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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中国刑事诉讼法立法四十年
【作者】 陈光中曾新华
【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改革开放四十年;刑事诉讼法治;刑事诉讼法制定与修改;遵循刑事司法规律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7
【页码】 24
【摘要】

为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系统回顾了刑事诉讼法治发展历程,以刑事诉讼法1979年制定、1996年第一次修改、2012年第二次修改为主线,阐述了十八大以后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新成就,对其中的曲折与不足亦不回避。最后对四十年刑事诉讼法治建设做了四点体会性的经验总结,强调刑事诉讼法治建设是改革开放背景下的产物;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要遵循司法规律,注意符合国情;刑事诉讼应坚持动态平衡理念;刑事诉讼法律的稳定性与变化性应相协调。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1702    
  
  1976年10月,中央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十年“文革”浩劫。1978年12月,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也随之走进新的发展时期。从1979年7月第一部刑事诉讼法诞生,历经两次大的修改,再到2018年5月公布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期间尽管有曲折,但总体而言,展现了我国刑事程序法治的重大发展和完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与总结这段历史,展望未来,对于推动刑事诉讼进一步民主化、法治化和科学化具有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
  一、转折与发展:1978—1996年
  (一)第一部刑事诉讼法的诞生
  1979年2月23日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定设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负责立法的机构。该委员会由彭真担任主任,在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的主持下,在1963年《刑事诉讼法草案(初稿)》的基础上先后拟出《刑事诉讼法修正一稿》和《刑事诉讼法修正二稿》。随后将《刑事诉讼法修正二稿》呈交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修订。1979年6月12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将提请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草案)》。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并于1980年1月1日起施行。同时通过的还有刑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重要法律。该刑事诉讼法典共4编164条,主要内容包括:
1. 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基本原则主要规定了: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由专门机关依法行使;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审判公开,被告人有辩护权;依照法定情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1]等。基本制度主要有两审终审制、人民陪审员制度等。
2. 管辖制度。包括立案管辖和审判管辖。告诉才处理和其他不需要进行侦查的轻微的刑事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并可以进行调解。贪污罪、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罪、渎职罪以及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自己直接受理的其他案件,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和决定是否提起公诉。其他案件的侦查,都由公安机关进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刑事案件:(一)反革命案件;(二)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普通刑事案件;(三)外国人犯罪或者我国公民侵犯外国人合法权利的刑事案件。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是全省(直辖市、自治区)性的重大刑事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是全国性的重大刑事案件。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其他第一审普通刑事案件。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3. 辩护制度。辩护包括自行辩护、委托辩护和指定辩护三种。被告人可以委托律师,人民团体或者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或者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公民,被告人的近亲属、监护人担任辩护人。被告人是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为他指定辩护人。辩护律师的权利包括:查阅本案材料,了解案情,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过人民法院许可,也可以了解案情,与被告人会见和通信。
4. 证据制度。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有下列六种(:一)物证、书证;(二)证人证言;(三)被害人陈述;(四)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五)鉴定结论;(六)勘验、检查笔录。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5. 强制措施。规定了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五种强制措施。逮捕人犯,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公安机关拘留人犯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24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
6. 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7. 立案程序。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
8. 侦查程序。被告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规定的侦查措施包括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物证、书证;鉴定;通缉。
9.起诉。凡需要提起公诉或者免予起诉的案件,一律由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免予起诉。被告人如果属于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情形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
10. 一审程序。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开庭审理程序包括开庭、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被告人最后陈述、评议和宣判。法庭调查的顺序包括: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审判人员审问被告人;公诉人讯问被告人;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辩护人向被告人发问;审判人员、公诉人询问证人;当事人和辩护人可以申请审判长对证人、鉴定人发问,或者请求审判长许可直接发问;审判人员应当向被告人出示物证,让他辨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并且听取当事人和辩护人的意见。法庭辩论的顺序是公诉人发言,被害人发言,然后由被告人陈述和辩护,辩护人进行辩护,并且可以互相辩论。
11. 第二审程序。被告人的辩护人和近亲属,经被告人同意,可以提出上诉。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就第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全面审查,不受上诉或者抗诉范围的限制。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但检察院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提出上诉的除外。
12. 死刑复核程序。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案件,由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死刑缓期执行的案件,应当由审判员三人组成合议庭进行。
13. 审判监督程序。当事人、被害人及其家属或者其他公民,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但不能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津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14. 执行程序。规定了被告人无罪以及免除刑事处罚、死刑立即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缓刑、罚金、没收财产等刑罚的执行方式和监督程序。对于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发执行死刑的命令。下级人民法院接到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死刑的命令后,应当在七日以内交付执行。但是在执行前发现判决可能有错误的,或者罪犯正在怀孕,应当停止执行,并且立即报告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人民法院在交付执行死刑前,应当通知同级人民检察院派员临场监督。执行死刑应当公布,不应示众。执行死刑后,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罪犯家属。
  1979年《刑事诉讼法》是新中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也是三大诉讼法中颁布最早的一部诉讼法典。尽管在此之前,曾拟定了多稿刑事诉讼法草案,但这些草案都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影响,并没有真正颁布实施。该法颁布标志着我国开始通过正当程序惩罚犯罪以及保障诉讼参与人特别是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该法难免有所不足,但是对指导思想、任务、基本原则、基本制度以及程序都做了规定,为刑事诉讼的进行提供了法律根据,也为刑事诉讼立法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该部《刑事诉讼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重要地位。
  (二)中共中央1979年第64号文件
  为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切实实施,使国家尽快走上法制轨道,中共中央于1979年9月9日颁布了新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这就是著名的“64号文件”。该文件是在中国共产党全面吸取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文革”期间的经验教训,全党全社会“人心思法”、“人心思治”的背景下制定的,也是为了保证新《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切实贯彻落实,开始实行社会主义法治所作的宣言。该文件主要内容包括:
  首先,党内文件中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文件开宗明义指出,“刑法、刑事诉讼法……能否严格执行,是衡量我国是否实施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标志。”这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文件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法治”,为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打下了基础。
  其次,理顺党与法律、司法之间的关系,取消党委审批案件制度。文件指出“:我们党内,由于建国以来对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长期没有重视,否定法律,轻视法律,以党代政,以言代法,有法不依,在很多同志身上已经成为习惯;认为法律可有可无,法律束手束脚,政策就是法律,有了政策可以不要法律等思想,在党员干部中相当流行。”为了维护党的威信和法律、司法的权威,文件进一步明确指出:“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切实保证法律的实施,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切实保证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使之不受其他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国家法律是党领导制定的,司法机关是党领导建立的,任何人不尊重法律和司法机关的职权,这首先就是损害党的领导和党的威信。党委与司法机关各有专责,不能互相代替,不应互相混淆。为此,中央决定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对县级以上干部和知名人士等违法犯罪案件,除极少数特殊重大情况必须向上级请示者外,都由所在地的司法机关独立依法审理。对于司法机关依法作出的判决和裁定,有关单位和个人都必须坚决执行;如有不服,应按照司法程序提出上诉,由有关司法机关负责审理。各级公安机关必须坚决服从党的领导,但在执行法律所赋予的职责时,又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规定,这两者毫不矛盾,认为服从党的领导就可以违背法律规定的想法是极端错误的,必须坚决纠正。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方针、政策的领导。各级党委要坚决改变过去那种以党代政、以言代法,不按法律规定办事,包揽司法行政事务的习惯和作法。”从这段指示可以看出,一是确立了法大于权,法律至上的法治观念;二是确立了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原则;三是取消了党委审批案件制度。
  此外,文件还要求必须广泛深入地宣传《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党的各级党组织、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应当作为模范,带头遵守法律。从党中央委员会到基层组织,从党中央主席到每个党员,都必须一体遵行。绝不允许有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公民,绝不允许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不接我们电话 也不给拒接原因
(三) 复查和纠正“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
  “文革”结束后,复查和纠正“文革”期间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成的冤假错案成为全国各级司法机关的一项紧迫而又繁重的任务。
  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1978年下半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就已开始逐步纠正冤假错案的工作。1978年4月召开的第八次全国司法工作会议提出了按照“全错的全平、部分错的部分平、不错的不平”的原则,纠正“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但是由于当时法院工作人员的思想不够解放,措施不够得力,心有余悸,复查工作进展缓慢。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复查纠正“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冤假错案作了重要决定。公报指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够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之后,司法干部逐步解放了思想,复查工作普遍开展起来了。截止到1981年底,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复查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判处的120余万件刑事案件;按照中共中央的有关政策,改判纠正了冤假错案30.1万余件,涉及当事人32.6万余人。各地人民法院还主动复查了1977年和1978年两年中判处的反革命案件3.3万件,从中改判纠正了错案2.1万件。到1983年,复查纠正“文化大革命”期间和1977年、1978年判处的冤假错案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2]根据复查的结果,冤假错案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因反对林彪、“四人帮”和为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遭诬陷鸣不平,被定为反革命罪判了刑的案件。据截至1980年底的不完全统计,这类案件在改判纠正的反革命案件中占21.9%。另一种是按《公安六条》判处的所谓“恶毒攻击”案件,一般占改判纠正案件的50%左右。
  全国各级司法机关的平反和纠正冤假错案工作使成千上万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干部和人民群众得以平冤昭雪,重见天日,使受害人及其家属得到了妥善的安置和抚恤。这些工作深得民心,对于医治创伤、稳定政治局面、恢复党的威望以及促进现代化建设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 “严打”与部分死刑案件核准权的下放
  “文革”结束以后,社会治安形势严峻,暴力犯罪活动和恶性案件频发。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为“严打”拉开了序幕。该决定指出,“中央决定以三年为期,组织一次、两次、三次战役,按照依法‘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精神,对刑事犯罪分子予以坚决打击。”同年9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后者指出:“为了迅速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决定:一、对杀人、强奸、抢劫、爆炸和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主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民愤极大的,应当迅速及时审判,可以不受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的关于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期限以及各项传票、通知书送达期限的限制。二、前条所列犯罪分子的上诉期限和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期限,由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的十日改为三日。”
  应当承认,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一决定在当时犯罪活动猖獗、恶性犯罪频发的后“文革”时期,对于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从依法治国角度来考量,该《决定》存在一些值得反思之处。例如,刑诉法刚通过不久,《决定》就修改了有关期限的规定,使其大为缩短,削弱了被告人的辩护权和上诉权。
  为配合“严打”,1981年6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死刑案件核准问题的决定》,修改了1979年《刑事诉讼法》关于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规定。该《决定》规定:“一、在1981年至1983年内,对犯有杀人、抢劫、强奸、爆炸、放火、投毒、决水和破坏交通、电力等设备的罪行,由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死刑的,或者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死刑,被告人不上诉,经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以及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死刑,被告人不上诉的,都不必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二、对反革命犯和贪污犯等判处死刑,仍然按照‘刑事诉讼法’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规定,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因此,除反革命犯和贪污犯等判处死刑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外,在1981年至1983年期间因杀人、抢劫、强奸、爆炸、放火、投毒、决水和破坏交通、电力等设备的罪行判处死刑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核准。
  1983年9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将第13条修改为“:死刑案件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得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据此,1983年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此外,1991年至1997年期间,最高人民法院还以《通知》的形式将毒品犯罪死刑案件的核准权授予云南、广东、广西、甘肃、四川和贵州六省、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行使。
  部分死刑案件核准权授权高级人民法院行使,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于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发挥了现实作用。但是,与此同时,也暴露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将死刑核准权下放高级人民法院不仅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直接冲突,还使部分高级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程序与二审程序合二为一,使得死刑复核程序名存实亡,同时也增长了司法实践中发生冤假错案的风险。
  二、深化与进步:1996—2012年
  (一)刑事诉讼法第一次修改(1996年)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刑事诉讼法治重大发展的标志性成就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1991年1月,全国人大法工委就召开了关于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座谈会,征求与会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并委托专家提出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供立法部门参考。[3]1995年6月,全国人大法工委进一步召集实务部门对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并于1995年10月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下发全国及相关部门征求意见。1995年12月,全国人大法工委正式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进行初步审议。尔后,全国人大法工委又根据会议意见对草案进行了修改。1996年2月,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再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决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至此,第一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正式完成。
  该修改决定共计110条,对1979年刑事诉讼法作了全面的修改,主要包括以下十大方面:
1. 增加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规定。为了协调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增加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2. 取消免予起诉制度和增加了人民法院统一定罪原则和疑罪从无原则。根据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民有罪应当经过人民法院审判加以确定。但是原《刑事诉讼法》第101条规定了免予起诉制度,即“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免予起诉。”被免诉的公民在法律上定为有罪,与法院判决有罪有同等效力。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不仅取消了免予起诉制度,还增加规定第12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
  同时首次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即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在审查起诉时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在法庭审理时则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该原则否定了“疑罪从轻”“疑罪从有”,其与前述第12条的规定,集中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精神,是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最大亮点之一。
3. 加强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一是在总则中增加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二是在立案一章中增加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立案的监督;三是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的审判违反法定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等。
4. 调整侦查管辖与自诉案件的范围。一方面缩小了检察院自侦案件的范围。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人民检察院自行侦查的案件除职务犯罪、危害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外,还有一部分妨害经济管理秩序的犯罪。如果继续由检察机关管辖不利于检察机关集中力量加强反腐败斗争。因此,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将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的范围,限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的犯罪,明确规定为:“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另一方面扩大了法院自诉案件范围。增加规定自诉案件包括三类案件:(一)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二) 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
5. 律师提前参加诉讼,加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保障。修改后的刑事诉法改变过去被告人在法庭审理时才可以委托辩护人的作法,允许在侦查时就可以委托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援助。在审查起诉和法庭审理时,则可正式聘请辩护人。还增加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以及可能被判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6. 加强了对被害人权利的保障。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利害关系是对立的,双方的诉讼权利保障构成了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基本内容,忽视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是片面的和不适当的。主要作了如下修改:一是在诉讼地位上将被害人从一般诉讼参与人升格为当事人,赋予他及其法定代理人申请回避权;二是一审法庭审理时,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后,被害人和被告人一样可以就案件事实进行陈述,经审判长同意,被害人可以向被告人讯问,对证人、鉴定人发问;对一审判决不服,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三是在二审程序中如果不开庭,合议庭也必须事先听取包括被害人在内的当事人的意见。
7. 完善强制措施,取消收容审查。原《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五种强制措施: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这是科学的和可行的。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根据国务院法规采用行政强制措施——收容审查来对付身份不明的流窜嫌疑犯时,往往扩大收审对象,延长收审时间,导致以收审代替拘留、逮捕,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此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决定取消收审制度,并将原收审的对象列为刑事拘留的对象。另外,为防止监视居住成为变相长期拘押,增加规定,被监视居住的人“未经批准不得离开住处,无固定住处的,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指定的居所”,并规定监视居住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
8. 改革一审庭审方式。为防止开庭审判流于形式和先定后审,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适当吸收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模式。主要规定:一是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二是规定凡是公诉案件,除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判的以外,检察机关都必须派人出庭支持公诉;三是规定由公诉人首先讯问被告人,由公诉人、辨护人向法庭出示证据;四是规定合议庭开庭审理并且评议后,应当作出判决。对于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由合议庭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9. 增设简易审判程序。为了实现案件分流,提高审判效率,简化诉讼程序,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还增加了简易程序。法院对于下列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对依法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
10. 改革死刑执行方法。我国过去对执行死刑的方式只规定了枪决一种。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基于对注射执行死刑较之枪决更能减轻死刑犯痛苦的认识,以及考虑到注射执行死刑能够更好地保全死刑犯的尸体、防止出现枪决所导致的残忍场面等人道主义因素,规定“死刑采用枪决或者注射等方法执行”。
  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我国几十年来形成的刑事诉讼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是加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成果。此次修改进一步完善了惩罚犯罪的机制和加强了当事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进一步理顺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之间的关系;将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改革为控辩式,强化了控辩双方的举证和辩论等。当然,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仍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以及被害人利益保护方面仍然有很大的差距,这有待于进一步加以解决。
  (二)死刑核准权的收回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党中央依国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以及司法实践中冤假错案的不断出现,中央决定收回已经下放了二十多年的部分死刑案件核准权。
  2004年底,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初步意见》。该意见提出改革目前授权高级人民法院行使部分死刑案件核准权的做法,将死刑案件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2006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全党发出通知,明确了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的目标、原则、要求以及时间安排,重申了党和国家在死刑问题上的一贯政策。为积极稳妥地收回死刑案件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从法律、组织、物质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为保证死刑案件的二审审判质量,2006年9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要求死刑第二审案件必须开庭审理。
  2006年10月31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自2007年1月1日起,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006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有关问题的决定爱法律,有未来》。2007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统一行使死刑案件的核准权。
  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是中央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是从司法制度上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原则的重要措施,是履行死刑相关的国际公约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 “两个证据规定”的颁布
  根据中共十七大的精神,中共中央于2008年提出进一步推进司法改革的要求,其中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在2010年5月3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以下简称“两高三部”)联合制定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两高三部”在印发“两个证据规定”的通知中明确提出,“牢固树立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观念、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的观念,依法、全面、客观地收集、审查、判断证据,严把事实关、证据关,切实提高刑事案件审判质量,确保将两个《规定》落到实处,把每一起刑事案件都办成铁案。”这两个证据规定是我国深入推进司法改革的重要举措,是刑事诉讼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成就,为2012年《刑事诉讼法》中证据制度的完善作了重要的准备。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共计15条。其明确规定了非法言词证据的内涵、外延和法律效力;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非法证据有权予以排除;规定了非法言词证据在法庭审理中的排除程序;规定了非法物证、书证排除规则。
  《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共计41条,分为三个部分,主要规定了如下三个方面内容(:1)一般规定。确立了证据裁判原则、程序法定原则和未经质证不得认证原则,细化了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和证明对象等。(2)证据的分类审查与认定。该部分主要根据不同的证据种类分别规定了审查与认定的内容,确立了原始证据优先规则、意见证据规则和有限的直接言词证据规则等。(3)证据的综合审查和运用。该部分主要规定了对证据的综合认证,包括如何对证据的证明力进行认定、如何依靠间接证据定案、如何确认采用特殊侦查措施收集证据材料的证据能力、如何审查被告人是否已满十八周岁、严格把握死刑案件中证明量刑事实的证据等内容。
  需要注意的是,《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的适用案件范围虽然是针对死刑案件,但是在其他非死刑的刑事案件中,也应当参照适用。“两高三部”印发“两个证据规定”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办理其他刑事案件,参照《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执行。
  (四)刑事诉讼法第二次修改(2012年)
  刑事诉讼法自1996年第一次修正16年后,国情世情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使得刑事诉讼法越来越难以适应社会发展和司法实践的需求,因此迫切需要进行再次修改。
  早在2003年,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战略决策要求,刑事诉讼法再次修订的计划被纳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2004年底,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提出了改革和完善诉讼制度等10个方面的35项改革任务,其中许多任务涉及刑事诉讼法的修改。2008年,按照党的十七大作出的“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要求,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该意见提出了60项改革任务,其中相当部分涉及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加快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起草工作,并连续召开了座谈会议,征求实务部门和专家学者的意见。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至此,刑事诉讼法第二次修改工作圆满完成,此次修正刑事诉讼法增、删、改共计149条,其中增加66条,修改82条,删除1条。主要内容如下:
  1.增加“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
  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2条“刑事诉讼法的任务”中增加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这对整个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制度和程序起到了提纲挈领的指导作用,也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2004年载入《宪法》后第一次规定在部门法中。
2. 改革完善辩护制度
  第一,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地位得到确认。原《刑事诉讼法》第96条虽然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聘请律师,但没有赋予其辩护人地位,而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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