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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论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保护古沉船
【副标题】 以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古沉船为例【作者】 赵亚娟
【作者单位】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分类】 国际法学
【中文关键词】 古沉船;保护;合作;《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文章编码】 1000-5072(2016)09-0058-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9
【页码】 58
【摘要】 东盟国家所在的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千余年来掩埋在海底的沉船不计其数。这些古沉船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见证,保护它们对人类文明的传承具有重要意义,但它们却正面临商业性打捞甚至盗捞的严峻危险,有些已经遭受了严重破坏,亟须法律保护。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了缔约国负有保护海洋考古和历史文物并为此进行合作的义务,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保护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古沉船提供了法律依据。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保护这些古沉船具有可行性。当前,中国应当与东盟国家依照公约进行合作,比如加强信息共享、在古沉船管理方面合作、开展培训合作和打击盗掘等,并在时机成熟时签订条约,通过长效机制保护这些古沉船。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4670    
  
  东盟国家所在的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沿线可能埋藏着难以计数的古沉船。据中国水下考古学研究中心的专家统计,仅南海的古沉船应该超过2000艘。[1]这些古沉船已经升华成了宝贵的水下文化遗产,[2]需要由考古学家们依照严格的标准提取、研究、破解其中蕴含的信息,进而使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传承人类文明。遗憾的是,尽管20世纪70年代以后考古学家们对其中一些古沉船进行了科学的考古发掘,采取了一定保护措施,却无法保护众多的古沉船。[3]事实上,商业性打捞已经成为古沉船面临的最严峻威胁——一些古沉船已受到了严重的破坏。[4]统计数据表明,东南亚国家正式登记的沉船打捞地点目前共有118处,官方主导的打捞只占其中很少一部分,大部分为公司打捞。虽然很多古沉船可能无法辨识国籍或所有权人,但其遭受的损害不仅仅是船旗国或所有权人的损失,更是全人类文化遗产的损失。[5]中国和东盟国家应首当其冲,合作保护这些古沉船。
  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合作的法律依据
  国际社会涉及古沉船等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普遍性条约主要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2001年《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虽然中国与大部分东盟国家尚未批准《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但中国和除柬埔寨之外的东盟各国均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该公约即成为各方合作的主要法律基础。[6]根据该公约:
  1.保护的对象
  各国应保护在海洋发现的考古和历史文物(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objects found at sea)。[7]
  不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没有界定何谓“海洋考古和历史文物”。“物品”一词似乎暗示公约只保护可移动的文物,不保护不可移动的文物,第303条第2款的“移出”一词似乎也肯定了这种暗示。但理论上而言,不可移动的文物和可移动的文物都应当作为以往人类文化的载体加以保护。同时,“考古”、“历史”这些词语的含义都非常广泛,应当包括起源比较近的物品。[8]总体上,各国依照其国内法保护海洋考古和历史文物,这类物品既有可移动文物,也有不可移动文物,但不一定年代十分久远。
  2.国家的义务
  作为一项一般规定,各国有义务保护在海洋发现的考古和历史文物,并应为此目的进行合作。[9]
  该义务是施加给各国(States)而不是仅仅施加给缔约国的。[10]各国应“保护”所有海域中发现的考古和历史文物。[11]《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没有指明如何“保护”或保护义务具体包括哪些内容,也没有指出如何“进行合作”,似乎很难因此认为给缔约国施加了特别具体的义务。
  但是,“保护”一词顾名思义就是防范保护对象可能受到的各种伤害或破坏。为了履行该保护义务,沿海国有权制定,也应当制定法律和规章来保护这些文物,减少、阻止乃至消除各种伤害或破坏活动,但制定的法律不应当违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的管辖权框架。[12]
  虽然该款规定也没有指出如何“合作”、通过何种渠道合作,但从尽可能有效地保护海洋考古和历史文物这个角度出发,缔约国之间通过特定的官方机构互通情报、共享信息,加强相关专业人员的交流、培训,共享被盗掘的海洋考古和历史文物的信息等,应当是可取的合作方式。如果能借助某个国际组织,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一缔约国之间的合作渠道并指导合作则更可取。
  3.不同海域内海洋考古和历史文物的保护
  对于内水、群岛水域和领海中的海洋考古和历史文物,虽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没有做出明确规定,但国家得根据主权原则自行决定其保护问题,包括制定相关立法。[13]
  对于毗连区内的海洋考古和历史文物,沿海国为履行保护义务,有权也应当颁布相关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依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如果未经沿海国同意就擅自将其移出海床,则沿海国可以推定违反了有关海关、财政、移民和卫生的法律和规章。[14]显然,将海洋考古和历史文物移出毗连区的海床必须征得沿海国同意方可。换言之,沿海国可以在毗连区适用有关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和规章。[15]
  对于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上的海洋考古和历史文物,《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没有做出明确规定。综观第303条的起草历史可见,虽然沿海国极力主张管辖权,但因为担心扰乱《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构建的利益平衡,起草者拒绝赋予沿海国出于研究、打捞、保护或适当展示的目的,而对其大陆架上的海洋考古和历史文物享有主权权利。有关这类文物的活动,比如搜寻、打捞等,理论上仍属于公海自由。不过,此时缔约国仍然有保护的义务,且应当为此合作。如果这些活动影响到公约赋予沿海国的主权权利,沿海国当然可以行使管辖权。
  对于国际海底区域(下称“区域”)内的海洋考古和历史文物,缔约国应当为“全人类利益”予以保存或处置,应特别顾及来源国,或文化上的发源国,或历史和考古上的来源国的优先权利。[16]“全人类利益”的措辞非常抽象,似应理解为这些文物所体现的文化具有普遍重要意义,是全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其保存对世界各个民族(即全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不应当由某个国家、私营机构或个人据为己有。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没有指明来源国、文化上的发源国,历史和考古上的来源国享有哪些优先权利,或多个国家同时主张优先权时如何处理?从“为全人类利益”出发,存在多个来源国时,宜由相关国家协商决定采取何种保护措施,并由议定的机构统一保管发掘品,既可确保各国可以行使优先权,又不会因为行使该优先权造成发掘品失散而违背了全人类利益。虽然从第149条的起草历史来看,起草者不打算让国际海底管理局享有任何关于海洋考古和历史文物的管辖权或管理职能,但实践中国际海底管理局确实处于管理这些文物的有利地位。[17]2000年7月通过的《“区域”内多金属结核探矿和勘探规章》(Regulations on Prospecting and Exploration for Polymetallic Nodules in the Area)规定,如果探矿者在“区域”内、承包方在勘探区域内发现任何具有考古或历史价值的文物,则应立即书面通知国际海底管理局秘书长,秘书长应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报这类信息;承包方同时应采取一切合理措施,避免扰乱文物[18]。2010年5月通过的《“区域”内多金属硫化物探矿和勘探规章》(Regulations on Prospecting and Exploration for Polymetallic sulphides in the Area)也规定,如果探矿者在“区域”内发现实际或可能的考古或历史文物,应立即将发现和地点书面通知国际海底管理局秘书长,秘书长应将这些资料转交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如果承包方在勘探区域内发现任何具有考古或历史价值的人类遗骸、文物或遗址,应立即将发现和地点以及已经采取的保护和保全措施书面通知国际海底管理局秘书长,秘书长应将这些资料转交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及任何其他主管国际组织。为了避免扰乱遗骸、文物或遗址,在理事会考虑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及任何其他主管国际组织意见做出决定前,承包方不得在一个合理区域内进行探矿或勘探。[19]2012年7月通过的《“区域”内富钴结壳探矿和勘探规章》(Regulations on Prospecting and Exploration for Cobalt-Rich Ferromanganese Crust)也有类似规定。[20]
  4.保护义务与救助法等海事法规则、文化交流和文物保护等规则和相关条约的关系
  实践中,虽然一些国家排除对古沉船适用救助法,但另一些国家的国内法允许商业打捞公司以海难救助名义打捞古沉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此持开放态度,“不影响救助法或其他海事法规则”意味着由各缔约国自行决定。[21]
  同时,公约也不影响关于文化交流的法律和惯例,也不妨害关于保护考古和历史性文物的其他国际协定和国际法规则。[22]也即,未来国际社会可以继续研讨海洋考古和历史文物保护问题,另行制定相关条约。结合公约第311条,可以认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之间可以就海洋考古和历史文物另行缔结新的条约,只要新条约与有效执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目的和宗旨相一致,不影响其基本原则的适用,且不损害没有加入新约的其他缔约国的权利。[23]2009年生效的《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也有类似规定。
  5.保护义务与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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