果,阁下必须(1)遵从我司的顾问指示;(2)配合营养师的指导及配合进食时间;(3)配合纤体部之安排并参与所有纤体疗程。如因阁下的个人原因,不能配合我司上述之安排而导致纤体疗程失败或进度缓慢,我司一概不负任何责任,也不会因此而退还余款或保留按照协议追究违约责任的权利。原告在该声明书上签字予以确认。
  其后,原告孙宝静向被告一定得公司预付人民币10万元的服务费,并于同年7月19日至7月31日,在被告处多次接受相应的瘦身疗程服务。后原告因体重未能减轻,停止在被告处接受瘦身疗程。后原告与被告交涉未果,在协议期满后,起诉主张:自己对被告的服务失去信心,且双方约定的服务期限已过期,被告收取服务费后未提供有效的服务,理应退还服务费用,故请求法院判令解除双方已签订的服务协议,并由被告返还人民币9万元。
  被告辩称:双方所签服务协议已经到期,不可能再解除。原告在服务期限内自动放弃接受服务,故按双方合同约定及相关法律规定,不存在解除合同并退款的理由。
  一审法院裁判认为: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协议已经因为期限经过而失效,无须再予解除。该服务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对双方具有法律拘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原告在被告处只实际接受了不到一个月的服务,而能否达到瘦身效果,需要原、被告双方的配合,也有个时间过程,其中饮食、疗程、运动等诸因素均可对瘦身效果产生影响。原告以不到一个月的疗程效果不理想而对被告疗效丧失信心为由,不愿再继续接受服务,法院难以认可。另外,在双方所签协议中,原告已经承诺:“原告保证遵照被告制定的方案,适时参加各类项目及正确使用相关产品,如因原告自身原因不能按被告制定的方案切实履行,则原告不能要求退还任何已支付予被告的费用。”而原告放弃继续接受被告服务的行为,已违反该承诺,构成违约,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8条、第46条,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不服一审判决,上诉主张:一定得公司在与其签订的服务协议中约定合同期满不退还任何费用,此系格式条款,减轻了一定得公司的责任,该条款应属无效。同时,附期限的服务合同在到期后,应对被告所提供的服务款项进行结算,多收的预付款应予退还。
  被告辩称:双方约定的服务期限已经届满,原告在服务期限内自动放弃接受服务,其再主张要求撤销服务协议并退款没有法律依据,一审裁判应予维持。
  二审法院审理中确认,前述10万元是预付款,由原告在被告按所接受服务公开标价的八五折进行抵扣使用。另,原告已在被告处接受的服务,按公开标价计算价款为31800元。并据此作出裁判认为:双方所签协议已因约定终止期限的经过而失效,无须再予解除。但这并不影响对于有效期内当事人的履行行为、履行过程作出评价,并认定违约责任。原告仅在被告处接受不足一个月,而欲达到瘦身效果则需要原告配合,并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被告已经针对原告的情况制定服务项目,并积极提供服务,并无违约或过错行为。而原告单方面放弃服务,导致服务协议未能继续履行,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同时,原告仅接受小部分服务,故不能再享受折扣优惠,应将其已经接受的服务按公开标价计费,并从预付款中扣除。双方当事人所签协议中,“余款不退”的约定系由一定得公司预先打印拟定的格式化条款,且服务协议及声明书的内容均只约束了孙宝静的权利、加重了孙宝静的责任,而未约束一定得公司的权利,并未遵循公平原则来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无效。另外,孙宝静单方停止履约的违约责任,不应按照“单方放弃服务余款不退”的格式条款来追究,而应由法院综合考量服务协议的履行程度、一定得公司提供服务的情况、孙宝静单方放弃服务的过错程度等因素,依照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确定。据此,酌定孙宝静承担2万元的违约金责任。是故,依《合同法》4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保法》)第24条之规定,扣除已产生的服务费31800元、违约金20000元后,一定得公司应返还孙宝静48200元。
  案例评释
  一、请求权基础的探寻及其分析
  对于本案的分析,首先须检索原告诉讼主张的请求权基础何在,如此方可保证案件的正确裁判。作为民法学习与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方法,请求权基础的思维方式在王泽鉴先生等学者的倡导下,[2]正日益被我国法学理论和实务界所接受与重视。但不可否认,我国司法实践在对具体个案作出分析时,请求权基础思维方式的运用仍然非常薄弱。法院在进行法律适用时,往往无法自觉地将此一思维方式贯穿于案件裁判,这也导致裁判文书在论证说理上的粗糙和说服力的不足,不仅削弱了司法裁判的公信力,而且也不利于实务见解的稳定化、体系化,更影响了理论与实务的互动。这在本案中亦体现得相当明显,不仅当事人在诉辩对抗中毫无言及请求权基础,甚至法院裁判中也未就此予以明确阐释。
  从裁判文书载明的案情事实来看,原告孙宝静在一审起诉时提出:“自己在被告处进行了几次纤体服务后,非但体重未减轻,且多次感到身体不适……已对被告服务失去信心,且双方服务协议约定的期限业已过期,被告收取原告服务费后未提供有效服务,理应退还服务费用。”分析此一主张,对于原告要求退还余款的请求权基础,可作如下几种解读或者推测。
  其一是,原告主张被告所提供的服务存有瑕疵,是对合同给付义务的不完全履行。自己停止接受服务的行为,应当属于对拒绝受领权的正当行使(《合同法》148条),进而,被告未能全面适当地履行其依服务合同所应承担的义务。相应的,根据双务合同中给付义务与对待给付义务之间的牵连关系,鉴于被告仅仅提供了一个月的服务,自己当然有权根据双务合同中的同时履行抗辩权规则(《合同法》66条),[3]拒绝承担超过一个月的服务价款的对待给付义务。所以,对于剩余五个月的服务费,被告应当返还。
  如欲判断此种请求权基础的构造成立与否,首先需要澄清的问题是,被告的履行行为是否不符合合同的约定。因为,拒绝受领权行使的前提要件之一即是,债务履行不符合约定。[4]而且,为了贯彻合同履行中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合同法》6条),尚须债务人履行行为对合同的违反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以至于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时(《合同法》148条),方属对拒绝受领权的正当行使。[5]否则,就是对权利的滥用,甚至会构成债权人迟延。[6]
  而在本案中,双方签订的乃是瘦身服务合同,亦即,债务人所负担的债务内容是向债权人提供一定期限的瘦身服务。对于此种无形而抽象的服务之债,已有学者敏锐地发现其自身的特殊性所在,并指出其无论是在债务内容的无形性、履行与消费的同时性、返还的不可能性、当事人信任关系的重要性,还是服务瑕疵判断的困难性、损害赔偿责任的复杂性等诸多问题上,都与传统的物型合同存在很多差异。[7]因而,在具体判定服务瑕疵和违约事实时也须颇费思量。对此,学者建议可行的路径之一是:首先应依服务类型分别判断瑕疵,即对“物的交易的衍生”的承揽性服务,着眼于服务结果的瑕疵判断;而在委托型服务中,更注重服务本身是否合适成为判断的对象;对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形态,可将结果上的不完全视为瑕疵,而服务过程是否妥当则作为衡量是否具有过错的标准。[8]至于本案所涉及的纤体瘦身服务合同,更是直接以债权人的身体作为行为指向的对象,显然,债务人无法在缔约时就绝对确定地保证能够实现成功瘦身的目标。也就是说,在此一合同的语境中,债务人并非承担了结果债务,而毋宁是一种行为债务,亦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按照合同性质及目的的要求,以善良管理人的行为标准去制定方案、履行合同、实施服务。[9]由此可见,在确定本案中瘦身服务合同的类型归属时,应当考虑其所呈现的事务处理之特质,肯认其与委托合同具有相当的类似性与亲和性,并可得准用委托合同的相关规则处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及相关法律问题。准此以言,对其中服务行为瑕疵与否的判断上,就不应单纯以履行的结果作为认定标准,而应更加关注服务实施的过程,通过将债务人应负的合同义务具体化,然后将其与服务人的实际行为予以对照,[10]进而判断履行行为是否全面和适当,以妥切地判定瑕疵。
  也正是基于此种特点,一审及二审法院在其裁判说理中均相当明确地指出:“原告在被告处接受服务不到一个月即不愿继续接受对方服务,但因达到瘦身的服务效果需要孙宝静的配合,并且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一定得公司针对孙宝静的情况已制定了服务项目并积极地提供服务,原告以不到一个月的疗程效果不理想为由,主张对被告丧失信心,法院难以认可。”由此可见,在对服务行为是否存在瑕疵问题的判断上,法院的思路亦是,将考察重点置于对债务履行过程及具体行为方式的分析之上,并据此作出认定,而非以行为是否达到特定结果作为裁量准则。故此,本案被告已经对应性地制定服务方案并积极开展服务,并未违反具体的行为义务与要求,也就不存在服务上的瑕疵或者不完全履行的问题。所以,原告终止消费并非正当行使拒绝受领权的行为。
  进而,原告也就不得主张同时履行抗辩权,因为,同时履行抗辩权的成立与行使,除了须因同一双务合同互负债务、对待给付均已届清偿期且属合法有效、对方的对待履行是可能的等要件外,[11]同样还必须债务人未为履行或者未为完全履行方可。[12]而在本案中债务人对服务合同的履行行为并无瑕疵或者不当之处可言,已如前述,则原告在契约正常履行过程中单方停止接受服务的行为,当然就没有成立同时履行抗辩权的余地。更何况,同时履行抗辩权也只有当债权人尚未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时,方有其发挥功能的必要性和意义。之所以如此,乃是根源于同时履行抗辩权自身鲜明的预防性特征。[13]申言之,同时履行抗辩权的两大根本性功能在于:避免授予信用(protect the withholding party from having to advance credit to the non-performer)和增施履行激励(give the latter an incentive to perform),也就是说,权利人通过该抗辩权的行使,一方面将给付内容继续保留在自己手中,从而达到防止自己徒为给付而承担对方不予对待给付的履行风险;另一方面又能借此向对方施加压力,增强其履行对待给付的动力。[14]由此可知,同时履行抗辩权的行使,只在债权人尚未履行自己的给付义务之时,才有可能;如若债权人已经完全交出了自己的给付内容,那么,同时履行抗辩权的预防效果,以及前述避免授予信用、增施履行激励的两大功能,显然将成为空谈。而在本案中,原告孙宝静已经将作为合同对价的全部预付款交给对方,亦即,其已履行完毕自己的给付义务,即便被告构成瑕疵履行,此时也仅会涉及事后的损害赔偿或者解约返还的问题,而非事前预防或者避免授信的问题,故同时履行抗辩权当然就无从发挥其制度功用了。
  另外,单从本案合同最终履行结果的角度观察,被告实际上仅提供了一个月的服务,而原告却交付了六个月的价款,对比之下,这显然给人以双方当事人利益状态失衡的外观印象。而且,极易使人认为被告构成部分履行,并违反了双务合同中给付与对待给付之间的对价平衡关系,[15]从而可有同时履行抗辩权的适用。但实际上,尤须澄清的是,同时履行抗辩权作为双务合同中给付义务在功能牵连性上的体现,乃是仅仅存在于合同履行领域的制度。[16]易言之,它的本旨功能在于,确保合同履行过程中给付风险的平衡负担。是故,合同的有效存续也就成了该制度得以成立及存在的根本前提,一旦合同本身消灭了,同时履行抗辩权也就失去可得附丽的基础。依此逻辑,即使当事人最终的利益状态呈现出失衡的外观,但由于合同已因约定存续期间的届满而失效,亦无须再做任何履行,当然就不会有同时履行抗辩权存在的可能性。
  综上可知,尽管原告提出的诉讼主张与拒绝受领权及同时履行抗辩权存有相当的类似性,但实际上并未满足后二者的构成要件,当然就无法以之作为请求权基础。
  其二是,原告主张其与被告之间的服务合同性属委托合同,并根据《合同法》410条的规定解除合同,从而,根据《合同法》97条的规定,对于已经履行的合同义务,原、被告双方应当承担相互返还、恢复原状的义务。但是,鉴于被告已经提供的服务依其性质无法返还,则应当依照原合同的价款计算方式给予价值补偿,如此两相扣减之后,被告仍应向原告返还剩余五个月的预付款。
  对此,首先须明晰解除权的行使规则,方可判断这种请求权的基础能否成立。解除合同意味着对于有效成立并继续存在的合同,根据一方或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使合同关系归于终了。[17]易言之,合同解除制度的根本功能在于,使当事人从现存的“契约法锁”之拘束中解放出来,重新获得交易地位上的自由。[18]因而,解除权行使所针对的对象,就必须是已经合法成立并生效,对当事人仍然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合同,而解除权也只有在合同仍然有效存续的期间予以行使,方有其意义;[19]如若合同已经消灭或者不再存在,则既无解除的可能,亦无解除的必要。本案中,原告在起诉之时,服务合同已因约定期限的届满而失去效力。故此时当事人之间已无契约关系的存在,解除权也就无从产生和行使,这在法院裁判文书中已有相当清楚的论述。
  但另须注意的是,可否将原告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停止接受服务的行为界定为行使解除权呢?就此问题,应当指出,解除权在性质上归属于形成权,亦即一种仅由单方意思表示即可使既存法律关系发生变动的权利。[20]其在行使过程中,表现为一种单方的须予受领的意思表示,须以通知的方式向对方作出明确的表示,[21]且自该通知到达对方时产生法律效力(《合同法》96条第1款)。可见,解除权的行使,并不存在仅以行为或者默示方式即为已足的可能性。而在本案中,原告中途终止消费时并未明确向对方表明其解除合同的法效意思,更未作出解除合同的通知,并不符合《合同法》对解除权行使设置的规则。因而,尚难以仅从该客观行为解释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
  由上可见,原告亦不得以解除合同作为请求权基础,要求被告返还余款。
  其三是,原告主张,自己给付六个月的价款,而被告实际仅提供了一个月的服务,两相对比,显失均衡。故被告对于其未曾提供服务部分所对应的五个月价款,应属受有不当利益,而自己受有损失,当可依据《民法通则》92条主张不当得利请求权,要求被告予以返还。
  就此而言,则须从不当得利请求权之构成要件是否齐备,展开分析。本案中,原告交付六个月价款,被告提供一个月服务。显然,原告受有损失、被告获取利益,且此种损益变动源于当事人之间的给付关系,亦可认定因果关系的存在。但在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法律构造中,更为关键的要件则是,被告受领及保有该利益有无法律上原因。[22]对此问题,宜采不当得利体系构造上的非统一说,就给付型及非给付型不当得利分别探讨。在给付型不当得利中,所谓欠缺法律上原因者,常表现为三种形式,即:给付目的自始不存(如非债清偿)、给付目的嗣后消灭(如契约被撤销)及目的不达(如预期条件不成就)。[23]而在本案中,原告之所以给付价款,系为履行因有效成立的服务合同所产生的债务,亦即,其目的是为清偿基础行为而生的债务。所以,该有效成立的合同之债,即属原告作出给付的目的,而该债务亦因清偿而消灭,给付目的随之实现,被告受领并保有该给付利益也就具有了法律上的原因,[24]并不构成不当得利。在当事人之间存在有效契约的场合,因该契约而生的债务便成为给付的目的和受领给付的法律上原因,即使是在债务人瑕疵履行的情况下,结论亦不会有所不同。[25]盖因为,契约法上本已设置瑕疵担保责任制度及债务不履行的责任制度,以救济债权人,而无须不当得利制度的介入。[26]否则,不仅压缩瑕疵担保及债务不履行制度的适用空间,也会损及不当得利制度的安定适用,甚至造成债法体系内部的紊乱。而在本案中,被告受领价款乃是以当事人间原已有效成立的服务合同为基础的,当然存在法律上的原因;更何况,其提供服务的履行行为并无瑕疵,就更不应认为债权人给付的目的不达。
  是故,原告无法经由不当得利请求权寻求救济。
  综上可见,就原告所提诉讼主张及案情事实而言,实难为其主张权利寻得有效的请求权基础,其在契约履行过程中停止接受服务的行为,并非正当行使拒绝受领权抑或同时履行抗辩权,亦无法解读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而恰恰相反,这实属没有正当理由而对于债务人的适当履行拒绝受领的行为,是对合法有效合同的任意废弃及诚实信用原则的违反。更何况,双方已在服务合同中明确约定,对于债务人提供的服务,债权人负有配合受领、积极协助的义务。而本案中,原告在契约正常履行的过程中,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即单方终止消费、拒绝受领,显然构成违约。也正是基于此种原因,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放弃继续接受被告服务的行为本身亦违反了双方服务协议中原告所做的承诺……故原告作为违约方要求退还服务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难以支持。”
  二、合同格式条款的认定及其效力判断
  对于原告单方终止消费的行为,尽管应将其定性为无正当理由的拒绝受领,从而属于对合同约定的违反。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直接据此认定,债务人能够以该“余款不退”的合同条款作为保有预付款的依据。其原因正如原告在上诉理由中所指,该条款由债务人一方单方拟定和提供,尚须经过格式条款纳入合同及效力控制程序的检验后,方能明确其可得产生的法律效果。
  就当事人间因格式条款所生之争议,有学者提出应依循如下步骤处理:一是,当事人之间有无定型化契约存在,或至少是否当事人一方于系争契约交易上,使用其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无此情形,即不生格式合同的相关问题。二是,系争格式条款,是否已经构成当事人契约之内容?三是,已被纳入的格式条款,是否有解释上的疑义?如有疑义,则应作成有利于消费者的解释方案。四是,解释上无疑义的格式条款,是否因法定事由而无效?五是,格式条款无效者,当事人间的其他权利义务,是否因而亦归于无效?[27]
  依此逻辑,对应到本案中,则首先应当考察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格式条款。为此,须分析本案系争条款是否具备了格式条款的一般特征,即:单方提出、预先拟定、未经磋商、多次重复使用等。[28]依本案法院认定的事实,该服务协议中“余款不退”的条款,乃是被告“预先打印拟定的格式化条款”,并欲以之重复用作与不特定对象的客户签订服务合同的格式化文本,显然具备了格式条款的特质。此后,则须考察该条款应否被纳入并成为契约内容之一部分。就此,学者指出,应依格式条款订入合同的要约、承诺及消极要件进行认定。[29]申言之,先由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对格式条款作出提示,以引起消费者注意;在消费者了解后,提供方还应对格式条款作出充分的说明;待消费者表示同意后,该格式条款方可被认定为纳入了格式条款。[30]凡是未经消费者事先审阅的格式条款,均应赋予消费者决定权,由其自主选择是否允许该条款构成契约的内容(台湾地区“消费者保护法”第11条之一参照)。[31]而如果消费者在该格式条款文件上签名,则可推定为消费者已经充分了解该格式条款,并同意将其纳入合同中。[32]本案中,原告已在服务协议载明前述格式化条款处签字确认。据此,可推定该格式化条款已经过提示、说明及同意的程序,因而可视为已纳入服务合同中。至于对第三步的检验,本案所涉格式条款的内容表述较为清晰,双方当事人就其含义亦无争执之处。而恰恰是第四步,亦即该格式条款是否有效的问题,成为诉辩双方在二审争议中的焦点所在。依据我国《合同法》40条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6条(修订前第24条)规定,格式条款无效的原因主要包括:具有《合同法》52条、第53条的情形,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情形。就本案而言,依法院的裁判认定,该“余款不退”的条款,当属不合理地排除或限制了消费者的权利、免除了经营者自身应当承担的义务或责任,甚至会导致“作为消费者的孙宝静一旦预付了服务期内的所有费用,即使对服务效果不满意也无法放弃接受服务”的结局。因而,“提供格式条款的一定得公司并未遵循公平的原则来确定其与孙宝静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合同法》39条),应属无效。最后,鉴于此格式条款可分离于案涉合同的其他条款和内容,所以,该条款的无效并不影响当事人就各自权利义务所做的其他约定。
  由此可知,该“余款不退”的格式条款,不能作为被告保有预付款的基础。而一审法院却恰在其裁判中,依据这一无效条款支持了被告的抗辩、驳回了原告的诉求,这也是一审裁判结果难以令人信服,并导致二审改判的根源之所在。
  但是,否定了该格式条款的效力后,是否就意味着债务人丧失了继续保有该预付款的正当理由,从而应当返还呢?恐怕尚难直接得出此一结论。其原因在于:被告受领付款时,乃是以有效存在的服务合同作为其正当基础和法律上之原因的;而原告给付款项,也是对其因合同所生债务的履行行为,一旦给付之后,其合同上的付款债务即告清偿,给付目的亦已达成。纵然嗣后合同因期限届至而消灭,甚或被解除,但受领款项之时曾经有效存在的法律上的原因却不会因之而丧失,[33]被告当然也就不构成不当得利,这在前文检索请求权基础之时即已叙明。更何况,本案中服务合同履行障碍的根源,在于原告的单方违约和拒绝受领行为。而且,原告作为诉讼程序中积极主张的一方,本就负有提供充分论据,以支撑和证成其诉讼请求的责任。因而,对于本案格式条款效力的否定,仅仅意味着,被告不能以这一条款作为拒绝返还的理由,并不等于否定了合同之债本身作为其保有款项的基础。在原告尚未就其诉求提供充分理据和正当的请求权基础之前,如欲像二审法院那般,仅因为格式条款的无效,就径直认定被告的返还责任,显然失之武断和轻率。
  三、债权人拒绝受领的法律效果评价
  (一)债权人拒绝受领时的预付款返还
  其实,本案当事人争执的所谓应否退还预付价款的问题,其本质表现为双务契约上债务人的报酬请求权,抑或债权人对待给付义务的问题。申言之,本案当事人签订的瘦身美容服务契约乃是双务契约,在约定的特定服务期间内,双方分别负有提供定量服务及给付对应价款主债务,二者构成对待平衡的牵连关系。其后,在契约正常履行的过程中,对于债务人提出的并无瑕疵的适当给付,债权人无正当理由却单方拒绝受领,从而构成受领迟延,并使合同履行及其目的实现发生障碍。最终,合同因约定的履行期间徒过而消灭后,债务人的给付义务确定性地履行不能。则在此情境下,债务人是否仍然享有报酬请求权,或者说,债权人是否仍然应当负担其对待给付的义务?可见,本案问题的实质在于:双务服务契约中,因可归责于债权人的事由而使服务给付成为不能时,债务人固然免于给付义务,但债权人是否仍应负担对待给付的义务,及债务人是否仍然享有报酬请求权?
  对此种服务合同上价金风险负担的问题,[34]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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