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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厦门大学法律评论》
法律与发展研究的经验教训
【英文标题】 The Lessons of Law-and-Development Studies
【作者】 [美]布赖恩·Z.塔玛纳哈郭晓明(译)【作者单位】 莱顿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分类】 理论法学
【中文关键词】 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理据冲突;经验与教训;应对危机
【英文关键词】 modernization theory;dependency theory;theoretical tensions;lessons;addressing the crisis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1(上半年卷)
【总期号】 总第二十七辑【页码】 224
【摘要】 美国的法律与发展研究是一项立足于美国本土经验、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法律知识输出运动,其先后以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作为两大研究范式。前者强调西方的制度移植和价值转型,但无视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现实;而后者指明西方经济殖民主义的深重禁锢,但低估了世界经济体系的有益推动。鉴于两大研究范式的理论失实和理据冲突,法律与发展学者积累了一系列的经验与教训。其核心在于,随着发展中国家的不懈努力,在世界范围内定会实现以最低限度内容为基础、以本土经验为依托的多元化法治模式。面对潜在的理论危机,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态度和法学研究的多重局限也应认真审视。也许,面向本土经验的法律改革,是我们应对危机的必由之路。
【英文摘要】 Law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serve as a movement in the exportation of legal knowledge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various developing countries,which deeply roots in the American indigenous experience.In the light of the two major paradigms dominated in this field,modernization theory emphasizes the transplantation of legal institution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legal values,while ignores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social rea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dependency theory indicates the disastrous exploitation of the western economic colonialism,but underestimates the beneficial promotion of the world economic system.Owing to the theoretical failure and tensions at hand,law and development scholars have learned a set of precious lessons.With the persistent endeavor,developing countries will eventually establish successful and indigenous permutations of the role of law.In addressing this theoretical crisis,a postmodernism-oriented critical analysis and the multi-limitations of legal study must be carefully scrutinized.In all,a homegrown legal reform appears to be the only workable solu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5152    
  法律与发展研究已经度过了30余年的学术历程。通过审阅最近出版的两本专题论文集,我们得以回顾该领域的学术成果、研究现状和未来走向。
  由安东尼·卡蒂编辑出版的《法律与发展》收录了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到80年代末期的相关论文。该书的第一章首先论及了在该领域处于主导地位的两大研究范式: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第二章随后再现了关于发展权的学术论争;最后一章则以国际发展法为议题展开了理论探讨。这部颇具代表性的论文集囊获了诸多在法律与发展领域负有影响力的论文,并且对该领域的学术进展提供了翔实的介绍。
  由萨米·阿德尔曼和阿卜杜尔·帕里瓦拉编辑出版的《第三世界中的法律与危机》收录了一系列学者在法律与发展领域引领的热点议题,从法律理论到宪政、刑法、社会行动诉讼、国际贸易、债务危机以及一些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和法律的论文。
  总体而言,上述两部作品给这一新兴领域[1]带来了简明而精当的文献概览。由于法律与发展研究历经多时正趋于成熟,所以我们对该领域的回顾是适时的。但是,该领域一直具有一项特质,即参与到其中的研究者们始终声称处于危机之中。大卫·楚贝克和马克·加兰特在1974年通过论文《学者中的自我异化:美国法律与发展研究的一些危机反思》首次表达了这一危机。[2]将近20年后,萨米·阿德尔曼和阿卜杜尔·帕里瓦拉声称危机仍在继续。[3]这场危机对该领域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并引致了大量的问题。最为重要的质问在于:危机的本质是什么?解决的方案又是什么?
  通过对该领域的回顾,我打算展示出其所带来的重要的经验教训。其中,大多数启示隐含在本文所评阅的文献中。这不仅与法律在发展中国家所扮演的角色有关,同时也与法律的本质与作用相关。本文的结构将如下安排:首先,我将对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加以描述。我试图超出对该理论在通常意义上的实体论证,而将其置于更为广泛意义上的政治—智识—社会语境之中。我还将展示这些理论如何相互关联,并且影响了法律与发展文献。随后,我将讨论贯穿于该理论中的内在困局,列明应当从中汲取的经验教训,并应对这场为学界广泛热议的危机。
  现代化理论
  一、政治发展运动
  作为首个贯穿于政治发展运动的研究范式,现代化理论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余波而逐渐产生。该理论主要源于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努力。[4]其理论根据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简而论之,该理论认为:发展是一种能够增进社会差异的必然性进化过程,其必将引起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向西方化靠拢。这一进程的结果将会带来自由市场体系、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和法治的构建。[5]
  依据现代化理论,政治发展应当具备四项要素。[6]作为第一项要素,合理化以杜克海姆、韦伯、滕尼斯和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作为基础,即从特殊到普遍、 因袭到成就、感性认知到情感中立的转型。而所有转型均伴随着社会的功能分化。第二项要素强调国家整合或称国家建构。鉴于发展中国家所遭受的大量民族冲突,该项要素显得尤为突出。第三项要素是强调多元、竞争和责任的民主化。第四项要素是尤以通过教育实现的动员或是参与,其目的在于扩大活跃于政坛的人口比例。
  自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现代化学者对发展抱有显著的信心与信念。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这股乐观主义情绪却陷入了极度的悲观之中。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有违预期、民主政治体制的解体、集权和军事政体的扩张,种种事实违背了现代化理论关于政治发展的前提假设。总之,现实总是与理论相冲突。
  现代化学者面对理论破产的第一次回应是将问题归咎于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因素。主流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缺乏正确的态度,即政治文化或公民文化是西方制度得以存续所必备的重要保障。这些态度包括一系列的思想倾向,如民族共同体、政府的合法性、民主、国家法的遵从、政治主体和官僚政府主体的职位与职责、公民对政治体制的责任。[7]
  然而,现代化理论不久便遭受到猛烈而尖锐的批判。事实证明,西方优越感、社会进化论、无效的目的论推理和单纯幼稚的臆想很容易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与此同时,现代化理论所采取的结构功能主义研究范式也被大加指责,特别是作为一个趋于保守的社会学理论,其以中立的科学作伪装,来维护一种不公平的社会现状。[8]
  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提出了一项有力的批判,即将现代化等同于政治发展是一个错误。[9]他发现现代化所呈现出的诸多面向(城市化、文化普及、工业化和大众媒体的传播)在发展中国家却表现为滞后的政治发展甚或腐败的政治体制。其所提出的对策颇为专断,即我们不必过于强调政治体制构建中的社会参与,尤其对于一个掌控实权且处于支配地位的政党而言。既然秩序构建是首要目标,他毫不犹豫地呼吁“美国人应当支持与我们目标相一致的最强的政党”[10]。依据亨廷顿的见解,权力政治已经侵扰了学术。
  现代化理论和由此带来的政治发展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逐渐趋于落寞。在我们转而具体讨论与现代化理论相关的法律与发展问题之前,有一点很少被提及,但应当予以强调。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初期,[11]公民权利运动和反越战抗议将美国的国内纷争推至内战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所以,上述许多事件应当在此背景下加以理解。学者们深受影响,因为大学校园是发生冲突最为激烈的场所之一。对少数人而言,这场骚动使其再次感受到秩序的价值;而对多数人而言,这场骚动则引起其对美国制度和价值的怀疑。
  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凯旋,政治发展运动在乐观主义的时代氛围下顺势兴起。而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政治发展运动由于丧失了美国所特有的淳朴品质而骤然崩溃。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的失败不是导致现代化理论终结的唯一理由甚或首要理由。许多发展学者深知,现代化理论是一项包含一系列理想的理论模型,但这些理想需要通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够实现。现代化理论必将破产,因为对于许多备受困扰的学者而言,现代化理论所追求的理想已不再是不证自明的,甚至也是不值得输出的。
  二、法律与发展运动
  法律与发展运动事实上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展开的,[12]当时政治发展运动已经开始衰落。[13]关于法律与发展主题的早期论文主要发表于1965年至1975年这10年间,[14]该时段正好与美国的社会剧变相呼应。因此,与导致政治发展运动衰落的原因相同,法律与发展运动注定失败,无论法律在发展中国家的境况如何。虽然我稍后将对此点加以详述,但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为我提供了起码的佐证:楚贝克和加兰特在1974年宣称法律与发展运动的终结——离该运动的正式启动不足10年的光景。然而,对一项被普遍认为相当困难的课题而言,10年的时间并不足以评价其成功或失败。
  法律与发展运动采纳了现代化理论的基本信条,遵循了现代化理论的基本观点,即社会发展进程最终将导向法律价值和法律制度与西方社会的相类似。诚如加兰特于1966年在《法律的现代化》一文中所言,“欧洲与其他地区的发展进程应当被视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型法制的转型过程。这种类型的现代化在新型国家和传统国家仍将继续”[15]。对于法律在发展中的作用,一篇再版于卡蒂编辑的论文集、由楚贝克创作完成的文章《面向一种法律的社会理论:关于法律与发展研究的随笔》[16]为我们提供了精当的理论分析。从理论上讲,法律对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为法律提供了市场体系所必备的功能要素。这些要素包括:普遍规则的统一适用,以期实现可预见性和可计划性;合同法的运作方式,以保障未来预期;以及保护劳动成果的财产法。从理论上讲,法律在政治发展进程中作为自由民主国家的有力后盾,是政府实现目的的工具,并用于约束专断或是压迫的政府行为。
  楚贝克和加兰特详述了自由主义法制模式的核心特征,他们将其称之为“法律自由主义”,其主要内容在于:(1)社会由个人组成,个人为了公共福利而同意组建国家;(2)国家通过法律对个人施加控制,但要受到法律的约束;(3)法律被用于实现社会目的,且不向社会范围内的任何个人或团体提供特殊的优势;(4)法律平等地适用于所有公民;(5)法院是负有解释和适用法律义务的主要法律机构;(6)判决建立在权威的规则与原则的综合体之上,且司法判决不受外界的影响;(7)法律主体受到法律规则的约束,大多数社会成员已经将法律内化于心,且一旦出现违法行为,执行措施将保证法律的统一。[17]
  基于对上述模式的绝对依赖,美国法律学者纷纷前往趋向改革的发展中国家。与法律的社会控制理论相一致,他们的重心在于通过法律教育和法律职业的改革,以实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目标。
  正如现代化理论在政治发展运动中的遭遇一样,楚贝克和加兰特在文章《自我异化》中批评了法律自由主义模式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幼稚思维方式。[18]他们列出该模式呈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两种方式:第一,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反差。与政治多元化不同,发展中国家具有社会分层、尖锐的阶层差异和专制政府。与氏族或村落相比,国家实力薄弱。大多数社会成员将法律规则视为身外之物。法律规则的颁布通常基于经济权贵的利益。法院一般地位脆弱或是无关紧要。第二,楚贝克和加兰特认为输出工具主义的法律观是颇为危险的。当国家被专制群体所虏获时,主要作为工具意义上的法律便不能够起到约束作用。由于缺乏自身的价值或目标,法律会变成掌控国家的人所玩弄的工具。
   然而, 楚贝克和加兰特没有提供替代西方模式的任何方案。他们却提出了一种相当消极的路径,即“折中式批判”认为法律自由主义范式的内在要素“具有固有缺陷”。[19]他们的文章发表不久,美国的法律与发展运动便几近结束。基金会停止了资金援助。致力于该主题的许多协会或项目大幅削减或已告终结。参与的学者转而投向其他领域。
  在美国法学界,上述事件并不意味着法律与发展的终结。特别是法语和英语学者,以及大批来自非洲、拉丁美洲和印度的学者针对前殖民地国家继续展开研究和写作,并完成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更为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的法律工作者,无论是定居本国还是侨居国外,继续加速法律移植,并以西方模式为蓝本构建法律制度。为了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联合国及其诸多机构同样参与到法律发展事业之中,从标准合同的起草到行为准则的推进。当前,“法律全球化”的升温迹象日益明显。在此进程中,发展中国家亦加入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海洋法等国际法律框架之中。同时,合同法、商法,乃至宪法等国内法律制度也逐渐趋于一致。[20]
  法律与发展学者间的危机并没有渗透到发展中国家的法律工作者队伍里,后者所面对和解决的是重要的现实问题。他们不能够沉浸于折中式批判的愉悦之中。由于发展理论的失灵,法律发展研究的现实与迫切并未受到影响。
  而毫无疑问的是,楚贝克和加兰特的《自我异化》仍然是法律与发展研究最负影响的一部作品。我们看到,本文所评论的两部论文集的导言部分均对该篇文章有所讨论。阿德尔曼和帕里瓦拉在“未来的规划”的标题下言明了这股持续统治的显著特征和获取进步的失败迹象:“该篇文章的贡献在于以自由主义法律和发展理论的批判为线索,以及对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的关注。”未来的规划仍然没有改变。如果只有消极批判,而没有相当的或是更大的积极构建,那么我们所收获的便仅仅是破坏。因此,对于《自我异化》在该领域中表现出的推理定势,摆脱思维束缚对我们至关重要。
  三、自我异化源于本土,属于本土
  从历史进程中转变研究视角也许是最好的办法。在合作完成了这部异常成功的文章之后,楚贝克继而成了批判法律研究运动的核心人物。[21]虽然《自我异化》的发表先于批判法律研究运动的正式兴起,但是该部作品以其对法律自由主义的攻击和批判方法的采用,被视为批判法学的经典佳作。
  该部作品与批判法学的内在联系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早期的批判法学者毫无疑问地深受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期的民权运动和反越战抗议的影响。基于此,批判法学是一场源自于美国特有经验的学术运动。第二,即便在其鼎盛时期,批判法学始终没有超出美国法学院中的左翼学术圈。这种现象与美国法律实践的现实很少有明显的关联。
  毋庸置疑的是,我们需要牢记自由主义法治传统如何未能实现其所标榜的理论预期。批判法学的价值在于始终对过于自信的法律传统加以批判。但是,我们应当记住,这项批判事业与在西方已处于主导地位的健全的法治传统相伴相生。
  尽管与批判法学相密切相关,《自我异化》事实上更多地关注于本土事件,而发展中国家的情形依文章所言并非如此。其中,楚贝克和加兰特面对法律自由主义的挑战仅仅列出了四种出路:(1)“第三世界的经验知识”;(2)“自由主义法律观的失信:以美国社会为图景”;(3)“对美国经验的普适性或可取性的质疑”;(4)“对政策动机(美国政府和第三世界的政府)的怀疑”。[22]四种中的三种主要或是直接与发生于美国的事件相关。
  鉴于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上述第一种出路完全建立在发展中国家的现状之上。但是,这一出路依旧与美国的政治动荡紧密联系。楚贝克和加兰特承认,自由主义法律者总是认为发展在第三世界的法律现状和理想模式存在诸多鸿沟。事实上,模式的目的在于促使改革者能够精确定位矛盾,量身设计对策。[23]这尤其是对楚贝克和加兰特所持续拥护的法律自由主义的典型例子的一次检验:[24]托马斯·弗兰克创作于1972年、再版于卡蒂编辑的论文集中的一篇文章《新的发展:美国法律和法律制度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吗?》 (pp.3~37)。弗兰克针对美国模式的适应性界限展开了大篇幅的讨论(pp.18~24)。其观点在于:虽然美国模式在特有方面具有可移植性,但是我们仍然应当高度慎重。所以,即便是所谓的罪人对于楚贝克和加兰特所指出的问题也相当重视。
  在明晰了发展中国家理想与现实之间众所周知的差距之后,楚贝克和加兰特继而提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当对“社会中的法律模式与美国的法律现实之间的差距”[25]有所警觉。楚贝克和加兰特针对法律自由主义模式所提及的所有理据最终都与美国“本土”事件相关联。
  当前的情况是颇为讽刺的。楚贝克和加兰特抨击了法律与发展学者对自由主义法治模式的自负输出,但确切地说,自己却重蹈覆辙——他们向发展中国家传递了由美国本土的法治危机所驱使的批判态度和方法论。对于西方现已建立的法治系统的有效运行,折中式批判也许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当我们同样采用这种极端消极的方法面对尚未建立法治的国家时,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针对《自我异化》的最后一个论辩在于,当楚贝克和加兰特正确地指出向发展中国家推行法律工具观的危险之时,他们没能强调法律工具观在美国也受到强烈的反对,保守主义者将其视为法治的贬损。事实上,作为批判法律研究运动的学者领袖,罗伯托·昂格尔提出法律工具观的兴起是法治解体以及向后自由主义社会和福利国家转型的重要体现。[26]
  我认为此处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即虽然楚贝克和加兰特反对法律工具观,但是这与他们在文章中力推的观点和对该领域的贡献直接冲突:为了规避纯粹的法律工具观的危险,发展中国家需要的是一套体系完备、运行有效的形式主义导向的法治系统。当被视为法律的一面而不是法治的本质时,法律工具主义的表现最佳。如果国家监督缺乏强大的社会力量,除非能够提出迄今为止前所未有的解决方案,否则只有对法治的尊崇才能有效地制约专制的统治者。
  雅施·盖伊对非洲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宪法的比较研究对上述观点进一步地加以阐释。盖伊发现,这两种形式的本质区别在于,自由主义宪法将法律描绘成自治和中立的,趋向于保障个人免于政府的侵犯;而社会主义宪法将法律纯粹视为工具,从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和执政党的目标。盖伊提出,自由主义宪法的中立面向总是掩盖并忽视当前经济和社会上的不平等,但是法治理念并非完全没有可取之处:
  正是基于这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就统治者或是被统治者而言,明显与该意识形态相违的行为很有可能会受到质疑。通过这种方式,该意识形态对官方滥权加以限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公民的自由。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专制政府是压迫和掠夺的主要来源之一。自由主义法治系统的关键前提在于保障个人免于政府的暴政。法律与发展学者应当尽全力设计出能够适用当地境况并且孕育成熟的法治模式,而不是煞费苦心地对其加以破坏。
  虽然该理论知识信息丰富,且其所隐含的所有相关要素皆为法治系统的必备条件,但是由楚贝克和加兰特加以阐释的法律自由主义范式却误导性极强。且该理论即使对美国的描述也不尽令人满意。各种形态的法治在当今世界运转,个人主义和社群主义间的不同文化导向并存。各种法治形态由一组理想构成,而不是一套具体的或是必备的制度安排。
  法治的最低限度表述要求政府应当遵守由政治权威颁布的法律规则,保障公民基本的人格尊严,并且由公正独立的决策者或是司法机构审理诉求或解决纠纷。这些基本要素应当与社会文化的安排相协调。虽然存在潜在的冲突,但是我们对发展中国家仍需提供更多的支持。
  四、未来的规划
  为了结束本部分的论述,我希望简要比对两篇收录于阿德尔曼和帕里瓦拉的论文集中的文章:彼得·菲茨帕特里克的《法律的丑恶》(pp.27~50)和吉尔·科特雷尔的《第三代权利和社会行动诉讼》(pp.102~126)。
  菲茨帕特里克的这篇发人深思的文章阐述了法律的神秘本质。他主要着眼于文艺复兴时期,而通过与野蛮时期的拟制景象相对照,他坚称法律包裹于进步与秩序之中。依他的观点,法律实际是无法挽回的。他论称:“人们在发展事业中对法律的乐衷从一开始便是错误的。”(p.27)
  然而,这篇文章很少提及法律与发展或是发展中国家,并且持续消极地强调许多通过法律的名义而完成的恶行,但是没有一件善行源自法律的“神话”。由于没有提供替代方案,菲茨帕特里克的陈述如同《危机》和《自我异化》所提及的情形一样,带来的又是一阵绝望。这个经典例子反映了“发展运动中的法律理论与实践所特有的自我放纵的悲观主义”[27]。
  尤为重要的是,法律与发展需要在法律的积极运用方面的清晰论证。科特雷尔的文章详细论述了印度最高法院通过公益诉讼推进社会公正所摆出的积极姿态。针对防止犯罪嫌疑人的超期羁押(许多案件超出了可能的最长刑期)、环境保护法的执行和16岁以下儿童的拘留审查,印度最高法院对于上述问题采取了有效的措施。尽管遭到了国家的抵制或是大力反对,印度最高法院在每一个实例中不断积累成果。科特雷尔指出了印度最高法院对待公益诉讼案件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如并不是所有的印度法官都热衷于公益诉讼,同时,她还指出了为什么该实例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不能奏效的原因。尽管如此,她认为这些实例在其他法域应当作为模仿的范例。
  这里还有一些有价值的论证收录于卡蒂的论文集之中。其中,布鲁斯·扎格里斯(pp.121~165)详细地介绍了一项在加勒比海地区具体的法律发展计划及其难度与进度。同时,保罗和迪亚斯(pp.303~330)的文章是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的典型,即强调组织农村贫困人群组建社团、筹集资金,并且运用法律应对国家政策或是督促政府积极作为。[28]
  越来越多的上述实例收集将会激发我们的想象力,以设计出在其他社会背景下的不同形态或类似方案。[29]随着发展中国家人民数十年的不懈努力,最终的结局也许是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多元的、成功的、本土的法治模式,即保持法治的核心要素,又适应当地的实际情况。
  依附理论
  一、背景
  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依附理论弥补了由于现代化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崩溃所遗留下来的理论空白。该理论主要是由拉丁美洲学者针对发展中国家而提出的。与现代化理论专门将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因素作为发展失败的原因相比,依附理论认为欠发达的原因应当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和结构中探寻。
  殖民者利用殖民地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向殖民地销售商品,限制殖民地与殖民地国家的商品竞争,建立并保护在殖民地的公司、农场和白人聚居的飞地,并通常附以独家的执照、营业权以及本土的法律制度。[30]
  殖民统治的终结并没有带来剥削体系的终结。发展中国家以明显的劣势被纳入世界市场体系之中;他们缺乏坚实的工业基础和现代的科学技术以及交通和通讯的基础设施。为了发展上述必备要素,发展中国家开始吸引外商投资、向西方筹借资金并购买西方制造的工业设备和技术。最终的发展结果主要趋于向西方的商品输出。这导致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基地单一化,并受制于西方消费者的奇思怪想,受损于西方国家基于国内生产商的保护而搭建的贸易壁垒,并依赖于西方经济的健康运行。总体而言,依附理论所展现的是一幅以西方国家为中心、以发展中国家为边缘的图景。基于此,前者的财富建立在将后者保持在持续的依赖和欠发达的状态之上。[31]
  依附理论声称,发展中国家的地方精英与外国资本家结盟,他们通常还与地方政府官员沆瀣一气,从而获得政府的利益支持。这种全球化进程的受害者是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苦大众和城市棚户居民。这群人在发展的进程中受益寥寥。
  依附理论所展示的景象有一股无可争辩的能量。该理论将经济、政治和社会现象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加以整合,并且提出了简明而又凝练的解释。
  依附理论激起了发展中国家强烈的经济国家主义,尤其对于拉美国家和印度。[32]同时,该理论催生了以强调进口替代战略和地方工业的贸易保护措施为主的方针政策。约瑟夫·乔瓦在一篇收录于卡蒂的论文集的文章《拉丁美洲的民间投资:重新谈判的交易》中(与史密斯和克里格勒合作,pp.333~362),详细论述了拉美国家针对依附理论提出的问题所付出的种种努力。这些付出包括:对外国投资者的资金调回加以限制,强制控制资本的撤资以保障国民所有制,技术购买设置价格限制,外国资产征收的补偿纠纷应当由国内法院审理。政策的结果是复杂的。商业活动反映了适应限制的意愿,但对于一些态度强硬的国家,上述措施导致了外商投资的减少。(id.,p.360)
  尽管依附理论的解释力强且颇受拥护,现实却依现代化理论稳固推进。充分的证据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已经发展,并将持续发展——远高于依附理论的预期。“事实上,轻易搜集的数据便能够显示出经济增长在第三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所彰显的活力。”[33] 1994年的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外商投资在近些年来“流向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即便投资在发达国家遭遇萧条。[34]在生产布局方面,一项重要的转变也正在进行。对于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成本的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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