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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案例)》
电信诈骗专职取款人的责任判断
【英文标题】 Judgment of Liability of Full-time Payee in Telecommunication Fraud
【作者】 马晓宇杨蜜
【作者单位】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期刊年份】 2017年
【期号】 14【页码】 13
【摘要】

【裁判要旨】在网络电信诈骗案中,对专职取款人是以诈骗共犯论处还是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或者信用卡诈骗定性,实践中存在一些争议。此外,对专职取款人身上还携带大量没有证据证实用于诈骗的他人信用卡是否需要单独评价亦成为案件处理的争议点。

□案号 一审:(2014)东刑初字第00797号 二审:(2015)二中刑终字第01106号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5983    
  【案情】
  公诉机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黄星辉、钟旭恒、杨金雄、邵宜才。
  被告人黄星辉伙同钟郁梅(已判决),于2013年5月至6月间,在广东省中山市坦洲镇的租住房内,使用冒充熟人拨打电话的方式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其中,二人于2013年5月29日骗取北京市的被害人揭某(75岁)1万元,于2013年6月13日、6月14日骗取北京市的被害人盛某(76岁)18万元。被告人钟旭恒、杨金雄、邵宜才明知被告人黄星辉等人实施诈骗犯罪,而为其提供帮助。被告人钟旭恒向黄星辉介绍杨金雄,并在黄星辉等人实施诈骗行为时,帮助黄星辉等人联系杨金雄。被告人杨金雄负责为黄星辉等人提供诈骗犯罪所需的银行账户等作案工具,并向邵宜才提供银行卡、身份证等作案工具,安排邵宜才赴外地通过银行转移诈骗犯罪之非法所得。民警于2013年9月24日将被告人黄星辉、钟旭恒、杨金雄、邵宜才抓获。民警抓获被告人邵宜才时,自邵宜才处起获由被告人杨金雄提供的他人信用卡共计84张。
  【审判】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黄星辉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向不特定多数人拨打电话,采用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公民钱财,数额巨大,被告人钟旭恒、杨金雄、邵宜才明知被告人黄星辉等人实施诈骗犯罪而提供帮助,系共同犯罪,四被告人的行为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利,均已构成诈骗罪。被告人杨金雄、邵宜才共同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数量巨大,其行为扰乱了国家的信用卡管理秩序,均已构成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对四被告人依法应予刑罚处罚,其中被告人杨金雄、邵宜才犯数罪,依法应数罪并罚。四被告人向不特定多数人拨打电话实施诈骗,且本案两名被害人为老年人,依法应从严惩处。在诈骗犯罪中,被告人钟旭恒、杨金雄、邵宜才起辅助及次要作用,系从犯。被告人邵宜才到案后如实供述所犯罪行,认罪态度较好,被告人杨金雄、邵宜才在家属的配合下退赔了被害人的部分经济损失。根据案件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被告人黄星辉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1万元;被告人钟旭恒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被告人杨金雄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4000元,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2.4万元;被告人邵宜才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2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2.4万元;责令被告人黄星辉、钟旭恒、杨金雄、邵宜才与另案处理的钟郁梅共同退赔19万元,发还被害人揭某1万元,发还被害人盛某18万元。
  一审判决后,黄星辉、杨金雄以量刑过重为由,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北大法宝
  【评析】
  本案审理时的焦点问题是:作为专职取款人的杨金雄、邵宜才的行为是构成诈骗罪还是其他犯罪?如何认定电信诈骗专职取款人的罪数形态?如何评价专职取款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
  一、专职取款人的罪名认定
  为逃避侦查,电信诈骗犯罪中的取款、转移赃款等行为往往由犯罪行为实施地以外的多个地方的专职取款人完成,他们辗转各地为诈骗团伙取款,从中获取劳务费。
  本案中,杨金雄的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金雄构成诈骗罪的罪名不成立,杨金雄的行为应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这就涉及此罪彼罪的界限以及共同犯罪问题。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侵犯的客体是司法机关对刑事犯罪进行追究的活动,客观方面表现为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主体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的规定,“事前与盗窃、抢劫、诈骗、抢夺等犯罪分子通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以盗窃、抢劫、诈骗、抢夺等犯罪的共犯论处”。“通谋”一般指二人以上为了实行特定的犯罪,以将各自的意思付诸实现为内容而进行谋议。由于共犯人在着手实行前就犯罪的性质、目的、方法、时间、地点等进行了策划,故其犯罪易于得逞,危害程度严重。[1]为准确定罪,就需要厘清被告人之间是否系事前通谋,就实行犯罪进行了策划和商议,在着手实行犯罪之前是否已经形成共同犯罪合意。
  主观意思支配客观行为,客观行为是主观意思的外在表现。本案中,杨金雄购买大量银行卡后,将卡号提供给黄星辉等人,将实体卡邮寄给邵宜才。黄星辉等人行骗时将卡号编辑成短信发送给被害人,诱骗被害人向该账户存款。得知被害人已经存款后,黄星辉拨打银行客服电话查询钱款是否到账,确认到账后联系并告诉钟旭恒,钟旭恒继而联系杨金雄,最后,邵宜才再根据杨金雄的安排到银行取款,并按约定比例转账。90%的诈骗所得最终转入杨金雄提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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