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中财法律评论》
论以效率为价值导向的法官助理职责定位
【作者】 党国华
【作者单位】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四庭{法官,法学硕士}
【分类】 法院【中文关键词】 法官助理;司法改革;司法效率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1(第九卷)
【总期号】 第九卷【页码】 267
【摘要】 我国现行法律在法官助理的地位、职责和工作模式上存在缺位,导致理论界和实务界在法官助理的职责定位、价值导向两个方面存在多样性的认识。这种多样性的认识付诸实践之中则可能影响司法工作的效率与公正。司法实践中,法官助理的职责定位宜以效率为价值导向,以实现司法效率为首要价值追求。因此,法官助理的职责应以审判辅助工作为界限,在明晰审判辅助工作内涵和外延的基础上,对辅助事务和审判事务之外的其他工作职责进行排除。同时,亦可以在诉讼程序重构的大背景中完善法官助理履职行为的程序设计,以妥适的程序推动法官助理的履职行为向规范化、高效化和定型化方向发展。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8104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以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已被纳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1]2014年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相继出台了《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意见及贯彻实施分工方案》《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以及《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等一系列关涉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文件,从顶层设计上为人民法院的司法改革指明了方向。于此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法发〔2015〕3号,以下简称《最高院四五改革纲要》),提出了65项具体改革措施,旨在到2018年年初步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其中,完善人员分类管理改革成为助推法院人员正规化、专业化和职业化建设进程,贯彻落实司法体制改革的基础性、制度性措施。[2]而在人员分类管理改革这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命题”中,法官助理制度无疑是一个具体而微却又不容忽视的“子课题”。
  法官助理并非一个从无到有的新生事物。早在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第一个《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1999一2003)》(法发〔1998〕28号)即首次指出要在高级人民法院推行法官助理制度。此后,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7月颁布的《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法发〔2002〕12号)进一步明确了在全国法院试行法官助理制度。从该意见出发,最高人民法院于2004年9月下发了《关于在部分地方人民法院开展法官助理试点工作的意见》(法发〔2004〕208号),确定了在包括高级、中级、基层三级人民法院在内的18家人民法院展开法官助理的试点工作。从这些文件上载明的制度目的和相关负责人的表态上看,此时最高人民法院推行法官助理制度的初衷是促进法院人员分类管理的实现,加快我国法官职业化进程。[3]然而,受制于诸多主客观因素,这一阶段的法官助理制度远未发挥其应然的制度价值。[4]2007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下发了《关于在西部地区部分基层人民法院开展法官助理制度试点、缓解法官短缺问题的意见》(法发〔2007〕335号)和《关于在西部地区部分基层人民法院开展法官助理制度试点的实施方案》(法政发〔2008〕3号),使这一试点的范围延展到西部800多个基层人民法院。不过,彼时最高人民法院试点法官助理的制度目的已经转向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提高审判的质量与效率,而非单纯的推进人员分类管理改革。换言之,这一阶段的法官助理试点在践行法官职业化建设这一司法理念的同时,更为直接的目的是缓解西部法官短缺的境况,这无疑是一种受审判方式改革驱动的现实主义考量。而在2009年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最高人民法院自上而下推动的法官助理试点逐渐陷入停滞,但地方法院对该制度的实践却仍在探索中发展。[5]
  伴随着人民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的重启,特别是法官员额制改革的有序推进,法官助理制度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之中并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使命。从公开试点法院的实践情况来看,作为审判辅助人员主体的法官助理已然出现在各地法院的庭审、裁判文书中,受到了广泛关注。显而易见,法官助理的选任和就职势必会改变试点法院现有的司法人员配置结构。对于加入法官助理后的新型审判团队而言,如何在制度设计上妥当地处理好法官与法官助理之间的分工协作,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法官助理的审判辅助功能,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法官助理制度的实际运行效果对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的成败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不过,与法官助理制度的重要作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下《法院组织法》以及三大诉讼法都没有直接指向法官助理的规范,更遑论关涉法官助理的职责、工作模式的规范。[6]易言之,依据现有的法律规范,地方法院无法对法官助理的地位和职责等决定该制度基本走向的“框架性”设计予以准确把握,在落实的过程中也就难以避免出现脱离其制度设计本旨的行为。现阶段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诸如法官助理应否全程参与案件审理、可否单独组织调解、应否在裁判文书上署名等关乎法官助理日常工作内容的争论,实际上就是对上述“框架性”设计存有不同认识的直接体现。而从前述法官助理制度的渊源来看,要想在法官助理的地位、职责、工作模式等方面形成统一认识,必须先要明确该制度的初衷,即对法官助理职责定位的价值导向这一基本问题加以释明并做出回答。因此,本文将以法官助理分担法官工作的既有模式为切入点,以法官助理职责定位中应追求的价值导向为线索,对法官助理的地位、工作职责和工作模式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司法实践和立法有所启发。
  一、检视:法官助理与法官职责划分模式的主要争议点
  根据《最高院四五改革纲要》的规定,法官助理作为司法辅助人员,职责目标在于减轻法官从事事务性工作的负担。由此推知,从法官助理的职责目标出发,构建法官助理制度,关键即在于法官及其助理如何形成、形成何种分工模式。具体到法官助理的职责内容层面,亦需要在合理界定“法官事务性工作”外延的基础上解决法官助理与法官在案件审理进程中的分工问题。
  前已述及,目前我国的《法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均未对法官助理的职责定位进行明确,有关法官助理工作职责的规定散见于司法改革文件中。其中,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出台的《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法发〔2015〕13号,以下简称《最高院司法责任制意见》)第19条将法官与法官助理的工作关系界定为指导与被指导,并对法官助理的职责进行了不完全列举。从这些职责的内容上看,按照诉讼当事人对审判辅助工作可识别度的强弱,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纯审判辅助工作,如1.受法官委托或者协助法官依法办理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措施;2.受法官指派,办理委托鉴定、评估等工作;3.根据法官的要求,准备与案件审理相关的参考资料,研究案件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第二类是审判辅助工作与审判工作的交叉地带,如审查诉讼材料,协助法官组织庭前证据交换。第三类是审判辅助工作色彩较弱而审判工作色彩较强的内容(至少诉讼当事人易形成此种认识),如1.协助法官组织庭前调解,草拟调解文书;2.在法官的指导下草拟裁判文书。显而易见的是,依据《法官法》第5条和《最高院司法责任制意见》第16条的规定,上述法官助理的职责与法官的职责存在交叉和重叠之处。司法实践中,法官与法官助理在部分职责上的交叉也是很难避免的,那么如何寻找到一个合理的分界点,最大程度地减少重复劳动,充分发挥法官助理分担法官事务性的工作作用,应该成为制度设计与运行的重点关注对象。
  通过对学界关涉法官助理制度的既有研究成果和实践中司法改革试点法院落实法官助理制度的具体做法进行梳理,可以归纳出两种法官及其助理的分工模式。在第一种模式(观点)下,法官助理在行使其职责的过程中,形式或实质上会分担部分审判权,其履职行为也就自然会带有行使审判权的色彩;而在第二种模式(观点)下,法官助理与法官的职责和权能被严格地区分和限制,法官助理的权能限于从事与审判有关的辅助性工作,也即至多仅能协助法官从事案件的审判工作,而不能享有审判权或者类似审判权的实体性权利。下文将对这两种模式(观点)展开详细述评。
  (一)认可法官助理分担部分审判权模式的主要观点述评
  1.法官助理可以代行有限审判权
  此种观点认为,宜对审判权和裁判权进行解析,对必须由法官行使的权限与可由审判辅助人员代行的权限进行区分,并以此为依据明晰改革后审判职与辅助职人员各自的权限和职责范围。[7]我国现已存在单独的立案庭完成(改造后的)诉答程序、初次送达、随机分案、案件分流(乃至先行调解)等大量先决性审判工作。因此,定位全权法官(即员额法官)、限权法官(即助理法官或法官助理)、书记员三个梯度的岗位职权(责任)之基础,即在于审判庭多实行由完整审判权、有限审判权、纯审判辅助事务构成的梯度权限配置。[8]此外,也有学者主张从法官助理回归助理审判员的进路,即充分利用本土资源,通过在法官内部进行分工的办法,允许助理审判员分担部分审判权,助推行使核心审判职权的法官职业化、精英化。[9]
  2.法官助理宜全程亲历案件审理
  此种观点认为,出于提升工作效率和法官助理自身素质两个方面考量,法官助理宜全程参与案件审理,以保证亲历性。一方面,从司法效率的角度考量。如果法官助理不参加庭审,就无法充分理解法官的裁判思路,亦不能精准还原案件事实。假使法官助理仅依据庭审笔录和法官的指示制作裁判文书,则判决理由的说服力和判决结果的妥当性又难以保证,极易导致法官与法官助理的重复劳动,影响司法效率。另一方面,从法官助理的职业发展角度考量。倘若法官助理不参加庭审,无疑会影响其审判经验的积累与审判能力的提升,若其日后被选拔为法官,恐有不能胜任工作之虞。[10]也正因如此,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对法官助理实行分级分层管理,对过去有审判资格的法官助理,法院创造条件让他们有机会更深层次地参与对案件的实体审理。这类法官助理能在案件合议时发表意见,虽然不能像法官一样对最终判决产生决定性影响,但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1]此外,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亦允许法官助理全程参与案件的审理,其内部规范对法官助理工作内容的具体要求是,组织庭前证据交换、参与诉讼调解、进入庭审、草拟文书,并享有裁判文书署名权,可以进入审判全过程。[12]
  3.法官助理能有效促使法官依法行使审判权
  根据试点法官助理制度较早的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的经验,施行法官助理制度,把过去必须由法官亲自来完成的事务性工作全部交由法官助理来处理,断绝了法官同当事人在庭审之外的一切联系。在职责分工上,法官助理负责立案、排期、送达、调查取证等事务性工作,没有案件裁决权;法官虽有权裁决案件,但只能在法庭上进行审判工作。由此,负责案件审理和判决的法官不同当事人直接接触,而同当事人接触频繁的法官助理则不能直接决定案件的审理结果。显而易见,这种职责上的合理划分,在一定程度上为实现司法公正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13]事实上,认为法官助理可以发挥隔离墙作用的观点并不鲜见。此种观点认为,施行法官助理制度后,全部案件的裁决权只掌握在少数素质较高的法官手中,案件审判质量会有较大提高。同时,这样的制度安排也隔断了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庭外接触,使得一切审判活动都进行在法庭上、公开在法庭上,极大制约了法官在案件审理中的随意性,减少了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的发生概率,[14]进而推动司法公正的进程。
  (二)限制或禁止法官助理分担审判权模式的主要观点述评
  1.法官助理权限设置不宜过于宽泛
  此种观点认为,法官助理没有案件裁判权,亦不能实质性地介入庭审,仅能从事与审判有关的辅助性工作。[15]既然在前述一系列司法改革文件中,法官助理均被定性为审判辅助人员,那么其权限设置就不宜过于宽泛,一些裁判性权利就不应享有。例如,法官助理仅能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意见交换、组织双方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前进行证据交换、主持一定范围内的调解工作、整理案卷、校对判决书等,而涉及实体性的判决内容则仅能由独任制案件的主审法官或者合议庭作出。当然,在独任法官或者合议庭形成裁决的过程中,法官助理可以给予形式上的帮助,如准备与案件审理相关的参考资料、研究案件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等。
  2.法官助理在职责内容上不应与法官混同
  此种观点认为,经过本轮司法改革,应当形成“法官+助理”的审判团队工作机制。在这种机制之下,法官专司裁判之职,而法官助理则负责协助法官进行审判工作,并不具有审判权。二者职责划分应清晰明确而不能混同。特别是要注意,改革后的“法官一法官助理”模式与原有的“庭长一审判员”模式有何实质差别,如何避免法官让助理办案,如何保障审判的亲历性?[16]这一问题的提出并非空穴来风,在司法改革前法院既存的工作机制中,一方面,有相当一部分法官并不直接从事审判工作,而是主要从事司法行政工作,法官这一职业身份与其所从事的工作内容并无直接关联;另一方面,很多法官除了从事审判工作之外,还要承担大量的司法辅助事务。基于此,在改革中应当注重法院事务的分流与法院人员的分类,强化法官与司法辅助人员的分工与协作,警惕法官助理与法官职责的混同。
  3.法官助理与法官之间不妥善的关系预设可能降低审判效率
  此种观点认为,倘若不能恰当地处理法官与法官助理的关系,则可能导致司法效率降低的不利后果。法官助理的职责定位应当具有独立性,这种独立性的基础即法官助理从事审判辅助工作,分担改革前原本由法官处理的庭审和裁判以外的事务性工作。假使在改革中因循守旧,沿用传统的“行政长官式”管理模式,听任法官根据需要任意安排法官助理的工作内容,就会使法官助理的职位丧失独立性,甚至会因工作主动性和责任意识的缺乏而逐渐沦为一种摆设。显然,这种不妥善的关系预设不仅不能提高审判效率,反而会增加法官的工作量。[17]因此,应理顺法官与审判辅助人员间的关系,通过科学划分审判工作职责,保证法官专司案件审理工作,以实现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18]
  对法官与法官助理分工模式的观点进行梳理和评析后,可窥见,关涉法官助理职责定位的既有研究或实践,并未对其中的价值导向问题给予特别关注,尤其是将法官助理在职责定位上的价值导向与其具体职责内容相联系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更为鲜见。显然,这种情况既不利于在法官助理与法官的职责划分模式上达成共识,也不利于法官助理具体职责内容的规范化、定型化。长此以往,司法实践中法官助理的工作职责难免会呈现出大而全的混乱状态。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现存的让法官助理分担或代行部分审判职权的观点或做法,可能会逐渐异化为“法官助理办案、法官审批复核”这种工作模式,重回“法官办案、院长、庭长审批复核”的老路,与本轮司法改革中着力强调的“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之目标背道而驰。
  二、定位:法官助理的职责确定宜以效率为价值导向
  基于多年审判实务经验中形成的对我国司法制度的认识,笔者认为,法官助理的职责定位宜以效率为优先价值导向。下文将对此展开证成。
  (一)法官助理职责的效率价值导向之内涵透视
  在法官助理职责定位这一特定语境中,效率价值导向的主要含义包括以下三点:
  1.法官助理履行职责以实现司法效率为首要价值追求
  公正与效率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效率通过理性的程序设计可提高公正的层次。[19]一方面,从法官助理参与审判工作的整体情况来看,必然兼有公正与效率的价值追求。法官助理作为法官的助手从事与审判相关的工作,在审判工作的整体目标上,理应蕴含公正的价值。同时,审判辅助工作的展开也与程序公正息息相关。但另一方面,就法官助理的职责定位而言,效率无疑是法官助理更为优位的价值追求。做出此种判断的理由在于,法官与法官助理有着不同的职责分工和岗位目标,与法官行使裁判权的职责相对而言,法官助理的工作大多与推进诉讼进程有着更为紧密的关联性(如办理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办理委托鉴定、评估、送达等),同裁判公正与否的关联性则较为有限。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约当事人参与诉讼的时间成本、减轻当事人的讼累,自然应致力于追求工作效率的提升。进一步说,法官助理的工作内容往往是落实司法便民的关键一环,从近年来备受提倡的“诉讼服务”之理念上看,其首要的、主要的价值追求亦应当是司法效率。
  2.法官助理履行职责应追求具体审判事务中的工作效率
  迟到的正义远非真正的正义,审判工作妥当迅速地进行,是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价值追求。当然,这种迅速理应是有序的迅速,而不仅仅是速度。[20]也即,审判工作一方面要避免一切不必要或者不正当之迟滞;另一方面也要严守既定的程序,不能草率结案。[21]由此出发,追求诉讼效率即是要求优化诉讼资源配置,以一定的司法资源投入换取尽可能多的诉讼成果,降低单位诉讼成本,合理加快诉讼进程,减少案件拖延和积压的现象。[22]司法实践中对诉讼效率的强调既是对当事人高度负责的司法便民精神之体现,也有着明确的规范依据。这种规范依据在宏观层面来自诉讼及时原则,中观层面来自简易程序、小额程序、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等制度设计,微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28104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共引文献】
【相似文献】
【引用法规】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